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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名人的恩怨
  •  2013-10-17 14:48:33   作者:sn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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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名人的恩怨

    (2012-12-28 14:53:00)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的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汤恩伯招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上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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