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请王丰教授讲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今天有5位评议人,咱们可以展开讨论。滇庆多年前在这里做过储蓄率问题的报告,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会。
好,下面请王丰教授来做讲演。
王丰: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今天下午来参加这个活动!首先要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
向大家介绍一下,周雪莲是我们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我们中心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天则是国内独立的,也是独树一帜的智库、研究机构;我们的研究中心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联合办的这样一个中心,但是我们中心的宗旨和天则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很注重独立、高质量、有影响力。清华大学还是给我们中心很多独立性的,还是很尊重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相似性。
去年,在布鲁金斯学会执行主任在这边访问的时候,我们举行过一些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和国内不同方面的智库举行了一个讨论会,介绍了一下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情况。我当时见到了张老师,但是没有机会接触。6月底博源基金会成立5周年的时候有一个学术会议,开场当天,两位很资深的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发言,一位是林毅夫老师,还有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先生。这两位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略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是作为被邀请的讨论人之一,讲了几句,主要是讲一下人口红利的影响。张老师可能觉得这个事情还值得继续再谈,所以今天特意安排好过来与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中国有很多事情,大家知道,是嘴上讲的一套,实际做的是一套,往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最不关心的事情。人口就属于这其中之一,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是过去30年来,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国策来控制人口也不清楚,到底是就生一个孩子呢,还是要控制人口,用什么手段控制人口。我看今天的新闻又在报道,说是年底或明年年初会出台政策,可能会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所谓开放“单独”。这个事情讨论很长时间了,一直是在媒体的视野中,但实际上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是严重滞后的,而且对基本情况非常不了解。还有其它一些例子,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人口问题是一个所谓的基本国策,但实际上到底人口情况怎么样?人口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在30年过程中有哪些变化?这些实际上是不清楚的。所以我想今天下午的报告就是以这个为开口。
我想用大概一半的时间来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三部分吧,第一部分我想讲一下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这里讲人口红利是什么方法,怎样定义。第二部分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第三部分讨论关于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中国未来社会的变化,人口在中间可能会起哪些作用。这里面有些问题我们是比较清楚的,还有很多问题是不清楚,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讨论,把这个研究往前推。
开始我先举一个例子。李克强总理在新任总理以后曾讲过,中央也意识到中国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0年的人口普查已经核实了这一点。李克强总理就任后不久,讲到我们下一步中国的经济主要靠改革红利,但是他说我们劳动力还会一直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还有9亿劳动力。
我们看一下劳动力还有多少。如果按照现在的定义,就是用15岁到64岁定义,这是大家很习惯的60年代出来的对劳动力的定义,这主要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我们2012年在这个地方(图略),就是基本上到顶了。到2030年的时候,实际上还不止9亿,还有9.4亿。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数字还不是完全准确,但是肯定是按照15岁到64岁来定义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尽管我们还有很多很早就退学工作的儿童青少年,但是中国整体来讲把15岁作为劳动力年龄下限显然应该是不合法的。另外,在农村不止64岁,但在城市里面退休年龄大大低于60岁。所以,如果按照20到59岁来统计的话,那么中国到2030年就不是还有9.4亿,而只有7.5亿,差2亿。一个国家的总理,在用一些数字的时候,当然是延续传统的说法,15到64岁,但是这个数字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新上任的总理,在讲未来的人口的时候,偏差会大到1亿,在这里是2亿,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虽然说对人口问题很重视,实际上对基本的数字都不清楚,从国家总理开始。所以说对人口重视,实际上是不重视。如果重视的话,说是基本国策,实际上就是抱着过去老祖宗下的信条,不再做任何的动作。如果真正重视的话,应该对现有的情况进行一个更及时、准确的了解。所以我开头就想讲,我们一直讲对人口很重视,实际上不是很了解。
下面进入正题。近来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讲到人口红利的消失。这里面我想做一些技术上的解释,前面会稍微有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社会上有很多误解,就是把我们有很多人或者年轻人认为是人口红利的意思,所以就会有人讲,比如原任的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也学过人口,他说,人口多,年轻人多,不是红利,是负债。我想很多人都这样想。我们改革初期之所以会有独生子女政策,就是认为人口多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负债,这不是人口红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就是人口红利不是指的年轻人多就行。所以我们在计算人口红利的时候,无论从概念上还是计算上讲,都不能说人很多,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我们就有人口红利。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出现过一次历史性的人口转变,就是从原来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这样一种人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出现两个事情,一个是人的期望寿命的延长,这是推动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的原因,而不是生育率。生育率没有上升,我们看一下这个统计表。
这是人的长寿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且人的知识的积累与人的健康、长寿都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听得比较多的是,劳动力供给会产生一些变化,这里面当然有储蓄的作用。这就是说,当人们长寿的时候,他会考虑到积蓄,积蓄就会变成资本,促进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所以,最广义地来讲,人口红利的范围是很多的。我们具体来讲,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有一段时间,一批年轻人会进入到劳动力的年龄。这就是说,如果要和相应的条件结合的话,会产生经济增长的红利。这里面红利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下面我会讲这个条件是什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这里要强调一点,人口红利是不可以再重复的,就是我们指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红利。因为这方面大家把红利当成一个社会的时髦词了,所以会说这样一个红利,那样一个红利。但是人口红利是不可重复的,这就是一次性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广义来讲,这是对一个人口转变过程的描述。在传统时期,所谓的工业化前时期,死亡率很高,人口增长率很低,这是人口增长率(图略),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死亡率会高于出生率,比如说有大的饥荒、大的瘟疫,但是从17世纪以后,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如果研究健康,研究人类疾病史的话,这些大的波动,从这之后就开始消失了。这里面有人的基因进化的因素,也有社会公共卫生的因素。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就不讲了。
第二个阶段,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是以死亡率下降带领的。当出生率还没有下降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看到的人口非常快的增长。现在随着一段时间的滞后,出生率也开始下降,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又回到了低增长率的阶段,但是是一种不同的组合。像中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第四个阶段。人口红利就是在下降过程中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讲人的期望寿命还会有100年增加一倍的可能性,出生率现在也非常低了,不可能再大幅度地下降。所以因为年龄结构造成的人口红利是不可能再重复的,对全世界来讲只有这一次。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数字。这是联合国在2011年给出来的全世界人口增长率,从18世纪中期到现在,而且有对未来的预测。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人口增加、人口爆炸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增长率确实是非常高。在2%的年增长率的话,就意味着人口30多年就翻一番。我们现在是在这一点上,从全世界来看的话,历史这个弯已经拐过来了。而且下面是三个不同的预测,不管按照哪一个预测,人口增长率都会大幅下降。如果按照中间这个预测的话,人口增长率今天后会是在0.6%。中国现在人口增长就已经是在这一水平了。所以对中国来讲,再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所以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看到的人口爆炸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这也是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已经变化了。
对于中国来讲,联合国的两次人口预测,在两年之内,就会有巨大的变化。上面是2008年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的预测,下面是2010年的版本。这二者之间,增长的峰值差了将近1亿,而且峰值到来的时间也大不一样,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按照过去高生育率的假设下,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达到15亿,而且峰值是在2030年以后。可是现在看来,联合国2010年修改后的预测是,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4亿,而且在2016年左右就会达到。联合国的预测为什么在两年之内做出这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但是主要是联合国接受了中国的人口学者根据中国近年来的人口数据分析,按照现在生育率的水平,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根源。我想,刚才两张图(略)都在讲,无论从全世界还是从中国来讲,人口增长的大船现在已经调头了,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了解得更多。
人口红利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意思?大家先来看一张图(略)——东亚地区生育率趋势,就是每对夫妇平均估计会生育几个孩子。下面是日本,上面是东亚的几个经济体和新加坡,现在基本上都是在1~1.5之间,就是一对夫妇平均期望生育的子女数已经在近年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下基本上都到一个水平了。这对未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人口红利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比如蔡昉他们用回归的方法把年龄结构的变化放到里面,其他人也有其它的方法。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安德鲁?梅森在夏威夷大学经济学系,我们在一起做的计算。这里就是把人口红利看作对人均生产率提高的变化,或者我们讲对生活水平提高变化的对它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实际上可以量化,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我们看这里,就是如果把人均的产出看作总的消费人口,这里是总的劳动力人口,就是所谓的总的人口,总的人口就是消费人口;这是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个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能生产多少;这里是人员结构,就是说在整个的消费总人口中间,你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公式,把它算成增长率的话,带点的就是人均生活水平,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率等于两块,一块儿是劳动生产率,一块就是有效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和有效的消费者增长速度之差。前面这一块就是我们讲的人口的红利,就是人均的产出增长率分解成了两块。下面要做的就是计算这个部位,就是把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算出来。这里我们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地用的人口,而是把不同年龄的人口和他的收入、消费水平加权。这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人口年龄结构,这是宏观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里说的是考虑到微观的,在个人水平上表现出来的消费水平的变化。
这是用的2007年调查的一个事例,就是看到人在不同年龄消费,平均人均消费水平,这是不同年龄的劳动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这个生命周期是很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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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算人口红利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你把每个年龄的人口(我们都有,过去有普查,前面有预测),每一年都有,同时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年龄,你的消费是按照这个曲线周期来消费,加权以后就得出来有效消费者,不是一个人就顶一个人,不一样的;同样,把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收入的水平进行加权计算以后,得到了每一个年龄组有多少我们称之为有效劳动者,有效生产者,所以这是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个概念和一般的就把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放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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