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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在哪里?
  •  2013-07-30 14:54:58   作者:小渔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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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在哪里?

    小渔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未来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未来的农业是什么样的农业?未来的农村将是什么样子?“三农”还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吗?我想何慧丽教授的过去10年为习近平主席的未来10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乡村建设试验的落后的“惯性”土壤

    了解何慧丽教授兰考试验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南马庄的综合性合作试验,还是胡寨的专业性经济合作试验,都没有像北京的小毛驴农场一样取得所谓的现阶段成功。为什么两者会产生那么大的差距?

        其一,中国是一个党政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策扶持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处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南马庄、胡寨得到的政策扶持当然没有像处于中国经济驱动力核心的北京市海淀区对小毛驴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大。

        其二,以村落农民为主的南马庄、胡寨村所拥有的内、外资源及其对资源配置的能力,包括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能力,没有作为大城市城郊农场的小毛驴多和强。农民搞合作社,首先面临合作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很难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力量。所以,虽然兰考的南马庄、胡寨10年来在何慧丽教授和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举办了无数次的社会参与活动,但其所从事的各种项目,不是失败了,就是勉强能够生存,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比如南马庄的购米包地试验、购猪认养试验相继热闹了几年不再见多少动静了,而小毛驴的包地种菜试验却取得了成功。

        其三,南马庄、胡寨村面临的区位资源流出效应比小毛驴要严重的多。在过去10年和未来10年中,GDP增长依然是所有指标中的核心,城市是所有资源的吸纳者、农村是所有资源的流出者。所以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兰考县虽然通过招商引资取得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它仍属于资源的被吸纳对象,新农村建设的资源依然是国家财政、省财政的补贴,所以无论是人、钱、土地、粮食等村庄所拥有的可涌入城市资源都要涌入城市。剩下的只有微弱政策扶持下甚至市场环境极其恶劣的、带领着以老人妇女为主的合作社的张砚斌、王继伟们。而小毛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处于特大城市资源的外溢地带,自然面临的流出效应要小的太多。

    与小毛驴相较,南马庄、胡寨确实落后了很多,何教授们多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包括城乡互动的事情,似乎都是事倍功半。然而南马庄通过以打造生态大米为中心的新农村综合实验和以胡寨以打造生态蔬菜为主体的专业型经济实验,还能够“盆景式”的活下来,而且一活就是10年,今后还能因地制宜地奋斗发展下去,就恰恰证明了符合生态文明战略的“合作农民、生态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思想是成熟的、是值得借鉴的。

    官场不适症缘由

    不理解何慧丽教授的官员认为何慧丽搞的新乡村建设在反市场、反招商引资。其实何慧丽教授新乡村建设的核心思想只是希望留守在村庄里的农民们日子过的更好一点、农业发展的更持续更安全一点、农村建设的更宜居一点。她只是想守住农村资源,进而通过农民合作和生态产业转化为农民自己的资源,实现与市场的平等对接。而像很多招商引资项目在贫困县恰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为他们只圈地不建厂。

    她说:“政府毕竟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一面,至少2006年农业免税之后,做得好多了。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她只是希望政府能拿出多一点的时间来研究和扶持农民、农业、农村,而不是搞什么损害农民利益的招商引资项目。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还是现阶段的中国,农业都成了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都是需要政府强力扶持的产业。不同的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不一样、农村的方子不一样。无论是何慧丽教授的通过农民合作提升农村经济、还是搞文艺队提升农民自信,她始终站在三农的角度思考和实践着中国的新乡村的未来走向。所以与官员花大量的时间完成短期的GDP指标相比,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

    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者

    正如赵大娘说:“那个媳妇儿(何慧丽)不去宾馆,住农民家。她穿得孬,吃得孬,光喝农民的糊涂(玉米面粥)、面条,吃农民一顿饭,她都要给5块钱,完全是共产党干部的做法。农民家院子里有鸡屙的、牛屙的,她穿着皮鞋就踩上去了……”假如中央政治局419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沿着何慧丽常委的路走下去,那么党和国家的基层群众工作必将焕发新的活力。

    挖掘传统文化对新乡村建设的影响力

    她声称,自己在罗家村发现了“异于现代性的乡土性逻辑,异于经济社会的自然性逻辑”;之前她所从事的新乡建运动,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做仍然只是治标,而治本的则是文化体系,“所以我就走到了做弘农书院上来了嘛”。

    当通过农民合作、文艺队等形式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把农村的人力、土地、资金等资源进行技术和制度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内部、外部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合作遇到了发展性的瓶颈。在传统文化被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和拜金观念瓦解殆尽的时候,孝悌文化依然根植在每个中国家庭和个人的心中,孝悌文化是联接城市与乡村、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媳妇等关系的核心纽带。如果挖掘出能够提升农民合作、农民与市民合作的文化因子,必将给新乡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借鉴。

    所以,何教授是经由10年基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不断地根据条件调整目标,走到了“弘农书院”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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