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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被"鸡头"改变的村庄
  •  2013-06-12 20:51:04   作者:曹勇 刘向晖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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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2年12月20日 19:29
     

          东方网12月20日消息:“我哭不出声来,我用牙刷盒子把我的左手腕锯开了一个口子。这时××来了,他用力箝住我,扯我的裤子……××走后,我继续割腕,割开了一寸三分长的口子。我边割边用自来水冲洗,以使血流得快些。我想我没有脸见我的爸爸妈妈了,割腕的嚓嚓声中,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摘自小翠(化名)申诉材料第20页

           在当地,以非法组织卖淫为业的分工严密的“鸡头”集团已猖獗了近十年之久,为数众多的当地少女遭到残害;

          当地的淳良民风正逐渐改变:就像任何一种赚钱行当一样,做“鸡头”变成了一种职业;“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当地几成现实。

          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读者向记者报料,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湖南省溆浦县有一批被称作“鸡头”的人,他们拐带女孩,强奸她们,并强逼她们卖淫。

          那位读者说,几年前当地一位名叫张希生的老人对“鸡头”现象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并带领一些受害女孩家长进行抗争。但这些抗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几天后,记者前往张希生老人的家乡溆浦县低庄镇,展开了调查。

    在张希生家

          溆浦在湘西,从长沙坐车西行,还有近十个小时车程。这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于此,并写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正是初冬时节,阴雨天气已绵延了好多天。11月16日,冒着蒙蒙细雨,在换乘了火车、长途客车、小公共汽车和“慢慢游”(当地对简易机动车的称谓)后,又踩着泥泞在乡间小路上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七八点,记者终于到了张希生的家———溆浦低庄镇荆湖村。

           一个极为普通的乡村人家,不寻常的是,堂屋的四壁上贴满了条幅。一幅狂草格外醒目:“当年保卫一方安,蛀虫害马亦胆寒。刀上有钢草木断,心中无私天地宽。”张希生的老妻说,这是张平时感叹时局写下的明志之言。

          在溆浦,张希生是个大大有名的人。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嫉恶如仇,为人热忱,好打抱不平。更难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们有事总爱找他。根据张妻的介绍,多年来张希生共协助当地警方破获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们来晚了,他现在进监狱了。”张妻说。年中,62岁的张希生在带领一帮老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一情况时,因人群中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抓。9月,张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7年徒刑。

           将挤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赶走后,张的儿子张妙林小心翼翼地从里屋找出一个油纸口袋,低声说:“这就是村民们反映的材料。”

          这本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厚厚材料,张希生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整理出来,它记录了该镇7名被骗外出卖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泪控诉。这本能侥幸保留下来的控诉状,真实记录了发生在少女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一幕:

    血泪控诉:被骗外出、强奸、被迫卖淫

           1998年12月2日。一个令低庄阳兴村农家女小莲(化名)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荆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们的年龄在14至16岁之间——在邓娟等当地女孩“到外面玩玩”的游说下,被从家门口带离开。

          后经证实,邓娟等是受“鸡头”龚海建指示的。邓娟早年被龚海建带出去,后来成了“二鸡头”。

          第二天,在龚海建等人的带领下,小莲等4名女孩被骗到广西贵港市一家旅社住下。当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恶上演了。借助小莲、小翠等人的回忆,我们得以接近那个血泪斑斑的夜晚:“我听到小翠的房间里传来噼噼啪啪的打斗声和哭声,起身去看。原来张贻胜(龚海建同伙)摸到小翠的房间,捂住小翠的嘴,要强奸她;小翠不从,挣扎着跑到窗边,说:‘谁敢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张贻胜走过去,噼噼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又两脚踢在她的小腹上,说:‘你觉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张明(龚海建同伙)睡去!’小翠仍然不从,张贻胜将她的鞋脱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见小翠的嘴血沫飞溅,脸一下子就乌青着肿起来。”

    ——摘自小莲1999年3月28日控诉材料第12页

    小莲、小菊、小梅分别遭到龚海建同伙的强奸,小翠幸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买刀片割腕自杀,但她没钱。这天晚上,她最终没有逃脱厄运:

           “张贻胜过来抱我,我一动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只手箝住我的手,用一只脚扣住我的脚……”

           “我恨死了他们,我说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们不许,张勇说,‘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钱,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诉材料第8、20页随后小翠被“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

          4名女孩就这样在贵港开始了卖淫生涯。在那里她们遇到了很多来自低庄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分别被带到南宁、深圳、北海,在那里,她们也遇到了很多低庄女孩。

          除了这4名女孩外,材料还附带另外3名女孩的控诉,其中一名女孩是张希生的外侄孙女,她被拐带强迫卖淫时只有13岁。而另一名13岁女孩小华(化名),在小莲等4名女孩被带出后的第二天,被双井乡人张某等带走,在40多天里接客70余人,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性病。

           在控诉材料的最后,小莲是这样结尾的:“听老人讲,过去有一首歌,说生活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妇女在最底层,看不见太阳,看不见的天,数不尽的日月,数不尽的年。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铁树把花开……我在想,铁树真的开花了吗?”

    家人:从抗争到绝望

          为了找回女儿,小莲的家长们曾想求助于警方,他们到低庄镇中心派出所报了案,却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无奈之下,古月瑞(小莲的父亲,化名)、张刚(小翠的父亲,化名)等决定自己去找。这时他们已知道女儿是被龚海建一伙带走的,他们找龚海建的父亲要人,哪知龚父哈哈大笑,斜着眼睛,嘴角一撇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已不是一两回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

          最后,被逼缠得无法脱身的龚父被迫带古月瑞等前往贵港。其时小莲已被带到桂林卖淫,一直等到晚上6时,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儿:她面黄肌瘦,浑身发颤,不敢说话。但他什么也不敢说,在接女儿走时,他看见一群群“鸡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俩,眼神“像要杀人一样”。

           同去的小菊母亲则没有这般“幸运”:“鸡头”并未如约将小菊带来,伤心绝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门口哭喊起来。但“谁也没有理她”。

          回到低庄后,小莲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言不语。她说曾想向当地警方报警,但有一次来了个警察,听说她只有14岁,便骂“鸡头”:怎么这么小的也搞来了?

          愤怒之下,古月瑞决心联合其他几个家庭,向公安局举报。但是他们跑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后来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张希生。就是从这时起,张希生老人带着他们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们偶然中听说低庄派出所将一名涉案“鸡头”抓获,曾非常欣慰,以为正义将得以彰显,但很快便失望了:这个鸡头不久就被县公安局放了。

          为此,张希生曾带领古月瑞们找到时任溆浦县公安局局长的沈某,张希生大声质问:为什么会这样?沈局长很尴尬,让张希生“坐下好好讲”,但张希生讲到激愤处,把材料往桌上重重一摔,一拍桌子站起来,两眼直视局长:“这么小的女孩子……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解决?”

         惟一的“胜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但为了让她们回家,她们家人各出了1500块钱,作为办案人员的“差旅费”。关于此事,张希生和一名办案人员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

          张问,你们办案怎么向受害者伸手要钱?对方答,暂时由他们垫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钱,再还他们。张希生又问,按国家规定,你们不是吃公粮的吗?答,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算得了什么数?镇上说了才算数!

           在当地反映情况没用。当年6月中旬,张希生带古月瑞们到省城长沙告状,他将自家的粮食卖了,给了同去的12个人每人100元钱作路费,以致回家后自己都没有粮食吃了。

           四年下来,他们告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古月瑞说,“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塘里,泡都不冒一个。”张希生被抓后,他们更是彻底死心了。

    低庄有多少“鸡头”?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监狱内,张希生接受记者采访。

    “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个个都该判死刑。”尽管是在监狱的会客室里,这个倔强坚毅的老人仍然斗志昂扬,声音洪亮,透过铁栏杆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犀利。

           老人说,几年来,他对低庄每个乡村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他采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每个村都有数十个“鸡头”,低庄镇共有25个村,按最保守的统计,整个低庄差不多有500到800个“鸡头”。

          11月23日,记者从溆浦警方得到一个非正式统计的数字,一名警官说,通过他们多年的观察,低庄的“鸡头”估计有近千名。

          “鸡头”的产生,应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那时湖南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无文化又无资金、技术,更不愿意吃苦,却又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卖妇女的主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组织卖淫来钱更快,这些人就摇身一变,又成了“鸡头”。

           “鸡头”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一批“鸡头”很快暴富起来。记者在低庄采访期间,不时听到类似的“传说”:谁谁谁当年如何如何、后来收手不干了、家中资产若干等,说者口沫横飞,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鸡头”组织的内部运作

          一名收手的“鸡头”透露,“鸡头”一般是有组织的,而且很多带黑社会性质。

           一个大的“鸡头”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有“扎地盘”者,负责到一个地方“开辟市场”,交结官吏,寻找靠山,并负责协调和其他“鸡头”组织、黑道帮会的关系,有时还充当打手;有“带货者”,负责在家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组织“原材料”,并送到目的地;有“媒子”,负责引诱、劝化、培训被拐来的女孩,最终让她们完成“职业化”过程。

           一般来说,“媒子”通常由曾经被“鸡头”拐出卖淫、后来被驯服变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鸡头”)担任,她们引诱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当女孩不从时,往往是“鸡头”唱红脸,她们唱白脸,用“在家呆着有什么好,不如跟我们出去赚钱”之类的言语进行洗脑。培训的内容,包括强行组织女孩观看现场性交表演,以去掉她们的羞耻心和防卫意识,传授“职业”技巧,并进一步教会她们如何从嫖客身上蒙骗、诈取更多的钱财。

            根据小莲、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张希生的调查,龚海建一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鸡头”组织。但龚海建一伙并非低庄最大的“鸡头”组织。张希生说,最大的要算陈某,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陈过去当“鸡头”时,手下控制着至少100多个“鸡头”。这个说法在警方那里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警方同时说,“他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鸡头’了”。

           那名已收手的“鸡头”说,和那些单打独闹的“鸡头”相比,“鸡头”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鸡头”一般只敢对一个女孩下手,“鸡头”组织可以一次性对一大批女孩下手。“鸡头”多以“大家一块出去玩”、“介绍到某地打工”、“谈恋爱”等名义引诱女孩,一旦出门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范。

    猖獗的“鸡头”现象背后

          除利益驱动外,张希生将低庄“鸡头”泛滥猖狂的原因,归结为警方某些人的纵容和不作为。以龚海建拐带小莲等为例,他一直认为警方某些人和“鸡头”之间,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往来,所以根本就不管这个案子。

           11月24日,溆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希生误会他们了。实际上他们曾经派人调查过此事,还于2000年8月将龚海建刑事拘留,并移交检察院起诉,龚后来还被判了刑。但龚的同伙,限于条件,公安局没能将他们一一抓获。

          这个“限于条件”,指的是什么?

          该负责人说,公安局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该局几百号人,一年包括工资和行政、办案经费在内,只有200余万元。很多干警每个月只能拿不到一半的工资———比如他自己,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元到600元,还经常得为某个基础工程或者公益事业捐赠。

           人手紧张也是公安局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些乡一个派出所就只有一个人,连办公室都没有。“这个警察又要维持日常的治安,又要长途跋涉去解救被拐少女,还要捉拿‘鸡头’,他办得到吗?”

           该负责人说,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着法律上的一些困难。法律规定,要指控一名“鸡头”涉嫌组织卖淫,就得提供齐全的证据:除了要有卖淫者、组织者的口供和证据外,还要有嫖客的口供和证据——“但嫖客往往是流动的,你到哪里找?”

           “在很多时候,我们抓到一个‘鸡头’,明明知道他拐带组织卖淫了,你就是没有足够证据办他,你说我们着不着急?加上经费的困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对他们进行治安处罚,罚一点款了事。”这位负责人说。

    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在此背景下,几年来有多少女孩被“鸡头”带走?

           对此问题,张希生也无法回答。

          据古月瑞说,他所在的阳兴村,几年来已有半数以上女孩遭到“鸡头”的毒手。

    校园和“鸡头”的“战争”

          据了解,近几年来,“鸡头”已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当地学校。

          2002年11月20日上午,按照张希生的指点,记者来到低庄某学校。和记者见过的其他中学相比,该学校除了紧闭的校门,还有高得有些异乎寻常的围墙。

          记者要找的是钟建云(化名)老师,四年前,他尚在念初二的女儿小惠(化名),从这里被骗到了外地。

          那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实行封闭式教学,小惠爱到校门外玩,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叫李明的年轻人。低庄人李明时年18岁,无业,平时偷摸嫖赌,打架抢劫,曾被劳教过。李明对小惠说,他要和她“谈恋爱”。

          1998年10月,小惠被李明带到浙江。钟建云夫妻天天请假外出寻找,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沮丧中,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钟妻卧轨自杀,幸被人救起。

          出走一个多星期后,小惠打来电话,向钟哭诉李明用衣架打她,将她的眼睛都打出血来,因为她“不听话,不服从安排”。钟建云夫妇大急,跑到李明家中,逼迫李明父亲一块外出找人,两个月后终于将女儿找回。

          小惠绝口不谈在浙江的遭遇,钟建云夫妇只好将她转到几百公里外的一所学校读书。不久,小惠被检查出宫外孕,在手术台上历经生死之后,这个14岁的初二学生终于向父母哭诉了事情真相:李明是个“鸡头”,他将小惠带到江苏南通后强奸了她,给她吃摇头丸,并逼她去“挣钱”。

          钟建云夫妇虽然震惊,却不敢报案,除了担心名誉受损外,主要害怕受到“鸡头”更厉害的报复。“你不甘心又能怎样?”

          该中学随后宣布实行封闭教学,并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加高。“这就像一场战争,高高的围墙就像一堵城墙,‘鸡头’们想方设法要攻进来,老师们千方百计要守住。”一位老师说。

          其实,“战争”从1997年左右就已经拉响,小惠的遭遇只是众多“战役”中最为惨痛的一起:她的父亲是老师——如果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住,这样的防守是怎样的软弱和悲壮?

           在这位老师的记忆中,镇上隔三岔五就会传来消息:某中学某年级女生又被“鸡头”带走了。记者从该县公安部门得到的情况是,类似的案件在溆浦每个月至少要发生好几起。对此,老师们起初感到愤怒,继而感到无奈,随后就麻木起来。

          “鸡头”们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在1997、1998两年。“一到学校放学,校门外就会呼啦啦地窜来许多摩托车,只要见着漂亮的女学生,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就上前搭讪。”钟建云所在学校附近一位居民这样向记者描述当时情景。

          这些人是“鸡头”们派来“勾”女学生的马仔。早先,“鸡头”们亲自出马,但女孩们一见他们就感到害怕,“鸡头”就只好用年轻的“马仔”来达到目的。

            “鸡头”们为何要将手伸向学校?低庄镇中心派出所一位警察说,一些被抓获的“鸡头”交代,因为不少村庄的女孩几乎都被带出去了,眼看“原材料”要枯竭,“鸡头”们必须开拓新的“材料基地”,中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鸡头”们打主意的对象;另外,当时的“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需求,很多嫖客喜欢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

           一个女老师告诉记者说,前两年一个宾馆的老板陪镇上领导到学校视察,那老板原先是个“鸡头”,后收手转行,但宾馆里仍然有色情服务。望着一些女学生的背影,老板满脸得意地说:“你看,我们宾馆后继有人啊!”领导一听,哈哈大笑。

          这事被学校老师视为奇耻大辱,一些女老师在私下里谈起时不免要偷偷落泪,但光落泪有什么用?

           “没有谁来改变这一切。”女老师愤愤地说。

    被改变的民风

           在低庄,说起“鸡头”时人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愤怒?不齿?鄙夷?嘲笑?

           “不,你错了。”某村村民王福成(化名)神色平静坐在记者面前,悠闲地点上一支烟,“只要能赚钱,做什么不好?现在谁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王说,在当地很多人眼里,做“鸡头”就像做厨师、做买卖一样,是一种平平常常的职业。大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谁关心它合不合法,龌龊不龌龊?”

          王有个邻居,是个带着两个女儿的寡妇,前几年,受“鸡头”启发,寡妇带着两个女儿到了福建。几年后回来,寡妇将自家的房屋翻盖一新,两个女儿艳丽的服饰也晃得人心慌。起初,村民们还在背地里“撇撇嘴角,指指点点”,后来王就发现,大家似乎对她家漂亮的家具更感兴趣。

           某些场合寡妇也给人讲在福建“闯荡”的经历,一些村民羡慕地说:“你真有福气,生了两个女儿。”

          王福成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低庄在生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别的地方是重男轻女,而低庄却是重女轻男。在一些人的眼中,生10个儿子都比不上生1个女儿。

           据说在低庄,当经济不宽裕时,男人特别是年轻男人已习惯了鼓动妻子或女友出去卖淫,他们并不一定是“鸡头”,但只要能赚回钱,是不是“戴绿帽子”的议论,他们不在乎。

          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当地年轻人的择偶观。王福成说,一些低庄青年在交女朋友时,首先注重的,不是女孩人品好不好,而是女孩有没有“卖相”。“的的确确是这样。”见记者半信半疑,王福成赶紧声明。

          人们对“鸡头”的情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按道理,我们应该恨他们才对,可有时候我们又对他们心存感激。”低庄荆湖村一位村民说。

           前年,他们村两名女孩被一个女“鸡头”带到外地,过不了多久,女孩家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女孩的汇款。于是,她家人不再抱怨了,“听到有人说对‘鸡头’不利的话时,还站出来帮她说话”。

          11月24日,记者离开古月瑞那间破旧的房屋时,他迟疑着说:当初他们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吃那么多的苦,一定要讨个公道,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也不是想得到赔偿,而是希望警方惩治“鸡头”,使乡亲们不再受到“鸡头”的侵扰。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女孩自己要主动出去?还有人指责我们多管闲事?”

            他小心翼翼地问:“你说我们错了吗?”

    7个女孩的结局

           在溆浦采访的日子里,记者一直未能见到7个被“鸡头”改变了命运的农家女孩。

           根据古月瑞等人的描述,这些女孩已纷纷于2000年前后外出。在张希生们的上访努力屡屡受挫后,她们已失去信心。

          以下是记者了解到的她们的去向:小莲、小翠,她们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打工,每天加班到深夜,月工资只四五百元;

         小梅和小华,都得了严重的性病,没钱治疗,最终返回贵港,重操旧业;

         小菊和另外两名女孩的下落,迄今无法知道。有人说,她们在打工,也有人说,她们到别的地方“另立山头”去了。

           七个女孩里,年纪最大的也还没有二十岁,她们的青春之花还没有开放,就已经凋谢了……

     

    评论:惊看“鸡头”如何改变一个村庄

           “鸡头”改变了村庄,“鸡头”使一个镇的村民都富了起来,“鸡头”正带领着当地村民奔“小康”。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据2002年1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在湖南溆浦县低庄镇的25个村,有近千个“鸡头”,而最大的“鸡头”陈某已当上当地某村的村委主任,手下控制着100多名“鸡头”,正在带领当地的农民奔“小康”。

      这里所说的“鸡头”,不是动物界的鸡头,就是人们专指的拐带妇女、逼良为娼、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正是这样的“鸡头”,短短几年,改变了低庄镇所有的村庄,改变了当地村民的思想。

      是什么让“鸡头”改变了当地的村庄?是什么让“鸡头”改变了当地的村民?“鸡头”凭什么能带领当地的村民奔“小康”?

      实际上,“鸡头”并无什么高招,也不是因为拐带妇女出外卖淫而见多识广,回到老家后改过自新,靠学来的新技术、新经验而带领当地的村民奔“小康”。他们所有的仍然是把当地的妇女一批又一批地拐带出去,让她们出卖色相,让她们的家庭富裕起来。

      可能有人会问,拐带妇女、逼其卖淫是违法行为,时刻都会受到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鸡头”凭什么能长期让出外卖淫成了当地村民奔“小康”的一条坦途?

      细究起来,“鸡头”拐带妇女出外卖淫,长期无人管无人问,是其中个由。低庄阳兴村的古月瑞(化名)得知自己的女儿被“鸡头”龚海建等拐带出去而去找龚父要人时,龚父则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不是一两口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如此猖狂,城里人可能不信,可龚父说的的确是事实。古月瑞不是没有找过警察,只是警察叔叔要他们每家出1500元的找人费,否则,不予受理。而1500元,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

      因而,警方客观上因经费紧缺而向受害者家属索要经费导致的结果,是对“鸡头”拐带妇女、逼其卖淫等违法之事的放纵,就是这样的放纵,才使“鸡头”更加胆大妄为。

      另一方面,许多受害者在担心名誉受损的同时,更担心因上访告状而遭报复,也使“鸡头”更加肆无忌惮。当地带领被害者家属连续四年到省、市、县上访,最终得到的不仅是“像一块石头丢到水塘里,泡都不冒一个”结果的村民张希生,就因一次上访时,上访人群中有过激行为,被当地警方所抓,并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9年徒刑。尽管这个年迈之人曾协助当地警方破获过300多起案件。有此“榜样”,当年随其告状的人不得不绝望,不得不忍气吞声。

      就是这样,当地的村民在不少人走过了由抗争到绝望,由绝望到麻木的路后,开始了对“鸡头”给他们带来的现实的认同。而“鸡头”正是抓住了警方的变相保护及当地村民无可奈何容忍的机会,利用经济做杠杆,完成了一个让当地村民“穷变富”的“实践”。并利用农民讲究现实的原始本性,彻底地把当地的村民,纳入到了他们开辟的“小康”之路。

      据说,当地有一个寡妇,带领自己的两个女儿到福建两年,回到家即把原来的破草房翻盖一新,女儿双双均整日一身时新打扮,家中的家具也如城里人一般。于是,当地人的思想彻底改变了。他们不再关心其它,而是关心能不能赚上钱,能赚多少钱。前述低庄镇手下有100多个“鸡头”的大“鸡头”陈某,能够当上村委主任,恐怕就是这样的心理使然。据说,由于“鸡头”的作用,村里许多原来穷困的家庭靠女人外出卖淫逐渐富了起来,一些村民便因此由起初对“鸡头”拐带自己女孩心生的怨怒,慢慢变成为后来在有人议论“鸡头”时,替“鸡头”说好话,直到对“鸡头”心存感激。

      于是,那里的生育观发生了变化。在一些人眼里,生10个儿子,不如生一个女儿;那里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变化。男人找对象,关心女孩的不再是人品,而是看其有没有卖相;那里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男人特别是年轻的男人,已习惯了在经济不宽裕时,鼓动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友去卖淫,而不管戴不戴什么“绿帽子”……

      “鸡头”就是这样改变了当地的村庄,改变了当地的村民。

      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党要带领人民整体过上小康生活。报告中的小康,笔者认为,指的是通过合法的劳动而获得财富后达到的小康,而决不是像湖南低庄镇那样的“鸡头”带领村民靠出外卖淫奔来的“小康”。但从另一方面看,低庄反映出来的问题,则不容忽视。记得小时侯读马列书时,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照此,一旦“鸡头”们构筑的经济基础,左右了上层建筑,那后果会不会不堪设想。事实上,在低庄,“鸡头”就已进入了我们的基层政权。

      据说,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曾坚决地说过,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提建红灯区,就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而湖南低庄出现的“鸡头”靠拐带妇女出外卖淫、带领村民奔“小康”的事,那里的党政部门和警方为何就视而不见,见而不管?所以,当笔者惊闻“鸡头”正在带领我们的村民靠出外卖淫奔“小康”的时候,不免忍不住要在当地党政部门领导和当地警方的身上,击上一掌,请速对湖南低庄发生的事予以坚决制止,尤其是对已进入到基层政权的“鸡头”,要坚决予以清退。

      (网友:青锋)

      来源:人民网 2002年12月26日

     

    人在他乡

    郑小琼

           这两年,因为写作《女工记》,我会经常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跟随我的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们的老家,杨红与周红是我去湖南碰到的两个女孩子。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有关于乡村少女到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故事,名字是《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时间2002年。而我的工友也是湖南的,她曾说起她们村里的故事,如同文章中写的那样,她们的村庄曾是一个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这两个女孩大约是1997年或者1998年到广东从事色情行业的,杨红是被“鸡头”们拐去的,周红是主动跟同乡出去的。工友告诉我,在她们村庄或者附近的村庄,有很多人在那几年去沿海一带从事这项古老的职业。

          她们为什么失学而选择去沿海地区从事色情行业?我朋友说起那两年他们村庄的故事———朋友的村庄在湖南北部,洞庭湖滨,一个水乡,平原地区,种植着棉花、稻谷,在那几年里,那里农村有着沉重负担,农业税收、各类摊派等等合在一起,让农民种地越种越亏损。如果碰上收成不好,亏损得越多,而那些摊派与税收并不会减少。在朋友的记忆中,每年秋收之后,乡村干部便会组织一队一队的人员下村来收税收和摊派款,十几个人围着一户农家,有乡村抽调的干部,也有临时请来的党员之类的人,他们拿着农民所欠的账目,打开农民谷仓将稻子装走,掀开猪圈,将农民家只有七八十斤重的还没有长大的猪牵走,有的年初刚结婚的嫁妆,比如床、柜子、电视机等都被他们搬上拖拉机上拖走,去抵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收与摊派。如果偶然碰上一两个农妇有反抗,便让派出所的人带走农妇,偶尔会有老人站出来说要给人家留一点口粮,也会挨骂。在那些年,何止只是他们那里的农村,在我的故乡四川乡下何尝不是一样?我生活的村庄里,因为政府征收农业税与摊派款导致村子出了一桩杀人案,一个农民杀死了收税费的村干部之后,然后自杀了,这是我们村庄几十年来第一桩凶杀案。湖北的李昌平曾写过一封至今有影响的《致信给朱镕基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那些年,比如学生上学,必须让学生多交一百或者两百块学费才能发课本,这其中一百块两百块钱可以抵父母种田所欠的摊派款……诸如此类荒谬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演着。也是在那两年里,有无数个乡村的周红、杨红们走出村庄,她们沦落为色情业的工作者。现在,在那个村庄,有很多女性曾从事过这个行业,现在她们结婚了,有的离婚了。很多女性像周红一样,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身体受到损害,无法生育。在那个村庄里,我遇到五六个这样的人,而实际上,人数肯定会更多一些。

          她们为什么要出去从事这个行业,我问过其中的人,她们没有说,如果说在村庄第一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还有耻辱之感,那么这些无数个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里,几年之后,连道德价值观念都发生着改变,人们对从事这些行业习以为常了,当我问到这些十年前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我努力想从根源去探寻这些事情,她们更多的选择了遗忘,我也不愿残忍地去再揭开她们内心的伤疤。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从乡村走出去的杨红、周红们,她们的生活如何?我想关注这些从事古老职业的女孩回到乡村的事情。在这个小村庄里,我遇到很多杨红们、周红们,数年后,她们从城市回到乡村之后,有许多类同周红一样的女孩子,以前年轻,没有读多少书,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她们没有了正常生育能力。她们似乎分成两个群体,一般来说,如果结婚后,生育了小孩,她们的生活便可以走上正常轨道,返回到一个母亲,一个媳妇,一个妻子的正常角色,生活倾向于稳定。如果结婚没有生育,有的结婚几年后,便离婚了,在中国的乡村,生育后代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个维护家庭稳固的砝码,那些没法生育的女孩们,她们结婚后,没有几年便离婚了,然后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有些离婚再结婚,后来又离婚,我曾问过她们如何办,她们总是幽幽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今年过年,当我再次去这个村庄时,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有一个女孩在亲戚的介绍下,去长沙一所医院做了人工受孕,后来生育了一个小孩,后来有数个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结婚后选择去医院人工受孕,这让很多人看到希望。唉!但愿她们能够成功。

           从事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些在乡村看来是成功者,其中一个好像嫁到了广东一个富裕家庭里,生活不错,经常给钱给家里。另外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小官僚的二奶,为小官僚生育了一个儿子,那个小官僚帮这个女性家里亲戚找到工作,工资很高,成为乡人艳羡的对象。

           在这之前,我无数次想用道德等来评价这一切,但是在真实面前,我常常觉得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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