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的城镇化既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而在中国国情中最不应该被忽略的就是乡村价值及其深远的影响力。还原其历史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乡村价值的时代功能成为中国城镇化道路不走偏的重要保证。城镇化的过程不是用城市取代农村,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行发展的过程,二元共存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所在。

      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以乡村为载体的乡土社会向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城镇化进程与村落变迁正是这一实践过程的一体两面,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而在诸多研究中蕴藏着的一条主线也即最终的指向就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念,所谓中国特色,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式解读,但城镇化过程与乡土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乡村价值的存续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析与判断对明确我国城镇化道路的走向意义重大。

      一、问题的提出: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吗

      在现代化的视野下,与新农村建设相比,城市化和城镇化更多地被提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代化等于工业化加城市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农化”的过程,农民的“新命”是市民化,只有彻底地“消灭农民”才算是真正进入现代化,但解决了“人地比”问题就真的意味着彻底解决了“三农”问题吗?推进城镇化就一定要建立在消灭乡村的基础上吗?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乡村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了吗?

      2010年10月,《半月谈》网发起了“我心中的城镇化是什么样”在线投票问卷调查,截至2013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6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否选择‘农转非’要看政策是否合适,现在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32%的被调查者“不愿意‘农转非’,不会放弃农业户口和土地”,在被问及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利益变动的现状时,46%的被调查者认为“成为市民只是有了身份,新市民能不能在城市过得好很难说”,另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民吃亏了,他们被迫放弃土地保障进了城,可又没有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可能成为城市贫民”,只有7%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民受益了,享受宅基地换房等政策,顺利转成了市民”。此外,在被问到“您认为您所看到的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目标重点放在什么上面”时,得票数最高的“抓建设工程、建示范城镇,让城镇变得更现代”占到了57%[1]。而在各地开展的城镇化入城农民问卷调查数据中显示,不想进城的农民并不是少数,除了基于“就业难、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等因素的考虑外,很多被调查者也认为“农村的自然环境要比城里好”、“自己已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害怕城里人歧视”、“担心养老问题、买不起房、失去土地”[2]。不难看出,对于那些不能使农民从中受益的城镇化,农民是不买账的。除经济原因外,文化环境的变化也导致农民对“进城”心存顾虑,而当下的政府驱动型城镇化(包括扶贫移民工程在内)更多地停留在“消灭乡村”的技术性层面上,主观地认为中国乡村的终结是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必然结果。

      诚然,中国走向城市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而通过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人为地终结乡村、“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农耕文明进行解构和改造的过程,城镇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变迁是并行交织在一起的,推动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中国接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而任何涉及到对中国传统文明环境的改造都要以承认其存在及历史价值为起点,否定乡村价值、预设村落必然消失的单线历史观给中国带来的是潜在的风险和巨大的代价,要确保城镇化道路的走向正确,就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在这个“中国实际”中最不应该被忽略的就是乡村价值及其深远的影响力[3]。

      二、对乡村价值的历史审视与阶段定位

      如前所述,当下“乡村终结”被很多人看作是现代化的标志,甚至被当作实现城镇化和城市化的途径,而导致这种认知偏离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对乡村价值的抛弃。所谓乡村价值,简单说来就是人类乡村实践中所具有的对自我的维持及发展所在的本质,是乡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性与能力,乡村价值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而不断扩充着的,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时代展现。从经济社会存续的角度来看,乡村价值主要体现在乡村是人类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从人类社会的情感塑造来看,乡村又寄托着人类最初的情感,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和源头,这两方面是乡村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以之为核心可以不断地生发和拓展出新的内容,而对乡村价值进行历史审视的过程,就是发现其存续必要性的过程,对乡村价值进行阶段定位的过程,则是进一步重申其现实重要性的过程。

      (一)承载农耕文化的乡村历史价值是“中国实际”的重要内容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发达国家几乎都选择了通过高度城市化来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借助于人口在空间上的积聚来实现基础设施的分享并分摊社会现代化成本,这是符合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规律的,而二战后的东亚也在借鉴西欧和北美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用了仅仅30年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似乎是在不断地提醒并催促中国也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实现高度的城市化,但只从单一的经济功能的角度来考虑显然是非常不够的,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面对中国传统文明传承的城镇化和城市化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从历史的源流上来看,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继承的是支撑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古代工商业基因,从古至今其载体一直都是城市,与之相反,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追溯中国自然村落形成的历史经济学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生产力较低、农业剩余较少是农本社会绝大多数农业人口选择以村庄的形式聚居分布的主要原因,村落的形成既可以满足农业人口获得基本公共产品和社交的需要,也迎合了社会分工初步发展的需要,这种村庄聚居形式对生产和生活都是最为有利的,而对人伦秩序的敬畏以及对地权产权的重视则是村庄内秩序得以自然维系的重要原因[4]。可见,乡村的历史价值是不容抹煞的,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农耕文化基因决定了,在中国,乡村绝不仅仅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它更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肩负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中国农民仍是最不应被忽视的群体,城镇化或城市化都不能以割裂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为代价。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具有不同历史基奠和文化基因的中国和西方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能横跨一切“特殊”的所谓“普世”城镇化道路是不存在的,只有抓住“中国实际”才能确保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正确走向,而要抓住“中国实际”就必须肯定并充分挖掘乡村价值。

      (二)乡村价值不能“被终结”是中国城镇化的底线

      乡村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能带来直接物质收益,还在于农村对工业经济的承载能力以及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力等诸多方面,忽视甚至否定乡村价值的城镇化必将触及文明传承甚至是社会安全和国民生存的底线。目前某些地方开展的以西方城市化为参照系的“拆村进城”工程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摩擦更是为此提供了佐证,从现象上来看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运动式的城镇化之所以遭到抵制不外乎是源于农民意愿与政府愿景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背后蕴藏的是农民对现有利益被掠夺的愤怒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茫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失去土地的恐慌,因为不论是进程过快的土地流转还是村民宅基地置换,都会触动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土地带来的是安全感、归属感和较为稳定的预期,对当下虽然种粮收益低却不被放弃经营的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小规模耕种仍是降低生活成本的主要途径,更是农民情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农民非自愿甚至非常抵触的情况下,激进式地推动城镇化至少是不够稳妥的,即便是目前比较成功的扶贫移民工程也存在着农民进城后反而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而另一个关键的话题是,在中国,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它还具有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当下还不能被完全替代, 此外,对于农民而言,进城后伴随着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变化的还有短时间巨变带来的精神层面的不适,如果再加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就业的压力,那么这样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就是充满不确定因素和诸多风险的。不难想象,在乡村沦为城市化廉价土地的供给者、工业化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之后,在农民离开土地进城住上楼房之后,不单是农民群体的利益不保,熟人社会矛盾调处的村社功能也将随之消失,而其中埋藏的隐患不是单靠增加维稳经费就能够解决的。

      三、生态文明时代下的乡村价值再挖掘

      如前所述,乡村价值的延续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发展成熟度很高的国家有着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认识的逐步矫正,不难发现乡村价值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乡村发展的生态优势明显,乡村生活方式也颇具现代价值,而中国乡村携带着的中华文明演化的基因,更是中国生态文明道路上丰厚而宝贵的遗产。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强调要“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5]。毫无疑问,这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前阶段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的反思基础之上的,而在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道路上,乡村价值与时代要求的契合点愈加明晰。

      首先,乡村作为人类食物的源头,承担着确保农产品生产和安全的重任,也是保护、开发、科学使用耕地的主战场。事实上,之前过分强调GDP增长,甚至以牺牲乡村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许多乡村在此过程中垫付了工业化的成本,排污企业对乡村的巨大危害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再加上各式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的。当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健康稳定的生态环境的观点已经在全社会达成共识,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为重新发现乡村价值提供了新的起点:一方面,乡村要恢复和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科学保护耕地确保农业具有永续发展的能力,把好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关,帮助重树国民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另一方面,乡村是发展生态经济的主体,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消费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生态有机农业产品因为更符合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极具前景,富含本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也逐年兴盛,在此情景之下,不难预见,未来的乡村不再是单纯的拉动内需的被动客体,也可以是蕴含能量更具活力的主体,与其说这是新能源革命和生态经济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不如说这是乡村价值的有力复归,乡村过去是,将来也仍然会是引领低碳经济的新生力量,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之下乡村产业的边缘化地位也必将随之而改变[6]。

      其次,在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开始展现出其自身独有的优势,新能源经济在乡村极具开发潜力。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乡村并没有形成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而且作为生态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源头,乡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并使用新能源,此外,与传统能源必须考虑集中供应以降低远距离输送的成本相比,可再生资源分布相对均衡的特点也更加适合在人口居住较为分散的乡村推广使用,目前,以沼气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已经在中国的乡村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生物能源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优势将愈加明显,而在新能源支撑下的乡村甚至将会领先于城市进入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这也必将成为在探索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实现生态文明道路上的重大突破。

      最后,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过度城市化的背景下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和向往。传统乡村所特有的低能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承载着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强调本土文化、熟人社交和生存智慧,面对喧嚣的都市和快节奏的生活,这些都显得尤为珍贵,而更重要的是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乡村文明延续的过程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和保留的过程,而乡村作为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验传统文化基地的功能也是其时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四、复归乡村价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当然,强调乡村价值并不是对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否定,而是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重新思考,在面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时,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就决定了其现代化不可能通过彻底告别乡土传统来实现,广大乡村始终是一个巨大而有价值的存在,人为地消灭乡村、否定乡村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不现实的,更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忽视和否定“中国实际”的城镇化只会使城市繁荣、乡村衰败这样的两极分化不断加重。中国的城镇化既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7],中国的城化不是用城市取代农村,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行发展的过程,复归乡村价值并实现两元共存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半月谈》网.我心中的城镇化是什么样[EB/OL].[2010-10-26]http://im.banyuetan.org/tpjg.aspx?id=37.

      [2]湖南省统计局.面对城镇化农民怎么看[EB/OL].

      [2007-05-21]http://www.hntj.gov.cn/fxbg/2004fxbg/2004tjxx/200403190044.htm.

      [3]张孝德.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J].行政管理改革,2012(9):9-14.

      [4]文贯中.中国的农本社会:告别抑或挽留[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0):6-17.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2012-11-19]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 _113722546.htm.

      [6]张孝德.发展中国乡村新能源推进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发展[EB/OL].[2012-11-15]http://www.xfrb.com.cn/newsf/2012/11/15/1352943689.htm.

      [7]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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