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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及对策问题研究———基于嵌入性制度视角
  •  2013-04-24 12:47:28   作者:肖任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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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基于嵌入性制度视角,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然而,身份困境却成为了制约大学生村官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要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引导,科学把握大学生村官身份预期;搭建平台,提前实现大学生村官身份进入;准确定位,事先规避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科学管理,规范完善大学生村官身份考核;落实政策,健全退出大学生村官身份机制。

    关键词:嵌入性制度;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肇始于1995年江苏省丰县的“雏鹰计划”,初衷是在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农村人才逐渐“空心化”的背景下培养一批来自基层一线、有知识、对老百姓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度的不断加快、大学持续扩招和《公务员法》实施后的大量缺乏基层锻炼的“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机关门的公务员)的出现,其重要意义愈加凸显。1999年,海南率先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中组部部署了在5年内选拔10万名大学生到农村任职的决定。至2011年底,“大学生村官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在职大学生村官总人数也已突破20.2万人[1]。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发展,“大学生村官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作为一项政府通过强制力引导、人为设计并自上而下嵌入到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制度,并非实现了百分百“完美融入”,在一些方面还是出现了明显的“排异反应”。例如率先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在此计划持续7年之后戛然而止,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村官杨本伦“败走麦城”等新闻时有见诸报端。本文试图通过嵌入性制度理论,以大学生村官“身份”作为切入点,分析大学生村官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

    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

    制度是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其代表人物诺斯将其定义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

    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从制度的起源来看,制度可以分为内生性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和外生性制度(嵌入性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两类。内生性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而来、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如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等。违反内生性制度通常会受到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例如,不讲礼貌的人发现自己不再受到邀请等。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而演化、发展起来的内生性制度。外生性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制度规范。它们被清晰地制订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3]。制度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资源又可以提高其他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4]嵌入性制度理论把“强调制度的关联性特征”作为其主要亮点之一[5],从它源起的制度环境来看,大学生村官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突发奇想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而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是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当然选择。

    (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建设新农村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城镇化率迅速提高,199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还只有29.4%,但到2011年底,已经达到了51%,进城务工农民达2.53亿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1995年我国有农村人口8.6亿人,2010年已降至6.7亿人。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农村“三留人口”比例过大,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分别达到5 000万人、4 000万人、4 700万人,2.46亿农业劳动力中,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了主要力量,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6]。农村大量劳动力,尤其是有知识的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造成了农村人才“空心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政策为导向,搭建人才流通的桥梁,在解决农村“人才荒”的同时,也缓解了城乡人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优化城乡人才配置,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新路。

    (二)大学生村官政策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需要

    从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于大学扩招的持续展开,大学生就业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2012年《社会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08年大学生失业率为9.1%,2010年为12%,2011年为17.5%。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80万人,预计100万以上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如果再加上往届还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那么其就业形势之严峻就可想而知了。我国有691510个行政村,如果真正做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话,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大有裨益。

    (三)大学生村官政策是解决“三门干部”的有效途径

    从基层和生产一线培养选拔优秀干部,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近些年来的“公务员热”和“凡进必考”原则的确立,大量没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进入了公务员队伍,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局级领导干部中,高校应届毕业即进入机关工作的比例高达44.6%,而有县乡基层工作经历的仅占12.5%[7]。因此,专家指出,如果长期下去,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化、机关化、空虚化的危险。“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就是让知识分子下乡,从而在党委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座气息相通的桥梁,使上下互通有无,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是制约大学生村官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嵌入性制度作为外来制度嵌入本地社会结构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制度适应的过程,即人的行为逐渐地适应这些制度或规则的变化过程。因为某种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强制性的意味,人们在特定的组织中必须遵循这一规则,否则就会遭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惩罚。制度对人行为适当性的判定主要是依据角色和情境来进行,即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据此可以界定个人的适当行动、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制度促使个人去反思:当下是什么样的情境?在这种

    情境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合适?这种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样的?”[8]在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他的问题不单是“怎样扩展我的利益”,而是根据我的位置和责任,在此情境中,判断什么是我最适当(正确)的反应和行为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规则和程序(即制度)是清楚明确的,个人总是跟随惯例,按照惯例的要求采取行动,个人的行为是被动的,是不断适应的过程[9]。更确切点说,在一个已然安排好的制度下,角色或者说身份往往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直接规定了体制内的这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身份的确定就昭然地告诉了身份的拥有者和周围的人群,什么事是他的份内之事,什么事是多管闲事,什么事情是他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他不该做的。一切符合身份的行为被为是恰当的,否则就是不妥的。假如实现身份的行为与现存社会结构并不匹配,就会产生“排异反应”,也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大学生村官政策作为一个典型的嵌入性制度,它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从身份的困境里得到很好的解释。

    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身份的合法性,大学生村官并没有法律赋予的合法身份,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人员,更不是村民委员会成员,仅仅是“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因为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二是身份的模糊性。《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规定:“选聘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是共青团的,可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书记职务。”对其具体的工作职责没有给出明确定位,村中相应的职权也有限,同时没有相应的工作管理及考核制度与之相匹配,村里有什么事,就干什么事,没有固定的工作,计划生育、殡葬改革、邻里纠纷各种工作都做。在镇里,不是公务员;在村里,只是一个书记助理并无决策权,兼任的团委书记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对于他的工作绩效由镇政府和党委考核,却无明确的标准。

    (一)身份困境影响角色认同

    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我”,角色的认同对于一个人在新环境中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0]。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对其角色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我认同度低。许多大学生村官当初之所以选择当“村官”,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就业压力,考虑在三年的缓冲期后,可以在考公务员、考研究生时加分,或者有可能转入事业单位。当然,他们对农村也抱有一定的理想,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努力能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实现人生的价值。然而,在真正下到农村之后,面对自己“非官非农”、“无权无责”的尴尬身份和农村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普遍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怀疑。比如四川省对于全省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有57.4%的大学生村官在自我认同度方面选择了“很不认同”、“不太认同”、“不清楚”,只有区区3.1%的被调查者表示“很认同”[11]。

    第二,村民认同度不高。“当好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员、村级工作的助理员、村务管理的信息员、农村工作的调研员、科技知识的传播员、农民群众的服务员等”都是政府和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期望的形象描述。于村民而言,最渴望的是发家致富,发家致富要靠资金和技术,显然对于大学生村官而言,最可能提供的就是农业技术。然而,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具有农学背景的只占4%,理学、文学、教育学三者占45%,经济学相关专业比例也相当小[12]。这样知识背景的大学生村官对农业技术问题往往也只能爱莫能助,面对农村复杂的人际矛盾,刚出校园门、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村官们更难以有效及时应对,甚至有些是自小生活在城市的非农专业大学生,连农作物的名字都叫

    不出来,被农民称为“洋村官”,还有一些是来自外省外市的大学生,对当地方言听不明白、对农事民情掌握不清、对村级事务插不上手,这些问题的存在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其能力的质疑,甚至觉得大学生村官的“有”和“无”都无所谓。

    第三,乡镇干部认同度有限。自2006年我国废止农业税后,农村干部主要的工作不外乎是抓计划生育和处理邻里纠纷,作为“空降”而来的年轻大学生村官,与村民打成一片尚成问题,参与这些事务的能力自然相当有限。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大学生村官被借调到乡镇,一来是现在乡镇人手普遍偏紧,二来大学生村官属于县级以上财政供养人员,借调无需任何费用。于大学生村官而言,他们要接受乡镇党委的考核和管理,对于借调不太敢有异议,再者,乡镇的工作条件一般都比农村

    好,他们也乐得被借调。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实乡镇干部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

    发挥其作用本身也没有抱十分大的期望。

    (二)身份困境影响职能发挥

    大学生村官是深受现代文明浸染的新时代劳动者,他们有新思维、新眼界、新知识,理应在担任村官过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在现实中,由于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困境,使得在日常工作中,大学生村官并未发挥好其应有的职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村官“非官非农”的“双重边缘人”身份使得其对自身职能也很困惑,加上没有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大学生村官的职能进行清晰明了的界定,不少大学生村官因此感到很茫然,对于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并不清楚。再者,中国广阔的农村纷繁复杂,人文环境各异,许多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面对这些复杂而陌生的情况,更是无从入手,不知道发挥自己的职能该从何做起。第二,大学生村官,任的只是村主任助理等职务,并没多少实权,决策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手里,就算有什么想法,如果得不到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支持,也只能望洋兴叹,全无办法。第三,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是三年,一般又都是外地人,一些村干部觉得他们是“外人”,只是来这里镀镀金,再加上农村人际关系复杂,问题纠纷多,很多本村的事务并不想让他们插手,只是安排其打打字、写写报告、教领导使用电脑、整理文档、报送材料这样一些琐碎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大学生村官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并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身份困境影响出路和报酬

    嵌入性制度理论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能否成功嵌入的两个最关键因素,一个是报酬递增,一个是利益因素。也就是说,处在制度中的利益集团一旦从现存制度中得到的资源或好处越多,那么

    其认可、维护、完善这种制度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越高。大学生村官作为大学生村官政策这种嵌入性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从中获取的报酬和利益直接影响这项政策的可持续性。而当前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困境却对大学生村官的出路和报酬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身份困境影响工资福利。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生村官既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也不属于乡镇事业单位编制,而身份又与待遇紧密相连。虽然中央下达计划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中央财政按东、中、西部地区每人每年0.8万元、1.5万元、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并每人发放2 000元的一次性安置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按最高标准的2万元一年来算,也只有1 600多元一个月,这还是大量大学生村官里的极少数,有很多是0.8万元、1.5万元,再加上绝大部分大学生村官是各地自行招聘,中央财政并不承担,这些支出都要由地方政府来负担,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言,可能完全不是问题,比如北京市的大学生村官平均月工资在2009年就已达2 500元,然而,对于其他大部分地方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当前,中国县、乡两级政府财政普遍吃紧,其赤字规模日益增大,债务负担重,甚至一些地区已陷入财政破产的边缘。地方选聘的大学生村官,由于没有强有力制度的保证,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保证正常的工资福利。比如平顶山市的工资待遇水平基本维持在450元左右,鹤壁市则更低,基本在250元左右[13]。跟乡镇公务员比,他们会发出“干得比人多,工资却相差一两倍”的抱怨,江苏阜宁甚至出现了大学生村官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到工地扛水泥维持生活的新闻。身份困境导致的劳动和收入严重不对等的现象,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

    第二,身份困境影响出路。《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村官”任满后主要有5条出路:一是鼓励担任村干部,二是择优选拔为乡镇和其他党政机关公务员,三是扶持自主创业,四是引导另行择业,五是支持继续学习深造。基于全国的调查显示,有68.06%的大学生村官有考公务员的打算[14],现实情况却是公务员编制有限,中编办在“十一五”期间规定5年内乡镇公务员编制只减不增,在“十二五”期间似乎也没用松动的迹象,这就造成了大学生村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够幸运考中的毕竟是极少数。至于担任村干部,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在村里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村委委员等实职首先必须得有“村籍”,这对于许多大学生村官来说,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三条出路,与刚大学毕业时所面临的基本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是重新找工作罢了。按照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相关规定,乡镇党委负责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考核,实际上,由于他们“非官”的身份,公务员考核的那套标准并不适应他们,而又没有一套完善的对于大学生村官的考核制度,使得考核只能流于形式。同时,按照政策,部分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可以提拔为基层行政干部,但优秀的标准并不明确,考核机制并不清晰明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能够真正被提拔使用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对策建议

    嵌入性制度理论认为,新的规则之所以能以制度的形式出现,一定是处在交易之中的各方共同选择和互相妥协而造成的结果,能达成共同选择和互相妥协,根本原因是体制选择中实现了参与各方投入———收益间的平衡。同时,制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可以为社会经济活动供应一种长期而稳定的服务,人们可以由此而对未来长期的社会经济互动作出预测,并产生安全感。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党中央为解决农村发展、大学生就业、公务员队伍优化等问题的一项一举多得的嵌入性制度,要使这项政策能自然而然地生长入社会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制度的设计能够实现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大学生村官、村民、政府互利共赢,这一点尤为关键。诚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要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是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因此,围绕大学生村官身份问题,建议如下:

    (一)正确引导,科学把握大学生村官身份预期

    政府制订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担任村官,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是满怀理想满腔热忱来担任大学生村官的,但也有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当村官是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他们担任村官不是真心为之,而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来农村混日子,认为这段经历能给自己“镀金”,能为以后回城发展“政治加分”,把大学生村官政策看成了“曲线救国”的好办法。对此,政府相关单位应该正确引导,准确传达现实情况和政策现状,让准备进入大学生村官群体的毕业生有一个正确的心理预期,具体而言:

    首先,大力加强农村工作的宣传力度。使他们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内容、性

    质、现状,特别是要个别介绍每个准大学生村官可能要进驻的所在村的风土人情,使每个人心里能有一个清楚准确的印象,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避免一些大学生村官因为对农村不熟悉,以自己间接的印象想当然,导致心理预期过高,一旦接触到真实情况,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心理失衡,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其次,大力加强工作定位引导,淡化“官”念预期。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选聘的大学生村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对农村工作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服务者来到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是知识分子下乡,来农村是为农村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新观念的,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服务者、奉献者。

    再次,大力加强价值观引导,淡化“功利”预期。使他们认识到到农村担任村官后,考公务员并非唯一有价值的选择,人生有很多途径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有很多选择可大有作为,自主创业、另外择业、服务农村等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实现自我,造福社会才是衡量自身价值的根本标准。

    (二)搭建平台,提前实现大学生村官身份进入

    由于大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农村的实践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多方面多个部门提前提供各种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未见其人,已闻其声”,一旦进入农村便能很快适应工作,真正为农村的建设贡献出其最大的价值。

    首先,高校开设村官相关专业。高校可依托自身优势,在大学生中开设村官相关专业,为有志献身新农村建设的莘莘学子们提前预热,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便利。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案例教学、经验传授等多种形式,重点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党的农村政策、有关法律法规、农村实用技术、工作方法技巧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他们一旦进入农村,便能很快融入农民群众、全面适应农村工作。在这一方面,河南农业大学作出了表率,2008年,该校就开设了村官专业———农村发展与管理,这个专业专为村官而设,在全国尚属首例,一时成了最“吃香”专业,受到同学们的追捧[15]。其他有条件的高校完全可以效仿,面对每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村官,有此职业,却无此专业,高校村官专业的开设不但及时,也很必要。

    其次,建立“新农村建设实习基地”。有关部门可建立一批“新农村建设实习基地”,让有志于从事大学生村官职业的学生们身临其境进行观摩,体验一下中国“三农”的现状,知道农村现在是什么,最需要什么,自己能做什么,最好能亲身参与其中几天,身临其境,以切身体验感知农村农

    情,使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状况都能很快适应农村的环境。

    再次,开展岗前培训。举办培训班,组织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现场授课.岗前培训的内容除了省情、市情外,还应该包括县情、镇情、村情。此外,还有村镇建设规划、发展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相关政策,另外还要增加对农村法规政策、农业科技知识和农村工作方法的介绍等。重点是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及与农村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有了这些知识储备,大学生村官下村才容易得心应手。

    (三)准确定位,事先规避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

    大学生村官“非官非农”的身份困境是制约当前大学生村官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有必要从源头上正本清源,准确定位大学生的身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良性发展。

    首先,因地制宜合理确定身份。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文社会环境各异,对大学生村官在思想上和能力上接纳的程度各不相同。各地可根据需要和能力制定适合本地的大学生村官政策,给予大学生村官恰当的身份。比如江苏省明确规定村官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待遇,重庆、西藏的大学生村官一经录用就是公务员身份,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规定选聘的大学生村官直接进入乡镇事业编。只有合理恰当的身份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其次,运行本土模式。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外地村官“水土不服”所造成的,实行本土模式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困境,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这种不利影响。河南省鹤壁市进行大学生村官工作探索出来的“三优先”原则很值得借鉴。“三优先”原则是指:“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优先;所学专业和当地经济发展优势相关的优先;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本村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安排在本村的,按照就近原则安排。”[16]这样既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也有利于破解身份困境难题。

    再次,探索新的身份模式。身份困境是大学生村官制度发展的瓶颈,在解决不了公务员编制身份,也解决不了事业编制身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探索一些解决身份困境的新的途径。比如建立公务法人制度,所谓公务法人,就是“在国家与地方行政机关以外的,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法人组织体”,类似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经理人。并以此“建立一个公务法人性质的组织机构全权负责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17]。让大学生村官以公务法人这样的身份参与村中事务,行使法律权力,履行法律义务。

    (四)科学管理,规范完善大学生村官身份考核

    由于我国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时间不长,理论制度方面不够完善,大学生村官的业绩考评工作机制不健全,致使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干得怎么样、群众满不满意等都缺乏评估标准。因此,制定一套相对完备的大学生村官业绩考核评价机制,规范、监督、引导大学生村官的基层实践工作非常重要。

    首先,制定科学规范的考核指标。一是科学定位,明确大学生村官的职责,根据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岗位特点,将到村任职大学生的主要职责用制度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让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二是建构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可以从德、能、勤、绩、学、新七个方面进行评估。德,主要包括思想品质等;能,主要包括村务工作思路、上下组织协调等;勤,主要包括工作作风等;绩,主要包括落实岗位职责,促进生产发展以及村民的信任度等;廉,主要包括廉洁自律等;学,主要包括学习积极性等;新,主要包括创新的能力。在实际的应用中可考虑将横向程序和纵向程序结合起来使用。横向程序侧重于按照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先后顺序进行考评,纵向程序则侧重于按照组织层次逐级对大学生村官工作进行考评。通过纵横结合的网状结构,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

    其次,建立考核评议制度。针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具体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建立“三联考”和“三级考”制度。可以建立季度考核、年中考核、年末考核“三联考”和村党支部考核、乡镇党委考核、县(市、区)委组织部考核“三级考”机制,制定具体考核细则,明确考核等次。二是建立大学生村官述职评议制度。每年底,召开由村党员、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大学生村官的述职报告,然后进入民主评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充分利用考核结果奖勤罚懒,对考核不称职的,可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解聘、辞退,作相应调整。

    再次,加强纪律约束和检查监督。既要重视对大学生村官的政绩考评,又要重视对其日常工作的纪律约束和行为监督,对大学生村官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同时,要把督促检查贯穿于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全过程,建立县(市、区)、镇(乡)、村三级督查制度,突出工作重点,改进工作方法,积极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确保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五)落实政策,健全退出大学生村官身份机制

    大学生村官任期虽然只有三年,但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却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工程。要确保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关键还要有一套完善的退出机制,让大学生村官在合同期满后在村干部岗位上留任一批,优秀村官提拔一批,机关事业单位招录一批,创业有成转型一批,自主择业分流一批。保证他们在三年任期届满后依然生活上有甜头,工作上有劲头,政治上有奔头,为他们的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首先,鼓励优秀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对于三年合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经各方综合考核,合格者可根据本人和所在行政村意愿,继续聘用。并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促使大学生村官可通过合法程序进入村级“两委”班子,使大学生村官真正安下心、扎下根、干得好,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带领农民群众科学发展,发家致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贡献出自己最大、最有效的力量。

    其次,强化基层一线干部培养选拔链。把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与党政机关特别是乡镇机关后备干部培养链接起来,对思想政治素质好、工作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大学生村官,将其列入乡镇科级后备干部人选,从而形成“人才到基层锻炼,干部从基层成长”的良好氛围。并加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考中大学生村官所占的比例,对于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在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招考中采取加分和优先录取的模式,建立基层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

    再次,支持大学生村官自主择业。鼓励大学生村官在合同期满后通过市场自主择业,合同期未满本人要求另行就业的,只要工作情况允许,应予以提前解除合约,并不应该添加惩罚的规定。政府还可以提供创业指导服务,建立专家资源库和顾问团制度,组织专家与有意创业的大学生村官展开“一对一”的帮扶活动,指导其自主创业。设立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为需要创业的大学生村官提供资金支持。制定相关政策,对企业招用合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给予减免税收、享受补贴和获得小额担保贷款的优惠,吸引社会更多的力量为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提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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