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1日上午,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台、华大在线记者对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进行了专访,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如何在农村与学术界践行的相关问题与他进行了对话。
      徐勇回忆,当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前人观点时,农村改革产生了从实践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的疑问。此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的转变,农村研究开始走出书本,面向社会、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开展田野调查。然而,实践观与学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真正结合却比较困难。“人民公社转向村民自治这是伟大实践,但学术上不重视。9亿多农民从事村民自治,却不到9个学者来研究。”他指出学术研究长期存在与实践的隔膜,并强调了实践观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同时徐勇也强调,田野调查是学术生命,没有一手的资料很难产生一流的学问。现今的学术论文因频繁相互借鉴而难以出新,政治学研究院三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都是经过长期跟踪调查、田野走访获得原生态的资料后的成果。正是第一手的实践资料使得学术创新得以实现并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所以,徐勇将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得来的一套完整档案奉为“镇院之宝”,视农村的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源泉。
      徐勇教授认为田野调查不仅能够获得真知,而且能够提升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境界。在田野走访中学生和教师亲历亲为,体验到了实践的艰难。他谈到在下乡时,有的学生乘火车不得不睡在座位下,但学生和教师通过“下田头、下村头、下炕头”的亲身实践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获得学问的同时也获得了与实践的亲和力,懂得学术不是阳春白雪,学者同时也需要社会责任感。
      谈到学术如何践行实践观时,他以“顶天立地”四字概括,指出学术研究要“顶天”,服务国家目标,同时也要“立地”,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咨询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避免脱离实际空谈。
      他指出,实践是学术研究的源泉,也是检验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准。社会科学成果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将学术观点放在实验中去实验。1998年研究院在黄梅进行为期1年的民主管理的实验,感受到要将制度落地的难度。新世纪初在安徽农村的农民组织化实验,后在广东的“南农实验,得出了“受监督的权力更有力量”的结论。实验结果在全省推广。
      目前中国农村研究院正在实施的“百村观察”计划是为实践提供依据的典型。他指出了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展“百村观察”计划的背景:“现在的农村不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即能概括其全部特点,现今农村现状要用千差万别,千变万化8个字概括。”据他介绍,百村工程选取了全国各地共200多个村进行跟踪调查,调查结果能够做到全面准确而又能体现变化。至于新增加的海外百村调查,他解释,了解海外是为了吸取一些海外的实践教训与先进经验,并避免盲目照搬海外经验造成的损失,让中国少走弯路。例如台湾农会组织、欧洲农业补贴制度就能给当今的三农政策以启发。另外,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如南非、印度等国农民工进城形成贫民窟的案例的发生也令人深思。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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