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田乡建日记:2013年3月28日
松毛岭战役
上午,我和张琪去拜访了村里一位88岁的老人吴波生,他跟我们聊起松毛岭战役的一个小插曲:1934年,朱德和彭德怀在培田村的官厅召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会议,临走,他们给烧饭、烧水的大婶开具了一张三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劵”,因为部队当时没有了现金。这张公债券一直在吴波生老人那里保管至今,政府文物部门想收回去,吴波生老人都没有答应。我们有幸目睹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除了激动,更多是对当年革命队伍善待老百姓的态度表示敬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也是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
昨天去了松毛岭战役的主战场,那片曾经尸骨遍野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硝烟弥漫,只有一块没有名字的大石头作为“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述说着战乱带来的血雨腥风。
1933年5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持久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向苏区逐渐推进,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之目的。
当时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拒绝毛泽东为红军提出的将红军主力转到外线,调动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照搬苏联红军作战经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等错误战略方针,因而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于被动,屡遭失利。
长汀县誉为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江西瑞金的东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934年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陈明仁第八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等6个师和炮兵一个团向长汀县的东大门——松毛岭逼进,于是长汀县松毛岭战役打响了。
民国版《长汀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即1934年9月)……是役(指松毛岭战役)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松毛岭战役整整进行了七天七夜,打得非常激烈、残酷。在血与火的激战中,红军给敌军重创,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迫全线后撤。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在长汀县钟屋村“观寿公”祠堂前的大草坪上召集了由赤卫模范队员、少先队员和群众等人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当天下午3时,红九军团兵分两路,前往江西瑞金红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合作社培训
晚上,我给村里部分农家乐业主上合作社组建前的培训课。今天来参加培训的依然是新村的为主,老村的之所以没有来,估计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屑于这样的合作组织,已有的客源资源拿给别人分享不划算。”
我培训的内容是“打预防针”,分析国内合作社失败的原因,避免我们即将组建的合作社重蹈覆辙。温铁军教授说过一句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中国目前的合作社95%是失败的”,那我们怎样才能成为那幸运的5%呢?大概归纳起来有几点重要的:1、个人私欲的膨胀。2、三缺,缺资金、缺人才、缺资源。3、参与度不高。4、搭便车和机会主义思想的主导。
其次,我们就要把“农家乐”真正“乐”起来要做的内功做了分析和讨论,虽然很多是妇女,但他们的那种“远见”很让我感到吃惊,所以,农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无所知”,只是缺乏有效的引导。
面对每次来参加培训的人员“不确定性”很大的现状,我们大家一致达成一个共识:从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晚开始报名确认加入合作社的名单,报了名的除了特殊情况都必须来参加组建前的培训。当场就有8人报了名,表明了加入培田村旅游经济合作社的态度和决心。
十番乐队
培训完合作社,我们社大的都去衍庆堂听十番乐队的乐器演奏,十番乐队是由当地的村民组织的一个乐队,他们以演奏客家传统乐器和乐曲为主,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乐队的成员已经老龄化,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除了给予发展资金的支持,我们社区大学,包括乡建工作都要把“乡土价值重建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乡村”,这样,农村的传统文化才能后继有人。
在优美的乐曲声中,队员的专注神情深深地感染了我,同时也仿佛给我了一种责任:乡土文化的建设。
爱自然!爱生活!爱故乡!——益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