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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肖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综述
  •  2013-04-01 14:22:32   作者:陈肖生   来源:理论与改革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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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定义、结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更替和流动机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缺乏关于中国村庄精英内部对资源掌握状况、对不同性质资源支配力传递机制及其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的研究,对体制外精英,中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缺少关注,如何协调精英博弈与村民实质性自治研究不深入等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村民自治;研究综述

    一、相关文献的综述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定义、结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更替和流动机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综述之前,学术界已有多篇关于农村精英的学术综述发表,主要是胡杨的《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河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李蝉的《农村社区精英研究综述》(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2 )。这两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学界关于农村精英地研究概况,笔者也获益良多,颇多借鉴。但是由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在于乡村精英对于村民自治———包括村庄选举与治理———影响的研究,故侧重点不同,不是全面地介绍农村精英的研究概况,而是结合主题着重介绍农村精英研究的相关方面。

    <>、关于乡村精英的定义和结构

    王汉生较早对中国农村精英结构进行了研究,其认为,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由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其中,党政精英包括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经济精英由农村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的管理者组成,而社会精英则由在品行、能力、经验、知识等方面具有优势并在社区范围取得较高威望的人组成。[1]这种分类方法受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的启发,韦伯认为,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有三重标准,即经济标准(财富)、政治标准(权力)和社会标准(声望),然而这种分类方法无论其理论本身还是应用与中国农村实际,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为声望很大程度来源于权力和财富,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很可能就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能不能作为一个与党政精英、经济精英相对的独立的分析类,是值得探讨的。

    贺雪峰认为传统分类都“大多笼统,缺乏对村庄内部权力结构做比较精细的分析”,他认为要区分出不同村庄的不同性质,才能对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作精细的考察。如遍布我国中西部地区许多乡村,传统严重失落,社区记忆弱,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分化不明显,这些村庄的经济精英以及知识,宗教精英是不存在或不起作用的。在此基础上,他把乡村精英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在任的村()干部,为所谓治理精英;再一类就是非在任村()干部,他们是对村()干部的决策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力,且对一般村民有一些号召力的那部分村民,称之为非治理精英。贺雪峰的分类乃是对传统把精英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精英或权力,经济,知识精英三分法的一个突破,也是对其过于理想化和脱离实际的一个批评,其认为要考虑中国农村的实际和不同情况来对精英结构做考察,获得村治研究者的普遍认可,并促使许多学者重新考虑中国乡村精英的结构分类。[2]

    金太军认为贺雪峰的“治理/非治理精英”的二分法大体框架是值得肯定的,但“治理”(governance)这个词区别于“统治”(government),本身就是指用正式和非正式资源和权威来创制规则,维持秩序,所以“治理精英”本身就把“非治理精英”包括在内了。为避免误解,金太军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宗族精英、宗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精英。[3] 这一个分类方法为后来大多数乡村精英研究学者采用,也包括贺雪峰,仝志辉等。[4]

    <>、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角色

    学界关于乡村精英的角色的讨论最早是从关注体制内精英即正式的村干部开始的。著名村治研究者徐勇早在1997 年就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后,村干部一方面要保证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政策贯彻执行,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和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充当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领导村民自主管理本村事务,成为负责管理乡村大家庭的" 当家人"。这一理论承接历史上费孝通"双轨政治"的思想,对应现实中"乡政村治"的实践,敏锐地抓住了村干部处于传统压力体制传导的最末端和村民自治的民主合作型体制的夹缝中的困境,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农村村干部在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这一二元化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角色。[5]

    吴毅认为徐勇的“双重角色”注意到了国家与村庄互动关系中的村治结构与环境(客体)对村干部(主体)角色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但忽略了作为行为主体的村干部对村治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其研究认为村干部“双重角色”存在难以摆脱的冲突,当村干部欲当好国家代理人而不能,欲当好村庄当家人又缺乏基础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村干部会选择在国家与农民这两头之间摆平衡、踩钢丝甚至两头应付,“守夜人”式的消极无为便成为其最典型角色特征。[6] 吴毅的研究使得人们注意到“双重角色”只不过是社会的对体制内精英的理想角色期待,面对乡村实际情景精英的行为选择可能更值得学界做实证研究。但吴毅的研究是建立在镇级政府与乡村利益强力冲突的基础上的,实际上镇级政府依赖村干部在乡村“熟人社会”里完成计划生育等硬性任务,而村民依赖村干部向上面争取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水利等建设资金支持,这是否为作为相互利益依赖的桥梁的村干部化解双重角色冲突多多少少提供了可能?而即使双重角色冲突无法化解,村干部为什么就一定遭遇双重边缘化而不是滑向镇或村的一边?这些是有待解释的问题。

    何静、时瑞刚认为目前自治中的村干部群体,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性,经济地位的垄断性,内部利益的排他性,使“村干部角色仍处于过渡阶段”,即处于政府主导下的权威自治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的过渡阶段。[7] 申静、陈静对鲁南两个村的实地调查后,认为市场因素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侵入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村干部对村庄控制和保护的意愿和能力的减弱,成为既无法"下传",亦不能"上达"的“弱监护人”。[8]以上两

    组研究分别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体制内精英角色转换中的困境及其可能出现的错位等问题。

    关于体制外精英,学界重点讨论的对象是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参政而出现的能人政治现象。徐勇认为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崛起并参与政治,在推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同时,能人政治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缺乏必要约制的特点,作者提出能人治理应向依法治理转变的必要性。[9]

    华农心分析了能人政治出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空间,认为其具有基本的社会合理性。但能人政治又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包括权力的制约、村民对能人的依赖及地缘狭隘性等问题。华农心的思路跟徐勇基本一致,对经济精英参政都是持发挥其有利一面,同时完善制度上抑制其弊端的观点,也代表了学界的普遍看法。[10]

    以此相对,学界对体制外的其它精英讨论一般比较简略,对于宗族精英,一般讨论认为,随着国家权力退出,宗族势力在乡村熟人社会里有复兴的趋势,其同时作为村治离心力或社会整合力可能性存在;宗教精英在宗教信仰比较强和普遍的地区形成一个较为统一与有力的群体,对其各自的地方社会进行着有效的支配。国家权力一方面要通过村干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宗教精英的合作才能较为有效地传达下去;而对于帮派精英,认为其会侵蚀国家权力,严重危害村民自治权的良性的运作。[11]

    <>、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及其作用、影响

    关于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影响,仝志辉认为村庄精英是促成选举竞争性的初始力量和推动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激发选民的投票意愿并影响其投票选择,而村庄精英的参选意愿和动员能力,是影响村委会选举竞争性的关键变量。精英动员下竞争性选举可能增加村民政治效能感和村庄权力的合法性,构建村庄利益共同体;但当精英间恶性竞争时也会可能会出现诋毁对手、过度许诺、贿选、为自己支持者谋私利、撕裂村庄共同体等弊病。[12]

    张有为通过对皖西大别山区石村的观察,认为乡村精英在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有能力建构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承包制下一个个分散于庞大数目的家庭中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在村民再组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3]但把乡村精英群体当作是铁板一块的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对待,讨论可能是失之过粗的,没有看到精英间的利益分歧可能会使精英内部相互反方向作用,而呈现的分裂对立精英整体,这可能在治理效果上是负作用的。

    有些学者结合乡村精英间的利益分合来讨论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吴思红认为村庄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强势和边缘精英的复杂结构形式,这些精英间利益的结合或分化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影响,精英间的利益互动决定了村庄权力结构稳定的性质,并区分了代理稳定、强势稳定、妥协不稳定、对立无序四种村庄权力稳定结构。显然,吴思红的研究把精英间的利益关系作为解析村庄权力运作结构的切入点和主要影响因素。[14] 陈朋认为精英的互动———体制内精英较强的应对内外的能力和道德素质,体制外精英谈判动员能力和参与动机对于村务公开等治理机制的运行有决定性的影响。[15]

    还有的学者认为,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作用、影响不仅要考虑乡村精英内部的水平博弈,还要考虑其与镇级政府精英的垂直博弈。乡村权力结构的稳定需要考量这两个方向上的精英博弈情况,基层政府成员和村治机构成员的垂直结盟以及村庄内精英的水平结盟解决了农村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自治与控制的悖论,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区的治安和稳定、农村公共产品的输出,以及农村社会与国家的对接等诸问题解决有重大意义,但这种结盟精英治理模式存在着不断自我强化权威的趋势,不通过保证和扩大村民政治参与来抑制,也会产生精英集团的自利从而损害村民和村庄利益。[16] 这是对传统以乡村精英内部利益关系来研究精英对村治的影响的视角的一个重大突破,考虑到了中国政治体制中比较特殊的镇—村委会间的关系,也比较符合当前村民自治中乡村精英运作政治的实际。

    <>、精英的流动与村庄权力的继替

    国外学者在考察中国农村时,提出了精英再生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精英流动。前者以简·奥伊为代表,他认为,市场改革的最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谋求更大的利益,精英更替的内容只是精英集团内部精英角色的变化。精英循环理论的代表人物维克托·尼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精英收益,即精英集团内部输入日益增多的新生力量。这两个理论截然相反,但却存在着共同前提假设,两者都把市场改革的整个过程看作是同质匀速的过程,从而忽略了市场改革的复杂性。[17] 王汉生则对农村精英结构和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影响不同地区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既存在精英的循环也存在精英的再生。[18]郭正林认为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有机会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从而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崛起的经济精英有很高的机会转化为村政精英。[19] 郎友兴、郎友根通过对浙江农村的调查,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并对经济精英参政的动机作了解释。[20] 林修果、谢秋运认为“城归”精英返村参与村政现象值得重视,认为在“城归”精英治理实践中累积起来的治理经验,客观上有利于加快原有乡村治理模式向法理型治理模式的转型,但亦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城归”精英参选及参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范现象。[21]

    <>、其它学科的研究

    社会学比较着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乡村精英。熊卫松结合乡村精英政治参与的实际,对乡村精英参与挫折感的成因和危害作了分析,并对消解精英参与挫折感进行了分析;[22] 龚博君则通过对苏南地区考察,认为大量乡镇企业经济精英出任政治角色,他们是以企业经营为导向的政府代理人和社区供养人,村级治理因而带有了浓重的个人色彩,新型村庄政治精英带来了企业家精神与集体主义伦理之间的伦理困境。[23]

    而法学比较关注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问题,认为乡村精英与规则是其中的结构性要素。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24]

    二、总结与讨论: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于乡村精英的定义和结构,不管是以上讨论的三分法还是二分法,其实我们谈到“精英”,本质就是指其能掌握和动员的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学界一般按照精英掌握资源的种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或者性质(体制内外)来界别精英,而很少考察精英内部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状况。按照罗伯特.达尔的分析,精英对资源的占有是累积性还是弥散性的,与精英对政治体系治理模式有重大影响。[25]如果中国村庄精英对资源的占有都是累积,那么其实体制内/外的分法其实意义就不大,学界关于中国村庄精英内部资源掌握状况、对不同性质资源支配力传递机制及其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还缺少一个理论的阐释框架和实证考察。

    关于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对于体制内精英,学界的讨论其实都还是局限的“代理人———当家人”这个基本框架之内的,现行体制下,理想要求是在这两个维度中间持其平衡,但在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会出现向某一头滑或无所适从的情况,这取决与上下级精英的纵向博弈和村庄精英横向博弈。总的来说,学界研究对比较强调体制内的政治角色冲突、困境及其原因,对实践比较成功的角色扮演的案例及其调理机制研究和揭示较少,对可能减轻这一角色冲突体制、社会资源挖掘得也不足。

    学界对于体制外精英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地缘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村民自治开展得比较深入,以经济精英为代表的各种精英有展示实力的机会平台,学界对于这些地区表现突出的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参政投入了极大研究热情, 对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发挥极大作用其它类型的精英之间以及精英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而且,如果精英的存在与竞争对提高村民自治质量是重要的话,如何在传统精英把持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创造这样一个平台,促使新精英的产生与加入村民自治中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及其作用、影响,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讨论基本上涉及乡村精英资源的支配情况,与镇级精英的互动,乡村精英内部博弈以及精英与村民间的关系。关于乡村精英在选举中的作用,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里面评论熊彼特程序性民主观的定义时的说法,决定一次选举质量高低是两个维度:一选民是否普遍有效参与;二候选人是否有实质性的公开公平竞争。之前学界关注村民选举都是关注选民是否投票,选举组织得是否公开公正等,而对选举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候选人往往讨论不多,新近的研究指出精英的动员和竞争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有很大影响,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另一方面,假如精英的作用是如此之大,村民都是被精英动员起来参加选举的,他们在民主中要表达的许多诉求都是被建构、被塑造的,那么村民民主的实质意义又何在?仅仅是精英利益斗争的玩偶吗?其实,精英与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游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争取利益,双方必须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被允许独立表达,真正民主才能运转。在这里,无论是讨论精英在选举还是治理中的作用,关键的地方还在寻找一种机制,使得精英利益的实现必须通过服务村民和村庄利益来实现,也就是村民民主由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的过程。

    [1] 徐勇.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

    [2] 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1(2)

    [3] 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

    [4] 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 - 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5]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香港: 二十一世纪,1997(8)

    [6] 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双重角色""经纪模式""守夜人""撞钟者"- - 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J].开放时代,2001(12)

    [7] 何静、时瑞刚.论自治中的村干部群体[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05)

    [8] 申静、陈静.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以鲁南地区农村实地调查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15

    [9] 徐勇.由能人到法制: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4)

    [10] 华农心. 一个应引起重视的政治现象———中国农村能人政治分析[J].前进,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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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仝志辉. 精英动员与竞争性选举[J].《开放时代》2001,(9);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1)

    [13] 张有为. 村民再组织过程中社区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对皖西大别山区石村的观察与思考[J].学术论坛,2002(2)

    [14] 吴思红. 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2)

    [15] 陈朋.制度障碍、乡村精英与村务公开————鄂中地区乡村调查与反思[J].前沿,2006(7)

    [16] 吴素雄、陈洪江.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 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1)

    [17] 维克托·尼等.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市场过渡与社会转型[J].国外社会学,1998(5- 6)

    [18] 王汉生.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

    [19] 郭正林. 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20] 郎友兴、郎友根.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21] 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22] 熊卫松. 乡村精英政治参与挫折感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3] 龚博君. 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转型及其伦理困境[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1)

    [24] 孙晔.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J].政法学院学报,20071

    [25]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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