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乾坤,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的航空专家和航空教育家。他精通俄文,懂英文、日文和德文,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首席俄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黄埔军校的优秀生、航空党校的尖子飞行员,叶剑英评价:“常乾坤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在山西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他从小聪颖好学,1922年进入晋军学兵团,读书、受训了4年,收获颇丰,既取得了中学知识,又接受了军事教育,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常识,了解了一些国家大事。
1925年6月,常乾坤同共产党员范洪亮、曹汝谦等来到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三期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在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25年7月,常乾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航校。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那时他们驾驶的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飞行员几乎是站着操纵飞机,强劲的气流夹着发动机的废气扑面吹来,飞机落地,满面油污,大家相视而笑。
6月,常乾坤作为广东航空学校的飞行学员,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他到苏联后,首先进入航空理论学校,集中学习和研究飞行原理,同时也广泛涉猎数学、物理学及电学知识,尤其对空气动力学钻研得较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飞行技术和领航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在航空队,他认真对待每一次飞行,细心地体会分析飞行中发生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很大提高。他每次飞行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曾受到苏联空军的奖金奖励。
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业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常乾坤找到共产国际中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任说: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常乾坤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倘若时机许可,请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准备着。”
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1938年3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1938年9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回到新疆后,中共中央在迪化办了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在授课中,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1940年12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培训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1941年2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1941年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遂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筹备工作。3月,学员到了六七十人,其中有刘玉堤、吴元任等。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抓紧时间备课。4月6日正式开始上课。按照计划,首先学习数学、物理学知识,并学习俄文,待学员有一定文化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长,主持俄文教学工作。
1944年9月,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组长。常乾坤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给首长当翻译,诸如迎来送往,接待外籍人士和专家等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工作努力,吃苦耐劳,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这段工作也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组织计划能力、行政领导能力,熟悉了高层的参谋业务,学到了许多属于战略决策方面的知识。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评价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
任弼时说:“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毛主席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9点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10月15日,常乾坤等一行20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等人终于到达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首先向东北局报告了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作了重要指示。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任总队长。2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3月1日,以航空总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和“东总”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任职命令,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寻找汽油、润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经试飞,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是从牡丹江转到东安。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1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航校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表演一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初级教练机航校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经变形不能试飞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和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天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又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在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比例。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采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1947年3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300多人,其中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
1946年4月,通化发生反革命暴动,由于形势所迫,老航校由通化向牡丹江转移,能飞的飞机都要从空中飞走。敢不敢让日本人驾机转移?航校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意见各异。常乾坤认为既留用了他们,就应该相信他们,在关键性的时刻,放手让他们独立完成任务,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他们。最后决定,让他们参加空中转场。这些日本人深受感动,他们认真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
一次,国民党飞机空袭牡丹江机场,为了保住装满飞机的机库,日本司机佐渡不顾个人安危,开着加油车在机场内奔跑,把敌机引开,保住了机库。日本人林弥一郎(林保毅)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委员会委员、航空部队副总队长、老航校飞行参议等职,为老航校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500多人。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开国大典上,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检阅。朱总司令说:“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主要从老航校抽调。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机关,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5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行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172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在各野战军的支持下,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器材4万余吨,接管器材厂等32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
随着解放区的一天一天扩大,为了支援前方作战,恢复解放区生产,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航事业,常乾坤带领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抓紧修复机场,创造条件开辟空中航线。到1949年10月底,共修复机场40个。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先后开通北京一长春一哈尔滨一齐齐哈尔一苏联赤塔航线;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航线;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航线;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10月29日和11月9日两批起义的12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常乾坤为了给正式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领导航空局的同志,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的红带,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的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象征着人民空军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当时制定的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要进行这样大型的空中受阅,没有组织指挥经验,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常乾坤带着检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计算和演练,确定了飞行方案。为达到要求,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上空多次模拟演练,主要训练6个分队的长机,也练过由17架飞机按预定航线和航行诸元通过天安门上空。
有一次,正值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飞机的呼啸声,有点惊慌,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各式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她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象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徐徐飘扬,它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见证人。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组建人民空军,常乾坤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人民空军接受战火的锻炼。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6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20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10名左右、机务人员20名左右。6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1672名学员,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于是,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常乾坤分工负责空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军事训练中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常乾坤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一是飞行员技术不熟练,操纵失误;二是有些领导只重视训练进度,忽视飞行安全;三是机务保障有薄弱环节。常乾坤向空军常委提出建议,围绕提高各级领导对飞行安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飞行人员的技术和处置故障的能力,加强机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空军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1951年5月作出了《关于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高到原则水平,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尤其是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的各种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空军召开一系列安全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空军还整顿了飞行纪律,制定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显著降低。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1951年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当时天寒地冻,机械很少,大部分靠人挖。铁镐下去,只出一个白点。加上敌机扫射轰炸,时常是机场刚修好,又被炸坏。据统计,在修建6个机场过程中被敌机轰炸72次,投弹8226颗,炸死炸伤军民551人。广大军民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坚持抢修。敌机轰炸就躲,敌机走后继续干,炸坏了继续修。常乾坤经常带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指导施工,检查质量,鼓励军民。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常乾坤在朝鲜还负责了解美国空军在朝鲜的情况,经常组织参谋人员,汇集这方面的资料,加上分析意见,发回国内参考。
常乾坤非常尊重朝鲜同志。当时任朝鲜人民空军司令员的王琏,在苏联学习航空,后来到中国,曾在常乾坤领导下工作过。但常乾坤非常尊重他,主动和他商量问题,密切配合工作。常乾坤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和朝鲜同志搞好团结。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呕心沥血为航空事业走到生命的尽头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十二航校,1956年成立十三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的十四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为帮助学员更快学习技术,推广直观教学法,广泛发动群众制作各种直观教具,1953年还专门在北京举行了教学模型展览会,总结、交流了直观教学的经验。1953年12月,空军常委指出,提高教员的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为落实这一指示,常乾坤指导机关的同志,认真组织教员在职学习理论,进行短期轮训,并组织部分教员外出参观、实习。同时,将一批干部送到指挥员训练班轮训,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如“在理论教育的三个过程中的六个教学原则”、“在飞行训练六个阶段中的六条教学经验”和“树立正确的教学思想,改进教学作风”等。还宣传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预科学校主要进行基础学习和军事教育,对学员继续进行审查,然后按期向航校输送,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 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3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
为搞好条令、条例的编写工作,空军分期分批地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1112人,分别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专门从事编写工作,对一些专业性的教材则指定有关院校负责编写。常乾坤经常深入各编写点检查、指导工作。
编写空军各种条令、条例、教材,需要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常乾坤指示有关部门,为各编写点调来俄文、英文、德文等翻译人员几十名,他自己有时还深入到翻译组指导工作。
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使歼-8飞机试飞暂不进行。常乾坤为歼-8试飞把了技术关。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常乾坤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人民空军的建设兢兢业业工作。1971年4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工作。1973年,就在他准备去参加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突发重病,经医院抢救治疗无效,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3期,摘自2012年第6期《军事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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