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此后想必各地或将跟进提出美丽城市,美丽城区,美丽社区乃至美丽校园等概念,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由官方推动,形成新一轮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这并非是矫情,实则体现了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公众,他们对于自身生存环境前景的一种忧患意识,在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中西方间的社会与环境境况通透如一面镜子,仍处于发展中的社会希望寻求更加富裕的生活方式,但同时却又无法去走之前的致富道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知晓“简单粗暴”致富的结果是破坏自身的环境,是在断子绝孙,对此矛盾他们心知肚明,这便是当代中国通往发达之路的痛苦。简单而言,我们羡慕美欧的工业化成果,既富裕又美丽,但却无法去走他们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需知,正是工业化时期的财富积累才为后来的“美丽”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发达国家长则走了200多年,短的也至少是100年,而我们至今满打满算也只有30多年,算上技术进步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因素,要完成美丽建设所需的财富积累,至少也得50-6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计算,距离我们真正建成如欧美发达国家般的“美丽中国”大约还有15-20年的时间。问题在于,在社会经济政治矛盾重重的中国,如何才能兼顾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目标而同步推进美丽环境建设呢?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就是,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中,来建设美丽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美丽中国的过程。
其一,如上所言,全体中国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焦虑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确带来了工业污染,造成了环境退化,威胁安全与健康,从而引发反弹,这是中国本轮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环境退化会损害经济成长的绩效,并对其他部门的发展造成冲击;二是进一步而言,当前环境问题可以引发更大范围内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的间接因素在于,那些受工业污染威胁较轻或还不曾受到致命污染影响的地区和人群从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保护成效中获得了鲜明对比的结论,那就是,为何中国要为发展经济牺牲环境,而发达国家现在却可以坐享其成。对此,部分国民的应对之策是逃离(移民),但更多的却无法逃避,只能奋起。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是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但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较低收入水平和初级的经济结构在较高的环境意识下也可以推动社会环保运动的进展,这是当前中国建设美丽的特别之处;
其二,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建设美丽中国的代价必然是延缓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要素的分配上,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本等要素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本要素之间有替代性,从而环境保护会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投资和产出形成挤出效应,这是纯经济学的视角,但如果我们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或美丽中国的极大需求愿望考虑进去,实际上,保护环境的成本效益便会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加入而发生改变。如果说环境污染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有着很大的外部成本的话,那么环境改善的最大好处也恰恰在于它有着很大的外部收益,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部收益,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国民部门从中获得的收益,包括降低社会焦虑感,缓解矛盾和对立,提高幸福感和认同度,这些因素也都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组成,而环境的改善在当前阶段恰恰可以发挥这样一个临界作用,使得社会重拾凝聚力和信心,重新建立信任,重新进入良性的循环发展。这一政治经济上的收益才是我们建立美丽中国的言下之意。当然,在需求创造供给的理论指导下,我们也未必不可以从中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模式出来。这也是中国建设美丽的特点。
其三,如果说要探究美丽中国的受益者,并从中找到其背后的推动力,也许从表象上看起来,富有和特权阶层可以借助其优势通过各种途径享受国外的美丽环境,而中下阶层则只能享受本土的美丽建设,就此意义而言,中下阶层是美丽中国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但接下来的结果是,随着中国中上富有阶层对西方社会经济的侵入,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感受到某种压力,从而在未来极有可能变得更具排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环境资源并非贸易品,但在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富人的越境消费实际上在转移发达国家的环境资源,从而平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美丽程度,在此情况下,中国建设美丽实际上也是在为全球的统一市场服务,富人和穷人作为共同体,都在或间接或直接地在推动着国内的环境保护。当然,从自觉的程度上看,富人是用脚来推动,而穷人是则可以用自身的双手来推动。
世界将因中国的美丽而更加美丽,也会因为中国的丑陋而更加丑陋。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