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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 鈜:解放初期的陈毅与上海知识分子
  •  2012-11-28 12:57:28   作者:潘 鈜    来源:环球视野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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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放上海——“瓷器店里捉老鼠”

        1949年5月25日傍晚,陈毅由南翔乘军用吉普车冒着滂沱大雨进入上海市区,这是他第四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路过这里;第二次是1921年冬因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和同学104人被法国政府以武力押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三次是1929年盛夏7月,他扮成商人,从福建红四军军部经香港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情况。这三次来上海,他都只能隐瞒身份,偷偷到来,匆匆而去。时间过去整整20年后,1949年他再次来到上海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统率浩浩荡荡的大军解放上海来了。此时此刻,陈毅的心情是豪奋而宽慰的。一家法国报纸记者问陈毅:“在你一生中,什么时刻最使你激动?”陈毅回答:“那就是进上海,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历史转折的-个标志。人民胜利了,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希望,这在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解放上海之前,陈毅先在丹阳组织整训,反复告诫指战员解放上海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为使城市不受破坏,他指示解放军进攻时宁可忍受一些牺牲,也不能在市内使用重武器;入城后要严格遵守“入城守则和纪律”,不入民宅,不借民物,不买商品,谢绝市民的一切馈赠。陈毅一直强调,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渡过的一个难关,它带有全党、全世界的性质;解放军是一支好的军队,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进城也要表现得勇敢,但要小心、虚心、谨慎,野战军的“野”在城市里是不能“野”的。陈毅还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当时解放军进上海时正值下雨,入夜后凉意袭人,寒冷难耐,数万战士、干部衣服单薄。即使如此,他们坚决露宿街头,不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上海人民目睹这些情景,无不称赞解放军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是真正为人民谋解放的子弟兵。全市600万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科学家、文艺工作者、学生,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上海人民把解放军看作“天神”,看作毛泽东、朱德派来的救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说:“从今以后,上海将在工人、职员、科学文化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全力发展生产。……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也将因上海解放而跃入新的阶段。”后来陈毅赋诗:“解放宁沪吾道东,大军整肃胜薰风。至今犹忆入城日,夹道献花万巷空。”正是经过陈毅的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彻底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解放上海要“军事政治双胜利”的指示,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还给了上海人民。

        “一人向隅,举桌不欢”

        解放上海后,陈毅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担任重要工作,他不仅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长,还兼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领导和管理人数占全国“半壁江山”的大上海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陈毅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能成功,特别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陈毅一直非常关怀和重视团结知识分子。
        6月1日,上海解放后的第5天,他把负责接管文教事业的夏衍和周而复找去,要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统战部共同提出一个名单,召开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座谈会,参加的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大中小学教师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对夏衍、周而复说,所有在上海的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请到,人多一些不要紧。当两人拟定了100多人的名单送他审定时,他不仅全部同意,问了一些情况后还把遗漏的少数人一个个都补了上去。当周而复提到几位不是很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时,陈毅指示都要补上,并且说:“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个”,还说:“一人向隅,举桌不欢,团结的人愈多愈好!”
        6月5日,这个有162人参加的大型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上海西藏路青年会举行。在会上,陈毅和代表们推心置腹,倾心交谈,会上发言十分热烈。因爱国反蒋曾被国民党关押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激动,他站起来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刚落,陈毅马上插话说:“不要说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陈毅在近四个小时的讲话中坦诚地向与会人员讲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也不是天生的。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转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的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他表示愿意同大家一道继续改造思想,共同前进。陈毅感人肺腑的讲话感动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之后许多人开始向共产党靠拢。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驷曾说过,他就是听了陈毅市长的讲话,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并最终入党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消除了解放初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宣传、贯彻了党的团结、爱护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上海的知识分子以更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恢复经济和进行新上海各项建设的工作中来。

        “先让知识分子安心、放心,然后谈心、交心”

        陈毅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博学多才。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翻译和写过小说,写过文学理论文章,更是党内、军内的诗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称他“既是部队司令员,又是文化司令员”,著名诗人臧克家说他“将军本色是诗人”。正因为如此,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是十分了解的。接管上海时,他告诫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同志说:“你们接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是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情况不清楚,不要居高临下地乱管,要先接后管,要耐心地向教授、专家们解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先让他们安心、放心,然后和他做朋友谈心、交心。”
        陈毅自己率先垂范,以光明磊落、威严儒雅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对知识分子爱护有加,深得上海知识分子的由衷爱戴。进城后不久,他就一一登门拜访著名的专家学者。第一个拜访的知识分子是全国知名诗人、书法家沈尹默,他亲切地对沈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的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之后他还访问了著名的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秉志、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张元济老先生曾参加过戊戌变法,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第一任所长,介绍和出版过不少西方名著,是中国出版界的元老。陈毅登门拜访张元济时49岁,而张老已78岁,瘫痪在床。他看到共产党的市长亲自来探望,兴奋不已,想坐起来,可身子动弹不得,激动得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张元济住院期间,陈毅多次去医院探望,并互通书信商谈工作和进行问候。张老曾将新出版的《烬余录》送给陈毅,陈毅收到后亲笔回信,回信最后说:“弟顷在南京处理军务,他日返沪,当图快晤。辗转细读书末签名,知尊恙日就可痊,可喜可贺。”陈毅军务、政务繁忙,然而他又急切希望能与老人见面,实在不能就只有细心察看老人的签名,从签名中推断其健康恢复程度。他对老一辈专家学者关切之深隋,实在令人感动。

        “只有文化好、科学好,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陈毅深深懂得“文功武略”是自古以来治国之道这个道理,也明白固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要巩固政权,不能光靠枪杆子,同样也要靠笔杆子;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样要靠科学文化教育。所以,陈毅十分关心上海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人士。
        1949年6月9日,陈毅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在院部(今岳阳路320号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国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吴有训、顾颉刚、竺可桢、陶孟和、茅以升、赵九章、罗宗洛、冯德培、周仁、王家楫以及蔡元培夫人周竣等300多人。陈毅在讲话中说:“政党和军队好,有了权力,还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只有在文化上、科学上比别人好,才可以让人心悦诚服。”他说,共产党在发展科学这一点上和科学家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上海的解放要为科学的自由研究开辟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广泛吸收欧美各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家也要把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后来陈毅还建议在上海兴建一座科学会堂,他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科学家之家”,上海也应该搞,这个建议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一致赞同。上海科学会堂就是在陈毅的积极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科学会堂”四个苍劲有力的字也是陈毅亲笔题写的。
        陈毅不仅关心上海科技的发展,对中小学教育也十分关注。6月6日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1985年起我国教师节定为9月10日),上海市教育界5000多人在西藏路大上海戏院举行庆祝活动。原定上午8点半开会,几个负责筹备的教师7时到达会场时,发现陈毅已经先到了,使得几位教师很不好意思。会议开始后,陈毅讲话,他首先向上海教师表示敬意,接着强调教师工作十分重要,一个教师如能教育好300个学生,他的功劳将超过解放军的一个军长。他号召教育界积极分子要发扬过去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进一步学习,改造自己,然后教育学生,同时应该走到广大教师群众中去,以谦虚的态度,团结更多的人,共同为建设新上海和新中国而服务。他还强调,办好中小学,正课不可废,课外活动是需要的,训练班也是要的,但一般中小学不必采取训练班的方式,仍以正规课程为主,要使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正课搞不好,将来的损失太大了。上海中小学缺少经费,教师生活困难,清贫学生失学,这是当时上海教师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也是恢复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急待解决的三个问题。陈毅在讲话中及时提到了这三个问题,并且说政府将有步骤地逐一解决。陈毅的话说到了教师们的心坎中,给教师们安了心,鼓了劲。

        重视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

        陈毅对上海的干部教育也尤为关怀。1951年7月,陈毅冒着酷暑,为华东局党校学员作了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第二年同是炎热的8月,他又到党校作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报告,使党校学员认清了当时形势,提高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水平。
        为了提高广大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1953年10月,陈毅向上海高等学校的数千名教师作了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报告。当有人问及电气专家、农业专家、化学专家、医学专家等有无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必要时,陈毅语重心长地说:“学习中国革命史,对于一个专家来说是很必要的,这并不是要你花许多时间,而是分出一部分时间。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有不同的分工,但又有共同性,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生活,殊途而同归。中国革命史近30年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活的典型,你们学一点中国革命史,就可以把贯串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各自的科学中去,心中也就有数了。这对提高和发展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很有好处。”
        说到高等教育,还要说说陈毅和交通大学的不解之缘。陈毅不仅多次来过交大,还在交大住过近两个月。1919年6月,年仅18岁的陈毅考取官费留法,从成都经上海转赴法国。6月27日到上海后,他先住在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安全栈”内,几天后因房租太贵迁入徐家汇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小学部。住在交大的这两个月期间,陈毅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道应学联邀请,多次在交大的操场集会,聆听留日学生讲“明治维新”,听北京同学讲“五四”和“六三”斗争以及有关“赛先生”、“德先生”的知识,还多次听过著名人士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演讲,这对陈毅革命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说有直接影响。1949年上海解放后,黄炎培作长诗回忆陈毅:“你何尝是军人,你是文人,是诗人,你是30年前上海交通大学草坪上听我演说、被我欢送出洋的一位留学生。”上海解放后的第5天,陈毅就出席上海2200多名青年在交大文治堂召开的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并作了两个小时的讲话。7月18日,陈毅出席市青联、学联在交大文治堂召开的欢送在沪考取华东军政大学的4000余名学员赴苏州、常熟两地入学的盛会,并发表讲话。1950年5月7日,陈毅应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的要求,为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交大烈士史霄雯、穆汉祥墓碑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并亲笔复函。信中洋溢恭敬谦和之情,饱含一代儒将对著名学者由衷的崇敬。1955年初,陈毅视察公私合营的上海正泰橡胶厂,得知一位留美归来的传热学专家杨世铭学非所用,被安排在鞋子车间工作,陈毅立即通知把杨世铭调到交通大学任教。杨世铭后来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国家教委热工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其科研成果获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这些都是陈毅为交通大学做出的贡献。

        关心上海的文化艺术建设

        陈毅不仅对上海的科技、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上海的图书、文学、电影、美术等都十分关怀。早在丹阳讨论接管上海时,在安排了军政、经济、财贸、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后,陈毅说:“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加强对图书文物的保护,因为上海也是书海。”进上海后不久,陈毅不仅为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选定租用原跑马厅大楼为馆址,还题写了馆名。在陈毅的关怀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各种珍贵文物和珍贵图书的馆藏仅次于北京,成为享誉中外的地方图书馆和地方博物馆。其他如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等著名纪念馆的兴建,无不包含着陈毅的心血。
        为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上海解放不久就成立了文史馆和参事室,目的是“敬老崇文”,安排一些有从政经验的老知识分子,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有关部门当时只准备给文史馆30个编制,给参事室34个编制,送陈毅审批后,陈毅要他们在后面各加一个“o”,名额一下子增加了10倍。参事室和文史馆聚集了上海一批清末民初和“五四”以来学术造诣颇高、业界闻名的文人墨士,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展其能,为国出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因陈毅本身就是个诗人、文学家,酷爱文学艺术,所以对文艺工作者,他更是关怀备至。陈毅关心电影工作者的思想、创作、生活,经常推心置腹地和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等讨论电影问题。当著名演员赵丹受到不公平待遇时,陈毅及时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还亲自参与到电影剧本的创作当中。著名电影剧作家沈默君说:“《南征北战》从初稿到定稿,每一篇上都浸润着陈毅的汗水,每一句话都凝结着陈毅的感情。他是这个剧本的母亲。”其他如《渡江侦察记》、《东进序曲》、《红日》等著名电影、小说的创作,也都渗透着陈毅的心血。解放初期,上海有个交响乐团,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有人认为交响乐团成员复杂,管理起来很困难,演奏的乐曲工农兵又听不懂,主张把乐团撤销。陈毅知道后把有关领导找去,说:“交响乐团是个好东西。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好武器。有一些外国人怕啥?你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么。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应该有自己的乐团嘛!”他不仅保住了乐团,还把乐团从嘈杂的菜场搬到一座幽静的花园楼房内。
        正是因为陈毅对上海知识分子和文教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当“文革”到来他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时,上海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激愤之情。他们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到处传递陈毅诗词的手抄本、传抄本,争相阅读,传颂陈毅的丰功伟绩。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逝世,上海知识分子悲恸难言。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陈毅和其他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了名誉,上海人民在最繁华的南京东路外滩为陈毅树立了塑像,让子孙后代永远瞻仰一代伟人的风范。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7期,摘自2012年第6期《纵横》)
  • 责任编辑: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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