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1010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23)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29“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19,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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