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简介:刘晨,本名刘成晨,1988年生,湖北荆门人,著有《新知道主义》、《知人论世》等。2010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现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攻: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已在国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篇。
                                                           

    目 录

     

    5·故乡还会继续沦陷吗?(代序)        

    10·寻找家园(自序)/高尔泰             

    17·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巫 释          

    21·陌生的故乡/老愚                     

    28·回不去的故乡/刘晨               

    33·故乡在沦陷,如何拯救?/沈岿     

    44·谁人故乡不沦陷?/熊培云          

    55·我的故乡因何沦陷/熊培云         

    60·故乡的记忆/梁立俊               

    71·漂流: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命运/余英时

    85·迷失的故乡/黄石勇

    90·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十年砍柴

    109·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陈壁生

    120·谁家故乡不沦陷/潘采夫

    126·故乡的沦陷,躲不掉的心痛/韩皓月

    131·阻止乡村在文化上消失/秋风

    135·故乡的离愁,民族的“朝圣”/袁剑

    144·故乡的生与死/孙琳琳

    155·故乡:越来越模糊的老照片/陶短房

    161·故园无此声/长平

    170·我的原乡谁的故乡/蔡子文

    177·我没有乡愁/王晓渔

    183·边镇的诗歌遗风/野夫

    190·沦陷的故乡令人忧/朱永杰

    195·故乡沦陷依靠谁来救赎/单士兵

    199·故乡何以“沦陷”?/王培元

    205·警惕你我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中沦陷/熊培云

    217·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

    224·故乡今昔/张治凡

    254·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李佳蔚

    276·每一个人都应无愧故乡/汪菲

    故乡还会继续沦陷吗?(代序)

        刘 晨

    这是一个不太会记忆的民族,这也是一个不喜欢吸取教训的民族。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中部城市的乡村,乡村给予我的感受是无法描述的,那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温存,仿佛只有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丝安宁,在如今的社会中。安宁,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我认为,孤独是可以达到的。只是,我们又能如何孤独?

    但是,我们最多也只够配得上谈“孤单”。为何孤单,因为我们没有了家园,更没有了精神的归属,无论是在城市中,还是在我们的“家乡”,我们都似乎是没有根的浮萍,满塘漂离,郁郁而终。诚然,这一切仿佛都是“现代化”的错误,但是,真的的错误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对于我们的乡土,对于乡村性,不是保护式的发展,而是毁坏式的发展。而过度的城市化,导致大量的乡村人民步入到一个“推—拉”的空间里,一个是为了政绩,将他们从乡村中“拉”出来,一个是为了城市,又将他们从城市中“推”出去。而所谓的人口红利,在城市的现代化中的确是贡献了不少,只是付出的代价太过惨重,不然《时代周刊》也不会将中国的农民工理解为:最伟大的工人。工人阶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以斗争为纲”的时代,只是现在的这种博弈,比那个时代还要惨烈。只要有心的人去这个城市的底层走走,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小产权”的房屋中,祈求着一种生存的慰藉,只要不打扰他们。

    是的,他们就是在这样背离乡土中得到一种悲惨的欢欣,可以幻想的是,他们也是“城里人”,但是他们因为户籍制度,不是,却不得城市社会保障的安排和照顾。于是,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也需要唤醒我们的官员去保护他们,包括我们的故乡在内。要知道,中国人是有“落叶归根”的诉求的,是有乡土情结的!而我之所以将这本书编著出来,大致上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也为每个人的故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尽我一点绵薄之力。但是,在校订的过程中,我似乎又在文字中深深的感觉到,故乡还将进一步沦陷。我承认,我们无法阻止现代化的步伐,我们也无法干预一个城市的发展,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吞噬,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内心所有触动。故此,如果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极其严重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也希望多多少少在这样的假设上“理想”化一点,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的故土,包括没一个人。在你们的能及的范围中,去保护那些丢失的“传统”,去改变发展的逻辑,甚至去为每一个从乡土中走出来的“孩子”,留一点可以回味的童年。

    但我,只是深深的希望而已。这或许也是一种力量。

    另外,在选编的过程中,我努力的做好了“精炼”,无须多么丰腴的文字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哭泣”,或者是“呐喊”,而文字与文字之间,尽力呈现“丰富性”和“回应性”,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不仅仅可以看到里面的“趣味性”,“沉重性”,还有“思想性”和“文学性”,当然我更愿意将此书奉为一本思想性的文学著作,或者是文学性的思想著作。只是在此不免谈及的是,我所做的努力,必然有可能因为个人原因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但是,我已经尽力争取去避免,去回绝一些苛刻的审查,比如冉云飞先生的那篇。但是,我相信,既然现代化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包容也是发展到相当大的程度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第一篇文章中的《寻找家园》选择的也是我的校友高尔泰先生的文章,当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校友就青睐他,而是因为《寻找家园》给我们的反思太多,很值得阅读。于此,就让我们从这一刻,从这段沉重的文字开始,仔细的反思“故乡的沦陷”吧。也请您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阅读最好,那就是:我们的故乡还会继续沦陷吗。

    ——“该结束了吧”,不是吗?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作于兰州

     

     

     

     

     

     

    《寻找家园》自序

        高尔泰

    这是一本在流亡中写作的书。

    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

    十来年没过过生日。七十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非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地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

    何况是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些许残余,都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开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最好答谢。

    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据。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和结构性的刚硬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开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专制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买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九一一”欢呼;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捍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资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减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

    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藉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脑子生锈,又感到呼吸困难。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作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我依然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E 时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开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资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寻找家园》前两卷能在大陆出版。想不到虽然经过审查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最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集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好像又复活了一个,已经失去的祖国。

    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曾使我经常有一种在敌国作俘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超高温下凝固,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稍微想个人。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

    有一次我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儿时家山,已完全变样。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飘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能够完成这本书,要感谢国际作家议会的帮助,更离不开妻子小雨的支持。我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写作稿费极低,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如果没有她长期付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为我承受着种种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每天下班回来给我看稿子删掉许多躁气、火气、“没味儿”和“小家子气”,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正如我们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现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

    选自“台版·高尔泰《寻找家园》,印刻文学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912月”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巫 释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诗人北岛,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的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

     

    北岛试图“用文字重建北京”,他否认了《城门开》的自传性质。那些午夜梦回的片段、异国羁旅的思绪、隔海相望的怅惘,以文字的形式重新建立。他不仅是北岛个人的北京,也是那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北京。

     

    他像本雅明那样,将回忆的铁锨“伸向每一个新的地方,在旧的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挖掘者的铁锨,既指向深不可测的过去,也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既指向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想象,也指向私人叙事的日常生活细节。”

     

    北岛的北京消散了。如今这座城市充满好大喜功的建筑,权贵游乐,外来者挣扎消磨,成千上万辆车堵在路上,上访的人和医院排队的人脸上是同样的焦虑,国家权力将最好的资源聚集在一起以获得安全感,使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庞大的畸胎。其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在《光与影》中,北岛写到他儿时北京的夜晚之暗。与现在晚上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的北京相比,那时的北京之夜至少暗一百倍。不同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宏大概念框架中来表达他的阴翳礼赞,北岛对北京之暗的回忆不加任何抽象的概念诠释。他的笔触始终紧贴在对个人感觉的描述上———在黑暗中,人的视力变得超强,女孩们都“显得”很好看,孩子们可以尽情捉迷藏,可以恐惧而又兴奋地想象着鬼的浮现,等等。

     

    北岛写起散文来,都是一个个形象,就如你寒冬夜行,黑暗之中一座小铺子,门前挂着昏黄的白炽灯泡,老板在灯影下做活,店里卖的是老铜器,还有铜片做的风铃。当然还有诗意,“随着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住那线头……

     

    很多人在写回忆时,往往以一种尘埃落定,心气儿早过的心态,不自觉将过去的一切都罩上一层浪漫感伤和怀旧的柔光。这些回忆通常以两种方式收尾:要么是空泛的赞叹———啊,青春万岁!要么是无谓的感伤:时光如梭,无可奈何花落去 ……但北岛总是坚定地拒斥这种毫无批判性的情感“放松”。

     

    北岛没有让人失望,个人的奇幻体验,那些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味道,光与影,一一被诗人的笔召回,归位。墨水把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城市撕裂推倒,然后推开古老的半掩着的城门,扑面而来的是低矮的房,衰颓的墙,昏黄的灯光,以及阵阵槐香。

     

    书的最后一篇,是追忆父亲的文字。北岛说,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中国男人心中的小暴君与衙役顺民的角色,父亲对祖上历史的追忆以及父亲曾对我说的“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

     

    人的一生,分不出青红皂白。长亭复短亭,何处是归程……

     

     

     

    陌生的故乡

     

    老 愚

     

    回到家乡,雪就沉着脸扑下来。一夜过后,大地好像被什么捂住了嘴巴,一声不吭。雪花堆成一世界软糕,踩上去发出悦耳的“窸窣”声。黎明时分,村子静谧如沉睡的婴儿,只有细心分辨,才能从天边的光亮里,嗅到一丝时间的气息。


          
    城壕围拢的老村,隐藏在蛋清般的光色里。


          
    陇海线火车摩擦钢轨的声音清晰可闻,仿佛幼时的那列。


          
    村外的那方池塘早已干涸,即将被各色垃圾填满。边上的学校还在,全无昔日的模样。老建筑物悉数拆除,中央隆起一坨刺目的教学楼。我们存在的痕迹被铲除干净了,没有一块砖是熟悉的。我和小伙伴们在课间乘凉的槐树和松树都不见了,我在上面一字一字写快板诗的黑板报呢?女生挥臂击球的排球场呢?


          
    若要找出村子的灵魂,大概就在颓败的大队部里,那儿有几位老婆婆供奉土地爷的神位。通讯基站矗立在村子南方,钢架构的胳膊腿支起一颗桀骜不驯的脑袋,好像一个精神看守半年前回家,村子已经变得陌生了,街道被两边凸出的门楼蚕食得如同一条颤抖的线绳,幼年曾经有过的大路去哪儿了?邻居家院子前的几十株大树飞走了,垒起两排灰不溜秋的二层楼。有老太太弯腰蹒跚,有老汉站在门口望天,他们见我过来,瞥一眼,便挪开视线。他们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幼年时,我曾叔啊姨啊地喊叫着。哎,哎,他们的应答声犹在耳边回响。青壮大都在外边施工,老人带孩子守家。


          
    土地被政府收走后,在肥的流油的地里,大兴土木,砌起蔬菜大棚,转手承包给来自各地的经营者,妇人为雇主做些“天天工”——一天一付酬,补贴家用。天南海北的口音,飘荡在村子上空,盗贼出没,村里组织人手昼夜巡逻。村子被浓烈的牛粪鸡粪味包围,蚊虫苍蝇奇多,人们只好用塑料帘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厨房和居室罩起来,但空气里的那股气味却无法隔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


          
    走在村里,我仿佛一个外乡人。儿时的玩伴佝偻着背,在牌摊上高声叫骂,他们在悠闲地消磨时间,他们的后代已经有了后代。凑上前打个招呼,对方只一笑,便无多话。


          
    街道还是那副模样,塑料袋,烟盒,树枝柴火,污水,堆肥,鸡狗猪们随意拉出的屎尿,院门紧闭,偶尔有动物们闹腾的声响。我曾无数次走过丁字形的街道,猜测过每一扇大门后面的故事。一天,我因借蒸笼进了对门家,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女儿说着闲话,女儿正在为她捏脚、捶腿。我一次次去康康家,为的是坐在他家热炕上,一起玩扑克牌。他枕头下经常藏有没脸没皮的小说,我曾经用半个馍换了本《林海雪原》,点燃煤油灯,捂在被子里,囫囵吞枣般一宿看完。那些悄悄流传的“黄书”,让一个贫瘠少年感受到活下去的希望。


          
    每户人家都去过。每家都有自己的色调,我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去谁家。进了人家家里,饭时都会问一声,“吃饭不?”我当然知道,那些是虚套,只需应一声:不了。疼你的老婆婆,会在饭时给你打一碗黏黏的搅团、醋溜什么的,会塞给你一只香喷喷的地软包子。


          
    二伯,五婆,八婆,姑婆,也就这么几家,让我觉得温暖。


          
    在屠夫家门口玩,就得特别小心,他经常把三个儿子撵得满村乱逃,手里握的那把杀猪刀,让他有一股凶煞气。他家里还养着一条大狗,时不时会窜出来,吐出长长的舌头。
    跟父母吵过架的人家,我是不去的,好像在心里跟他们结了仇。
          
    继父1988年盖的这栋楼,坐落在村外。这儿原本是地,年复一年生产粮食和蔬菜。在我的记忆里,先后有小麦,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白萝卜,高粱,西瓜,大白菜。后来,做成沼气池,再后来弄成碾场。


          
    麦场,是一个盛满快乐的地方。眼看着半年的收获就到了嘴边,人们都乐呵呵的。等到大热天,再铺成一地,让拖拉机拖着碾子一圈圈碾过去,把碾扁了的麦秆翻过来,再碾,直到麦粒脱落。在间隙,男女嘻哈着开一串粗俗的玩笑,活泼的小伙子便被嫂嫂们扑到,半剥了裤子,摸几把小鸟。扬场最叫人兴奋,将堆积成小山的麦子,一锨一锨顺风扬起来,麦穗上的壳和刺就飞走了,落在不远处,麦粒则亮亮的滚成一团。


          
    尘封在记忆里的那个世界,有壕,有窑,有老树,有深井,人大都是认得的,狗也就那几条。如今,许多人远走四方,数年难见一面;有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悄悄躺在南坡头的坟地里。街道上一茬茬闪动的新面孔,好像豌豆秧上挂着的豆角,他们的人生有待时间之手逐一剥开。父母常说,老人在,家就在;老人走了,就散伙了。


          
    仅剩的一段城壕,也被垃圾填埋得越来越浅了。略微平整一点儿的,都让手快的种上了麦子。遮蔽村庄的大树,已经屈指可数。那一溜互不认输的房子,高而孤独。这个村子,仿佛被什么抽走了魂魄,徒有粗糙的外形而已,他们只是留守老人和孩子的寄居所。


          
    村子西北口的两株皂角树还在,身披雪花,遒劲有力,俨然村子的护卫者。临树而居的加帅哥说,一株皂角树可以卖到一万五千块钱,因是神树,经常显灵,便无人敢挖。


          
    存储着少年往事的村子,被大雪裹紧了。静谧,详和,在那个黎明,我心里涌动难言的感触:人生恰似穿行于激流之中,一刻也不容懈怠,时时需要勉力应对,也就在这永无歇止的航行里,我们感觉自己活了一生。

     

     

     

     

     

     

     

     

     

     

     

     

     

     

     

    回不去的故乡

     

    刘 晨

     

    一、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每当你在一个地方久留之后,便会想着逃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的确,当我们回到那个出生之地时,不知道是一个陌生感还是“久违的隔离”,我们都难以对这块土地有多少的冲动,甚至是一种回味。只有感激。

     

    乡村依旧安详,如一个老者,不是这样的一个“寡妇”不愿意与我们“结亲”,而是我们不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敬献给她。这样的一个“不融入”,就导致我们在土地的边缘游走,一直到我们离开。离开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土地并未因此沮丧,她说不出自己的苦衷,唯有用一道道夯实的田埂去挽留在城市里浮躁了一年半载的游子。

     

    可是,在“乡土中国”里差序格局,并未对我们对乡间信息有多大的影响,一如既往,我们依然会在这样的一个边缘地带去“被收听”到或多或少的信息。这就是乡村,足不出户,依旧可以得知“最准,最快,最全”的信息。社会学家早已把这样的一种信息传递模式与形式研究的十分透彻。可是这样的一个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相比,“遗憾”的是只有“单向度的传递”,我们都在一种单向度的社会里去对这样的信息做出反应,在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去交流所获得的信息。

          
    二、

          
    我们离开的太久了,久的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离开了多久。直到村里的人遇到我们之后,才得知:的确是又回来了。他们大多都是这样的一句“开场白”:什么时候回来的?然后你回答说:XX时候。他们与你的话语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有一种眼神间的肯定与否定,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们完全在两种不同的场域内生存,所思所想的几乎都不一样,况且你对这个乡土的了解几乎是碎片化的,这里面没有一种逻辑与准则,只有一种想象。的确,你对乡土的想象要远远的好过现实,当你亲身去体验这块乡土的生活时——原来底层社会生活的是如此的艰难。

     

    还有,与你儿时的玩伴都几乎结婚生子,有的甚至在他乡“另谋高就”,家也就搬迁到了另外一处“理想之地”。这就是教育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与社会迁徙。而之所以所是教育,是因为:中国就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式可以供你“翻身”。进一步说,当这样的一群人离开乡土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探亲,而不是寻根,回到这块乡土之上。割裂的情感,由此引发的是一连串的思考,我们背离了乡土,也抛弃了故乡。这的确是我想强调的重点,这与太多的问题可以纠葛在一起,譬如社会学中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农村劳动力减少却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嵌入到城市之中,在一种苦闷的夹缝中寻得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居所的地方安居乐业,这就是“城里人”的标志吗?不是。这样的一种“好面子”其实并不是问题的主要原因。(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强调的问题不是我们在常识中所认为的问题。或许我将此称之为现象更好)最为重要的原因有三点:农村社会需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脑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们在农村得不到市场,即便是重新融入,也需要一定的成本。而机会成本是,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到城市谋求发展所得到的回报要比在农村大得多;子女们的父母不会同意自己的子女继续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城里人比起乡里人,在面子上要生活的更体面。当然,以上三种理由并不能概括全部。可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这辈人与乡土的割裂,其实已经很深很深。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这些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会逐渐的,逐渐的忘记:我们是从何处走来。

          
    三、

          
    我们与乡土的对话已经不存在了。时至今日,乡土却依然在惦记着我们去回望那片沧桑的过去,关于我们的过去。切实的说,我们有太多关于乡土的记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可是我们又怎敢忘却。一片农田,一节麦穗,一块草地,一条田埂,一张笑脸,还有满是泥巴的土地。这就是故乡。

     

    诚然,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只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回不去了”,城市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虽然成本很高,但是质量与安全,更能得到保障。而相对来说,在一种安宁感这一点上,城市远远比不上乡村。如果说我们回去,更多的难道不是为了获得这些身外之物吗?


    可是,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

     

     

    故乡在的沦陷?如何拯救?

     

    沈 岿

     

    故乡沦陷?谁的?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这是一句在“谷歌(Google)搜索”中,只需输入前四个字(“每个人的”),就会自动生成、供搜索者选择的话。由此可窥,这句话在网络上的影响力!甚至,细心的网络读者会很快发现,不少作者皆以其为同样的标题,抒写着故乡沦陷的不同故事,而根本不在意是否“抄袭”他人标题、掠人之美。


          
    当然,故乡沦陷的主题,较为著名的议论,并不限于以此为篇名。十年砍柴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陈璧生的《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潘采夫的《谁家的故乡不沦陷》……,都触及这个看似“雷人”的全称判断。


          
    因其全称判断的性质,作为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乡村陌生人的我,一开始是狐疑的。一则,“故乡”一词,对于像我这般的土著城市人而言,就等同于我所出生的城市。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至少并不支持我认同故乡在沦陷的断言;二则,中国如此辽阔广袤,即便是乡村,难道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后,地不分南北东西,一概都沦陷了或正在沦陷吗?


          
    狐疑的我,细细地咀嚼着那些文字,努力在混杂的味道之中,试图品尝和鉴别出乡愁、忧思、迷茫、哀伤、惆怅、愤懑、无语……。渐渐地,在脑海深处,似乎隐约地看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摘自《桃花源记》)的最佳乡村图景,正电光火石般,飞速地离我远去。)


          
    刹那间,我恍然顿悟,十年砍柴、陈璧生、熊培云、孟波、潘采夫的故乡沦陷之际,又何尝不是我这个土著城市人、乡村陌生人的故乡沦陷之时?


          
    故乡沦陷?什么意义上的?


          
    这里的“故乡”,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的、具体的、特指的童年生长地,它同时还蕴涵着一种生活样式:


          
    它是宁静平和、有张有弛、闲适写意的,而不是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今天短暂的停歇,只是为了明天更好地被旋转;它是彼此熟悉、温暖诚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而不是陌生、冷漠、猜忌、孤独、无助,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救人反被诬为撞人的,更不是弱肉强食、强盗逻辑、丛林法则的;它是与天地融和,信守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田,呼吸泥土清香、享受青山绿水之乐的,而不是掠夺资源,用钢筋水泥筑起工作坊或巢居,在半空中的封闭盒子里走动、劳作、休息和睡觉,为了消费而消费,并不断地由此释放垃圾、污水、浓烟、尾气的。


          
    这种生活样式或许只能在理想的彼岸,即便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之中,也只是在《桃花源记》中作为“言辞的仙乡”而存在。然而,它毕竟是令人悠然神往的,是值得守望的。这种意义上的“故乡”,它不属于农民、乡民所独有,它属于所有人包括城市人。城市人在购房时关注绿化,在办公室里哪怕摆上一株小小的仙人掌,假日时热情于郊游、农家饭,对美轮美奂的风景摄影(甚至是经过“美容”处理的)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凡此种种,不都在展示扎根于内心深处的那个“故乡”吗?


          
    因是之故,当十年砍柴们在去国怀乡、却感极而悲地叙说着他们家乡的变化时:农田干涸、杂草丛生;草原沙化、鼠害肆行;老弱病残、了无生气;满村狗跑、看家护院;寡廉鲜耻、惟利是图;地痞流氓、鱼肉乡里;嫖赌黄毒、伺机蔓延;官商合谋、掠夺资源;大兴土木、盲目开发;……,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或许,它们并非中国农村的全貌,或许,它们只是局部地发生着。然而,当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记录下来、发表于网上时,又有谁能像“局外人”似地、漠然地说:自己的“故乡”还没有沦陷?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假如听任这样的沦陷继续下去、扩张下去——或许是危言耸听,那么,9亿农民居住的农村,会以怎样的态势包围城市呢,最终又会给整个民族带来什么呢?

     

    为什么会沦陷?
          
    故乡的沦陷,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哪个占卜家,可以从水晶球或者天象之中预测到的。从近处着眼,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城镇就业机会大幅增长的过程,而城乡生活的二元格局和收入差距,吸引并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青壮年农民工队伍(2004年全国人口统计,约有1.66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他们无疑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劳动力资源,却也同时在离土进城的步伐之后,留下了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空巢村”。


          
    于是,农田或者荒芜,或者转包给他人耕种,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家庭不稳定,农村婚外情和因婚外情产生的刑事案件增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都不同程度地陷于“情感空巢”;老人养老、儿童教育,也都日益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空巢孩子的性格趋于内向、孤僻、任性、冷漠;而由老弱病残者组成的社会治安力量,更是难以抵御盗贼乃至黑恶势力的猖獗。将镜头拉得稍远一些。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每家每户的生产积极性,摆脱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结构之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害,被视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革命第一枪”。不过,这一制度也让农民局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家庭合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福祉的供给日显不足。


          
    家庭经济和频繁快速的劳动力输出,相互勾连,使得原本习惯于集体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逐渐地趋于原子化、陌生化、疏离化、孤独化。脱离集体的村民,获得了行动自由的广阔空间,但也失去了对人的依赖。结果,村里人就像城里人一样,需要找到在恶劣竞争环境之下,让其独自坚强地生存下去的拐杖,那就是对物质、对金钱的依赖。“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更是在消费主义广告的推波助澜之下,侵噬了节俭价值观。


          
    与此同时,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了工商业经济、旅游经济觊觎、褫夺的对象。在GDP政绩的刺激之下,基层政府又为这样的褫夺大开方便之门。转而依赖物质、金钱的原子化村民,既无奈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共谋,也受限于狭隘的眼前利益,不单是听任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有的甚至亲自加入其中。而资源遭破坏、遭掠夺的环境恶化后遗症,即使不是无人关心,也是少有人挂怀的。


          
    再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西方的坚船利炮,把现代化的种子,撒向了被视为蒙昧、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支撑的中国;这个种子在看似不利的土壤之中,强势地、不可逆转地生长。西方式的现代化,一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实现国家对底层的控制;二是建构原子化的个体,摆脱传统家庭、作坊、行会等势力的约束,以表面上自由缔约的能力,卷入工业大军的行列,为工业化提供支撑。仔细回味,当今“故乡”的沦陷,不也与这样的现代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如何拯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之下,即便可以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弊害进行诟病,我们也不可能冀望于回归小农经济,来实现拯救。


          
    对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具体化为如下五项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每项皆由四个字简约组成的目标,又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此不予一一复述。显然,新农村战略有着明确针对和指向,对于此处所论拯救沦陷的“故乡”而言,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只是,依我个人愚见,尽管新农村战略强调五项目标相辅相成,但仍然将发展生产作为前提、根本和一切工作的起点。这在实施新农村战略的地方基层政权那里,又极可能滑向“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以为经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故乡的沦陷,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经济决定论、就是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思维作祟的结果。


          
    其实,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都是新农村的实体性目标,也是沦陷的“故乡”最终救赎的目标。然而,预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的新农村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其具体实施的过程。如何设定议程,如何利用有限资源优先解决能够即时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发现新问题之后、及时调整资源的配置,如何监督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新农村战略目标能否渐进地、顺利地实现的关键。


          
    因此,“管理民主”这个新农村的程序性目标,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资源贫瘠、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让农民揪心、伤心、寒心的沦陷现象,虽有多种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乃决定性的因素。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在乡村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方面坚定决心和信心,那么,生产发展了的肌体,照样免不了上述丑恶痈疽,照样免不了“故乡”的进一步沦陷。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谁人故乡不沦陷?

    ——怀念我“被拐卖的故乡”

     

    熊培云

     

    “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了,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圣马洛。记得当时圣马洛好像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热闹非凡。这样的时候,尤其像我这样一个喜爱欣赏沿路风景的人,即使有些离愁,也是很难体会夏多布里昂笔下那种“望不见童年”的伤感的。


          
    显然,这种伤感只有你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时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伤感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而且是在一个莺歌燕舞的和平年代里,没有战争,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就抢鸡的敌人。


          
    我在《寻访罗曼·罗兰》一文中曾经慨叹老家的旧宅在移民建镇的风潮中被拆除。然而事实上,在我的世界里,此后几年老家发生了比拆房子还要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却很少失去内心的安宁,然而当我偶然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卖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肝肠寸断。


          
    显然,在我所有的乡村记忆里,最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庄公共晒场上的一棵老树。它高大挺拔,有几十米高,不仅给人昂扬的斗志,同样是贯穿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它同时也是一种温情,是游子望乡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树,没有树,再肥沃的土地也没有灵魂。我时常想,就像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考虑,这棵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也无可比拟。然而,树贩子竟以“2000元”的价格将其买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然而我却失去了心底的家园。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一位巴勒斯坦女果园主,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长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然而,在女果园主看来,树有自己记忆,有生命,这些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令人忧伤的是,我所在的村庄,竟然因为“2000元钱”被人变卖了自己的灵魂。


          
    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的地方?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一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村庄。然而我在村里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旧时的晒场看那个大坑与剩下的古树枯根了。夏季,当我排除内心的倦怠重新回到乡村,并且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现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此“心中辣痛”。年底,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件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细心呵护树根,希望它能长出新枝。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在逝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之所以有此一切,只因为当时抗议之声寥寥,每位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


          
    有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六七百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时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


          
    据村民分析,这些树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许多青壮年常年都在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权力部门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卖树之时,当地各路干部与喽啰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阻止恐吓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村长同意卖树,也是给上级官僚做了个温顺的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20户人家,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很“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熊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有的甚至“乐见其成”,当是看个笑话。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古树,居于晒场边上,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祠堂后的树;三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保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的壮士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


          
    几处树的命运的不同多少有点意味深长。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谁曾想,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竟然挡住了权力与资本之槌的联袂入侵?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成每户人家的具体的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不仅自己觉得吃亏,同时也会被人笑话。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有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的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事实上,这种毁灭村庄,并非我所在的村庄才有。近些年来,这种摧折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中国蔓延。据新华社报道,在江西宜春,吉安市的一些乡镇,因为盗卖古树名木的犯罪分子每天都在一些村镇“走动”,部分有古树名木的村子,常常要每天派人专门守树,有些村子还自发成立护树队,每天为古树名木站岗放哨。(《古树之劫:“大树进城”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新华社记者曾曦)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近年来,在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在绿化上都加大了政府投入,努力创建一个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城市绿化越搞越好,大树移植、古树进城现象也随之出现,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曾经有记者采访非法倒卖大树、古树的树贩子,据称大树的死亡率很高,他们有时候买进10棵树甚至要死六七棵。这种死亡率,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贩奴船。事实上,即使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早已没有当年枝繁叶茂的气象。


          
    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要买走乡下人的树?是金钱万能么?由于了解到上述一幕幕情景以及背后的真实,如今每当我在城里看到哪个地方突然多了棵古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而我的故乡又被那些惟利是图的人拐卖到了何方?我至今不知,那些树是活着抵达彼岸,还是死在了甲板之下?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城里人在移栽的古树上看到了风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窃、抢劫以及杀戮。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我时常忍不住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怀想那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歌谣。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家园,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

     

    作者:熊培云,1973年生,祖籍江西。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兼任《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主笔。

     

     

     

     

     

     

     

     

     

     

     

     

     

    我的故乡因何沦陷

     

    熊培云

     

    我曾经为“出国,还是下乡?”苦恼不已。几年来,我一直想完成一项因留学而中断的田野调查。2008年夏天,趁着北京奥运的这个长假,我独自回到了江西清僻的故乡。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一篇《乡居杂记》。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乡居期间,确有不少收获。比如,更了解了父辈、祖辈们生活中的辛酸与荒诞。仅就情节而言,如果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农村是中国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乡村正在开始的一种新生活。如卫星电视、彩电、冰箱、空调渐渐进入一些农民的家里。坦率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有些变化也让我五味杂陈,在这个从行政上来说最偏僻的村庄里,有些人家虽贫穷却还用上了饮水机。农民不仅抛荒了大量田地,而且不再种菜,开始学着城里人一样买菜吃。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村流逝。


          
    至于耕牛,基本绝迹,代之以小型农机具。由于养猪不合算,村子里也没有了家猪。记得前些年,村中几乎无狗,如今满村狗跑。它让我想起城里小区看家护院的狼狗。显然,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是为了看家护院、维护治安,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到外省或者附近的镇上去打工或做散工了。而且,有证据表明,附近的偷鸡贼并没有到大城市里去干大事业,而是继续留守乡里,以此“小本()经营”。

    当然,“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700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乡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另一处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近些年来,网络上下,有不少朋友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这个夏天,我亦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如何沦陷,尽管这个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为此伤感时,我更能体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掌权者,手中那不受约束的权力!

     

     

     

     

    故乡的回忆

        ——行走在他乡

     

    梁立俊

     


          
    现在,我对故乡的回忆只有在梦里了。


           07
    年春天,我去法国的小城Aix访问,住在一家叫Hotel Cardinal的家庭式旅馆,据女主人(?)说这个房子已经有600年的历史。房间很古老,布置也很怀旧,屋顶横着一根木头梁,黑漆漆的,一看就是老房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打开窗户,对面房檐上鸽子飞来飞去。也有麻雀在啁啾,似乎和国内的麻雀说着同一种“鸟语”,可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比鸟类深得多。阳光洒落在古老的墙壁上和灰白的屋顶上,一片温暖、明亮、清新的色彩。天空瓦蓝、瓦蓝,几处白云鲜明而纯净。眼前的异乡情景突然让我有如重回童年,彷佛置身孩提时代自家院场上的早晨!


          
    但是,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己的故乡,却再也唤不起这样的回忆!

          


          
    出我家的门,往前走大概200是一条大路。据说这条路是左宗棠征西的时候修的(这条路可能也是古丝绸之路一部分),如此算来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听老人讲,解放前,这条大路两旁是一字排开的硕大的柳树,叫左公柳——左宗棠征西时手植。这些柳树解放以后大多被砍掉了。我小的时候,仍然有零零星星的左公柳,十几米高,枝叶茂盛,矗立在大路经过的村口,是我们从远处确定离家远近的标志。现在连一颗也看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砍光。大路几经改造,更是连一点旧时的痕迹也找不到了。


          
    小时候,家门前有一个果园。据说是我们家的私家“园林”。我们家是地主,解放后这个园子被没收了。周围还有三四个园子,是我二爷家的,我三爷家的,还有我尕太家的,和我们家的差不多大小。尕太和二爷家都是贫农,这说明当时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大。我们小的时候,这些园子还在,从对面的火车站往村里走,看到整个村子掩映在绿树之中。园子队里派专人看护。小孩子们突然扔一个土块,然后躲进别人家里,等一会出来,装作没事人“拾”果子吃——这是当年最刺激的游戏。有一年队里把园子里的树全部砍倒,木材盖了队里的几间牛棚。现在我家门前仅剩两颗古老的枣树和一颗老的不再结果的杏树。当年的那个乐园已经无影无踪。


          
    村里原先有个庙,那时候叫大殿。大殿有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一大半老师办公,另外劈出一个小房间,是老师住的地方,而后面一大间就是教室。大殿的顶很高,住着很多蝙蝠,有时上课,突然掉下一只,吓得女生哇哇叫,而男生们则轰然大笑。不知谁家把一口棺材寄存在大殿的里间,就在我们的教室里。有时下课,我们就爬上棺材玩。有一次,几个男孩子一起用力,抬起棺材盖子,发现里面原来还放着几袋麦子——这是老师的口粮。1976年文革结束的那个暑假,校长陆军领着一群半大不大的娃娃(包括我)拆掉大殿,用拆下来的木料修了几间教室和办公室。村里的最后一个“四旧”就这么给破掉了——连我们的童年回忆一起。

          


           1986
    年我离开故乡,以后断断续续回去,村子里每年都在发生变化。那条贯穿村里路被改造过,上面抹了薄薄的水泥,已经斑驳、脱落。听说是一个厂里“捐”来的钱,村干部“省吃俭用”,敷衍出一条“惠民路”。村周围的老树越来越少,都是前些年砍掉的。过去树是种在田边的,村上的人认为树庄稼——遮阴和吸肥,于是,把原来种在田埂上的树砍光了。村里的老房子已经拆得所剩无几,家家盖起了新房。新房子不断侵蚀过去留下的老路,房子是盖起来了,路却被挖断,车子开不进村了。现在,从对面的远处看,整个村子裸露着,耀眼的红砖白墙像疮疤一样钉在黄土山色的背景上。


           2002
    年回家,我们家的老房子正在拆除。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老宅,是爷爷手上建的,算来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我站在老宅前面,眼前是一个狼藉的工地。只有那两颗枣树和那一颗杏树,还是旧时遗物,多少记载了我的和我们的集体回忆。2005年回家,父母已经相继去世,旧宅已经翻新,我和已经老去的兄弟姐妹坐在一起,午后寂寞的阳光耀眼而明亮,但是,眼前不再有让我们回忆起父母音容的那一扇窗户,那一道门槛,也不再有记载我们童年时光的那一段矮墙,那一把桌椅。我们知道大家将各自老去,以后见面不易,兄弟姐妹各怀惆怅,却无法一起回忆逝去的金色年华。那天临走,站在远处,回头眺望,小时候常常面对的那座山仍然矗立在后面,它的山峰正好和我们家——不,和曾经的老宅在一条中轴线上——我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密码,但是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现在唯一能确定我的童年方位的标志!


          
    在家乡逗留期间,我到父母的坟头行礼。山间变得异常空旷、荒凉,不似我们童年时候的热闹。我们小的时候,每年春天就到山上去捉鸟,秋天到山上野炊——烧土豆,整个山谷和山头,时时有孩子们的身影和声音。现在的孩子们不知在做什么游戏,但不会再到山上去玩了。回来的路上,二哥指着两个新坟告诉我,那个是小颜子的,那个是尕敏子的。他们是我儿时的两个玩伴,已经埋在黄土下面了。当年我们就曾经一起在这个山野里奔跑、嬉戏。记得有一次,小颜子和我在河边相遇,迎着太阳光,我竟没有认出他。那时候我们多野,本来是抬水去的,两个人竟放下正事,在河边玩了大半天。尕敏子,2002年去为父亲举丧,他还来帮忙哩。


           2005
    年那次回家,我带了3岁的儿子一起去。儿子和周围的几个孩子玩得疯了一般。儿子认识了大伯,二伯,大姨娘,二姨娘,还有尕姨娘以及几个兄弟姐妹,也能说几句家乡方言。回到南方,我几次问儿子家乡的事情。他首先忘了大伯,二伯,大姨娘等,接着忘了家乡的名字和方位。现在我打电话,儿子学着我的家乡口音,嘻嘻哈哈地玩笑。有几次,我动了春节回家乡过年的念头,想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旧历新年。但是,家乡没有一件故物让我抚摸,也没有一处旧景让我面对,更没有一条老路让我徘徊。我怀疑是否还有那浓郁的乡情让我沉醉,是否还有那古旧的风物让我忘情。我怕回去,我怕失落,故乡已经没有我和我们的历史承载,我和我们的过去已经堙没,无法唤回!

          


           06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做了一个梦,回到了家乡过年——已经十几年没有亲近过冬日故乡院场上那暖暖的阳光了!


          
    旧年临近,家乡的那个小村很热闹,节日的气氛浓浓的,路上到处是人——各个忙着地办年!我从大哥家里出来,沿着那条横贯村子的土路往家里走,沿途几乎碰见了村上所有的人。圈海子,我小时候的同学,一点没有变化;宝儿,我去年回去执意要请我吃饭,他说只是混碗饭吃,但是一脸的乐观;德文子,好像阔了,但是我们是小时候的伙伴,说起话来仍然亲切;还有一个女的,名字一时没有想起来,她比我高几个年纪,她看上还是那么漂亮;还碰见继成子,他要我留下电话号码,但是我怎么也说不准,好不容易说完整了,他说还是那个旧的号码呀!还碰见了泉顺子,比我年纪大,依旧落魄,我们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还有学儿,庄太子,另外是一些我走后生出来的小娃娃,我不认识。


          
    到了家里,厢房里空的,没有人,我大声地喊:妈——,厨房里母亲答应:噢!你来。母亲在厨房里整年夜饭,我以为母亲给我准备了猪头肉,叫我吃。进了厨房,看见一头整猪被大解八件,卤成了香蓬蓬的肘子、蹄胖、带骨肉等等。母亲指着煮好的猪头说,把这个给你爷爷搬去。猪头是爷爷的专利,爷爷喜欢自己做菜,他还要自己加工一下。我把猪头搬到堂屋,爷爷歪在炕上,屋里放满了东西。我问爷爷猪头放哪里,爷爷找了半天,拿出一个案板,我把猪头放在上面,说:爷爷,给我弄点猪头肉吃。二哥在外面站着,好像在数门上的春联的字数,数来数去,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母亲抱怨我,说:你来,一直不着家,你二哥说不见你的踪影,你赶快去和你二哥说说话去。我掀起门帘正往外走……


          
    突然,儿子在客厅里吵闹的声音传到了耳朵,我被吵醒了。原来是一场南柯梦!那天我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任回忆淹没我,淹没整个午后的时光!这是我对故乡最真切的一次回归和亲历!

          


          
    去年去法国,好心的法国朋友带我们到他的家乡参观。途中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个叫Fuveau的小村子。这个小村子在一个山顶上,是一个古时候的城堡,只有一个进出口,村子里有一个教堂,好像是新近修缮过,米白色的墙面,很有气势。村子里很宁静,见不到什么人。一家一家小小的旧院落,门楣上有非常别致的小花篮装饰。房子依山势而建,不大,或者简直有点小,但每一家都不同,简单而韵味十足,简直是小巧的艺术品。四月和煦的阳光照在墙壁上,照在古老的街道上,好似是一个童话的去处!


          
    已经是早上10点钟了,整个村子好像没有一个人。很像我小时候,村里人都下地去了,村子里也是静悄悄的,也是和煦的阳光照在巷子里,也是碰不到一个大人。我问法国朋友。他说,今天是复活节,人们可能外出度假,也可能还在睡觉,他也说不十分清楚。我们站在村子高处,往下面望去,有一处地方在冒烟,好像是有人烧荒。在村子了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原地——法国朋友的车停在那里。


          
    我当时在想:如果这个村子是我的故乡,如果我现在回去,我面对的是我、我们和我的父母,我的祖先留下的所有历史,我可以坐在任何一个我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曾经坐过的青石板上回忆;我也可以坐在任何一间我的父母和我的先祖青年和老年时住过的老房子里默想,于是,个人、家族和整个村庄的历史在我的脑海里流动、跳跃,像闪闪的碎金一样。
    这才是我的故乡啊!我梦想着有一个这样的故乡——一个这样的精神家园!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

            ──《西寻故乡》序

       余英时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著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读了他的「西寻故乡」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驰於历史的世界。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离与流放。前者由於战争,後者则出於朝廷的贬斥。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类。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庾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辞赋才大放异彩。故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後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後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请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远离中国而去了。单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於乱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後」——的变异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还无以名之,姑且藉「漂流」两字起兴,让我称这个时代为知识人「大流放」的时代。「劳改」、「下放」、「上山下乡」——这是我顺手拈来的几个名词,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许还多著呢?这些先後出现的不同名目尽管在内容上有种种分别,其实都可以属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流放。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上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人有多少人曾经完全幸免於流放?也就是说没有过任何「劳改」、「下放」或「上山下乡」的经验?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人流放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我想这恐怕不算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估计。满清初入关时也曾大批流放知识人以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如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的所谓「丁酉科场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放关外尚阳堡宁古塔的文士大约不下数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汉满知识人之间同样博得广泛而深厚的同情。这在当时诗文集中随处可以取证。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宁古塔的吴汉槎,不但引出吴梅村、顾梁汾、王渔洋等人缠绵悱恻的诗词,而且纳兰性德也为之奔走关说,终使他得以在五年後便生入山海关。不但如此,吴汉槎在流戍期间仍能与友人(如徐乾学等)诗文信札往还,他的奕技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可见流放生活也并非十分的惨酷。我偶然读到荒芜的「伐木日记」残篇,记载一九五八——五九年间他和许多「右派」流放黑龙江原始森林的种种遭遇。两相比较,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悬绝了。


          
    无独有偶,俄国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对比也恰恰如出一辙。列宁的妻子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时,发现列宁过著颇为舒适的生活,沙皇政府付给他的钱,足够他租一所房子,雇一个雇工,而且还可以打猎。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甚至在俄国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天哪!你怎麽长胖啦!”另一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索罗金(一八八九~一九六八)後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社会学)时也说,沙皇时代政治犯的流放与囚禁等於是「招待度假性质」。俄国的例子更使我们认识到为甚麽中国的「流放」也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


          
    唐、宋时代著名士大夫的谪戍往往起於他们极言直谏,评弹朝政,用现代的话说,他们都是所谓「在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遂至「一封朝秦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苏轼也由於反对新政而屡遭贬斥,最後便流放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不但不以这种贬逐为耻,而且恰恰相反,视之为莫大的荣耀,所以朝廷每贬逐一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望却为之提高一节。范仲淹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文莹「续湘山野录」载: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悴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日:「此行极光。」後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後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极美的故事,可见专制皇权的威力并不能压倒士大夫的公论。文莹是王安石时代的「馀杭沙门」,和当世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记载是很可信的。叶梦得在南宋初年撰「石林燕语」也记述了范仲淹最後一次的贬逐,恰可与文莹之说互相证发。他说: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鸟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如我者谓凶之类。」”(卷九)。


          
    可见范仲淹第三次贬逐时,不但在京师的「亲宾故人」都为他饯别以壮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诗人梅尧臣也特别写「灵鸟赋」为他作道义上的声援。放逐是中国知识人的光荣,这一观念在范仲淹「前後三光」的经历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


          
    范仲淹为宋以後的知识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在北宋已成名言,至今仍流传人口。其实他答梅尧臣而写的「灵鸟赋」中也有两句更富於现代涵意的名言。南宋末王应麟告诉我们


          
    “范文正「灵鸟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


          
    胡适之先生曾把这两句话比作美国开国前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比拟虽嫌牵强,但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知识人正因为具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所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的「阳谋」期间,这个精神又曾极短暂地复活过。我相信後来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人其实都是「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这八个字,然而这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则毫无疑问地依附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在打成「右派」而遭到「劳改」或「下放」的惩罚时,却远远没有范仲淹那样幸运了。在贬逐的时候,已没有人——包括家人骨肉在内——会为他们「饯行」,更没有人会说「此行极光」之类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觉得「右派」的「帽子」是最可耻的,被贬逐的本人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用当时流行的暴力语言来说,知识人带上任何一顶「钦定」的帽子,便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又是中国知识人史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大分野。


          
    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复的「漂流」自然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牵系。他发现自己是「中国的重人,整天忧国忧民」,这一情结便是从范仲淹那辗转传衍下来的。但是再复所受到的「放逐」的惩罚则是「现代」的。文革时期的「下放」固不必说,一九八九年再复自我流放的前夕,尽管知识人的群体自觉已有复苏的迹象,恐怕还没有一个「僚友」敢公然为他「饯别」,并对他说:「此行尤光!」而且最近六、七年来,这一点刚刚开始复苏的自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在民族主义的新召唤下,许多知识人似乎又心甘情愿地重回到「体制内」去,不肯再作「持不同政见者」了。这颇使我联想到「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故事。


          
    跟随摩西出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荒漠途中挨饿久了,反而怀念起在埃及作奴隶的「好日子」来。奴隶主「法老」虽然逼他们作苦活,但食物的供应是不缺的,有鱼、有瓜果、还有菜蔬。荒漠中的甘泉并不真能疗饥,未来乐土中的奶和蜜也不过是「望梅止渴」。为甚麽那麽多的中国知识人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呢?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疑心其中大概也有些人很像受不了荒漠旅途之苦的以色列人,怀念著埃及。但半途折回总不能不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现在有了民族主义作护身符,他们便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回头路了。埃及的鲜鱼、瓜果、还有菜蔬毕竟是很诱人的。


          
    再复是决心不走回头路的。他说,名声、地位、鲜花、掌声——这一切他都已视为草芥,埋葬在海的那一岸了。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这一集散文定名为「西寻故乡」便是明证。他说得很清楚,他已改变了「故乡」的意义;对今天的再复来说,「故乡」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那一个可容纳自由情思的伟大家园。」这使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我想用「逍遥游」来解释再复的「漂流」,是再适当不过的。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逍遥游」中「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才能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话虽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再复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也引儒家为同道了。春秋大义首重「夷夏之防」;不必读内容,书名「西寻故乡」四个字便足够「明正典刑」的资格。近代「西寻故乡」的先行者,如郭嵩焘,如康有为,如胡适,都曾受过民族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不过如果我可以为再复辩护,那麽我要说根据儒家的原始经典,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都可以「去无道,就有道」的。孔子便说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虽然他没有真的成行。「诗.魏风.硕鼠」更明白地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事实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复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充满著深情的回忆。古人曾说「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再复是天生情种,所以他才有那麽多的怀旧之作。他丝毫不怀恋埃及的鲜鱼、瓜果、菜蔬,但是对於故国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终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将苦痛的往事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所以笔下时时流露出对於硕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来,跟前最紧要的还是继续作逍遥游,一心一意去追寻精神的故乡。从「旧约」的记载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後还有漫长的征程,他们似乎逐渐忘记了「法老」的横暴,因为他们忙著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属於自已的家园。这样看来,再复似乎也不妨暂时把横行的硕鼠置诸脑後。硕鼠的世界虽然盘踞在再复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两者不但不是合成一体的,而且越来越互为异化。後者是永恒的存在,蕴藏著无限的生机,前者则已变成一沟死水。所以我要引一段诗人闻一多的「死水」,以结束此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序于普林斯顿

    选自《西寻故乡》,刘再复/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出版

     

     

    迷失的故乡

     

        黄石勇

     

    少小离家,在外漂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偶尔回老家看看,那个孕育了我童年希望、连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的故乡在一天天变得陌生。心中的故乡在迷失的方向渐行渐远。

          
    记忆中,故乡除了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海外,更有美丽的青山绿水。

          
    印象中,大海仿佛是一个有取不完财宝的聚宝盆。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便相约去赶小海。那是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我们背着用竹子编制的小箩筐,拿着小网兜,在海沟里,在礁石边,不停地找啊捞啊。每次回来,我们都会有不小的收获,螃蟹、小鱼、小虾、海螺等等各种海鲜是我们童年的家常便菜。

          
    那个年代,我们读书非常轻松,基本没有什么作业,每个孩子放学后都要帮助家里劳动。村里每家每户都养羊,所以我们小孩子就干些到山上锄草回家给羊吃的轻活。蓝天白云下,山是绿的,草是茂盛的,春天的花儿在风中摇曳,那真是一首悠闲自在的田园牧歌。

          
    我们的童年没有什么游戏,顶多玩玩捉迷藏、过家家而已,大多时间只是围着村里的长辈听他们海侃。村里原先有一片小树林,说是小树林,实际上只是由十几棵木麻黄之类的树木形成的一块空地,但那已足以供大家纳凉聊天了。于是,大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片小树林当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俨然是一个乡村俱乐部。我们小孩子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这里自然也成为我们的儿童乐园了。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淳朴、安宁、恬静、美丽的风景画。如今,这一切都消失殆尽。

          
    村里修起了水泥路,代替了古朴的乡间小道。但由于没有很好的规划,更因为村民不肯、不愿让出属于自家的那一点寸金寸土,新修的村道蜿蜒曲折 ,怎么看都那么别扭。

          
    村里有钱人渐渐多了起来,曾经飘着稻香的田野上, 一幢幢高楼平地而起。更为甚者,由于已经没有多少土地资源可以利用,许多家庭的房前屋后都布满了坟墓。可奇怪的是,活人用地都成问题,但新修的这些坟墓却气派豪华,占用了大片大片的土地。

          
    村里没有垃圾处理场,公共用地成了村民丢弃垃圾的地方。让我伤心的是,村里惟一的那个池塘被污染了。那个池塘可是我和许多小伙伴学会游泳的地方,那是我们童年时的游泳池,甚至是全村男人的夏季澡堂。在池塘里与童年伙伴嬉戏的水花,给那个年代的我们带来了多少欢乐和喜悦。现在的池塘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干枯的,在有水的季节里,池塘的水也是泛绿的,因为池塘接收了太多的垃圾。污染也祸及我们引为骄傲的那个海,海边的沙滩上没有了海螺和各色贝壳,今天的孩子们也赶不到我们过去赶过的小海了。

          
    村里的青壮男人大多都外出谋生,留下的几乎是老人和妇女儿童。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早已不再,村里人各管各的事,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少,当年小树林下热热闹闹的乡村俱乐部盛况永远地成为了往事。

          
    现代化冲击着这个曾经贫困、闭塞的古老乡村,在带来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毁坏着某些极其珍贵的东西。我在想,我记忆中家乡最值得留恋的那些东西,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和对立,它们原本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让它们共存?如果到了有那么一天,山上没有了树,地上没有了草,海里也没有了鱼,那么即使家家户户红砖碧瓦,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我们能幸福吗?

          
    我的故乡已经迷失,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故乡了。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十年砍柴

    一、友爷爷一家人

    回到家里,已是傍晚。兄弟三个,我回家得最早,哥哥和弟弟还在路上。过两天是母亲的六十大寿,只有这样的日子,她的三个儿子才可能从不同的省市回家相聚。

    山村的夜来得格外早,晚饭毕,四处已是寂静无声,乡亲们早早地拉灯睡觉了,偶尔有几家,守着电视,却把音量调到最小。

    一天前我还在繁华的京城,此时京城的夜生活还刚刚开始,满街的灯光像一条河流动着,而在雪峰山余脉的几个山包环抱的皱褶里,我生长的村庄——鹅梨坳村,正死一般的沉寂。

    我记忆中的山村不是这样的。少年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我和几位同辈兄弟要么正在煤油灯下争论着习题,或者拿腔拿调地读着课文;要么刚刚从水库里洗完澡,唱着“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想象着大海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村里没有一个人见过大海;要么就是在门口的大泡桐树下乘凉,听友爷爷讲古。那时候的村庄是喧闹的,是生气勃勃的。

    父亲说,村里没有年轻人,只有一帮老人和妇女,许多细伢妹也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了。村里没有人气了,老人们在一起闲聊时,话题就是谁的孩子打工打的好,寄回来的钱多一些。母亲说,作田不划算,养猪也不划算,每家也就养一两头猪,过年时杀了熏腊肉用。村里人平时吃肉也从集镇上买。一段日子里,哪个老倌隔三叉五,红光满面地走在村前的石板路上,扁担的一头是一胶壶的米酒,一头是一块猪肉,那么大家知道他的崽女在外面,打工打得不错。

    临睡觉的时候,一个小伙子来看我,非常有教养地喊我:“哥哥”,不是母亲介绍他是堂伢子,我认不出这个曾经抱过、哄过的小弟弟。我不见他快十年了,每次匆匆回来,他要么在读书,要么在外地打工。今年他下广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回家,等着明年开春再出去。他说:“工越来越难找了,这次出去白白地送了盘费钱。”

    寒暄了几句,他走了,母亲叹息说:这是个好伢崽,长得标致,人聪明,又懂事,可惜他娘死得早。

    我想起了堂伢今年整整二十岁,他的出生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的父亲在十里外的煤矿做合同工,家里比较殷实,他的母亲高挑白净,算是乡里的美女。他是头生子,他父亲自然欣喜若狂,打三朝那天大办宴席,晚上还请公社电影队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月亮湾的笑声》,一部是《花为媒》。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不久,我爷爷去世了。因此,堂伢多大,我爷爷也就死了多少年。

    堂伢一天天长大,他家是离我家最近的邻居,他的母亲立婶子与我母亲很要好。我每每放学回来后,喜欢带他玩。他长得粉雕玉琢,一张嘴甜得不得了,两三岁时就会乖巧地对我说哥哥带我去哪里哪里玩,哥哥给我摘个桃子吃等等。

    后来,他的弟弟出生了,他父亲被煤矿辞了工,母亲得了肺病,家境便很快败落了。他母亲死的时候,我正念高一。暑期的一个晚上,他父亲立叔叔突然在家里大喊:“来嫂,我老婆不行了。”做赤脚医生的母亲胆子特别大,跑到立婶子床前,看到她只有出气没有吸气,知道不行了,吩咐立刻准备后事。母亲说,立婶子临死前直直地看着他的丈夫,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知道她在担心自己的三个孩子。那时堂伢5岁,他大弟弟梅伢3岁,小弟弟出生不到半岁,名字都没有起好,后来小弟弟送给了别人。

    两年前我回家时,碰到堂伢的祖父友爷爷,我问堂伢读高几了?友爷爷说,他考高中差了2分,要多交1000元钱才能上学。家里哪有这些钱,只好让他出去打工了。

    送走了堂伢,我便顺便问起了友爷爷。父亲说:友爷爷去年冬天走了,刚过完80岁的大寿。不但他走了,他的三儿子美叔叔也突然去世了。

    我爷爷和友爷爷年轻时很不对付,经常吵架,但不妨碍他喜欢我,他常有些羡慕地对我父亲夸赞我:这伢老少合三辈,会有出息,意思是我不但和同龄孩子能打成一片,和自己的叔叔辈、爷爷辈那些成年人都相处得很好。他喜欢我大概是包括他孙子孙女在内的孩子,没有谁愿意听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陈芝麻烂谷子,而我正相反,特别愿意缠着他讲古。讲这个村庄的来历,前面这条石板路哪年修成的,以及他上贵州做石匠遇到的种种江湖上的有趣事。他识得些字,能自己写信,手艺也不错,在他那一辈人中间,算是见多识广的。

    “友爷爷有四个儿子,可死时没有一个人在身旁送终。”亲为此感到遗憾。友爷爷死前没有一点病症和迹象,他一个人住在一间房,自己单独开火。吃过晚饭独自睡觉,第二天早晨他的一个孙女给他端洗脸水到床前,叫“爷爷”怎么也没回音,便喊来了大人,才知道友爷爷晚上永远睡过去了。——也好,这样没有痛苦地死去何尝不是种福份?

    友爷爷死后不久,他的三儿子美叔叔又死了。美叔叔年轻时名如其人,是村里的美男子,文革后期各地大办高中,他从乡办的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长于辩论,干农活时常常为点事情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一般人面对他的唇枪舌剑,只能嘟哝一句:“不就多喝几滴墨水吗?”乖乖地认输。他结婚后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因违反计划生育家里被罚得四壁空空。他前一年在辰溪某地做工,回家不到一周就暴病而亡。有人说他是因为在湘西和人争吵,被当地的高人施乐法术,受了“神打”,然后自己浑然不知,过了一两月往往突然死亡。这些恐怖的传说使我想到了金庸小说中各种“生死符”,难道湘西大山里还有这样的种“生死符”的人?他死后,撇下了妻子和女儿,而他的二哥立叔叔丧妻多年。经人撮合后,哥哥和弟媳妇两个苦命人走到一起,两人带着各自的儿子、女儿到死去的妻子和丈夫的坟前烧了纸钱,两家便合成一家。老二家的大儿子堂伢和老三家的大闺女已经成人,他们兄妹一起出去打工,挣钱供下面的弟弟妹妹读书。

    友爷爷的大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退伍兵,他最自豪的经历是当年在广东某地边防部队当兵的几年,娶了个老婆是个河东狮吼,不但经常把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而且常常和村里的其他人骂架。这位婶娘似乎对“斗争”有天然的爱好,平时干农活没有精神,一碰到吵架立刻如打了针吗啡一样。她最辉煌的吵架纪录和和村里另外一个泼辣媳妇对骂,她拿一块切菜板,用一把菜刀在上面不停地砍着,在砍声的伴奏下,各种恶毒的咒语与秽语如滔滔江水,一泻而下,声音洪亮而有穿透力,一整天都不懈怠,吃饭的时候让她女儿盛一碗过来,胡乱扒了两口,又继续战斗。他家生了两个女儿,最后四处逃避计划生育工作队,第三胎终于是个男孩。现在两个女孩都在省城里打工。那个超生的儿子童年时极其调皮,经常在抗旱的时节,将人家用抽水机刚刚灌满的水田里的水全部放干。长大了又变得特别老实,跑到城里进了个烹饪学校,过年回家时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在谁家办酒席时,他去露一小手,将村里那些“土法速成”的大师傅比下去。

    友爷爷生前总是两只手拢在一起,眯着一双眼,朦朦胧胧看人看事,年轻时冲州闯府的他越来越不明白这个世界。作田的越来越不想作田,村里的肥猪耕牛时不时被偷走,民风纯朴的村庄也有人出去做了“烂仔”,孩子们读书的学费越来越贵,以前的公社大队干部看到老人还客客气气可现在下乡的干部眼里越来越没有他这样的年长者。他愤怒他不解,但他有什么办法,我大学毕业后曾回家几次,和他聊天时,他总问我:“你是我们这村读书读得最好的人,你说说这世道会怎样变?”

    到友爷爷死,我都未能给他一个合适的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世道会怎样变。

    二、社伢的“历史悬案”

    母亲大寿办酒席的那个中午,我见到了社伢。他其实是来赶台子的,谁家办喜事他会主动过来帮忙,比如烧火、给杀猪的打下手等等。主人看到他一人孤身潦倒,未必能让他干活,但会打发他些钱。这种以报酬的形式的乞讨使他维持一种没有乞丐身份的尊严。

    看到我们兄弟,他还主动掏出纸烟来,给我们敬烟。他穿着很干净,一脸朴实的笑容,他是办高级社时出生的,算算年龄都四十好几了,但和我少年时的印象没有大的区别。

    社伢姓黄,是和我家同一个行政村的另一村民小组的,那个村民组大部分姓张,他家是从外地搬迁来得小户小姓,再加上家境贫困,兄弟三人都在屈辱中长大。社伢一生都娶不上老婆,但大家开玩笑说他的老婆最多。因为村里的大姑娘们吵架或发誓时,赌咒的方式就是:如果我说假话,我就是社伢的老婆。或者骂对方:你这个骚货,只配嫁给社伢。

    社伢名气如此之大,乃因为一件“历史悬案”,大家说他和母牛性交过。我们男孩子放学时看到社伢走过来时,一些坏小子就会大声地说:“社伢社伢没出息,只会偷偷日牛X”。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不相信这种传言,说那是因为其父他家穷,别人编排出来的谣言。但传言中各种细节却活灵活现。说一次开春犁田时,队长让他去牛栏牵头牛来干活。大家左等右等见不着他的影子,便打发一个老汉去看看。老汉一进牛栏看到他将一头母牛拴在栏杆上,自己正在后面热火朝天地干着事,牛嗷嗷地叫着。老汉大声地喊:“社伢你个短命鬼,娶不上老婆也不能搞牛婆娘呀!”

    本来家徒四壁,再加上这个丑名传出去了,谁会再嫁给他?而且常常有人当面奚落他,问:“社伢,牛x的滋味怎样,亏你想得出这个泄火的办法。”社伢只能尴尬地一笑,一语不发。社伢是否真的干过那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封闭偏僻的山乡需要谈资、需要笑料。社伢当然也没有主张自己名誉权的意识,这种传说便一年年传下来了,一茬茬小孩如我们当年那洋对着他唱那段儿歌。

    社伢兄弟三人,他行二。他的大哥最能干,长得高大英俊,犁田耙田、捕鱼捞虾都是老里手,是他们三兄弟唯一娶妻的人,生了两个闺女,有一年突然投河自杀了。原因是他们生产队有一夜丢了两担新收进仓库的稻谷,队长便带人一家家搜查,在他家看到有和陈谷颜色不一样的新谷子,便断定他是偷谷的贼,而且他家穷,符合做贼的推断。但他死活不承认,于是队长和大队干部对他实行专政,晚上将他绑了起来,用皮鞭抽他,他仍然不承认。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个贼。一个晚上他偷偷地投河自杀,几天后尸体浮了起来,头颅肿得箩筐大。出了人命总归得有些说法,黄家从隔壁公社迁过来的,原来家族有位在县城工作的族人,便替他出头,将这个官司打到县里。最后那位生产队长判了三年徒刑,这个性格暴烈、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出狱后,变得脾气格外温和。社伢的弟弟是个脑子灵光的人,不爱干农活,整天东游西荡,也是光棍一条。

    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后,社伢除了干自己那点农活很容易做完,他那年龄也不可能出去打工。于是便给短人手的家里收稻子、插田,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的成年子女多半打工去了。社伢一身力气,尤其当雇他的人像未庄人夸阿Q那样说:社伢真能做。他便更加卖力。

    他喜欢来我家,一则因为我们兄弟在外面,父母喜欢别人来聊天;二则因为父亲从来不歧视他。母亲寿筵上,照样让他和别的客人一样坐席喝酒。他喝得高兴,喝完酒看别人打字牌,还在旁边替人出主意。打牌的人没谁理他,只顾自己玩自己的,大概觉得无趣,他抽着烟,哼着小曲,踉踉跄跄地往家走。

    母亲对着他的背影说:人这样过,也是一世。

    三、失败的媒婆乔奶奶

    在乡下算命,八字先生如果说某人“将死在风光之中”,决不是说这个人死前风光无限,而是指他死在异乡的一种委婉说法。对乡下人来说,不在自家屋里死去,灵柩是不能摆在堂屋里供人拜祭的,只能和那些“横死”的人一样摆在村外做法事。

    乔奶奶真正地死在风光之中,她在杭州惨遭横祸,作为无名尸首处理,近半年后家人才得到消息。杭州,那样遥远的一个地方,一字不识的乔奶奶平生想都想不到,可就是这个美丽的城市,竟然成为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人生的无常莫过如此。

    乔奶奶是做媒去了杭州,她做了自己一生最失败的一次媒。实际上,在做媒之前,她就仅仅作为一个“托”被人设计进某个,然后参与演戏,最后误了卿卿性命。

    在乡下,媒婆是种既遭人烦却又少不了的角色。媒婆一般是中年或老年妇女,善于察言观色,更具伶牙俐齿,又爱搬弄是非,靠保媒拉纤赚取钱钞,一般家风纯正的人家不太喜欢这些人,我们那里的人奚落媒婆是“大嘴吃四方”,流传着许多有关媒婆的故事。如有一则《骑马看佳人》的段子,讲得就是媒婆如何两面通吃、巧舌如簧的。说一家公子是个瘸子,一家小姐是个塌鼻子,但两家因为家庭殷实,不愿将就,因此老大不小的,都未婚嫁。一媒婆听说后,前去撮合。对女方说:男的长得威武英俊,就是走到哪里都喜欢骑一匹白马。女方一听:好呀,男人爱骑高头大马,证明家境不错。而对男方说,女的温柔贤惠,尤其爱赏花。男方一听,也很高兴,说明人家小姐有教养呀。于是定下双方见面的日子,男的骑着马从女方的花园外经过,小姐用一朵鲜花挡住塌鼻子。双方都很满意,事成后进了洞房,才知道对方一个瘸腿一个塌鼻。因而乡下娶亲时,闹洞房时往往把火力集中在媒婆身上,将媒婆脸上涂上黑墨,装扮成一个丑角,以示惩罚。后来看话本小说,好像大多对出入闺房的尼姑、媒婆、牙婆评价极低,《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说到:只有一张虔婆嘴,说动多多少少人。对媒婆,恼火归恼火,可一些家有大龄青年的又将这些人看成大旱之年的甘霖,俗谚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

    从何时开始,乔奶奶开始做媒,我没有考证。有些泼辣、有些能干的妇女大多喜欢这个副业。乔奶奶的长孙奇老汉是我童年最好的同伴,因而我常常上乔奶奶家玩。她家在一个木板阁楼上,楼下是一溜猪栏牛圈,吃饭时,只要一开窗户,就能闻见楼下阵阵怪味。那时还在生产队,乔奶奶也刚50多岁,我奇怪她不用出工,常常在家里对着镜子,穿上平常人过年才穿的新衣服,听奇老汉说,她奶奶又要去张家院子或何家冲了。她的外出活动似乎比大队书记还多,要知道,在生产队时,一个社员是不能轻易离家到别的村庄串门的,没有队长的假条哪里都去不了。现在想起来她是去做媒,那时她的几个子女都成年了,用不着她挣工分,而且做媒赚取的外快远比工分值钱。队长对乔奶奶特别对待,大概再怎样“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再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人总得娶老婆生孩子。反正我们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媳妇是她做的媒。因此她很有成就感,碰到某个小孩调皮,掐了她家自留地的菜,她会以一种女娲的口气教训:你个兔崽子,掐我的菜,要不得的。没我做媒,哪有你个兔崽子!当然,也有负面作用,她做媒成功的夫妻拌嘴吵架,女的就会哭哭啼啼地上她家诉苦,说你做媒的时候说他脾气如何如何好,可哪晓得他这个火爆脾气,动不动就打人。乔奶奶就会尴尬地说:做媒的只管得你们一时,哪能管你们一世?

    有关乔奶奶做媒最有意思的记录是阴差阳错地把自己闺女做给了人家。我的一个表叔长得五大三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直筒子脾气,快三十了没有老婆。她便拍着胸脯对人家说,保正给你做成大媒。可吃了人家的,也拿了人家的,一年过去了,亲事还没有一点音讯。我那位表叔大怒,走到她家,将她刚刚20岁的大女儿抱出来,说:你答应我一定做成媒,现在骗了我,我只有拉你的女儿顶数了。可能她女儿被我表叔的蛮劲吸引住了,后来两人还真的成了,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我的初中同学。严格说来这次做媒不算失败,甚至可以称为佳话。

    在我眼里,乔奶奶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对我像对她的亲孙子一样好。从小我好吃懒做,不爱干农活,我母亲气恼地时候,追着揍我,她一旦碰见就会规劝我母亲:小孩懒有什么要紧?懒人有懒八字,勤快的人长大了就是个受苦命,懒孩子长大了说不定骑马坐轿做先生。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总体说来,乔奶奶不是个特别精明的人,大约是生在穷乡僻壤的缘故,那份算计远不如《水浒》中的王婆。因而说话兴之所至,逻辑性较差,时间一长就露出马脚。介绍某村的姑娘时,昨天说她22岁,今天没准变成了25岁。但这是小节,关键是她热爱这个行当,兴趣是最要紧的。

    分田到户后,乔奶奶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五个儿子笃定一年给她老两口多少粮食,两个闺女嫁的人家不错,逢年过节给她送肉送糖,自己不时做成几桩媒赚点零花钱。82年的时候,她家建了一栋大瓦房,终于告别与猪牛一层楼板之隔的日子了。新房圆垛上梁的那天,按照风俗是要“锻梁”的,即大伙围着那根即将安装的大梁,唱着押韵的歌谣祝福。比如说:“此梁此梁,不是寻常之梁。来自东方,高高山岗。三十三丈,直入云端。鲁班祖师,命它做这新屋的栋梁。”我那次乳燕初啼,一口气唱了十几段歌谣,每唱一段给两毛钱的红包,整整赚了一本《新华字典》的钱。乔奶奶也格外高兴,因为很少有刚十岁的孩子唱这样的锻梁歌,对主人来说,绝对是吉兆。

    她家新屋对着全村的水井,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当过路人口渴时,主动拿着勺子舀水给人喝,然后劝人歇歇脚,彼此便闲谈起来,人家自然要问到她家的情况。她便得意地说:“我五个崽,两个女,孙子孙女一大群”,过路人便恭维道:“老太太好八字呀好福气,现在坐下来享福就行了。”她的脸立马笑得如一朵皱巴巴的秋菊,咧着嘴说:“我们这里的井水好,再喝点再喝点。”

    乔奶奶的去世是在我大二那年。她的一个表孙女辈的女孩,是个敢到处闯江湖角色。常常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未婚女人,让人做媒嫁到东南沿海难娶媳妇的渔民家,等那家把她当成自家人后,便突然卷走人家的财物,逃回故乡来,让人家人财两空。说白了这和旧上海放鸽子差不多。那次这个女孩的父亲,应该叫乔奶奶舅妈的中年男人,请她出山,装一个媒婆,将他的男儿做媒嫁到浙江一个渔村。一路包吃包住,而且可以看看山水,回家后另有一笔酬劳。对于职业媒婆乔奶奶来说,这点事好比坛子里面捉团鱼——手到擒来,她自然满口应承。

    事先乔奶奶是否知道这是个骗人钱财的“局”,我不清楚,但她应该感觉到。可能想到都是亲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过了不久,那家人的女儿没有回来,乔奶奶也杳无音讯。家里人着急了,追问女儿的父亲,女儿父亲开始佯装不知,后来乔奶奶的儿媳妇请他喝酒,酒半酣,这位父亲才说:“舅妈吃了大亏了。”

    乔奶奶最小的儿子伙同我们村一个闯过江湖的小伙子,一起到了杭州。才知道五个月前她死在杭州火车站的站台。原来她在路上和那位女孩闹翻了,在杭州站转车的时候,女孩撇下她一人走了。乔奶奶身无分文,不识一个字,听不懂当地话,自己也不会说普通话,更没有去找有关部门要求帮助的意识,便在火车站流浪。一次在站台上乞讨,离火车太近,火车发动后,气浪将她掀到在铁轨上,撞击而死。死后当地警方在她衣服中没有找到任何证件,便做无名尸首处理,拍了照片便火化,将骨灰存了起来。

    她儿子总算把她的骨灰找回老家。按照老家的风俗,我可以想象抱着她骨灰的儿子,一路所做的事情。每过一座桥,上下一次车的时候,必定喃喃说:“娘,过桥了。”“娘,上车了,你要记得呀。”生怕她的灵魂忘记了回家的路。不过我疑惑,像她这这样的人,杭州到家乡那个山村,迢迢上千里,她哪能记得走过的路呀,大概终归是飘荡在西湖边的孤魂野鬼。

    战士死在沙场,水手死在大海上,乔奶奶死在“做媒”的路上,也可算死得其所了。

    (原文写于2004722日)

     

     

     

     

     

     

     

     

     

     

    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

       陈壁生

    1 在这样一个激变的时代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按照祖辈的方式生活。所谓“现代”,越来越迅猛地挣脱了传统的轨道,在一片前所未有的旷野中向着不可知的未来疾奔。

    大批的人群逃离黄色的土地与宁静的田园,进入繁华而喧嚣的城市。在城市不断崛起的同时,农村在日渐萎落。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沦陷在现代的大潮之中,沦陷在日渐淡去的记忆之中。

    故乡是我灵魂中的一块圣地。我总不敢轻易去打开回忆,去看它在我的灵魂里的痕迹与印记。我今天的思想、精神状况,为人处世的方式,乃至审美趣味、是非观念,都源发于土地的馈赠,与土地上的亲人们的教导。尽管书本教给我很多,城市教给我很多,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土地给我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故乡给我的那种原始的是非观,总会作为一种精神与思想的源头,影响着我的生活。

    但是,当我回到故乡,却一次次看到故乡文化的溃亡。文化的表征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支配人们行动的伦理观念。当我用文化的眼光去寻找故乡的灵魂时,却发现故乡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是我的童年的生活,正在消亡与崩溃。且不说居住方式各方面的变化,就是在跟乡亲、邻居的聊天中,每一个人的每一种行为、每一句话都有各种各样新与旧的挣扎。村里的人们曾经拥有一个封闭而完整的精神世界,但是外面的世界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村正在悄无声息而又急遽地改变与转型,而且这种转型中没有人知道方向,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漠然无知。

    2 我的故乡,坐落在粤东的潮汕平原的榕江边,行政上属于汕头市的潮阳区关埠镇,我们的始祖给她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叫东湖。一个潮汕地区以外的人进入潮汕农村,最令他惊奇的,可能就是神庙之多了。这里的每一个村——无论是上万人的大村,还是几百人的小村——都至少有一座神庙。神庙里供奉着三山国王、慈悲娘娘、妈祖、保生大帝等各种名目的神像。可以说,每一座神庙,都维系着一个村村民的精神世界。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村,每年年初都在固定的时间举行盛大的游神庆典。大多数庆典的模式,是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仿照古代官员出巡的仪式,在村的边界走一圈,以示神灵所到之处,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通过这种仪式,人们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居住环境,自己的生命,接受了神圣的保护。

    传统的潮汕农村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祭拜活动——有时是以“迷信”的面貌出现的祭拜活动——力图营造一种神圣的生活场景,让自己生活在神圣之中。在标准的潮汕农村,一个村落有两个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神庙,一个是祠堂。神庙维系着人跟神圣的交流,满足了人心灵中神圣的维度的需求;而宗族的祠堂则维系了人与人之间血亲伦理关系。通过神庙,人们觉得自己的生命跟自然,跟生命投放的客观环境,跟脚下的土地,是血肉相联的。通过祠堂,人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周围,都是自己的血亲,与自己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活在有神庙、有祠堂的环境中的人们,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每年的正月初六、初七是我们村游神的日子,今年游神的队伍中,最显眼的是一支由在校学生组成的西洋仪仗队。这个仪仗队走在神像的后面,白衣飘飘,锣鼓喧天。而仪仗队的位置,以前是我们村一些潮乐爱好者组成的弦丝乐团,用二胡、古筝等传统乐器演奏本地的潮汕音乐。游神队伍中,最后面是村里的老人,穿着笔直的长袍,悠闲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仪仗队的出现,与神灵、老人形成一种极不和谐的对比。

    游神对人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一整套仿古的仪式,使人们与神圣领域交流。在游神过程中,神灵不再是天上、神圣界遥不可及的,而是降临人间,是一种显圣的存在。神灵存在于世俗人间的日常生活中,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著名的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特在《神圣与世俗》中说:“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对前现代中的人来说,神圣就是力量,而且归根到底,神圣就是现实。这种神圣被赋予现实的存在之中。神圣的力量意味着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不朽,意味着灵验。神圣的体现,包括了宗教信仰、住房、自然界、工具等等各个方面。

    相比之下,现代人则生存在一个“去圣化宇宙中”。生活在神圣宇宙中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通过参与神灵的世界而确认自己的存在。就游神来说,神灵都是历史的英雄,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庇护者,是神圣世界的存在者。游神仿照了古代官员——也就是现在的神灵——出巡的仪式,实质上是对神圣产生的原初历史的再现。

    伊利亚特说:“诸神创造了人类和世界,文化英雄使创世纪更为完美,所有的这些神圣和半神圣业绩的历史都保存在神话之中。人类通过对神圣历史的再现,通过对诸神行为的模仿,而把自己置于与诸神的亲密接触之中,也即是置自己于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生存之中。”

    而今天的改古制,无一例外都是改得更加方便一点,更容易操作、更有新鲜感一点。这实质上是神圣不断脱落——背后是生命世俗化,也就是生活的去圣化——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神圣的意味逐渐被削弱,人们赖以与神圣交流的因素在逐渐削弱。

    中国的民俗宗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往往把神明拉入自己的俗世生活之中。因此,中国的民俗宗教几乎是天然的有世俗化功利化的趋向。在我的家乡,“六合彩”赌博活动就是与迷信活动联结在一起的。人们热衷于到神庙之中向神明祈求特码以让自己一夜暴富。神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人们同样把赌博视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神明便不可避免地被拉下水。这种状况并非潮汕地区仅有。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大家乐赌博,也曾经波及神灵。学者李亦园就把这看成民间宗教功利化的一种表现。民间宗教功利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实质上意味着民间宗教在安顿人们的心灵方面的功能,正在日益缺损。

    3 神圣作为一种情感从人们的心灵中逐渐褪去它神妙的色彩,潮剧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

    我还记得今年正月初五的晚上,我站在村寨门口的戏台前看着村里请来的潮剧团演出。那时大风乍起,尘土飞扬,风鼓幕布,张翕有声。恰表演至黑脸奸臣纵火,焚烧王妃及王妃之父所藏身之茅房,幕后着一红灯,又有一喷枪,喷出浓烟滚滚,舞台上乐声低沉急促,演员们非常入戏,奸臣的嚣张,王妃的无助,老人的痛苦,毕现无遗。而台下,仅有稀稀疏疏百十个老妇与幼孺。

    我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每一出戏,几乎可以让老巷的妈妈和那些一起绣花的婶婶姑姑们盼上一年,再聊上一年。那个时候,戏台还没搭好,台下就已经铺满了各家人各种颜色的草席了。演出的时候,周围乡村的人们,也都会跑过来,挤到戏台前。

    而今天,潮剧艺术,作为过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正在远离我们。在我的回忆中,古旧的青石小巷,温暖的正午阳光,猫儿蜷在脚下,绣花架框放在膝上,于是打开收音机,在咿咿呀呀淅淅沙沙的声音中调到了一个放潮剧的频道,坐在那里绣上半天的花,晒上半天的太阳,听上半天的潮剧。潮剧极其着重唱腔、动作,而不突出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潮剧与传统的潮汕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一样,“存在”的意义并非那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早已确定的了,潮剧的最后必然是大团圆,生命存在的最终目的,是在儿孙的簇绕之中死去。

    潮剧“存在”的意义在于以艺术的方式展示一个故事,在展示的过程中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正如传统潮汕人生命的存在方式在于每天切切实实的生活,在这生活过程中接受自然与神灵的馈赠。潮剧既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教育意义,它只是把一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民间观念,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以艺术的方式不断呈现出来。为了达到唱腔效果,有时候一个字要唱上半分钟,舞台上表演过一根独木桥,有时候演员要小心翼翼地比划上三两分钟。一个情节简单到十分钟就可以讲完的故事,一出潮剧要花上一百分钟才能演完。

    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因此人们可以安静地享受潮剧缓慢的艺术节奏。而在今天,人们生活的目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整个生活模式已经变化了,青石巷中的绣花人,在一年一年地变少,潮剧,在一年一年的消亡。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潮剧只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尖锐表征。潮剧的消亡意味着故乡的消亡,意味着童年回忆的消亡。演员们在台上认真而吃力地演出,从台下百十老孺的喧闹中,我只觉出这认真充满了荒诞。

    我喜欢陪我的妈妈,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喝我们的功夫茶一边看妈妈喜欢的潮剧。我其实并看不大懂。只是我能够感到电视中演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温情而独特的地方文化气息。这气息唤起了我无限温暖的回忆。我曾在这温情里活着,我曾在这温情里存在着。这种温暖曾像那样丰盛的甘泉,流进我的灵魂深处,滋润了我幼小的生命。

    然而这样的温暖正在消失。我和妈妈一起边看潮剧边喝茶这样温暖的场景,在我与我的孩子之间将永不再现。这种母子之间的融洽将永远不可能在下一代重演。虽然我与我的孩子可能在另外的场景中同样温情融洽地相处,但是这种在家乡特色文化建构起来的文化场域内的温暖与惬意,在我的生命一脉中将成为终结的历史。

    有一种幸福,正在悄悄消失。

    4 每一次在孤独的城市里梦回故园,总让我心驰神往。但是每一次真正回到故乡,却总是遗失了家园。我的胸中激荡着故乡与城市的冲突,农业文明与工业社会的挣扎,但是当我身处故乡,却发现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乡成了异客,在工业社会里是孤独者,在农业文明中也是异乡人。

    梦中的故乡是我的精神家园,恰如梦中的童年。然而童年已经只剩下嘶哑的歌谣,我身在故乡却成异客,我被故乡放逐了。故乡在不断地变化,故乡熟悉的人,正在长大,老去,死去。童年玩耍的乐园,正在崩塌。我所认识的故乡,进入我灵魂里的一切,都在老去,都在溃亡。

    梦里的故园已经不是现实的故园,我已经无家可归。唯有的是残留的故梦,是没人愿意居住的老房,这老房即将彻底崩塌。

    (陈碧生,出生于广东潮阳。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谁家的故乡不沦陷?

        潘采夫

    近些日子,连续读了两篇写故乡的文章,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十年砍柴还写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为故乡唱起了挽歌,也勾起了我对于自己故乡的心事。

    我的故乡是河南省濮阳县小濮州村。濮阳县古时叫濮州,也叫開州,离我们十八里地有一个大濮州,是郑板桥当过县令的地方。我们这个三千口人的村子,有三十多个姓,叫小濮州,是很闻名几十里的好集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南街是粮食市场,东街是菜市场,北街杂货,西街是布匹市场。我们家住在十字街上,卖过饺子、羊肉、烧鸡、壮馍。

    这个平原村庄在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过了它的全盛期。据父亲说,他小的时候,村子里一个外乡户当了支书,他叫王心刚,是住姥姥家的。在他的经营下,这个村子呈标准的字状,十字街头有供销社,食堂,各种商店。村子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其中三条街都有戏园子,每个月三六九集的时候,都会有戏班子来唱豫剧、大平调、大弦子。我家里祖辈做生意,爷爷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族长,他从小没拉过一场戏,只要听上一个前奏或者一句戏词,他都能告诉我是哪一出。

    每年四月八大会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骡马到会上来交易,集市散去,遍地驴屎,可见当年盛况,讲述的老年人悠悠神往。

    我从没见过王心刚,他在文革中挨了斗,最后患喉癌死了,父亲说他去世之前已经完全不能说话,奋笔疾书为村子写下遗言。很有点传奇色彩了。但我知道,这是一位绝对不下吴仁宝、史来贺的农民天才人物。

    在父亲以及其他老人的讲述中,王心刚用二十年时间将我们村子经营成了世外桃源。这个村子有四条街,三个戏园子,有护村大堤,堤上栽着成排杨柳树,据说还有护城河。在我出生的南街,靠近一条河的有三千亩林场,种着各种树木,我小时候去玩过。林场里有瓦盆场,窑厂。村头有百亩果树林,有杏树、苹果、梨树、柿子。果林旁边是菜园,乡亲吃的菜都从这里供应。

    南街和东街之间有一个湖,约有五百亩以上,湖水清澈,我小时候夏天每天泡在水里。湖中心还有个小岛,也就一座院落大,岛上草丛里常见谁家的鹅遗下的蛋,我曾找到一个,开心地抱到家里让母亲炒了吃。

    我不很清楚,村子里的这些绝美设计,哪些是王心刚的设计,哪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哪些又是自然形成的。这样一个平原村子,风光之美不下于任何一个我听说过的村庄。

    当然,那一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村子还是四条街,但分出了无数的突起,湖面萎缩成了洗澡盆,剩下的水漂着原油花子,我们那个地方产石油。水面大部分被宅基地占了。戏园子早没了,唱戏的戏班子有一二十年没来村子了吧。集市基本消失了,那些东西都不再稀缺。只有小濮州这个名字,还显示着昔日的繁华。

    林场早没了,联产承包后分给各家了。果园稍后消失,每户分了两棵果树,没人管理了,杏子和梨子根本长不熟,早早就被摘光,于是各家先后把果树砍了,还不如烧锅。一个邻居把柿子树承包了几年,后来也放弃了。菜地分给了各家,开始就种不住了,老有人偷,最后一棵白菜也没了。耕牛分了,拖拉机分了,凡是集体的都分了。这个村庄也开始失去了魂魄,王心刚的遗产被瓜分完毕。

    在这个村子里,从来没办成过一个厂子,村民三十年来只顾和中原油田斗智斗勇,为了弄点原油,妇女可以和看守人睡觉,八十多的老奶奶奔赴前线抱着警察不放,给儿孙们打掩护,村民也常常拿起武器,直接跟油田的人火并。为了挣钱,丢掉了良心、廉耻、尊严。我们那里对此的解释是,大家都这样,偷公家的不叫偷。油田终于没油了,乡亲没了挣钱的路子,不少人跑到城市干建筑工,仅在北京的,不到一百人也差不多,于是我每年年底的重要工作就是帮老乡讨薪。

    我们村子曾经有闻名遐迩的乡二中,有中心小学,外村十里八乡的都来上学。现在,我上过的那个小学已经破产了,根本收不到学生,因为老师不好好教,好老师因为转不成正式的专业了,转正的老师多为有后门,而且以他们的水平,与其说教学生,不如说败坏学生。所以乡亲们让孩子远走他乡,去上高价学校,或者让他们辍学在家。

    王心刚之后,一个叫二捣鼓的当了支书,我二爷当了村会计,他们俩干了三十多年。今年老班子到站了,我问了一下,新任支书姓田,曾是个判几缓几的犯人,不知刑期满了没有。村长是我本家一位奶奶,但是挺年轻,这位奶奶是村里闻名的彪悍人物,打架的时候骑在邻居身上痛扁。他们搞选举,请客吃饭之外,几块钱一张选票的情况也存在。他们成为基层组织流氓化的证据。

    在我看来,故乡沦陷的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农村的凋敝,在于政权的腐败,以及贫穷和腐败带来的道德的堕落。所谓底层的沦陷,农村是首当其冲的。农村又是中国的末梢神经,农村的贫穷、腐烂与败坏,既来自于中枢系统的病灶,又直接反作用并腐蚀它的上层。

    乡土中国是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烂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建筑在贫瘠的沙滩上的城市,怎么可能保持它的长治久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孟波熊培云十年砍柴还有我,故乡在江西、河南和湖南,所以这几篇文章描述的,均为中西部的乡村,也许只能代表半个典型的中国,另外半个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东南形胜”地区的人有兴趣,可以写写自己的故乡。

     

     

     

     

    故乡沦陷,躲不掉的心灵之痛

       韩浩月

    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之后回来,总要有一周多的时间,沉浸在失败、无力、沮丧、浮躁的情绪里难以自拔。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是这样,一次和一个老乡朋友喝酒时,他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因为不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感,他已经两年春节没有回老家了。什么时候,老家——那个曾一度被我们认为是“热爱的故乡”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愿意回去的地方?

    我的老家在山东南端,一个叫郯城县的地方,接近江苏地界,我在这里出生、成长,20岁的时候离开这里,之后又回来在这里生活了四年,直到2000年初到北京,才算渐渐把根拔离了那里。这是一个惨痛的过程。

    可是我真的走了。走的如此决绝。十年中除了每年过春节回家看看,中间很少回去,但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像一个喜欢回忆的老人那样,到县医院后面的护城河桥上、县电影院的门前、栗子树林、烈士陵园桥……等等这些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留下了太多我少年生活的影子。我知道,自己留恋的只是我的过去,还有留在这里要一辈子生活下去的亲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小便有过颠簸流离经历得的我,故乡的观念并不浓厚。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有着这样的错觉:我深爱着这个地方,这爱如同痴情的少年情怀,我坚信有一天我老了,会回到这里来,和同样老了的朋友一起蹲在墙根下喝酒……

    可这是错觉。离家十年,我终于知道,这是错觉。

    我的二叔穷尽毕生积蓄盖的房子,到完成主体工程之后,再也没有钱继续盖下去。就是盖这么几间破房子,都要走后门给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送钱,否则说不定哪天,就会来铲车把房子铲除。县城里盖了大量的商品房卖不掉,殃及到百姓身上,那就是谁也不准建设新房。在故乡听到的最多的话,要么是请喝一气,要么是“送点钱”,这已经成为故乡的一大习俗,没有这两点,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六叔的卖猪肉生意,因为被人垄断经营,很难再继续下去,偷偷摸摸地杀几头猪,随时要防备执法人员。我对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违法的。他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不然赚的钱都不够交费盖章的。这次回家,和六叔做同样生意的人找到我,说因为他们少盖了一个章被执法人员打了,被打的人有孕妇、有正在上高中的女孩,有的还被打住了院,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这对我而言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我不是记者,我不认识任何一位当官的,我的笔也没几分份量……可最终的耻辱感还是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一位在政府工作被我视为老大哥的人打电话告诫我说,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不要给家乡抹黑,你离开十年了,从来没给家乡添过乱,这次不要管了。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放下电话之后我的心却塌陷一般难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家乡放到一个敌对的捣乱者的位置上来。我甚至觉得真的是我错了,可这个想法让我惊觉,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那么就说明我认为暴力行为是对的。暂不说被打的人有错是主动还是被动,即便是主动,也错不至于被用橡皮棍围殴。

    什么是真相?在执政者看来,真相就是你们这些刁民不服管理不听话,政府动用橡皮棍和拘留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刁民们看来,真相就是你的棍子打在我的身上之后没有正当的说法,那么刁民们就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我不认为有着十多年交情的老大哥会对我有什么意见,我理解当他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不是在用朋友的口吻和我说话,而是代表一个体制在对我说话,这个时候,体制已经如一部机器运转起来,他也是身不由己。他的这个电话,只是明确了我的这样一个印象:故乡已经沦陷,我不用再想在年老的时候,再回去和老友喝一杯酒了。我第一次明白,在建设公民社会的呼声吆喝了这么多年之后,在我偏远的故乡,没有几个人真正听到和理解这个声音;我终于了解,我在外面所感受到的社会进步,回到我的故乡看不到多少痕迹,一切依旧是按照原有的规则和潜规则在运转;我第一次发现,永永远远再也不要期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我生命中的那些亲人们包括我自己,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有尊严地活着……卑躬屈膝,安心地当一个顺民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可我选择不做。

    我不再认为那里民风淳朴,同样更不相信那里有一个可以用厚道方式对待百姓的政府。百姓在用不合作的方式甚至暴力的方式来与威权对抗,而威权反加实施更为激烈的暴力手段打压。粉饰太平者飞黄腾达,投机取巧者意气风发。这就是我重新认识到的乡土中国。

    去年底的时候,几位青年知识分子连续发表了数篇关于故乡沦陷的文章。孟波发表了《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熊培云发表了《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十年砍柴发表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潘采夫发表了《谁家故乡不沦陷?》。一切如孟波所写的那样,“沦陷之后,失去的是正义公平,流行的是‘丛林法则’。乡亲们一方面要面临强大的基层‘利维坦’,另一方面,灰黑势力像一张网一样时时‘在场’,虎视眈眈。”那时我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故乡没有沦陷,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我终于和所有逃离故乡的人一样,开始承受这躲不掉的故乡之痛。

    阻止乡村在文化上的消失

        秋 风

    经济衰退,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很多人指望,返乡农民工在乡村创业。然而,这种创业难上加难。因为,乡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多数古代文明是从农业、从乡村开始。所以,在所有成熟的古代文明,对于乡村生活不吝赞美。

    比如,古罗马、古代中国、近代英国,都有田园诗这样的文体。知识分子即便生活在城市,对乡村也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不乏真诚的向往。

    这一点是一个常识,毋须多说。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在两个最为稳定的现代国家,英国和美国,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最著名的故事有,美国前总统卡特拥有农场,似乎是个花生种植者。刚刚卸任的布什总统接待外国政要的最高级待遇,是邀请其到自己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场、牧场共享烧烤。

    由此隐约可以看出,乡村始终是美国国家精神的一个隐秘根基。美国的确够现代,繁华的纽约城、加州的软件园、华丽的好莱坞,令世人羡慕。然而,在所有这些现代场景的背后,还有一个广阔的乡村,并且,它始终在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举其大者,在美国制宪过程中,乡村向美国宪法注入了自由、个人责任、限制权力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乡村不断向美国政治注入保守主义的刺激力量。乡村向城市不断传送文化资源,比如,过去一百年美国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都渊源于乡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人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文化生活、社会结构,决不是由现代的城市单方面决定的。城市也许是美国的文明之花,乡村却是美国文明深植的树根。美国确实十分现代,但美国也保留着强烈的乡村性。提起乡村生活,美国人多的是羡慕。正是这一点,让美国精神始终与大地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本来,中国有更多的条件在国家结构中保留这种乡村性,从而拓展出宏大的文化场景。不幸的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种种畸形的理念逐渐淡化了乡村:乡土社会是愚昧的、落后的,城市才是先进的、文明的。一些时髦学者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注定了不能适用工业社会的需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民彻底抛弃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全盘拥抱城市文明。按照这样的理念,有些城里的知识分子忙着给农民送去他们自己觉得先进的城市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些时髦的理论家又编造了一大套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的神话,今天,有些政府正忙着拆除那些承载着深厚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把农民赶上空洞的现代楼房。

    这样,通过各个学科的思想、学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成功地编造了一套神化城市、歧视农民、蔑视乡村、全面改造乡村文明的意识构架。这种意识构架透过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体系影响到所有人。乡村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农民被打上了落后的印记。城市人口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无端的傲慢,乡村民众也接受了这种意识构架,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只有自卑,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永远逃离这落后、愚昧之处。由此,文化意义、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乡村不再存在了。

    然而,如此全身心拥抱城市文明的意识构架,最终却落了个两头空:城市文明孱弱无力,乡村文明凋敝流失。乡村社会严重地空心化,伴随着人员向城市的单方向流入,乡村的文化资源迅速流失、灭绝。这些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也没有向城市输入新鲜血液,他们没有成为文化的缔造者,相反,乡村社会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由于偏见的压制而耗散于空虚之中。

    中国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就是:怎样保存乡村社会仅存的一点根脉,进一步复兴它,让乡村在文化上、在人们的价值观中、在共同体的精神结构中恢复其应有地位。

    故乡的离愁,民族的“朝圣”

       袁 剑

    故乡的离愁,民族的“朝圣”——兼读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故乡是最美的离愁。历史社会往往都有追根溯源的内在特征,我们每个人都会知晓或者尽力去知晓我们的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是谁,不知父母或者父母已经不在了的则成为孤儿、弃儿;我们也会尽力去找寻到每一位亲人,以真正体验大家庭的感觉。民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在民族成员的内心中,对于本民族的起源与范畴往往会有着颇为偏执的狂热,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民族找到一个合理而美丽的来源,一个梦想中的美丽家园,为此,我们甚至可以加以想象与重塑。在这里,目的先于过程。


      随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问世及对各领域的广泛影响,这种解释路径也为民族史中困扰已久的族源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我周围的人们都有着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生活节奏,他们接受着与我们相似的媒体浸染、文化熏陶、处事手段甚至社会潜规则,从而有着与我基本一致的文化资本与外在族类表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从自身推演出的但同时也被他者所反推的一个文化集合体——“文化民族”——民族。而这种感觉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正如安德森所举的事例,大西洋那漫无际涯的广袤与大西洋两岸迥异的地理条件,使得像把诸西班牙Las Espanas)转化为西班牙Espanol),以及让苏格兰被吸入联合王国的那种将人口逐步吸纳到较大的政治文化单元的过程不可能在此发生。在对心中故乡的千万次追寻中,一个真实的民族开始展现出其身姿。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终于,我也找到了我自己。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民族的生存场景同样具有这种诡异的特征:一个部众始终聚集不散的地方只是民族的合适生存地,它不是民族之源,一个部众不曾有所牺牲过的地方,也不会是民族之源,民族之源总是伴随着草莱开辟与铁血争斗,这是我们心目中对民族之源的合理的传奇性预期。但是,传奇归传奇,民族现实的型塑过程往往是无聊而重复的,充斥着年复一年甚至日复一日的内在朝圣过程,正如安德森以伊斯兰教徒为例所称的那样,“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共同体的概念,马来人、波斯人、印度人、贝伯人和土耳其人同时现身于麦加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然,伟大的宗教朝圣之旅总是具有双重面貌:一大群文盲的方言使用者为仪式的过程提供了稠密厚实的、形体的实在性;而一小部分选自每一个方言社群的识字的、双语的行家则从事统一的仪典,向他们个别的追随群众翻译解说他们的集体律动的意义。”当然,除了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穆斯林族(他们原本是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族,后来按照宗教信仰重新归类为一个新的民族)之外,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徒本身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在小范围内的朝圣之旅则有限且世俗得多,但在民族型塑中也有效得多。安德森以南美洲民族国家的诞生情况为例,认为在某种程度之内,美洲行政单元的原始形状是任意而偶然的;它们标志的是特定的军事征服的空间界线。但是,时日一久,在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影响下,它们发展出了一种较稳固的现实性(a firmer reality)。西属美洲帝国广袤,土壤与气候种类繁多,以及最重要的,前工业时代传播通讯的巨大困难,这些无不倾向于赋予这些行政单元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我们可以想见,当秦朝倾全国之力将各国边墙接续成长城之时,在其城墙笼括之下的芸芸众生就只能在这样的区域内辗转流动,Chin这一名称遂也成为China的同义词。而当汉朝继续将秦长城加固延长之时,在城墙笼罩之下的民众就被进一步固化了,汉族这一名称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名。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现代汉族的大致分布区域即相当于两汉的直属疆域范围,如果说秦朝的短命使得在其帝国之内的民众政治朝圣之旅不足以固化为统一的政治文化意识的话,那么两汉绵延四百年的国祚使得这种内部政治文化朝圣之旅成为一种稳固延续的内在惯例,成为一种汉民族的内在文化特征。历代中原王朝通过其行政体系(包括考试制度)使官僚和士子们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一直仰视着王朝的政治中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在西方人眼中形成了一个本土中国China Proper)的印象。近些年出现的拜祭炎黄二帝大典,其地域即属汉朝的核心区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各路人等对这一行为的评述与态度(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真真切切地表明了这种心灵回家之旅对型塑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重要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以及这种华夏脉络的型构方式。


      不可否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下的其他民族同样具有这种分形化的朝圣圈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朝圣圈现象的强弱甚至可以成为评判民族具体活力的一个维度。在中国民族史上,西域、青藏与蒙古高原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域与气候条件而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区域化朝圣圈现象,当地在数千年中存在的地方政权通过其行政网络运作而强化了这种“内部朝圣”状态,而传统中原王朝以长城为沟壑的战略指针事实上强化了那些非中原地方政权的内部朝圣程度。从这种意义上说,五胡十六国、辽、夏、金对华北地区的占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自身政权的内部朝圣行为,而造成的一个突出结果就是,当初的那些民族名称如契丹族、党项族以及女真族都消亡了;而蒙元以及清朝对全国的大一统则不仅使蒙古与后金-清政权自身摆脱了区域化的内部朝圣状态,而且还通过对西域及青藏地区的行政管理弱化了当地的内部朝圣,使他们的朝圣行为更多地转向中原的某一地域(元-大都、清-承德),从而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清朝通过系统化的满蒙联姻以及精心构思的满--藏藏传佛教信仰系统,并经由对帝国民族交流中心——承德的苦心经营,使帝国的整体性内在朝圣状态常态化,而这种状况已经与欧洲近代的“官方民族主义”相类似了,可以说,清朝在其中后期已经具有了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特征,近代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所以能迅速为国民所接受,正与清朝的这种近民族-国家特征息息相关。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勒南在其《民族是什么?》一书中写道,“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正是在对这种共同的以及遗忘的事物的追寻中,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历史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这种寻根式的心路历程不仅有着从中原视角的审视,还应考虑到少数民族自身的“内部朝圣”所展现出的政治文化意义:在整体性的中华文化之下,他们有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地方性”,有着与中原不同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表达逻辑,他们是中国文化大手掌之上的食指或小拇指,有着自身的独特意义与功能,并与汉族的这个大拇指组成强有力的拳头。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身的“内部朝圣”行为的深入探究,能真实地把握住其民族性的实质及其运作表现。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些民族的“内部朝圣”行为能够持续至今且保持其鲜明的民族性而有些民族却随着历史的绵延而渺然无踪?历史给了这些民族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而终于,他们对“祖国”的一次次膜拜之旅随着朝圣中心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日益重合而被日渐拉长,最终成为对整个中华故国的祖国之旅。在蒙古王公一次次入关觐见清帝的线路上,在西藏宗教领袖不远万里抵赴京师的历程中,这种内心的祖国观逐渐成形并固化,并成为“中国”意识最牢靠的纽带。


      笔者在欧洲生活有年,深深体会到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未曾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过的欧洲人对这种大国感觉的生疏,即使是在欧共体欧盟活力凸显的时代,欧洲人心中依然不会存在为之不顾生死的感觉,他们依旧是德国人、法国人抑或意大利人。罗马帝国时代的朝圣中心是罗马,之后的欧洲则不曾有过中心。较之其他文明,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在型塑其各民族朝圣中心的问题上确实深有优势,“天朝上国”在少数民族的心目中具有真正的意义,而这种优势也成为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优势,我们有过内战,但我们没有民族间的大杀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曾经灿烂的中华文化才能历经劫难而依旧彰显出勃勃生机。“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当曲子响起时,我们都能感受到民族心中的朝圣之旅,我们要去!

     

     

     

     

     

     

     

     

     

     

     

     

     

    故乡的死与生

    孙琳琳

     

    背井离乡到城市时,故乡在沦陷;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乡愁是一厢情愿但固执的寄托。而种种皆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样带给人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在中国,越来越多人正失去灵魂的寄存处。

     

    过去,故乡是记忆;如今,故乡是籍贯。过去,故乡是出生的老屋;如今,故乡是埋骨之所。过去,故乡是一个地点;如今,故乡是一种精神寄托。

     

    每一个乡村都想变成一座城

     

    2011年是华国锋诞辰90周年,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又被重新提起——回故乡,葬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卦山。“我回到故乡即胜利。”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如是说。

     

    当你回家时,故乡还在不在?

     

    在昆明生活了一辈子的诗人于坚,如今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故乡面目全非,记忆开始骗人。在中国,每个野心勃勃的城市都变得和另一个一模一样,有CBD,有滨江路,还有步行街和地铁。它们不在乎千城一面,着紧的是立起比台北101更高的地标,最好还有什么宝贝能申请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于坚写了好些歌颂故乡山川的诗,现在他却担忧起来,担心年轻人指责他说谎。

    你幻想过荣归故里吧,过去是骑着白马,现在是开着宝马。可你外出闯荡,故乡却不等你。它要么失去人脉,长眠不醒;要么大干快上,跑得比你还快。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效率太高了,将乡村连根拔起。开始你还能追述,还能跑到山坡上指点你的童年,但是很快,你依然每年回到故乡,却越来越找不到故乡。

     

    如果说城市的现代化让市民多少享受到红利,乡村力争上游的过程就更急进,并赚尽了热泪。求新与图快,成了中国乡村的新信仰。稻田被征用成经济开发区,重新规划的村庄建房都使用同一张图纸。你记忆里的老屋、河岸、田埂全都改容易貌,故乡也来种假树、盖新房、建广场、竖标牌,变成了新农村,变得更像一座城。

     

    一切都推倒重来,拆得快,变得也快。2011年春节,信阳市淮滨县拆迁的农民还暂居在窝棚里无家可归,他们的旧址却早被迫不及待地平整好,等待一条新的高速路由此通过。

     

    2005年,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说:“我国因为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使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使城乡的差别特别大,三个农民的消费只抵上一个市民。”

     

    2011年春节,你千辛万苦回到故乡,发现三线早已被各路品牌攻陷,满街都是金羽杰、优乐美和旺旺大礼包。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低速电动车成功“农村包围城市”。扩大内需的战场甚至扩展到互联网,201012月,中国的1.25亿农村网民和3.32亿城市网民共享着同一个卖场。在乡村社会富裕的江苏,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幅甚至高出城镇居民3.5%

     

    你尽可以放心地回乡隐居,和城里的日子一样,所需的只是一根网线。你也可完全不必再抱着回乡隐居的奢望,就算回到那里,还不是过着和城里一样的生活?

     

    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

     

    关于故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有人不执著,说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你在哪站稳了,哪就是你的故乡。经济学家赵晓在微博上讲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对于男人来说,有事业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

     

    “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歌手李健唱的是一种随遇而安。故乡也许并不只是地点,而是由父母、亲人、朋友、熟人构成的生活圈,对你知根知底,知冷知热。童年记忆固然是不少人的情结,若生命中重要的人愿意跟你走,归属感亦可在他乡延续。

     

    这么说,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故乡?

     

    在大城市的粉丝中,听汪峰那首《晚安,北京》会哭的,有多少是北京人?2010年北京人大和政协的调研报告称,目前北京的流动人口估算已超1000万,其中95.1%的人在京半年以上,41.2%是全家移居北京。而近年来,平均每年只有约16万人能够拿到北京户口。

     

    北漂们津津乐道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小吃和皇城根底下的种种旧事新闻,为了能在二环附近上班,宁愿住在六环以外。他们相信北京之大必有自己容身之所,溺爱此城如同故乡。虽然没有户口,他们在精神上早已认定自己是北京人。

     

    然而2011年春天,渴望安居的北漂们却被“京十五条”伤得不轻。入籍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买车面临摇号,如今连花大价钱买房也要出示五年(含)以上纳税证明。瞧!北京根本不是你的家。不管你多么依恋它,歌颂它,赖着不离开它,它仍只凭证件或金钱认定你。别以为北京特别无情,紧随其后,上海、广州、青岛、南京、成都、长春、南宁和贵阳等城市的房屋限购令也都和户籍挂钩,带一点排外色彩。

     

    限购令只是大城市对外地人设置的诸多壁垒之一,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哪一条不令寄居的你难过?城市的胃口永远都那么大,资源却只有那么多,接受现实吧,投奔城市时,你就要先做好了和它分手或死磕的准备。

     

    生活在城市里,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遭遇那么多难题,面对那么多未知地点,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这种状态下,就算有户口簿和房产证,你也不会轻易指认一座城市是故乡吧。

     

    最尴尬的是,在乡村找不到出路时,你来到了城市;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你又试图退回乡村。来来回回,两头不靠。梦想逐渐消失,臆想却更深了。

     

    与其钻营,做里尔克式的浪子倒也不错:倘若我假装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了家园和故乡,那就是不忠诚。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游和等待。

     

    寻找精神故乡

     

    写了《我的故乡在1980》的老猫说:“故乡是气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按老猫的描述,充满了真善美的正能量。在这个气场中,诞生了众多文学、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等领域的高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活跃至今,仍不约而同地把上世纪80年代看作共同的故乡。

     

    在世俗的打量和赶路的灰尘滚滚之中,空间里的故乡自身难保,但时间线上的家园仍鲜花盛开。虽然今时不同往日,但毕竟还可以缅怀,毕竟还能在人群中找到同类。

     

    有些人在舌尖上找到了故乡。这其中微妙的品位,非家乡人不能了解。比如,在江西人的记忆里,樟树的清汤入口即化,冻米糖要吃丰城传统猪油熬制的那种,南昌人所说的两室一厅,指的其实是便宜量足的私房小炒。

     

    80后的互联网原住民而言,QQ是他们的故乡。一个QQ号,是社交的开始,也是互联网身份的获得。他们在QQ上恋爱、写日记、谈工作,也养宠物、玩游戏、互相窥探。尽管后来沟通工具层出不穷,QQ却从未退出江湖,因为它包含着一个人在网络世界的童年记忆和基本人际关系,你可以隐身,可以删光所有心情,但只要QQ号在,你就永远不会走失。

     

    愤世嫉俗的马奈,曾是卢浮宫里最虔诚的临摹者。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是装置艺术家的圣地。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凭一座建筑改写了一座城市的未来。大师已逝,博物馆与美术馆是旷世杰作的归宿,亦是经典审美的原乡。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粉丝都能在这里找到故乡,忘了自己。

     

    无话可聊的时候,总可以谈谈童年。说到玩耍,那是所有人生命中的金色时期和原乡。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小时候,并不比90后少半点乐趣。长大以后,人与人的心性和足迹千差万别,但你一定不会忘记小喇叭、七巧板、猫和老鼠,还有奥特曼打小怪兽。

     

    流亡在外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说: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用俄语写诗,成了他纾解乡愁的手段。方言是一种地方性密码,明确标明你的来自。听得懂方言是进入,说得好方言是融入。学会讲广州话的新广州人,总是更快找到归属感。反之,在故乡不讲方言的人多半是因为疏离,而在外不讲方言的人则是因为不自信。

     

    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攀上珠穆朗玛峰的路上,需要的不仅是强壮的身体、专业的装备、忠诚的向导,还要有一颗一直向上、绝不放弃的心。虽然路途如此凶险,爬山的人却常常欲罢不能,也许,他们在顶峰望见了最温柔的故乡。

     

    以上种种皆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样带给人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哪里能找到安全感和平静,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选自《新周刊》

     

     

     

     

     

     

     

     

    故乡:越来越模糊的老照片

    陶短房

    出生在城市里的人,对故乡的情感是不是总会淡漠一些?还是五六岁光景,父亲出差时常把闲在家里的我用棉大衣一裹,从南京登上火车,去上海、无锡、镇江、苏州、杭州……总之是那些一两天可以跑个来回的地方。


      不同城市的风光对儿时的我是那样的有吸引力,以至于每次回程,父亲总要连哄带骗,到家门口,我会大哭一场。当时父母曾半开玩笑地叹道:这孩子,以后怕是要远离家乡,去外面刨食的。


      然而等满了18岁,第一次真的离开家,到当时觉得很遥远的北京求学,“故乡”的情结反倒一下浓郁起来。客居异乡,“故乡”不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父母、妹妹,是熟悉的住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整天跟自己捣乱的猫,是总让人忘了“火炉”盛夏的林荫道,甚至是街角几毛钱一大碗的豆腐脑和炸臭豆腐……


      对故乡的情感让我每逢假期总是尽可能多在家里“赖”上几天,乃至于我的好友、我父母的好友、家中所有的长辈,都坚信,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回到故乡南京,陪在父母身边。


      然而我毕业的去向却是杭州,而不是离杭州不算远的故乡南京。对当时的我而言,杭州的机会更好,前途更光明,尽管故乡是那么让人不舍。


      在外地安家落户的最初日子,我的故乡情结愈发浓重,只要假期稍长,都会想方设法回家一趟。记得1992年,踏入社会后第一个在外度过的中秋子夜,我独自徘徊在西子湖畔,望着满湖寂静的水面,不由吟出一首七绝:萍满西湖风满楼,白公堤下泊归舟;问君何得愁如许?人在他乡月在秋。思乡之情,简直无法压抑。当时曾有朋友断言,也许不出几年,我就会想方设法叶落归根。


      然而令朋友和我都没想到的是,此后我非但没能回归故里,反倒漂泊得越来越远:西非、北非、西非、北非、西非,最后是移民加拿大,从此和故乡隔了个浩瀚的太平洋。


      近十多年来,我没能回南京故乡过哪怕一个春节,甚至回乡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尽管乡音未改,但故乡的影子,却如老照片般越来越模糊了。


      是我变了,还是故乡变了?是人变了,还是景致变了?


      或许都有些吧。故乡的面貌早已变过一次又一次,熟悉的林荫道被削去半边树冠,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的老字号早被拆迁得不知去向,甚至儿时生长的平房、水井、窄巷,读过书的小学、中学,也都或面貌迥异,或索性荡然无存。除了未改的口音,故乡之于我,我之于故乡,怕都陌生得仿佛曾出差来过几次的半熟脸。


      那位半醉后斥责父母在不远游的叔叔,如今早已随着“远游”的女儿全家,一并移民去了新西兰。三年多以前,曾同窗八年的昔日南京外国语学校同届校友在母校聚集,纪念毕业二十周年,一并寻故乡之梦,全部八十一名校友,居然破天荒地凑齐了六十多名,但仍常住故乡的已不足四分之一。更有甚者,各怀心思前来寻根的同学们,居然在原址重建的母校里,未能找到昔日的哪怕一楼一阁,一草一木。如今又过去几年,昔日把盏叙旧的师长,又无声故去了几位。


      所谓乡愁,无非念旧;所谓念旧,无非念物、念事、念人。如今物非、人非,事也都成了故事,这故乡的印象,如何能不一天天模糊下去?


      乡亲乡亲,所谓乡亲,一大半应是亲情吧?然而故乡如今还有几位亲人?


      妹妹是从事交响乐工作的,在我告别家乡不久,便先赴上海求学,再去北京工作、安家,连户口都变成了北京的。虽然乡音同样未改,虽然对家乡小吃垂涎更甚,但回乡一趟对她而言,是要鼓足勇气的。


      父母一直顽强地坚守老宅,但最终熬不过退休后的孤寂,双双北迁,和妹妹住在了一起,一年一度的返乡,不过是为了退休年检、医药费报销这类中国特色的无奈事。虽然在嘴上,他们仍然十分顽强地坚称“家在南京”,但他们其实也明白,即使对于他们而言,故乡也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了,因为他们的故人也已星散,巷陌也已陌生,儿女也早已天各一方。甚至,他们已经不再适应南京没有暖气的寒冬。


      今年春节,破天荒地和父母过了个团圆年,但并非我回去,而是父母第一次来加拿大探亲,顺便照顾即将分娩的妻子。与此同时,第一次没有和父母过团圆年、依然独身的妹妹,却在大年三十踏上了“江南四城七日游”旅游团行程,尝了一把“火车上过年”的全新滋味。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七日游”的四座江南城市中,竟赫然有我们的故乡南京在内。


      自1988年第一次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过去,故乡南京对于我,也许还有我的父母、妹妹而言,都已如旧照片般愈来愈模糊。这种故乡印象的日渐消磨,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但在今天的朋友们看来,我却是个很传统、很恋旧、很“故乡”的人。或许,故乡的昔日之貌虽不再,但仍活在书本中、网络上;或许,对漂泊日久的游子们而言,故乡已不仅仅是出生地,而已悄然扩大为整个故土,和故土上附着的故事新篇了吧。


      (作者系旅加学者)

    故园无此声

    长 平

    几天前翻阅《纳兰词笺注》,又看到这首《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我捧着一本纳兰性德词选,苦苦吟哦的情形。那时候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没有工作,一位老师就经常帮我找点事情做,由此为书商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纳兰性德词新解。在这个工作中,这首《长相思》令我感慨万千。

     

    那是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浪荡着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既找不到工作,也不屑于到国家单位去上班。和当时整个国家一样,我们眼前一派茫然,但内心还是怀着某种信念。所以,我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就假想了一段山高水深、风雪交加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中,我们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痛苦和惆怅。

     

    而如今我对这首词感兴趣的地方,更在于它最末的那一句:故园无此声。故园者,故乡也,家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些词语敏感起来,同时也惶惑起来。

     

    山高水深不是最可怕的,风雪交加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丧失家园或逃离家园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经历曾经壮怀激烈地发生,随后心安理得地度过,现在则开始显现出惴惴不安的后果来。

     

    我没有王小波那样幸运,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从父亲的藏书里对古希腊着了迷,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直到上高中,我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那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城特里尔。从求知欲上说,大英图书馆也很有诱惑力,因为马克思刻苦攻读时在那里踩出了两道脚印.

     

      在这种教育中,传统文化是被否定的东西,本土的每个人和每样事物都处于被改造以致进步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道理上怎么讲得通呢?这套价值体系也能自圆其说,首先它划分了社会阶级,其次它划分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被否定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落后的区间和时间中去。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虽然先前也有了好长时间的暗流,但是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还是有如轰然洞开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晕眩。少年的凌云壮志顿时变成了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只有一个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读除马恩著作之外的各种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如饥似渴而又不成系统的阅读,使我们都变成了图书馆里的无头苍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国出了问题。不仅现实社会出了问题,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我在将信将疑地读了几本地缘文化宿命论的书以后,有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在心头,忍不住地生出逃离的念头。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杂志上一篇小说,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那种被别人喊破内心隐秘的激动。

      

      有一天晚上,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乡”,历数故乡山水贫瘠、文化委顿、经济落后的情形。然而,写完以后,我并没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两种情绪的突然袭击,一种是数典忘祖的耻辱感,一种是脚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万分地将稿纸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个朗诵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要流泪的年代。但是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从书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开始接受以近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民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乃是公民授权的权力组织,从而把它从祖国这个含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同时,我开始理解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寻求普世价值观,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万族为一本,天下为一家。这在中国古代叫世界大同,现在则叫全球化。

      

      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精神的故园,也就是灵魂在土地上的归宿问题,却可以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十多年的的新闻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于弄清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忙于思考解释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也忙于个人的生计。

      

      我不得不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的贫穷与愚昧,城市的无序与功利,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盲目与异化,他就越是对那些浅薄地赞美家园、歌颂故乡的声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又到欧洲去旅行。我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罗马,去了巴黎,还有纽约等等,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发生现场,和各种肤色的人接触。一方面,这些直观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识一起,加强了我的世界主义观念,让我看到未来世界大同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个灵魂依然需要一个它所归依的故园。

      

      在美国,我接触到一些华侨,他们数十年没有回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总是动情地赞美中华文化,遥想东方家园。我当然首先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很想给他们讲讲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中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魂牵梦绕地想要回故乡,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发现时间严重扭曲了记忆,在故乡并不能找到归属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奈保尔回印度,去寻找血缘上的归属感,一年以后却绝望而愤怒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先的,异乡人。

      

      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从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华侨。随后,极度伤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说,《无知》中讲述了两个逃离故乡的人终于失去归属感,而我,我们,难道不是,身处故乡却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吗?

      

      我开始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写的专栏文章,都始终有一个幽灵紧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园无此声。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乡下访问,在唐风十足的建筑和礼仪中,传来琉球三弦的乐声,很突然地,我好像感应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召唤,惊起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原来我是东方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灵魂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没错,我们的确从柏拉图那里,从罗素那里学到了知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说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雅典或者英伦。

      

      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们真正的家园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广东从化参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国儒教成立大会。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笃信儒教救国的学者,他们的灵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顿,假如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我在仔细地聆听之后,的确无法认同那些漏洞百出的宣讲,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难道我只能,要么放弃这个问题,斥之为矫情,要么继续挣扎在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之中?

     

    ——选自《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

     

     

     

     

     

     

     

     

    我的原乡谁的故乡

    柴子文

     

    不管离家多远,每年春节总要回老家过年。这习惯出于亲情,却也给我一个便利,可以连续而又尽量微细地观察江苏无锡等苏南农村最近十年的变化。

     

    苏南农村,经过新农村建设大规模的撤镇并村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镇”消失了,与邻镇合并后改称为社区,在行政级别上与“村”并列。原来比较接近自然群居规模的村,也被大范围合并,以致于同村的村民,有的互不认识,有时一个月都碰不到一次。

     

    即使在农村,也存在一个微缩的城乡二分结构。小镇以菜场(农贸市场)为中心,人口被分为地处中心的城镇户口和外围的农业户口两类。这十年来,农地被大量征用,其中,有因为新农村建设产生的新公共设施用地,也有大量用于寻租而产生的商品房建设。很多原来镇中心周围的村子(有点类似城市的郊区),农地虽然全都被征用,村民却并不能摆脱农村户口,直接成为城镇户口,而是被加诸一个失地农民的夹心身份。

     

    我家所在的村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我上中学的九十年代,去镇上上课,先要穿越一块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走过蜿蜒不平的田埂泥路。如今,这些变成只能从记忆硬盘里调出来的场景。村子四周原本的大片庄稼和菜地都被铲平,建起了村民不知道谁在住的商品房,修筑了直接联通高速公路的水泥大马路。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村里曾因征地发生官民冲突。中国的城镇化不可逆转,如何保证转变中的程序正义和底层农民的基本权益,却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村支书自己是私营企业主,出身贫苦农家,如今,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但他深深懂得“公道自在人心”这句俗谚在乡里民间的重要性。他说,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村,自己只能尽最大努力,平衡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征地冲动和村民利益,维持基本的公道。

     

    五年之间,先是蔬菜田被征收建新房,耕种了祖孙几代人的水稻田也被征收筹建新菜场。村民无地可种,领了“失地农民证”,变成农村的农民工。村委会与村民达成协议,将被征用地周围的集体土地开发为商户门面房,每户只投入建设费,然后分得一间,以日后租金维持无地农户的基本生计。

     

    苏南农村素有经商风俗,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了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因为没有任何工人福利保障,务工村民就是在农村做民工)。而原来的务农人口严重老化,中青年一代对种地既不热衷,也不擅长。因此,如今村里仅剩的六百亩农地,已全都承包给了一位浙江“种田大户”。

     

    九十年代末兴起企业转制热,大部分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村办和乡镇企业转制为私人企业。农村本地劳力不再够用,于是就从苏北和中西部农村招收大量农民工。最新的人口统计显示,整个镇的户籍人口两万九千人,而外地人口有一万九千之多。

     

    可是,在田产变地产、农民变民工的情况下,被认为一向富裕的苏南城镇,究竟有多少财政能力承载不再种田、福利日增的农村人口,又能否善待农村外来务工人口?没有耕地作为最原始生存保障的农民,他们是否能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适应类似城市的生存压力?

     

    小镇地处苏州和无锡交界,最早依靠运河航运发展起来。大运河的四条支流,生长出东南西北四条街道,是整个小镇的生命线。当年荣德生兄弟开的第一家米厂就在街上。时隔多年,今年春节再去走访,河已被堆填,另选地点重新开凿;镇政府最早的骑楼让人惊叹,人民政府原来还可以这么简朴;放映过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寡妇村》的“人民大会堂”已经弃置了十多年,在它门口却新修起贴满马赛克的市级模范公篶;镇上的茶馆相当出名,老人说,瞎子阿炳华彦钧曾在这里演出。小时候,我常跟爷爷去茶馆,一边吃面,一边听评弹,茶馆到了下午“变身”戏院,隔三差五上演锡剧、越剧或昆曲名剧。如今,这一切也早已烟消云散。新农村建设真有意义,难道不是最应该首先复兴这些乡村社会原生的好传统吗?

     

    镇南新建的农贸市场周围,是房租每年都在荔升的小商铺。这些商铺整齐划一,平淡无奇,毫无层次和美感。经营这些商铺的人,大都还是农民身份。不务农,不务工,最好的谋生方式就是经商,从事小本买卖,糊口度日。或者在农贸市场租个摊位卖菜,或者沿街摆摊,或者租个店铺卖衣服、卖粮油种籽。

     

    对他们来说,十几年经营下来,最困难的还不是每年都在涨的房租、水电费,而是不远处的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小镇大超市里,竟然卖着整整一长排品种多样的牙刷,也几乎把整个农贸市场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搜罗了起来,以低于零售商进价的超低价格,吸引顾客。城市里的超市模式击退了小商小贩,同样,农村城镇的超市也很快会堵死这些“失地农民”自谋的生路。没有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规模,这些城镇的小经商者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城市商铺。我走访的几家商铺都有苦难言,处于转行无门、歇业无着的状态。

     

    大年夜的街头冷冷清清,往年到农贸市场购置年货的人们,或许早已在超市买到想要的年货,生意冷清的小商家,意兴阑珊早早打烊回家过年。

     

    苏南农村的小镇就像工厂一样,书记和镇长就是董事长和CEO,他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提高这个工厂的营业额。农村和农业,早已变成他们的负担,他们心里想的,是把那不同的村子打造成不同的生产车间。盖更多更高的楼,收更多更快的钱,那才是他们的资产。而实际上,乡镇财政的状况却并不乐观,他们无力做更长远的打算。

     

    大年初一,我们穿过镇上的老区,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基督教堂。教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正做着礼拜,除了老人,还有不少中年人和小孩。他们低头专心做着祷告,寻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片刻宁静。在这个看起来富裕的小镇,不管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对这个教堂保持着自我审查式的警惕。但在他们心底,其实也都做着类似的祷告,寻思着自己的活路。

     

    ——选自《民间历史》

     

     

     

     

     

     

    我没有乡愁

    王晓渔

     

    故乡这个词,在我看来,主要适用于文艺作品。

     

    “故乡”这个词,在我看来,主要适用于文艺作品。1987年,台湾歌手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故乡的云》,风靡大街小巷。虽然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是对漂泊的厌倦、对故乡的思念,但是对大陆观众来说,更具魅力的是“漂泊”、“游子”、“浪迹天涯”。

     

    在一个国民都是居民的年代,让人充满想象和渴望的是“异乡”,不是“故乡”。漂泊意味着抒情、探险、罗曼蒂克,与疲惫、酸楚、伤痕无关。当时,大规模的跨地域人口流动尚未产生,旅游属于高消费,流浪乞讨会被收容遣送。能够出门的机会屈指可数,除了公务员可以偶尔“出差”,一般来说,只有高考能够提供背井离乡的终极可能。

     

    我读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要考虑重点(即一本)和非重点大学(即二本)的区别,地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名校可以超越地域限制,比如中国科技大学虽然身处合肥,依然是理科生的理想去处。除了这种特例,同学们宁可去远在天边的非重点大学,也不愿意报考近在眼前的重点大学。比如石河子农学院一度在同学中声名显著,当时这所学院尚未与其他学院合并成石河子大学,也没有迎来支教老师贺卫方。同学们之所以对这所学校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分数线不高,又很遥远。如果对成绩不太有把握,又想体验浪迹天涯的感觉,报考这所学校可以满足心愿。

     

      在《故乡的云》里,故乡具有疗伤特效,歌曲的最后唱道,“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这是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被浪漫化的故乡,往往和乡愁、怀旧、田园联系在一起。但是,文艺作品中还有另外一种去浪漫化的故乡,鲁迅的《故乡》即是一例。“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段关于故乡的描写,我们耳熟能详。鲁迅接着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可见故乡适合想象,但不适合返回,因为返回会打破浪漫的想象。

    在文艺作品中,费翔的“故乡”是主流,但是在现实中,鲁迅的《故乡》更能唤起共鸣。几年前,王怡曾经写过一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纷纷撰写同题文章,感慨家乡的凋敝。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凋敝,人性之善被压抑,人性之恶被鼓励。从经济角度来看,各处似乎都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看不到凋敝的迹象。

     

    《故乡》里的“我”比较幸运,因为他虽然是旧历年底回家,却不用担心春运。从“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来看,船舱还比较宽松。出于对春运的恐惧,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旧历年底回家了。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来回的春运经历,不堪回首。

     

    首先是买票难,尤其是买返程票,难上加难。几乎每次尚未回家,就要考虑返程票的问题。当地的火车站,在春运期间公开出售的火车票都是无座的(这种无座火车票,也很难买到),你有关系,才会有座位号。这样做,可以充分满足各种“关系”的需求,因为所有座位都预留给了关系,但是对乘客来说,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当时没能免俗,拐弯抹角托过不少关系。

     

    有了车票,不等于万事大吉,能否上车还是个问题。只要稍慢一步,车厢就像真空包装的罐头,填得结结实实。有一次,托了关系,可以提前上车,以为高枕无忧。火车提前30分钟检票,于是提前40分钟直奔而去。还没有看到火车,就听到喧嚣的声音,感到大事不妙,到了地方发现火车已经人满为患,只能从窗口爬进去。这是起点站,从窗口也爬不进去。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提前检票,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找了关系。在家聊天,经常听到一个似乎毫无关系的人,如何把关系找到中央部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成功上车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休眠”。一动不动(也动不了),十几个小时滴水不进(食物更加免谈),有时为了确保一路无忧,登车前几个小时就要绝水绝食。有次,一位乘客不幸要去厕所,但是几乎没有可能穿过人群,于是几位同伴把他举起,让他踩着人们的肩膀。至于他如何把厕所里的乘客劝说出来,我没有看到,至今还是个谜。

     

    上述这些经历基本上都是十几年前的往事。现在,有些细节得到改善,比如火车票开始印座位号了,但是火车的拥挤在春运时没有变化。关系是生活得以运转的核心,虽然它有时显得有人情味,但是这种人情味又是经过计算的。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个人的尊严无法得到尊重,这依然是常态。我很久没有回家,却对家乡并不陌生,因为经常在媒体上偶遇。当地居民虽然信息并不灵通,但在面对“负面新闻”时总是见多识广,因为身边有太多更加“负面”的现实。

     

    我几乎从来没有乡愁。或许,乡愁和对“故乡”的浪漫化想象有关,但是我对“故乡”没有想象,因为现实更具想象力。或许,乡愁和文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乡愁的地方。但是,在故乡身上,我只看到了凋敝。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选自《东方早报》

     

     

     

     

     

     

     

    边镇的诗歌遗风

    野夫


      许多年之后,站在远处回望故乡之时,似乎才真正窥见那一块奇特土地的诸多殊胜。当年成长期所阅历的山河风物片段,在渐老的温习中,约略开始构成一组起承转合清晰的画面。


      鄂西利川,是一个很少见诸史传的无名高地。自古蛮荒,巴风夷俗迥异于中原文明。天朝流官的设衙羁縻,还是雍乾之间的往事。也就是说,此地土家苗人的汉化,说来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


      在清朝设县名曰利川之前,这一片楚蜀交界的僻壤,是龙渠土司辖制的区域。龙渠土司的衙门,就设置在后来叫着忠路的古镇上。也许因为这里曾经是一方蛮民的政治经济中心所在,于是人文也似乎相较它镇为盛。


         


      忠路古镇形似半岛,街前街后各有一河,分别简称为前江河与后江河。前江河冬冷夏热,后江河源自洞穴伏流,于是刚好相反,冬暖夏凉。两条玉带在街尾汇合,有个古雅的名字,唤作郁江,倒流几百里始融入乌江,而后长江乃至东海。


      三十年前我去忠路时,古镇风貌犹存。前街后街多是土家人的吊脚木楼,河上也是吊桥,满街溜光的青石板,曲折深巷,岁月仿佛还停留在前清一样。


      该镇人家多以手工制作烟花爆竹为业,似乎脾性却以风流蕴藉闻名。周围多茶山,其中的雾峒茶,至今还是鄙乡的名产。相传本地的另一特产是美女,赶集时放眼打望,也确信此言不虚。


      真正让我记忆难忘的,是本地人喜欢文艺。在做鞭炮的老谭家夜谈小说时,对门开药铺的周老汉,长髯飘飘地闻讯赶来,一手拎着酒瓶,一手竟然拿着厚厚的诗卷,要和我讨论得失。


      我去乡下视学,发现民办陈老师写得一手好诗。到他那桂子飘香的半山农家借宿,竟可以和他躬耕陇亩回来的老父,对酌高谈民国文学。也是在那时,我才知道该乡在民国年间,有人留学东洋,有人成为贺龙的干将。


         


      无论如何喧嚷或穷凶的乱世,我始终相信,在那些偏远的芁野,总有一丝文脉在暗传。当年孔夫子说要问道于野,大抵他也是相信民间的道统,能致斯文不斩的。80年代我辈在利川诗歌结社之时,多出于天性使然,实在非关一时之利名。后来风吹云流,天各一方,原以为故乡亦随时代卷入商潮,无人再弄这些伤怀锥心的玩意。孰料后来还乡,却发现玄都观里,桃花千树,江山才人,代出不穷。也许越是荒远的地方,越能略存几分古风吧。


      很久没有再去忠路小镇了,却因各种缘分,结识了许多从那里走出来的后进才人。似乎故乡喜欢文学的,多从那里出发一样。前几年回去,有朋友专门给我推荐了诺源,几番茶酒之后,便果然视同兄弟了。


      诺源身形短小,典型的土家后生模样;谈吐却轩昂,俨然袍哥遗范。这样一个小街上混大,连大学也未曾赴读的底层青年,时常生计也难续,却天生酷爱诗歌——这,确实让我有些刮目。诗性的毒素,是怎样在一代一代的边镇少年心上,播下它的烈烈火种,其实是我今天犹难弄清的问题。


         


      诺源的诗歌,放在整个时代的诗卷背景下来看,并不足以使其脱颖而出天下闻名。尤其在诗歌越来越成为私人写作的今天,诗人的桂冠已经无足重轻。我想称道的是,他的写作,天然不属于那种少数族裔的乡土吟唱,很自然地就融入了新诗的时潮,浑无丁点乡野文青的泥土气。其起点之高,远在当初我们那一辈诗歌青年之上。


      在网络时代,个人的写作早已无需官办报刊的认定。也因此,他的抒写完全站在青春生命的个体感觉上。他洋溢全篇的忧伤,愤怒甚至绝望,都是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给一个平民草莽的刺痛。我几乎从未在他的诗集里看见肤浅的喜乐,即便是最纯净的爱——这一类诗人最难割舍的话题,在他的胸腔咕噜时,我仍然听见的是沉痛——


      我是如何在重蹈覆辙使岁月无声地漂染着隐秘的苦痛


      被消磨得只剩一张如树皮的脸


      在萧条的枝蔓放任所有的喜悦与悲伤,以不为人知的空旷


      看我踉跄的笛声如何滚滚驰向毫无防御的高岗


      一个人还剩下多少暗暗饮泣的日子,我从没忘记过她的沉郁


      忘记过她冰冷的唇瓣在掠过我手指之前的美丽


      恻隐的四月,流泻的目光怎能与青春重合


      从此,再不见她被月亮装饰的脸颊泛透红光……


      我是一个不爱在这样的文章中摘引作品的人。现在他的诗集即将付梓行世,他说希望我能推荐。我和他一样,是小镇中成长的文青——自卑,敏感,却又内心高傲。我只是比他痴长一代,即便怎样的不喜欢冒充前辈,也终究不忍回绝一个故乡兄弟的信托。其实,我知道即便是有相似的成长故事,我依旧难以成为他的解人——每个诗人的骨子里,都是自弹自唱的大地横行者。


      就像他的诗句一样——没有谁比文字更懂我,如同没有谁比孤独更疼我……

     

     

     

     

     

    沦陷的故乡令人忧

     

    朱永杰

     

    农村老家距离省城五十来公里,驱车个把小时就到了。但是我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最近回去一次,发现有两件事情让人忧虑。一件是母亲承包的责任田里那眼老机井变样了,一件是妹妹任教的职业高中快要关门了。
      
      记忆里的老机井很多年了,它旁边的机井房也有几十年了,但是越来越溃败,无人管无人问,以至于忽然坍塌,走近一看,井口上面安放了一个四方水泥箱,有几百斤重,外面有水利设施的字样。没有这个水泥箱时,母亲可以用水桶从井里汲水,浇灌旁边的一分菜地;现在有了这个半人高的水泥箱,汲水变得非常困难。向井里看去,只见露出一截白色胶管,未见电线和水泵。再说,从周围田地里,也从未见其他水利设施。于是,我忽然明白,这又是一次作秀,是面子工程,绝无实效。多年以前,地里还埋过几次塑料管道,后来都报废了,几乎没用。大集体的年月,浇地富有诗情画意,水从井里抽出来,顺着水渠,再顺着田埂,一畦一畦流着流着,一点也不费力。后来单干后,浇地变成塑料管的天下,一家一户,恨不得水泵、柴油机、水管一应俱全。挪动水管的费力劲太累人了,一刻也不停息,再加上水管被折来折去导致的渗漏,浇一块地,不弄得一身水一身泥绝无可能。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抗旱模式,很快就使原先比较完备的水利设施先毁坏后销声匿迹。电线没了,线杆没了,就连孤独的机井房也一个个倒掉没了。没变的是,小麦、玉米、花生三大样,轮番播种,亩产五六百斤(花生三百来斤),永远这样。一眼井的变化,足以见证老家农业的进步是多么令人沮丧。
      
      那所职高的前身是全县第三高中,当年赫赫有名。1984年我就是在那里考上小中专吃上商品粮的。变身职高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据说,职高收不来学生,没人愿上。这次回家,才知道全校七十多位老师,教了不足百名学生,有的班级五六个人。职高如此不景气,其实由来已久,应该见怪不怪。别说职高,就是职业中专、高职高专,又有几个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看看每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一百多万考生,数千人争一个职位的难堪相,就会明白当今教育出了大问题,甚至是患了不治之症。“有教无类”多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多棒,“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择业标准多美,可是我们与这些愿景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绝望。妹妹说估计很快职高就关门了,要集中到县城的职业中专,而这里会变成全乡唯一一所小学,吃住在校,封闭管理。不用说,打造小学“航母”才是目的,但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校又能存续多久呢?
      
      幸亏这几年还算风调雨顺,年迈的父母基本免了抗旱浇地之苦。但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水利设施始终是一种痛,折磨着父老乡亲。而今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继续玩花拳绣腿自欺欺人,不该继续让水利设施好看不中用。这种有目共睹的骗人玩意儿,到底谁来担责呢?
      
      人的能力有大小,教育本该多样化,以人为本,百花园里争奇斗艳才是春,怎么能高考独木桥上走这么多年呢?举国都在应试,教育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收费第一,义务名不副实,老师也在沦落,单看“职高”的悲惨境遇,就知道教育积弊有多么深不可测。
      
      故乡不折不扣在沦陷。处处都是凋零的画面。人均几分的田野本该精耕细作,成为美轮美奂的花园,可是除却疯长的围墙,越来越少的田地仍然在哭泣。更为心痛的是,蹦蹦跳跳背着书包上学田园诗般的图景一去不复返,农村孩子的成才之路竟然比城里还狭窄!呜呼!

     

     

     

     

     

     

     

     

     

     

     

     

     

     

     

     

     

     

     

    故乡沦陷依靠谁来救赎

     

    单士兵

     

    “离开故乡,不过就是为了更好回到故乡。”许多在外漂泊的人们都曾如是说。当然,经过漫久的漂泊与迁徙,也有很多人会感叹,“回不去了”。比如,最近河南灵宝24岁的青年王帅,就肯定感觉自己是被故乡抛弃的人。

     

    这个有幸从乡村老家挤进大都市上海做了白领的青年,在权利、法治与文明等意识获得提升之后,很想帮助父老乡亲维护那些菲薄的权益。不久前,针对家乡违法征地现象,他在多次求助无果的情况下,“迫于无奈和义愤,想通过网络曝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于是将照片发布到网上。”结果,因言获罪,竟然招致跨省追捕。这场牢狱之灾,差点让他丢了工作,他也表示,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这又是一起莫须有的“诽谤案”。“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遭跨省追捕”,与当初那起世人震惊的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有太多相同之处。这种“因言获罪”的权力丑陋已被剖析殆尽,不再赘述。这里想说的是另外一个老话题——“故乡沦陷”。

     

    近年来,关于故乡沦陷议论越来越多。其中的迷茫、哀伤、愤懑、控诉……曾击中许多人的心灵。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语境下,救赎故乡应该成为现代公民无法绕行的选择。毕竟,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那些离开美丽故土的人们,是不可能接受那些留守的亲人遭遇权利剥夺与命运不公的,也不可能接受在转身回望的时候,发现昔日美丽家园已经变得污浊不堪、一片死寂、嫖赌黄毒、黑道横行、官商合谋、罪恶蔓延。

     

      更何况,文明就是一根轴,联系着乡村与城市,驱动起公民社会。没有乡村文明的滋养补给,城市文明也注定将陷于贫瘠枯萎。这一切,都意味着,以切实的行动来拯救正在沦陷的故乡,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遭跨省追捕,就是一次遭受打击的拯救故乡行动。尽管结局可能让人感觉到某种苦涩与失望,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向他投注尊重的目光。

    毕竟,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器面前,一个人的王帅,力量实在太过孱弱,肯定经不住公权力的掣肘与打击。能够迈出“举报维权”这一步,已经是很大进步了。要知道,这一步,恰恰就是我们许多人不屑做或者做不出来的事。所以,王帅的行为才可以视为拯救故乡的一种表征。

     

    其实,很多人的故乡都曾发生过种种“沦陷情节”。悲哀的是,却很少有人能有王帅这样的勇气,去为那些父老乡亲进行权利吁请。包括许多评论人,甚至对于故乡发生的一些负面新闻,都不敢以真名发表文章进行批评。认识了黑暗,就认识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出现这样的尴尬,说到底,还是因为权力失范、无良资本以及黑恶势力,随时可能制造出可怕的罪恶,即便不一定直接追加在千里之外的游子身上,也很可能让留在故乡的父母兄弟受到牵连。简单地寻求把父母兄弟都带进城市的办法,也是不现实的,而城市也不是天堂,在那里,他们甚至更加茫然无助。

     

    故乡沦陷是无数人内心的锐痛,对沦陷的故乡进行救赎,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这种救赎,当然需要来自个体的、集体的、制度的力量。真的希望,在公民精神驱动下,能有越来越多的异乡人投入到对故乡沦陷的拯救行动中。更希望的是,国家能够尽快通过废除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的那些不合理法律制度,来为乡村真正注入民主、法治与文明的力量,完成对故乡沦陷的真正救赎。

     

     

     

     

     

    故乡何以“沦陷”?

     

    王培元

     

    今天读报,猛然扑入眼睛里来的,竟是这样的题目:《故乡沦陷,躲不掉的心灵之痛》(韩浩月)、《灭门惨案再现沦陷的故乡》(西铁城),着实是触目惊心!

    到网上查看了一下,才发现,“故乡沦陷”,早已悄然成了一种集体书写的主题词、关键词。2002年,王怡就写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其后,又有陈璧生的《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潘采夫的《谁家的故乡不沦陷?》、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等文陆续发表。这些作者的故乡,大都在农村,他们回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当下农村在大呼猛进的城市化的比照下之贫穷、残破、衰败和萧索,凝结为“故乡沦陷”这个具有惊心动魄意涵的异类词组,给人以格外强烈的印象和撞击,让人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椎心刺骨之痛。

    “沦陷”一词,是“陷落”、“沦落”之意,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常用来指城池、国土沦于敌国、异族之手。如,《北齐书·司马子如传》:“孝昌中,北州沦陷,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又如,《宋史·丘崇传》:“中原沦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再如,抗战时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一般被称为“沦陷区”,民众则沦为亡国奴,作了侵占者的奴隶,遭受着家国沦丧的深重苦难。然而,如今早就没有了外敌来犯,始自农村的“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三十年,而在前述文章作者们的笔下,现在的中国乡村,却“沦陷”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何等苦涩、无情的大玩笑啊,“弹指一挥间”,“沦陷”这个词的“所指”和“所指”,竟然已经发生了这样令人难以逆料的巨大迁变。

    韩浩月在写了老家二叔、六叔生计的艰难之后,无奈而又痛苦地说:“故乡已经沦陷,我不想在年老的时候,再回去和老友喝一杯酒了……我在外面所感受到的社会进步,回到我的故乡看不到多少痕迹,一切都是按照原有的规则和潜规则在运转。”

    西铁城的文章,则在谈到29日发生的沧州吴桥铁城镇南范庄、122日新华社报道的辽宁北镇赵营子村两起灭门案后,指出这两案全是由于问题村官报复举报人而凶残地杀人,之后感慨道:假如没有这些新闻报道,我们很难想象“一些地方政权与灰黑势力的勾结”,也很难想象“‘家乡沦陷’,到了何种地步”。

    这次看到上述关于“故乡沦陷”的文字,又唤醒了埋压在我心底的,虽然已经逐渐淡漠,但一想起来仍隐隐作痛的“故乡感受”。作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用“沦陷”这样格外刺目的词汇,来描述、传达他们眼中的农村现状和故乡印象,实在是发人深思、令人警醒和使人怵惕的。

    “三农”、“三农”、“三农”,已经嚷嚷了许多年,可等来的,居然是一个“故乡沦陷”!

    “故乡沦陷”的最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的凋敝,在于权力的腐败,以及贫穷和腐败带来的道德的堕落。这已是人们的共识。论者所说的“底层沦陷”(孙立平),农村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正如潘采夫所说,“农村又是中国的末梢神经,农村的贫穷、腐烂与败坏,既来自于中枢系统的病灶,又直接反作用并腐蚀它的上层。乡土中国是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烂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建筑在贫瘠的沙滩上的城市,怎么可能保持它的长治久安?”

    “故乡沦陷”的真实现状,还不禁使我想起了1936年鲁迅说过的一段名言:“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我于是想,所谓“故乡沦陷”,不过也就是“做自己人的奴隶”而已吧。

    上个世纪初,在急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鲁迅就热切地呼唤过“立人”,认为救亡图存、重建现代中国的要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今天,“立人”和建立“人国”的目标尚远未实现。对于城市来说,现在的乡村,似乎是一个“他者”,是一个“国中之国”,那里的人们的存在生死、哀乐悲欢,城里人大都很隔膜、很茫漠,缺乏了解,缺少体察,更不可能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就像一个人的左手不懂自己的右手,躯干不知道自己的四肢,左手和躯干感觉不到右手和四肢的伤痛。

     

    “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说过,中国现在的现代化,是“盆景式的现代化”,所谓“盆景”,指的是沿海的一些据说已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的少数大都市。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也早已离开了乡土、故园和祖居之地,离开了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农民兄弟姐妹的生息之地,居住在繁华喧嚣的大都市里,对于故乡现在的一切已不甚了然。

    此刻,四近是一片万民胪欢的歌舞升平,而我却想起了路过建筑工地时,看到进城做工的农民兄弟蹲在地上吞咽着饭食,而菜盆里几乎不见油花的情景;想起了在电视里看到有的农民工由于领不到工钱,而绝望地爬上高塔,想跳下去一死了之的镜头;想起了一幅照片里某西部山村小学的学生,在完全是泥土做的桌凳的简陋教室里上课的场面……

    隐隐约约,仿佛有一种夹杂着惨伤、悲愤和凄凉的哀哭声,由远及近地传来,嘶哑而且沉痛,有如尖利的兽爪一样,撕扯着我的心。

     

     

     

     

     

    警惕你我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合谋中沦陷

    熊培云

     

     一、回不去的是故乡


      “我们之所以怀念故乡,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怀念那片土地、那些人,而是怀念自己走过的那段时光”——熊培云


      江西永修县的一个村子,土地、古树、人,常常在熊培云的笔下出现,那是一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熊培云在那里生活成长了十七年,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烈日炎炎下,跟着父母在田间忙“双抢”;过节时,与伙伴们去看地方戏、舞龙灯、狮子灯;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万般诗意里,手捧一本《雪莱抒情诗选》;跟着母亲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识字不多的母亲请教店里的读书人;十六岁第一次独自远行,夏日的清晨,带着几个馒头和自己装订的诗集,去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投稿,正午时分,车停在甘棠湖边,突然传来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生命的激情,梦想的催促,标刻时代的情歌,久违的怦然心动,都在那一刻交错、缠绕”……(引自熊培云《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1991年,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对外面的世界的憧憬,十七岁的熊培云辞别双亲、故土,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远行。目的地是北方的天津,却要先向南走到九江、南昌;再往西走萍乡、株洲;一路北上,一条鱼钩状的路线,在列车与铁轨撞击的声音中颠簸三十多个小时,才最终到达天津。


      毕业,工作,留学……路越走越长,故乡渐行渐远,还有过去的旧时光。在天津、在北京、在巴黎,乡愁满怀。


      现在,父母依旧住在永修的村庄,守着那片土地,他们到城里就像连根拔起来一样,更愿意在老家呆着,身体好一些,心情也好一些。熊培云每年也会抽出时间重回那片故土,多则一个月,少则几个星期。再回去,已不再是十七年前的时光与感觉。此时的熊培云,再谈起故乡已是豁达的心,故乡逝去是必然的。我们之所以怀念故乡,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怀念那片土地、那些人,而是怀念自己走过的那段时光。我们想要通过故乡找回原来的时光,渴望在不变的故乡与自己的旧时光重逢,但故乡也和我们的生命一样,在一点点流逝。


      时光回不去的伤感虽已释怀,然而有一种痛却挥之不去,这种痛来自那片土地和那些人的变化与被变化,熊培云用过一个词叫沦陷


      二、故乡沦陷之痛


      “我才刚刚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在夏多布里昂的故乡,熊培云没有体会到这种哀伤,想到自己梦中的家园,或许还有一种甜丝丝的滋味。但当满怀乡愁的熊培云游学归来,回到十七岁离开时的村庄,梦中的家园早已荡然无存,那一瞬间,心头袭来的是哀伤、痛、甚至还有一种耻辱:


      山地被莫名其妙地卖掉70年,山川变色,河流与道路一样被野草淹没;


      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廉价卖到城市;


      一栋栋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子,竟像是一间间的大厂房;


      曾经的学校因生源减少变得无比萧条,度过美好学生时代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是被洗劫过……


      变得不只是物,还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那里的人:


      曾经在房前屋后种菜的村民,不再种菜吃,也像城里人一样学着花钱买菜;


      简陋的房屋里,却也和城市人家一样,摆上了饮水机,甘泉不再,改喝纯净水;


      农历新年,以往热热闹闹的舞龙灯、狮子灯、地方戏已成为记忆,有的只是春晚和麻将;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越来越少;


      当古树卖掉,无人敢站出来反对,“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引自熊培云《谁人故乡不沦陷》)


      当听到一个农民这样的话语,能怪这些依然淳朴却弱势的村民吗?迫于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的命运被轰隆隆的现代化、城市化的车轮裹挟而去,背井离乡,连根拔起,涌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跌跌撞撞。当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又怎能守住这故乡的一栋屋、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当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这沦陷,又凭什么去指责这些淳朴的农民不去守住自己的底线?


      三、权力与资本的合谋


      “当我看到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谁人故乡不沦陷?》


      是谁在让你我的故乡沦陷?是农民自己吗?显然不是。费孝通曾说农村最大的危险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熊培云认为今日中国之部分乡村,也正陷入这危险之中。


      最突出的当属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不断侵蚀。过去叫“攻城掠地”,熊培云认为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攻乡掠地”,“让农民上楼,有些农民不想城市化,政府却要通过暴力一定要城市化,向农村扩张,将农民的地分走,这就是‘攻乡掠地’。”过去虽然比较落后,但农村人的生活可能比城里的下岗工人还舒服一点,毕竟还有自己的土地。但假如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农民的生活将会很悲惨,断了路,“因为他们既不适应大城市,又不能留在乡村”。熊培云甚至认为如果只是将农民赶上楼,“不比英国的羊吃人运动差。在农村,即便很多人贫苦,但有一个生活共同体,大家彼此能够慰藉,如果将这个共同体冲散,将他们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成为所谓新市民,实际上他们会很失落的。”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又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熊培云认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设防,“不仅有制度设计的原因,另一方面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没有太多的渠道表达诉求。”在强大的政府公器这堵墙面前,农民只是一个个易碎的鸡蛋,即使有一两只顽固的鸡蛋,不是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当农民举起汽油点燃打火机、以弱小的身躯阻挡前进的车轮、集体下跪时,何谈保护与尊严?


      三农问题学者温铁军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走偏了,仅靠发展大城市,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唯有城镇化才是出路。在京打工十余年的河南籍农民刘永学和他的上万老乡就困在这大城市化的迷途中,十几年辛辛苦苦,在北京挣不了钱,福利享受不到,回农村却又是死路一条,没有机会。刘永学曾感慨,“这背后就是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现在我们都在给城市做贡献,如果家乡有一些资源和机会,都能留在家乡,我们的家乡也早建设好了。”


      对于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熊培云认为背后其实依旧隐藏着“革命思维”。1949年以后,不断革命的字眼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主要体现在政治上;1978年以后,革命字眼使用的频率大大降低,大家以为革命结束了,其实还是在不断革命。“这一次的革命是经济上的,思维还是革命思维,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顾其他任何东西。”攻城掠地、攻乡掠地,在熊培云看来,就是一种革命行为,“只争朝夕,为了一个结果,可以什么都不顾,整个思路就出了大问题。一提发展,就是GDP要达到多少,超过了哪些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几……我们将太多的钱花在了根本就不能增进民众福祉的事情上。”


      正是这样的思路作祟,导致农民的福利与权利被剥夺,好比熊培云故乡的那几棵古树,那一座山,那些古屋。对于城市人来说,不过是几个钱;但对农民来说,那是家园和生存的根基。“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熊培云曾在《谁人故乡不沦陷》中痛心疾呼。


      四、民情在悄然改变


      “再慢也是快的,尽管有些人会很悲观,但越是悲观的时候越要做事。”——熊培云


      故乡沦陷,历史的车轮依然向前。


      刘永学,在北京打工数十年,尽管依然在底层,当他说出“资源与机会的不均等”,隐含的是对公平的渴望与争取;


      当东南沿海静寂不景气,一批批农民返乡,在乡下创业并带动当地人致富,已经在用行动改变着城市化的路径,并拯救着被忽视的故乡;


      当一些人联名要求一些地方政府给外地人反税,权利意识已经在觉醒;

     

    当懵懂的农民看到同乡遭遇不公、向人咨询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公正时,通过法治寻求正义的种子已经发芽;


      当一些村庄的村民认真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当一些民选的官员开始真正为底下的人着想办事时,民主已经不只是口号;
      ……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要回自己的权利,这是全国性的运动,不光城里人要争取公平,乡下人也已意识到了。熊培云视之为中国最大的变化,如果套用托克维尔的词,就是民情的变化。尽管缓慢,尽管矛盾重重,熊培云依然乐观,再慢也是快的,尽管有些人会很悲观,但越是悲观的时候越要做事。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冉云飞

     

    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我自己便是这样双重不幸的人群中的一个。作为中国人文及自然资源多样性,展示得最为完备的后花园,广袤的西部是如此的神秘多姿、秀丽雄奇、狂野粗犷,令人难以忘怀。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令人难以怀忘的人间爱物,正在逐渐消失于我们视野之中,真有追之莫及的伤怀之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没有作为人文和自然资源庞大宝库的西部,她的魅力将会锐减而流于平庸。如果说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是纯粹乱来的话,那么如今不少的西部开发便是打着脱贫致富大旗的一派胡搞。

      一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西部的人来说,我老家掩藏在渝东南微渺的角落,那里便成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是异于他地的安心洗肺之所,是我个人莫大的安慰。作为神秘的北纬30穿过的武陵地区,用山青水秀来形容她肯定平庸俗烂,不过说她雄奇秀野或许庶几近之。虽经全民抽风、大炼钢铁的无情破坏,但小时放羊看牛打猪草时,不经意便与众多野物作伴,简直是动物的天堂,锦鸡、豺狼、豺狗、野猪、刺猪、鸛狗、菜花蛇等,小河里各种各样的鱼儿,则应有尽有。但于今回家,这些早已绝迹,仿佛前尘旧事,能不让人伤怀?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并不反对过现代的生活,但我反对为了过现代的生活,而将先人的审美趣味、民族文化、古迹旧踪当作牺牲品的做法,这种你死我活、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的斗争哲学,实在是伤害我们对先人纪念、传承文化孑遗的怀旧情感。这种揪人心肺的哀伤,在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古建恐悲苦无告的求诉五十年后,依然屡屡发生,如此人祸是我们整个民族绵绵不绝的巨大创伤。

     

    龚滩是故乡一座拥有1700年的古镇,这里蕴藏着土家族的许多精神及物质文明,举凡年深久远的冉家院子、西秦会馆及不少寺庙等等,都是难得的活着的文物。整个镇上的房屋,大多缘山而筑,凿石为基、垒石为础的木质结构的吊脚楼,凭眺江水,观望风景,把酒临风,快何如哉!而乌江及其支流阿篷江的环抱绕膝,可收乐山乐水的双重功效。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土家族的物质博物馆,竟然被混合着个人政绩以及贪污机会的长官意志随意在下游修一座弊大于利的电站给淹没了,他们的藉口是发展经济并且古镇能整体搬迁,一座活生生的、拥有1700年的古镇能整体搬迁,这样骗人的鬼话,能让真正的有识之士信服吗?你能搬走她在一千多年累积起来的文化积淀和神韵么?这就像在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上游修紫坪铺工程(离都江堰大坝仅310米的杨柳湖工程只听是暂停缓建而已,甘孜州仁宗海的遭遇何尝不是一场灾难呢),实在是害莫大焉,将毁掉整个活着的世界奇迹都江堰一样。紫坪铺工程给成都带来的伤害如同葛州坝工程对中国的伤害,千秋万代不可饶恕,哪怕你每年能创造10个亿的价值,能抵得上对都江堰举世无比的文化价值和至今泽被苍生的巨大效用吗?我只有伤心地套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语:成都没有都江堰,成都将会怎样?

     

     

    美丽无匹的阿坝,可谓得上苍独厚,神奇的九寨、上天的黄龙、醉人的米亚罗、自然之子牟尼沟、生物天堂卧龙、雪山女儿四姑娘、赏心悦目的黄龙大草原、羌族生活博物馆桃坪羌寨等,无不闪耀着令人称奇的魅力。

     

    1990年我得以一种异样的方式行走阿坝各地,饱览令人心醉的风光,让我此生不忘,这是一种怎样的前世今生,从此我把阿坝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前年冬天为了拍片,到得九寨,沟口再也不是从前那样简单清净的所在,而是绵延几里到处都是宾馆、饭店,河边的山坡树木被砍伐得厉害,景色已大不如前。幸好冬天人少,不然是在九寨沟真可以看见到处都有的扎人堆的盛况。如此对旅游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在西部真可谓举目皆是,让人伤心,以至于各地不少主管旅游的政府官员几乎成了毁我山川的旅游疯子。这是政府介于过多,既当执法者又参与者——亦是政府官员们多腐败者的根源之所在——所造成的可以预料到的后果。

     

    不特如此,像黄龙大草原、执尔大坝、红原大草原这等在整个阿坝州都享有盛名的大草原,不仅面临过度放牧、严重沙化、鼠害严重的危险,更令人忧心的是,每年七、八月游人密集到毁坏草原植被、垃圾污染草原的地步,满目疮痍。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被普遍推广到西部大开发的许多方面,将会使西部的人文地理、山川风物、民族风情、宗教文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遭受慢慢的侵蚀而至逐渐消亡,绝非危言耸听。二十年后,西部广阔土地上这些上天的恩赐、人间的爱物,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真是没有想像的勇气。

     

     

    贫穷是勒在西部人民身上的绳索,但要去掉绳索,不是随意乱剪绳索的某个地方,而是剪掉绳索本身打结甚至是死结之处。但剪掉贫穷这根绳索的死结,不是为了让西部的人民在吃饱饭后,丧失掉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立足的精神和物质的故乡。而是天然地利用现有环境,进行科学而适度的开发,而非全盘仿效东部发达地区,更不是某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搞这种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所谓经济大跃进。贵州省沿河县土地坳镇的一幅大标语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逼民致富无罪。原来当地政府强行发展烤烟,农民种了,而收购时中间机构剥盘压级压价(这本身就是政府机构一些人与中间机构的勾结),后来农民便不种了,于是就动用武力命令农民种烤烟,故有“逼民致富无罪”的荒唐逻辑。而故乡酉阳亦有极其令人不解的标语:学生要上学,烤烟甩不脱。也是用类似上述方法将老师与烤烟纠连起来,政府某些部门规定,如果老师催促不力,而农民不种,那么老师的工资便不能发放。老师的工资不能发放,便要下乡督促农民完成烤烟任务,从而导致学生亦不能上学。如此西部乱开发,就我目力所见,并非单一事件。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妙景色,一经所谓的开发后,便被糟践得一塌糊涂的残酷现实。同理,对现实条件不尊重包括政府的过度介入,必将产生许多荒唐的事件,如在风景区修电站,包括得出逼民致民无罪的荒唐口号来。一生都想做官的田园山人孟浩然面对岘山旧迹不无感叹地写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节录自《与诸子登岘山》),像这样不注意保护,无度地乱开发下去,多一些“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妄人,我敢说后人永远不会有“我辈复登临”的游赏雅兴,因为无处可去,这对是对他们快乐和生存权的真正剥夺。

    故乡今夕

     

    张治凡

     

    一、少年回忆


      我出生在上海松江泗泾镇,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依稀记得我家住在河边,河面十分宽广,乡下人摇着小船到镇上卖米、卖蔬菜,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河里漂着长长的木排,一个连着一个,顺流而下,我经常坐在河旁数木排、河上还有一座座很漂亮、雄伟的石拱桥。


      大约六岁的一个夏夜,我在熟睡中被弄醒,母亲抱着我上了一条鸟篷小船,同行的还有妹妹和接我们的阿姨,小船在黑暗中摇呀摇,不知多少时间也弄不清去什么地方,中途,暴风雨落在乌篷上劈里叭拉的响声,木橹划来水叽呀叽呀的声音,似乎还在脑际。


      终于到外婆家了,船刚靠岸,乌篷船顶上又是一阵响声,原来是岸上几个顽孩向小船扔泥块,而这群顽孩后来才知道都是我家的邻居。


      母亲由原来的家庭妇女成了自食其力的合作社社员,开始了她辛劳的生涯,终年在田间劳作。


      但在我印象中,杨行乡下似乎比泗泾镇好玩,春天来了,我们在田野里追捕彩蝶,在田梗旁找一种吃起来甜津津的茅草,湖边还有一种芦根也可以吃的,小河里的蝌蚪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大片,浮动着,令人兴奋,我常常把它们捞回家,放在脸盆里,希望亲眼看到它们变成青蛙。


      油菜花开了,金黄金黄的,蜜蜂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飞舞,嗡嗡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


      蜜蜂钻进了墙缝,我在外边唱:“蜜蜂、蜜蜂请你出来,我来养你!”等蜜蜂真的出来了,就将它身体一拉,一口将蜜糖吞了,这行为确实残忍,但甜蜜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一对燕子在家门口唧唧喳喳地商量着什么,不一会儿,燕子街着草泥,在我家客堂间的梁上筑起窝来,外婆说:燕子在我家筑巢,是福气,你要爱护,为了燕子进出方便,我家的门窗从早到晚都敞开着。过些天,巢窝里多了一群毛茸茸的,非常可爱的小燕子,嗷嗷待哺,大燕子不辞辛劳,进进出出,衔着小虫子,口对口地喂养,情景感人。


      出于好奇,我架了梯子,凑进燕窝想看个仔细,大燕子急切乱叫起来,在我身边焦躁的飞来飞去,大有要和我拼命的架势,我只好下来,让这家子过着和平宁静的日子吧!


      雨天,不肯闲着的外婆从早到晚,坐在织布机旁,双脚上下踩动,梭子来回穿行,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响声,小阿姨扎着布鞋底,时不时地用针在头顶上磨一下,嘴里哼着她最喜欢的小调:“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小阿姨唱歌的时候,眼睛闪忽忽地特别好看。窗外,和风细雨,整个世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春燕的喃喃絮语。雨天的农家是温馨、舒适的,屋外春雨迷蒙的世界是那么亲昵,亲昵得似乎可以触摸到,你渴望亲近它、拥抱它,令人感动得流泪,喜悦的心情填满了整个胸怀。


      乡间的夏天是最快活的季节,清早,我和小伙伴经常趴在宅前屋后的瓦砾中,或钻进瓜棚田野里,寻觅勇猛的蟋蟀。每当斗蟋蟀时,围观者里外三层,当我的“常胜将军”旗开得胜啾啾呜叫的时刻,顿时心花怒放,得意忘形。中午,整个世界仿佛都属于知了,无论在家休息或者田野里,耳际祗有“知啊、知啊”的嘶叫,令人心烦虑乱,于是我们经常用面粉做的的粘物,涂在竹梢上,捕捉知了,那粘住知了的一瞬间,似乎也是很痛快的。


      下午,烈日当头,晴空万里,常常狂风突起,乌云密布,天空变得昏黑昏黑,田野里的农人仓皇奔走,未及到家,暴雨倾泻而下,落到地上,形成一个个好看的大水泡,我常常盯着大水泡发呆,不知在想什么。雨越下越大,柴垛不见了,房屋模糊了,天空与湖水连成一片,水茫茫的,一只不知名的大鸟栖歇在竹林里,浑身湿透,很可怜的模样。


      酷暑顿消,真是痛快万分,雨后天睛,我们赶紧赤脚奔到田里,河水猛涨,鱼虾在稻田里扑扑乱蹦,不一会儿,就能促到半竹箩,泥鳅、鳗鱼,很不容易抓住,常常弄得泥浆满面。


      浑身脏兮兮,我们跳进小湖浜,把短裤洗净,凉在湖边的柳树上,湖底可以摸到螺蛳、河蚌,少年时我最喜欢夏天的暴雨,因为它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


      夏天的夜晚是最迷人的,傍晚,我总是把屋前的场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摆好桌椅,盛好稀饭,洗净自家腌的酱瓜,一切料理好了,坐在小竹椅上等待母亲回家,母亲放工了,总带回一捆甜芦粟,晚饭后,母亲点燃一种形状像小木棍的植物,有股清香味,用以驱蚊、我们兄妹三人则围坐着吃甜芦粟。


      那时,我家门前有花园,四周以美人蕉作篱,花园内有无花果、樱桃、石榴树、五角星花、太阳花,那都是我父亲栽种的。一到晚上,花园里蟋蟀、摇纱郎(学名叫什么不清楚)开始呜叫,好听极了,走近了,嘎然而止,离开了,又重新欢叫起来。回想起来,比现在听音乐还要感动人,如今,我只能听CD中的虫呜了,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摇纱郎”间歇的、美妙的鸣叫声了。


      乡村人家都喜欢串门,我最喜欢洪生伯伯,他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法律系,肚里的故事非常多,我喜欢听神鬼故事,他就讲聊斋,故事里的狐狸精又善良、又可爱,还有刘邦、项羽、鸿门宴的故事,惊心动魄,至今难忘。


      夜深了,虫呜渐息,露水愈浓,我躺在用木门搭的床上,仰面夜空,满天星斗,一颗流量飞落,外婆低声叹息,唉!世界上又少了个人。夜空离我们那么近,仿佛听得见外婆的话,神秘而亲切。


      星星老盯着我,悄然无声,但它一定知道我心里的秘密。想着想着就慢慢睡着了。


      后注:五十年后的2006年,我与哥哥、妹妹搀扶着年迈的父亲,来到松江泗泾,旧地重游,大河、石拱桥、老房子、石子铺的窄窄街道依然如故,一切似乎在梦中,惚惚恍恍的令人心醉。老父亲指着石拱桥旁的老屋,看!那就是你出生的房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二、乡村电影


      过去我们乡下没有什么娱乐,每逢放电影,便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


      记得有一天下午,邻居小伙伴“囡囡”兴冲冲地奔到我家告知,今晚在曹家宅放电影!我兴奋的不得了,赶快将晚饭弄好,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免得我母亲不开心。家务做完了,便心神不定地等天暗下来,觉得差不多了,用烧焦的柴禾在灶台上写“我看电影去了!!!”加上三个惊叹号,便奔出门外。


      到了村口,也不知曹家宅往哪儿走,四面环顾,只见田埂上,乡间小路间,人们三五成群,有骑自行车的,有步行的,扶老携幼,纷纷嚷嚷,往一个方向流去。


      我混在人群中高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辨不清方向,觉得随大流总不会错的。人群中时有人说俏皮话,邻村绰号叫“小蟹”的青年说“怪不得今天人多,连铁拐李也来了!”大家哄然大笑,那个绰号叫铁拐李的拐腿老头也不示弱,回敬说:“是啊,连蟹也爬出来了。”又一阵大笑。经过河边,青蛙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仿佛为我们助兴。“织布郎”、蟋蟀也在路边凑热闹。


      天完全黑了,只见田野里灯光闪烁,自行车铃声、孩子哭声、有人跌交的叫骂声,“阿根、阿妹”的招呼声,无所到忌,喧哗着,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我在路途中,遇到村里的“囡囡”、根发、连兴、阿毛娘,小妹,噘嘴老头,村庄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赶来了。


      还未到曹家宅,远远地只见用毛竹支着雪白的银幕,高高地矗立村里的仓库场地上,我心头一热,加快了脚步。


      电影还没有开始,场地上挤满了人,放映机前是最佳位置,坐在长凳上的男女从容不迫地摇着蒲扇,估计是曹家宅的社员,四周的人,有的坐在泥地上,有的骑在自行车上,银幕的反面也坐了不少人。宅边的麦柴垛都被外村人拆了当坐垫,一个老农妇骂骂咧咧地抱怨着:“把我的自留地都踏光了,断命的电影!”大家都兴奋地等待着电影开映,也不计较老妇人的罗嗦。我人矮,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怎么也看不清银幕,急得我索性爬上了村边的一棵大树,骑在树上,自得其乐,庆幸自已找到了好位。


      电影怎么还不开始?场地上人声鼎沸,大家都盯着中央的放映机,全场灯光通亮,飞蛾乱舞。“来了!来了!”放映员拎着铁皮箱子出现了,他大概故作姿态,慢吞吞地扳七扳八,机器终于嗒嗒嗒地响起来了,灯光熄灭,全场欢呼声、口哨声响彻夜空。


      记得那晚放映的片名是“芦笙恋歌”,故事大概讲一彝族村寨,来了很多红军,红军帮助当地土族居民砍柴挑水,军民水乳相融,亲如一家。


      当地一小伙子与一美丽的姑娘相爱,他们在青山绿水间唱情歌:“阿哥与阿妹的情意长,好象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情切切,意浓浓,电影画面、音乐十分优美,现场如痴如醉;突然,画面中断,银幕上出现跑片未到,请稍等字样。顿时灯光大亮,映得一张张的脸都那么地快活,那么地兴奋。


      电影又开始了,人们安静下来。


      红军要走了,当地许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军民告别,依依不舍。白军来了,烧杀抢掠,迫害红军家属,小伙子和村里其他青年撤往深山老林。白军追击不舍,在一高悬的绳索桥上遭遇,小伙子用刀砍断索桥,同归于尽,悲壮不已。以后,解放军又来到了山寨,驻军时常受到野人袭击,解放军与当地村民围攻野人,最后,野人走投无路,准备跳崖,忽然村民认出了野人就是那跳崖的小伙子,于是,唤来了姑娘,姑娘唱起了情歌:“阿哥阿妹情意长,好象那流水日夜响……”野人伫立,良久,慢慢地转过身来,恢复了人性,回到了心爱的姑娘身边。影片最后的场景是满山遍野点燃了火把,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庆祝幸福生活开始。


      电影结束,嘈杂声又响起,人们呼爹唤儿,互相照应着,怀着满足的心情,如退去的潮水,消失在茫茫黑暗中。


      好些天,村里人的主要话题就是电影“芦笙恋歌”,大家见面就问,“曹家宅的电影你看了吗?”“阿哥和阿妹情意长……”走腔走调的歌声传遍了全村。


      放学后,我还得做晚饭,一边往灶膛里塞柴,一边向门外张望,看看邻居小囡囡是否出现,说不定今晚在什么地方又放电影了。
      三、蒸糕


      小时候,快到春节了,村里人便早早地开始忙碌起来,采办年货,杀猪宰羊,腌腊肉,晒菜干,过年,家里应该有丰盛的食品,蒸糕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


      我外婆是村里的蒸糕好手,每年冬天,村里人碰到外婆就说:松涛阿婆(外公字松涛)今年要帮忙噢!我外婆总是答应着,从来没有让人家失望过。


      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晾着洗净的糯米和新梗米,我母亲仔细地挑选上好的糯米,用很大的竹淘箩盛着,洗净,晾在甲笾(竹编盛器)里,还采购了许多的辅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吩咐我去张瞎子家看看舂米是否空闲。那时,乡村里还没有机器碾粉,村西头算命瞎子家里的石臼是唯一加工米粉的工具,大家都叫做“斗臼”,石臼型状上大下小,圆锥型直径约1尺、深尺半,半埋地下,舂米是用一块约三尺长的木板,上面绑一石头,下面固定一园木,人站在木板上,上下踏跷,圆木便不停地舂米,如需暂停,便在石臼上横梗一木作保险,将臼里的米粉掏出,用细筛过滤。斗臼一般需二人操作,加上等候的人,屋子里总是很热闹的。斗臼人一边干活,一边张家长、李家短的唠叨不停,农家妇人总不肯闲着的。到了晚上,半夜醒来,还听得见张瞎子家“咯噔”、“咯噔”的斗臼声。


      一年一次的蒸糕是我家的大事。外婆一大早就起来,打扫客堂、灶间,洗刷笼格、准备木柴,还叫来大阿姨、隔壁邻居帮忙,蒸糕开始后,必须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弄得神秘兮兮的。


      外婆平常为人谦恭,不多说话,但蒸糕这一天,一反常态,就象工地上的指挥,不停地吩咐着大家做这做那,“加水”!“加糕粉”!“火烧得旺一点”!蒸糕先要拌糕粉,乡下称抄糕粉,糕粉必须用手工拌成细颗粒状,没有经验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弄成糊状,没法蒸糕了。


      糕粉里还加赤豆、白糖、蜜枣、各种什锦果、红红绿绿的罗卜丝,完全根据爱好任意添加。烧火是个好差使,大家都抢着干,因为灶膛前又暖和又舒服,也不需特别技术。每当我挤到灶膛前,小阿姨总是将我推开,似乎烧火是她的专职,于是我俩争争吵吵地弄得外婆忙中添乱。


      我父亲则什么也不干,坐在旁边假装翻书看报,蒸糕么,女人的事。他一会儿看报,一会儿抬头看看灶台,一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客堂里东一摊西一摊都是糕粉,弄得路也不好走,我说蒸这么多糕,吃得完吗?外婆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嘿!有什么稀奇,大惊小怪,以前我家淘米用大石缸,蒸的糕可以吃到明年夏天呢?这时,我母亲似乎也沾了点什么光似得得意起来,外婆这时话多起来了,从前怎样怎样,一直讲到她娘家的上代曾经朝廷做官,家有良田千亩,开饭要敲钟的辉煌时代,“后来呢?我追问。后来吃白粉(鸦片)全部败光了,唉!”一声长叹,算是结束了她的美好回忆。外婆开始神色黯然,一言不发,唯有双手不停地抄着米粉。


      这时,小阿姨大声喊叫:糕好了!糕好了!外婆急忙凑到蒸笼前,母亲讨好地说:“姆妈你看怎样?”外婆仔细地审视一遍,用手按了又按,然后权威地宣布:“好了!”于是,我母亲双手提着蒸笼,走到桌边,往下一翻……总算出笼了!


      外婆用切菜刀将糕分成好多块。我父亲吃完糕以后,不再有兴趣看报,便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小阿姨一边往灶膛里加柴禾,一边往嘴里塞糕。此时,外婆、母亲、大阿姨、帮忙的邻居都放下手里的活,品尝着这年冬天的第一笼糕。


      客堂里热气腾腾,直冲屋梁上贴着的“福”字。这一夜,我家的灯光很晚很晚才熄灭的。
      几十年过去了,外婆已经仙逝,小阿姨也因病去世,母亲继承外婆手艺,每年冬天,总给我送来一尊喜欢吃的赤豆糕,但吃起来总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特别香的滋味了。


      四、母亲


      母亲出生在杨行镇上一个小康家庭。外公家有耕地数十亩,新式五间堂房屋,外公做裁缝,并担任当地的公职,生活不奢华,但也过得去。三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晚上,外公突然失踪,过了很长时间,外婆才知道外公带了镇上一体面人家的年轻姑娘私奔到香港谋生去了。


      外婆内心很痛苦,一个主家的男人,扔下年迈的父母,妻子与年幼的三个女儿,弃家不顾,真是不负责任啊!但外婆为了颜面,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有人问起只是说外公去做生意了。如往常一样,织布耕地,服侍公婆,照顾孩子。
      因此,母亲从小就学会煮饭纺纱织布和农活。1937813,日寇攻打上海,镇上人差不多逃光了,邻居对外婆说:赶紧逃难吧,东洋鬼子就要打进来了!外婆连夜做了许多干粮,在每个女儿的衣服里缝了两块银洋,反复叮嘱:兵荒马乱的,万一跑散了,你们拿出来自己谋生。就这样,外婆搀扶着年老体衰的公婆,携着未成年的三个女儿,随着混乱的难民,一路向西南奔走。


      出门不久,只见国军队伍往北急行,奔赴前线。东洋鬼子飞机不时低空盘旋,肆无忌惮,随着一阵阵尖锐的呼啸声,炸弹横飞,硝烟四起,母亲及家人惊恐万分,常常趴在水沟里半天不敢起来。一路上全是尸体与伤残的士兵马匹,惨不任睹。


      外婆最小的女儿才四岁,惊吓的大哭大闹,外婆与大姨就轮流背着艰难行进。晚上,投奔一农户寄宿,主人没有子女,要求将小阿姨送给他们,外婆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就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一边赶路一边流泪,走了十来里路,母亲突然往回走,说是要将妹妹讨回来,大姨也坚决要求,于是全家不顾一切地往回走,走到半途,那家农户也逃出来了,正巧相遇,大家抱成一团,放声大哭,外婆抱着小女擦着泪水低语:以后全家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们再也不分离……


      在徐家汇难民所里,生活非常艰难,每天都有许多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亡的难民尸体被拉到郊外草草埋葬。由于救济粮供应不足,母亲常常去菜场检些菜皮回家充饥。听说参加教堂唱诗班吃的好一点,母亲拉着嬷嬷的手哀求:“收下我吧,我会唱歌,我很乖的……”每当教堂发了食品,母亲总舍不得吃,回家与妈妈妹妹一同分享。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十三岁就去纺织厂做童工,每天四五点钟,天还未亮,外婆就推醒熟睡的姐妹俩,拎着饭盒,进厂做工,工作十六小时,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稍不留神,还要遭受“那摩温”(女监工)的打骂。放工时,无论多么晚,外婆总是在厂门口等候。母亲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母亲结婚以后,随父亲到松江泗泾,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我的哥哥)发高烧,因为用不起盘尼西林而夭折了。盘尼西林当时要用黄金购买的。母亲盼望全家能够过上好日子,好不容易开了家加工棉花的小作坊,正当生意开始兴隆的时候,新的运动来了,家里又变得一无所有了……

     

    在以后三年全国灾难时期,农村歉收,工厂停工,父亲被遣送回乡种地,全家生活陷入困境,粮食不够吃,母亲常常在下雨天去田野河塘抓些蛤蟆鱼虾螺蛳回来给我们充饥。


      由于生活困苦,父亲脾气变得很坏,经常打骂母亲,每次凶狠地打骂以后,他就独自猛喝土烧酒,唉声叹气地倒头便睡。我抱着母亲青肿的脸低声啜泣,半夜,寒风透入破碎的门缝,凄苦地呼号着……


      有一次,父亲又殴打母亲,我拿起一根棍子护着母亲,对着父亲怒吼:你再打妈妈,我就跟你拼了!


      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我母亲送我去学校的,母亲回家了,又到学校教室的窗口外偷偷地看我一次。母亲没有钱给我买新衣服,就将她结婚时穿的红呢子大衣染成黑色,又改短了点,尽管同学们看出来是女装而嘲笑我,但我穿着母亲的衣服却感到很温暖很体面,从来不感到有什么羞愧。


      母亲是世界上最辛劳的人,农忙季节,每天凌晨两点起床,下农田拔秧插秧,还要做三餐,晚饭后洗衣服后又要做夜工到12点,还得准备明天的早饭,或者摸黑在自留田里弄些蔬菜,隔天到自由市场换些油盐酱醋回来……


      人民公社时期,母亲似乎没有一分钟闲着,却总是那么贫困!母亲尽管辛劳忙碌,她永远不会忘记照顾我们,记得即使最紧张的“三抢”季节,母亲在自由市场卖完了蔬菜回家,总带几个大饼匆匆塞进蚊帐,来不及说什么又匆匆干活去了,当我们吃着热乎乎的大饼,似乎感受着母亲的体温……


      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拿到工资33元,交给母亲20元,母亲特别开心,那天她遇上生产队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儿子今天发工资了,给了我20……


      当我成家时,母亲又将我交给她的钱全部给了我,还说“我一直替你保管着”。母亲的心总是向着儿女。80年,我单位分配了两室户的房子,搬到县城住,离老家有15里,母亲说:“自从你搬走后,家里似乎空荡荡的,总感到缺少了什么。”母亲总惦念着孩子。


      以后,我买了较宽敞的房子,希望父母亲与我一起住,享受天伦之乐。母亲说:“我们老了,还是住乡下好,可以种些蔬菜。房子也高大宽敞,空气好。再说住一起会给你们添麻烦”,母亲总替孩子着想。


      尽管与母亲分开居住,每逢过年前,母亲亲手蒸糕给我们送来,当我尝着甜糯的米糕时,便想起与母亲一起生活的辛酸与快乐的时光……


      端午节,母亲一定会送来很多粽子,还要反复说明:“两个扎的是赤豆棕,单个扎的是肉棕,你喜欢赤豆棕,但不要吃太多……


      母亲已经离开我家了,还要回头叮咛:天气冷了,你穿得太少呀,当心自己身体。每次如此,年年如此,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小孩子。


      冬天,母亲经常独自坐在温暖的灶膛前自言自语:哎!治凡好多天不来乡下了,不会有什么事情吧?见没有人搭理,她就默默地拨弄着劈啪作响的柴禾,炉火映红了她布满皱纹的脸。母亲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


      2000年,76岁的母亲不幸脑梗瘫痪,说不出一句话来,每次我去探望,她总是先伸出瘦骨嶙嶙的手来,渴望我亲近她,那期盼而慈祥的眼光,如同我童年时代一样……


      后记:20093月,卧床十年的母亲去世,教会主持了追思会。火化后,工作人员从小窗口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红色布袋,那是母亲的骨灰,是母亲的全部,我将还有余温的布袋紧贴在脸颊上,最后一次感受母亲的温暖……


      五、小镇教堂


      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亲戚来我家作客,晚餐后,老太信教,又适逢节日,便为我家人祝贺:“上帝赐于我们衣食,让我们感谢主的恩赐,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愿主保佑你们平平安安……”老太祈祷足有五分钟,且出口成章,词汇丰富,流利通畅,感情丰富,一反过去迟钝木讷的情形,与以前的老太完全是判若两人,老太还知道在秘鲁一山地发现右代木船遗迹,证明圣经上说的大洪水及诺亚方舟所记叙的都是事实。乡下老太有哪一个说得上南美洲有个秘鲁呢?这真令我惊叹不已。


      据我母亲说:老太每星期上教堂,已有数十年了,这引起我对小镇教堂的强烈兴趣。


      教堂设在杨行镇街北端,粗一看,与普通的大礼堂别有区,没有哥特式屋顶,也没有罗马式的廊柱,感觉不到半点辉煌和神圣,唯有西山墙的尖顶及十字架,似有些宗教气氛。据说当年建造的时候,教徒们都来参加义务劳动,而且都是自愿的。毋需开会发动群众。


      门口一佩有“招待”字样胸牌的中年妇女热情和气地指引我停车,并带我到楼上,发现没有座位,又下楼寻了把椅子送上来,我想她大概亦是信徒,决不会是教会雇来的临时工,感觉完全不一样。


      环视教堂,上下二层。布置如电影院,但设施简陋,前面是高出地面数米的讲台,约20平方米。


      一中年妇女在台上祈祷,讲话速度极快,初来者大概来不极理解,只听见台下不断地阿门阿门声。容纳上千人的教堂座无虚席,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似乎也不少,但绝大部分是妇女。


      祈祷结束后,开始唱赞美诗,一年轻女子要求大家将赞美诗翻开,便转身指挥唱诗班,唱诗班年轻人居多,一律穿宽袖的白衣,使人感觉是天使,台上台下,同声赞美着上帝,歌声庄严、平和、优美、伴奏的钢琴师很专业,气氛令人感动,尤其结束时唱“阿门”,发音平缓、虔诚、深沉,颇有宗教意味,令我想起舒伯特的“圣母颂”。


      不管歌词中或许有“我们与耶苏一起受罪”的意义,但欣赏赞美诗合唱确属享受,令人愉悦。


      但听说教却要有很大的耐心。


      讲道的长老名张伯其,原是村办企业跑外勤做采购,过去在业务上与我有往来,见我在楼上便会心一笑。另一长老名严坤元,原是镇上的屠夫,记得过去杀猪时手脚十分麻利,力气也很大。


      时过境迁,世事沧桑,过去的外勤屠夫,现在面对上千信男信女,代表上帝,教诲着迷途的羔羊,指导他们走向天堂。真使我感慨万分,这真是一个变化莫测的时代。


      在“神爱世人”的十字架下,张长老慷慨激昂,声音宏亮,讲解着新教徒受洗的意义,他引经据典,时而高举双手,时而微闭慈目,形象十分生动,对于圣经上的语录故事,如同家里的事一样熟悉,背诵如流,令人叹为观止。我听到最多的词句便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我感受了基督教义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


      “耶苏啊!从今以后,我们跟随你了,阿门”,讲道终于结束了。


      长老讲教后,又唱赞美诗,并作结束祈祷,台上台下千人齐涌,有些老太泪流满面,十分真诚。


      祷告毕,长老为信徒祝贺,此刻张长老举起双臂,状如耶办钉在十字架上蒙难的姿态,高声朗诵,响彻教堂,最终,全体唱四句“阿门”,礼拜算是结束了。


      我去教堂正好赶巧,这一天是小镇教堂每年一度新教徒受洗仪式。


      据说,受洗是将信徒有罪的肉身彻底埋葬,当你走进水池,你已经死了,与世隔绝,起来后,与耶苏一同复活,获得新生,此刻,天上的窗户为你打开,圣灵象鸽子一样飞降到你身上,你得救了,你有福了,上帝在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喜悦!


      长老代表上帝说这番话的时刻,神情亲切、温柔,使人想象洗礼后的情节是多么美妙、多么幸福。洗礼有二种形式,由信徒任选,年老体哀者,选择干洗,信徒跪在地上,长老问:“XXX”你相信耶苏是你的救主吗?,我相信。长老便高举右手我奉圣母、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XXX洗礼……”随即在信徒前额上用手指涂水,完毕后,助手将信徒扶起,洗礼后,信徒似乎个个都很安祥、满足。


      年轻信徒则选择“浸礼”,“浸礼”则将信徒置于一水池中,二位长老扶着信徒,口中诵诵有词,将有罪的身体往水中浸没、然后出水,长老祝贺,洗礼算是结束。


      我问一刚受洗完毕,面带笑容的中年信徒:洗礼后感觉有什么不同?噢!确实不一样,心里踏实多了!


      我想:耶苏在这个中国小镇农民的身上复活了。

     

     

     

     

     

     

    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李佳蔚

     

    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4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

     

    (来源:2012118日《中国周刊》)

     

     

     

     

    每一个人都应无愧故乡

     

    江菲

     

    似乎一瞬间,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体病症。

     

      事实上,只有离乡的人,才会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非故乡;故乡愈难回,乡愁,便越深。



    乡愁情结的背后,是安全感的丧失。

     

    心理学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人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远走天涯,人们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与某此地区的一种紧密的联结。

     

    具体到中国,每年春运的数十亿人次流动,或许正在印证,有多少人正在寻找这种心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发点与物质上的奋斗地之间,疲惫地奔波。

     

    他们或许别无选择。

     

    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医疗、教育等种种资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轻人若想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便不得不选择冲向大城市;若想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多艰难,也要挣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终时期老无所依,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尽最后一滴血汗。

     

    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虽然获得了迁徙的自由,却无法获得平等迁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值得放弃故乡去迁徙。

     

    这其实是已被选择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绝他们。限制入户、限制购房,限制购车,限制入学,限制就业……他乡,亦不能成为故乡。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更加明显。据一份对广州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调查,48.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广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虽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和广州创造财富,他们却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乡,却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遥远,不只是交通运力的限制,还因为巨大的精神鸿沟。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城市,乡村便成为了空壳。田野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乡间小路,变成了高速公路,传统的村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留在故乡的,年老的,成了没有儿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原来得以维系这个小社会的人伦体系、共同活动的情感消逝了,而附着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纯粹的仪式,便赤裸裸地凸显成为一种荒谬。

     

      回乡的人,找不到回乡的共鸣,回乡,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了负担。

    这是一种矛盾。不该消失的,却完全消失了;该有所改变,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大城市进入加速发展的快速通道时,故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实上,即便在城市,这种问题同样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厦,像给城市穿了一件光鲜却浅薄的时装——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顾向前奔跑的运动中,忘记了历史与记忆。

     

    因此,找不到故乡的人,不止于从乡村走出的人,还有上千万在各个城市间游离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有什么?

     

    你或许可以期盼不久后的的未来,但无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许有拼搏奋斗的勇气,但没有了享受成功的惬意;你或许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但没有可以分享胜利的家族;你或许更聪明,却在林立的楼宇中,难以获得真诚的沟通;你或许更富用,却无法在他人跌倒时,放心地伸出自己搀扶的手臂。

     

    从这个角度说,故乡不在他乡,在每个人心底;若说故乡会沦陷,那将不只是地理意义的沦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机。让故乡成为故乡,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永久居所,成为我们城市奋斗者的后援团,成为我们的亲人乐于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机之地。

     

    而不管是游子还是留守者,都对故乡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说声回家太辛苦,说声回家太欢欣。

     

      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做春节的血液,在这一刻,我们踏在回乡的路上,或者遥祝故乡。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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