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丰乳肥臀》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作者:何国瑞(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4月
[摘要]《丰乳肥臀》描写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一直是腐败的;却美化国民党汉奸、日寇。书中还充满淫秽笔墨。易竹贤、陈国恩两教授竟把它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这就暴露了自己立场、观点、方法和学风上的严重问题。
[关键词]文学批评;丰乳肥臀;立场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231-08
读到易竹贤、陈国恩两教授对我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上的《歌颂革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以下简称《歌》)的批评文章:《〈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易文),已经一年了,因脑梗塞等病三次住院,未能及时答辩。
现在健康状况也还不是很好,但再不作答,未免不恭了。
易文对我批评《丰乳肥臀》(以下简称《丰》)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极为反感,说这是基于“僵化的观念和方法”,“有相当的危害性”。他们赞赏《丰》是“社会主义文学”。究竟谁出了问题?
《歌》论述社会主义文艺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其中作为反面例证之一,用三百多字,对《丰》近乎反动的情况,只是点到而已。易文指责我“片面截取”材料,现在我就多说几句。
《丰》以地处山东半岛的高密县大栏镇(市)一农村妇女上官鲁氏(母亲)所生八女一儿涉及到的种种人事变化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近百年来,主要是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它突出的是以司马库(母亲的二女婿)和鲁(原姓蒋)立人(母亲的五女婿)为代表的两种敌对势力的矛盾冲突。作者的倾向也就体现在对双方的爱憎上。
且看书中的描写。
蒋立人是八路军铁路爆炸大队的政委(鲁大队长牺牲后改姓鲁,并兼大队长),作品中却从没见过他这支队伍有过任何一次对日作战。而仅有的一次战斗,是队长和政委从母亲手里骗得沙月亮(母亲的大女婿)的女儿沙枣花作为人质诱逼沙月亮为救女儿自投罗网的。这种只有土匪、黑社会组织才使用的反人道的卑劣手段,作者竟把它强加在革命部队指战员身上!《丰》还暗示鲁大队长乱搞男女关系,并因此找个借口将情敌小号兵马童枪杀了。作者接着先借马童爷爷大骂:“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后又借只有几岁的上官金童的嘴说:“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同蝼蚁。”作者还写蒋政委居然任命哑巴为代班长。而“哑巴升任班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天奸污了上官领弟(三姐)!在作者笔下,八路军不仅成了土匪、流氓、法西斯,而且也成了蠢猪。须知班长相当于军队的刺刀上的刀尖,是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冲锋陷阵的带头人。十哑九聋,既听不到枪炮声和上级的命令,又不能开口下令,怎么能组织战斗?
作者对地主国民党军队,却是用玫瑰色来加以歌颂。家有短枪队的大地主、“福生堂”二掌柜司马库在书中一出场就是一个活菩萨。同村的赤贫孙哑巴兄弟五个公然在大街上追杀了他家一头大骡子,他不但没说一句狠话,反而赏给了五块大洋。司马库再次亮相时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了。为了阻击日寇,他既在蛟龙河拱石桥上大摆火龙阵,又爬上铁桥锯断钢梁,颠覆了鬼子的军列。
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丰》也给予美化。书中日寇一出场不是杀人,而是救人。正当上官鲁氏(母亲)临产几天几夜生不下来,母婴即将双亡的时刻,是日本军医救了她母子女三人的命。书中还有著意的对比描写。日本投降了,司马库带着美式装备的别动大队进村包围了鲁立人的爆炸队,将其赶出大栏镇。司马要部队只是放空枪,“施行恐吓战术,没打死爆炸大队一个人”。可几年后,当爆炸大队改编为解放军某部杀回来时又是一个什么景象呢?鲁趁司马给他队伍和老百姓放电影之夜,包围了电影场,把手榴弹不停地抛向人群。司马的人顽强抵抗着,司马大叫:“投降吧,弟兄们,别伤了老百姓。”两相对照,司马库是何等宽厚,何等爱民。鲁立人则成了杀人魔鬼。
不只如此,在《丰》中,鲁立人等还有更灭绝人性的罪行。鲁转业当了解放区高东县县长,在大栏镇搞土改,竟在上面派来指导土改的“大人物”的逼使下,下令将司马库仅几岁的双胞胎女儿枪毙了。整个过程中,群众的同情完全在司马一边。如此恶毒的攻击,易、陈反而辩护说,作者真实地写了鲁内心的矛盾,“他展开了人情与已被扭曲的‘阶级觉悟’之间的尖锐冲突。”殊不知作者正是借此以攻击“大人物”,进而从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攻击共产党、否定和控诉土改运动的。
再看看《丰》中描绘的几件事吧。
之一:解放了,大栏镇在县里指示下搞起了“寡妇改嫁运动”,把所有的寡妇集中起来,“像分配母鸡一样”把寡妇随意地配给了镇上的光棍汉。一个年轻寡妇不愿配给腿生着毒疮的瘸子,一女干部就对她说:“腿流脓怕什么?只要鸡巴不流脓就行啦!”
之二:镇政府办阶级教育展览,又成了攻击的对象。写展览会上又是图画,又是讲解,说司马库还乡团如何在短短十天内枪杀、活埋了1388人。可是被请来作证和控诉的、说是当年的幸存者郭马氏在会上却说,她的命是全靠司马库救下的,当时司马的手下为凑一百足数,想将她也活埋了,是司马制止说:“别凑数,该杀的杀,不该杀的别杀。”她最后深情地说:“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
之三:上官想弟(四姐)解放前自卖当了妓女,60年代把卖身一二十年得来的金银首饰全藏在琵琶里,带着回到了故乡,还没到家就被公社一干部抢去了琵琶。她大骂:“光天化日之下,动了抢了,日本鬼子也没有像你们这样!”而后又把她拉出来斗争,审问她这些金银玉器是怎样剥削来的,公社书记竟把她打成脑震荡,最后在外伤和梅毒的折磨下凄楚地死去。
总之,在《丰》中,从抗日战争时期的30年代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90年代,几乎凡与共产党、与革命、与政府相关的人和事,大都是被用调侃、挖苦的笔调和敌对的情绪来描写的。解放战争的支前连队独臂指导员在支前中随意打民工,还抢掠逃难的剃头匠的车子,恐吓他“不是地主,也是富农”,逼使他最后上吊自杀而死。担架连的女连长在一抬担架的队员患羊痫风倒地不省人事时,她竟拿脚踢他,用手榴弹敲他,还从沟里扯一把枯草塞进他的嘴里,说:“吃吧,吃吧,犯羊痫风,是想吃草了吧?”公社小学的女教师纪琼枝对学生也是拳打脚踢,竟把学生打瘫在地上。区里的杨公安把母亲一家老小都吊在屋梁上,逼问逃亡的司马库的下落。改革开放后,大栏市市长鲁胜利(鲁立人和盼弟的女儿)是大贪污犯。退伍军人高大胆愤而在市政府大门前自焚时高叫:“腐败啊腐败,比慈禧太后还腐败。”“你们这些坐小车的,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冤枉案。”书中甚至连火车站候车室的女检票员和女清洁工也不放过,竟借金童之口横扫了一切:“蛮横是公家人的身份证,……公家人不蛮横,还算什么公家人呢?”作者对“公家人”甚至从生理上也加以丑化、攻击。我在《歌》中提到了对盼弟与来弟乳房的对比描写,这不是孤例。书中描写“公家人”,几乎都是“像猎狗”,“像一头暴怒大猩猩”,“宛如一只大蛤蟆”,“眼睛像墓地里的磷火”,“头发像猪鬃一样”,“残忍得像狐狸”,整个人“像一根充了血的驴鸡巴”,等等。真不知作者哪来如此的仇恨!
根据上面还不是完全的引述,读者可以看到,共产党被《丰》描绘得从抗日战争起直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就一直是腐化堕落的,给人民(以母亲一家的遭遇为代表)带来不尽的灾难。这种彻底歪曲历史真实的描写,难道说它“近乎反动”,错了么?
我们再看看母亲的态度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母亲是作者当做祖国的化身极力歌颂的人物,易文也称赞她有“博大的胸怀”。但究竟怎样?只说两点。来弟与沙月亮生的女儿,司马库与招弟生的双胞胎女儿,甚至司马与第三个老婆生的司马粮,她都可以抚养,却拒绝抚养盼弟与鲁立人生的女儿鲁胜利,盼弟抗争要求“一碗水要端平!”她竟骂道:“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更有甚者,当盼弟“文革”中挨整自杀,按照她的遗书,红卫兵把她的尸体运回大栏镇,交给她母亲时,这位母亲竟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对投奔了革命的女儿竟死也不饶恕!而当司马库快要被人民政府处决时,她却带着一家老小到法场上去给司马送行,说:司马“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要绝种了。”
我说《丰》“近乎反动”,过分了么?这样的作品,不消说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连起码的人民立场都没有,能算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么?
《丰》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这是在宣扬什么?易文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指出它的惟一缺点只是“写得粗野一些”。所谓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写呢?那请读者想想,这是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的么?
辩清了《丰》的性质,我们再论辩方法与观念,就有了一个事实的基础。先说方法。易文批评我片面主观。到底谁主观呢?仅说几点。
(一)易文因我从政治上批评《丰》,就以奚落的口吻说:“这样的批评方式,近年已属罕见。”以是否罕见或流行来判断是非,这究竟是搞学术研究,还是搞时髦评比?这点且不说它了。只说我这样的批评真的罕见么?对《丰》的出版和被少数人吹捧并为云南一家刊物颁给大奖,在我之前进行类似批评的已大有人在,著名的就有陈荒煤、刘白羽、端木蕻良、程代熙、纪鹏、柯原、陆宁(当时为中宣部宣传局顾问)等。他们或诘问这“是不是我们文坛自由化太泛滥”;或建议对《丰》的批评“要造成更大的声势,像‘严打’一样”;或惊问:“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易、陈两教授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怎么连眼前并非专业外的资料也不找来查看一下,就作出那么肯定的判断呢?这不是主观是什么?
(二)易文说:“穷人中有恶棍,富人中有圣徒”,不能因《丰》丑化了共产党员鲁立人、贫农革命功臣孙哑巴、人民政府干部上官盼弟就批评它丑化、攻击了革命。可事实如上所述,在《丰》中,革命的无一好人,成了“穷人皆恶棍”;反革命的则大多数被美化,几乎“富人皆圣徒”。易文如此不顾作品实际,明明是黑的,硬要说成是白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主观么?易等为求证《丰》对革命者并不全是丑化的,好不容易举了一个例子,于是严厉批评我“竟不顾作品其实把鲁立人写得颇为英俊:一个白面书生,连母亲上官鲁氏都断定,他的才干识见远在沙月亮之上。并预言沙一定败在他手里。”原作究竟怎么写的呢?沙被鲁活捉后,母亲问私奔于沙的来弟“后悔不”?来摇头。母说:“这就好”。“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我得认这个女婿”。“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绵里藏针,肚里有牙。”这里,第一,书中只写了鲁“白净面皮,中等个头”,不见“英俊”的描写;
第二,这位母亲通过对沙和鲁的对比评论,一贬一褒,明明把鲁贬损成阴险残忍的人,怎么在两位教授的眼里竟成了对鲁的称赞呢?找不到符合自己论点的论据,就任意篡改原著,还指责对方主观、不顾作品的实际,能这样搞批评、搞学术么!
(三)易文很大一部分是依据逻辑推理来批评《歌》的。论辩中,抓住对方的逻辑错误加以推导,以显其荒谬性,有时很可置论敌于死地。关键是对方是否真有逻辑漏洞。如果对方本无漏洞,却自设荒谬逻辑强加给对方,再放肆推导,那就等于自钻自己设置并拼命蹬扯的绞索中。《歌》中说:“共产党人(鲁立人等)、贫农革命功臣(哑巴孙不言等)、人民政府的干部(上官盼弟等)被描写得极端残忍、丑陋。”易文就断定这话的“意思原来是,‘共产党人’、‘贫农革命功臣’、‘人民政府的干部’一经在作品里出现,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就是对于共产党、对革命、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请读者想想,这两段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么?黑等于红么?①易竹贤同志还自以为抓住了我的死穴,据此拼命推导,既说我的理论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论”的重现,又说我是搞“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可我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易文没引一字一句来与其批判的、强加在我头上的理论相印证,这不是主观又是什么?而且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本身就属子虚乌有。历史上只有地主阶级搞血统论,资产阶级是反血统论的。这是常识。
(四)易竹贤教授在多方推导给我扣上的种种帽子之后,最终对我下了一个总结论,说我是“对历史的进步怀着疑惧和抵触情绪”的人。好大好狠的帽子啊!但我是怎样疑惧和抵触历史的进步的呢?却不见一字一句的揭发。难道《丰》的出版和一家地方刊物给它颁10万元大奖,就是历史的进步?给论敌下如此政治性的重要结论,竟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请读者想想,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是不是有理由把易竹贤教授吐向我的话奉还呢:“这样的罗织罪名方式,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所幸它现在已失去了存在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否则倒真的会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方法只说这几点。再说观念(理论)。易文批评我“观念陈旧,思想僵化”,说我是按照20多年前广泛流行过的理论来进行批评的。如前所说,我的观念、理论究竟是什么?仍没有一字一句的引证。其实,我据以批评《丰》的理论在《歌》中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人类任何时代的文艺都具有倾向性。这是文艺的本性所决定的。文艺是为求得人与环境矛盾时情感—心理上的平衡而被创造出来的。它必然体现人们一定的情感愿望,这就使文艺带有了倾向性。……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倾向性,因文艺创作者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文艺家总是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反映社会生活、描绘各种人物的。社会主义文艺诞生于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体现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鲜明的党性。这种立场、党性,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必定歌颂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这段理论易文为什么不敢引出来呢?这理论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而是前人今人不断的考古发现所证明了的,是人类文艺史和当今文艺实践所证明了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客观真理。易文不把它引出来,却硬拉扯一些别的显然荒谬的理论加在我头上,然后给我扣上“观念陈旧、思想僵化”的帽子,这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学风么?这到底反映了论者什么问题呢?
易文只有一处与我坚持的理论略沾了一点边,那就是它批判的“工具论”。易文说我在批《丰》上之所以犯错误,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抱着一种过时的工具论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把文学当作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工具,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这种观念和现象确实存在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曾狭隘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提倡“唱中心,演中心”。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是歪曲“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不顾文艺的特点,大搞阴谋文艺,使文艺变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但请问,我几十年来何曾主张过这种“工具论”?是的,我自从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一直主张文艺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工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始终怀着激情、目的、理想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工具(手段),来实现与环境的积极平衡。这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点。人创造的工具愈多、愈好,人类就愈进步,历史就愈前进。文学艺术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性工具,是在与环境的矛盾中从情感—心理上求得平衡的一种手段。在阶级社会里,文艺自然就具有了阶级斗争武器的功能,特别在革命时期,就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指出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不但没有抹煞,而且要求充分发挥文艺自身的特点。我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多次撰文宣传和捍卫过这种观点,今后我仍将宣传和捍卫它。
其实易竹贤教授当年也是积极宣传这一真理的。他说:“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必定有阶级性,表现一定的阶级倾向,没有超阶级的作家艺术家,也没有超阶级的艺术。”[1](第236页)“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武器,正是阶级社会中文艺的一种主要的社会功能。”[1](第239—240页)所以今天易自然不敢引用《歌》中开始那段理论了。否则,怎么还能给我扣上“观念陈旧,思想僵化”的帽子哩?
看来,不是我的思想僵化了,而是易竹贤教授的观念、理论大变了:
(一)由无产阶级立场变到了抽象的“正义”立场。易文说:“判断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应该基于比较宽泛的正义立场和美的标准。”而易竹贤教授当年却是这样说的:“从来积极正确的文艺批评,总是根据先进阶级或集团的功利和美学观”来进行的[1](第262—263页)。现在无产阶级立场(先进阶级的功利)被认为是狭隘的了,应代之以“宽泛的正义立场”。好得很!但请问,在阶级社会里,敌对的阶级有共同的正义立场么?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围剿红军,在文化上围剿左翼文化,他们不也称自己是正义的么?当代资产阶级文人攻击社会主义文化是为极权主义服务的,他们不也是打着正义的、维护人权的旗号么?《丰》如此歪曲历史,丑化、攻击共产党员,美化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是正义的么?易文说:《丰》“使生活成为对人性善恶的一次拷问,来展开我们苦难民族的浸透血泪的历史。”而《丰》中只见对司马库一系人物“善”的描写,对鲁立人一系人物则只有“恶”的鞭打,民族的苦难又被描写得几乎只是鲁立人一系人物所造成的;那所谓“拷问”,不就是专“拷”共产党人么?所谓展开我们民族血泪史不就是对共产党、对革命的控诉么?这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正义立场上?
(二)从唯物史观的阶级论变成了唯心史观的“人性论”。易文强调“人性的复杂性”,说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很难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说“只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勇于承认人的复杂性”。易大概忘了当年他却是唯物史观阶级论的捍卫者,曾坚决批判超阶级的人性论,说共同人性在抽象中虽然存在,“但这种共同人性又因阶级而有差异”[1](第173页)。
现在易却用人性的复杂性来否定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人性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易对马克思关于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引用是断章取义的,理解更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60页)马克思这话,关键在于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这一方面是说现实的人是生活在家庭关系、亲友关系、师生关系、同乡关系、党派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民族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之中。这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但另方面又强调这些关系并不是杂陈的、平列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在相互影响中,又有某种关系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马克思正是“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3](第6页)。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即阶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纲”,正是由它来“总和”一切社会关系。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性、人的本质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人性、人的本质就“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②易只引了马克思这段话的后一句(也被删去了“在其现实性上”这重要的定语),而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又只看成种种社会关系所规定的种种社会角色的集合体。所以,他才断言很难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他才认为,沙月亮曾“是一个抗日英雄”,后来只是“因为军事上坚持不住(好一个“坚持不住”!—何)竟投降当了汉奸”,因此就不能说沙是坏人。易文还诘问:母亲“究竟是富农,贫农,抗属,汉奸家属,革命的母亲,还是大贪污犯的姥姥?”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上所有的人就都成为一锅粥了,英雄与叛徒、贫农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都失去了固有的界限;汪精卫、蒋介石、希特勒、林彪、戈尔巴乔夫等也就都不能说是坏人了。事实是,不管现实中还是创作中,人虽担任了种种社会角色,思想感情虽复杂多变,但总是某一种角色、某一种思想感情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汪精卫等人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好事,但终是以汉奸、阴谋家、法西斯杀人狂、无产阶级叛徒的臭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牛虻》中的神父蒙太里尼,不管他是多么忠诚的恋人,多么痛爱他的私生子,但他最终还是反革命的杀人帮凶。《丰》中母亲的思想倾向,已如前说,是那么鲜明地站在反革命司马库系一边,又何曾被所谓的“复杂性”掩盖了呢?
这里还必须指出,易文在理论表述上是自相矛盾的:既以人的复杂性否定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东西,却又肯定人都有一个“本来的‘我’”,这“我”会“自我异化”,但应努力争取它回归。这是它在分析《丰》中一个人物时表达出这一观念的:上官盼弟式的人物“追求理想,却在政治运动中自我异化,最终用生命的代价回复到本来的‘我’”。易文没有明说这“本来的‘我’”究竟是什么?是好还是坏?但从其行文看,“异化”了的“本我”要用生命作代价(自杀)使它得到“回复”,那“本来的‘我’”就是根本性的好东西了。这好东西是什么?当然不会是自杀后的无生命的尸体,而是摈弃了“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影响,也就是“净化了阶级性的纯粹的人性”。这才是根本性的东西,万万不能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恩格斯在批评一资产阶级作家认为有“本来的妇女”时说:离开历史的发展和阶级的观点,侈谈所谓“本来的妇女”,那只是雌人猿而已[4](第181页)。易文的这种“本我”——异化——回复的观点,实际就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遭到广泛批判、胡乔木曾写专文加以论驳、邓小平也曾加以批评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异化论。所以归根到底,“复杂”论和“本我”论不管表述上怎样矛盾,其总根子实际是一个,那就是唯心史观的人性论。易竹贤同志怎能把这也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这两大观点的根本性变化,易不仅对《丰》作出了黑白颠倒的判断,而且显露出了自己学术品格、学术观点上前后的严重不一。上文已有所论列,这里再稍作补充。1983年易竹贤同志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伟人辈出,“其中,鲁迅是我最崇敬的一位”。并表示要以他“作为自己生活的榜样”,“学习、效法他”。[1](第301页)十多年来易学习、效法了鲁迅没有呢?
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大革命遭到血腥镇压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实现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彻底转变。而易却在世界上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由唯物史观、阶级论转到了唯心史观、人性论。
鲁迅对“新月派”梁实秋等、“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对文学为革命服务、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采取了严厉批评的态度。易曾大力肯定[1](第231,236,238页)。易现在却反以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观大力称赞起他们来,说他们这一“自由主义流派”“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与发展繁荣作了出色的贡献。”“以往的文学史把他们视为新文学的‘逆流’,显然是偏见。”易大概忘记了他在“最崇敬”鲁迅的时候,曾极力称赞鲁迅“对新月派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批判”[1](第175页),更可能忘记了他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近些年来,有的论者为证明共同人性的存在,竟轻薄地非难甚至否定鲁迅对新月派人性论的批判,似乎梁实秋倒是正确的了,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1](第175页)今天请易竹贤教授好好对自己这两段话作一自我评判吧。
易竹贤教授在“最崇敬”鲁迅的年代,曾从对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对文学革命、对进化论的态度和考证古代小说的目的等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如何走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伟大的反帝爱国战士,空前的民族英雄”;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宣扬“我们百事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被易斥责为“完全是一种洋奴哲学”[1](第102页)。鲁迅对封建主义斗争是“彻底的毫不妥协的”;胡适则“始终不敢明确宣言反对封建主义,甚至否认中国还存在‘封建主义’”[1](第107页)。“鲁迅与胡适对于文学革命”也代表着革命和改良“两条不同的道路”。“胡适的小说考证”,是“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进行的”,“包含着引诱青年学生逃避火热斗争,去钻故纸堆的企图”以此“来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则“已经敏锐地看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与‘新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列主义)相对抗的实质,及其对青年的危害”[1](第118页)。鲁迅由进化论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胡适则从庸俗的进化论出发,大肆宣扬“臭名昭著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1](第123页)。这对比分析实事求是。可曾几何时,胡适与鲁迅的思想、人格却忽然被易竹贤教授轻易地摆到了“同等高度”,竟称他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双子星座”!我们真想不到,这位胡适,曾被易论断“从怀疑而抵触马克思主义,一步一步发展到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马克思主义所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致最后走向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的胡适[1](第127页),竟从他“最崇敬”的鲁迅身上,分去了一半的崇敬!而事实上,是否还剩下一半给鲁迅,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如上所述,易竹贤教授如还留有一点对鲁迅的崇敬的话,就绝对不会与鲁迅如此对着干的,也绝不会面对近十多年来对鲁迅愈来愈升级的批评、否定和攻击而不置一辞的。请读者对比想想,近乎反动的《丰》,我批评了一下,竟会激起易竹贤教授无端地指责我是“对历史的进步抱着疑惧和抵触情绪”的人,为什么伟大的鲁迅被攻击得一塌胡涂,易却沉默不语呢?
一个人的观点、思想是允许改变的。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本应力求愈变愈先进。易竹贤教授却相反,来了个大逆转。你要是觉得你这逆转真有道理,那你就应该像鲁迅那样(你不是要“学习、效法”他么),对自己原来抱有的思想观点作无情的自我解剖,以便向你以前论著的读者说明你昨天如何如何错了,今天“转向”如何如何正确。可惜,读者却没有看到这样的自我解剖。
易文一再反对我对《丰》作政治性的批评,最后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上来。”这说得好。那看事实吧: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首先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么?他曾反复指出:文艺界“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5](第83页)他还具体批评了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说:“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哪里去了呢?”[5](第17页)请问易竹贤教授,这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作的政治性批评?看来,易连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也是凭他的主观来看待、取舍了。他在引文中对邓小平强调的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一笔带过,对上述引批自由化的言论更是视而不见,而极力强调的只是创作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联系到他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说的惟一理由,就更看出他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漠视了:“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是风格多样,生动丰富。”社会主义方向的核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则如前所述,被“比较宽泛的正义立场”取代了!
我们历来主张社会主义文艺多样化。但这有个前提,即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质的规定性。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宣扬社会主义道德。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都必须体现这三点。我们当然大力提倡创造三者统一的作品,但也允许和表扬创作主体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题材和体裁,去各自全与不全和深浅不一地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凡不体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绝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丰》如前论述,绝不包含在社会主义文艺多样化之内。
这里,还要谈到易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另一个观点。易文在为《丰》甚至从生理上丑化五姐和美化大姐的乳房作辩护时说:这“是从一辈子吊死在女人奶头上的小弟上官金童的视角出发的”。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么高明的辩护!即便此说有理,那么,这位只有几岁的上官金童对“马童事件”所发出的攻击革命的评论(见前文引述),又作何辩解呢?照此观点,鲁迅的《狂人日记》不就毫无意义了么?什么“吃人”的礼教,什么“救救孩子”的呼喊,全是一个疯子的疯话。须知,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设置的一切,无不是为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尤其是某些关键人物(如上官金童之于莫言),更是作者的代言人。这一基本理论观点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中就给学生讲清楚了的,两位教授是应该懂得的。
要论辩的问题还有,但文章已写得很长,只好打住。最后申明一点:文章的第二部分,我较多地针对了易竹贤教授,这倒不是我瞧不起陈国恩教授,而是因易为第一作者,据说又是陈的老师,加之我与易又比较熟悉。我与陈教授至今尚未谋面,未读过他其他任何论著。
不过,我觉得陈教授今后是否应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来治学,严谨些,审慎些,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