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由杭嘉湖、苏锡常和上海地区构成的江南,位于南方文化、中原文化及吴越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汇点,这里的土客关系(指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
      
      当代江南土客关系颠覆传统印象
      
      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自古以来,本地人相对于外地人的强势,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当然的。但在江南,情况却不是这样。在调研过程中,上海农村的土客关系逐渐颠覆了笔者的传统印象。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乡镇企业发达,本地人不愿意种地,村干部请来少量的外地人代耕。当时,代耕农势单力孤,处于弱势地位。然而,随着本地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及城市居民对蔬菜的需求,大批外地农民涌入上海农村,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即上海人称谓的“农民农”。沪郊农村成为本地老人与外地中青年人共存的复合性空间,土客之间的势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倒转。本地人已不敢公然歧视外地人,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害怕外地人。为什么外地人在江南一带如此强势?一般说法是,居住在农村的本地人都是老弱病残,而外地人则都是青壮年。但在我们调查的一些村庄,有很高比例的年轻人是住在村庄的,只是每天到镇上上班。由于城镇房价高涨及交通条件改善,此种状况成为当地农村的常态现象。
      
      那么传统土客关系格局是怎样被倒转的呢?在笔者看来,基层组织的“弱”与乡村社会的“散”是主要原因。基层组织的“弱”是指其有责无权,工作缺乏抓手;乡村社会的“散”是指传统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弱化,而新的社会组织还未发育完全。
      
      目前,东部地区基层组织“弱”的原因在于:第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弱化了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趋于市场化和自由化,衍生出复杂的权利结构。如,在土地流转市场上出现了多个食利者,他们与所有者、原承包户和实际经营者共享地租。第二,村镇拆并降低了基层政权合法权力的分布密度,结果出现了一些学者在中西部地区发现的情况:农民落了单。第三,各级政权对某些不法行为一味采取怀柔政策。如,对于各类无证经营不敢管或不愿管,大街上无证经营的个体户已达到较大规模,甚至与有证经营的个体户比例相当。
      
      关于社会的“散”可能是政策部门与学术界的一个盲点。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强大的上海乡村,农民依然是孤单无助的,即本地人所说的“抱不成团”。为什么本地人不能抱团?笔者认为,一是缺少清晰的村落空间认同,小共同体意识淡漠;二是此地男性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瓦解,男性之间的血缘纽带和朋友纽带比较松散。
      
      农民对村落共同体认同程度低
      
      上海郊区地势平坦,村落边界是人工挖的河流或道路,不像丘陵地带那样具有天然的区隔。在上海西部地区有较大的古老自然村,而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村。由于集体企业以及集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得好,生产队或村民组的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村所取代。在行政村合并过程中,村民组也合并过,人们对村民组治理的小共同体认同感也不太强,对行政村的地域认同也较为淡漠。在访问中我们发现,一些常年居住在村里的本地居民甚至不能准确说出自己所在村民组的编号,也不清楚不同村民组之间的边界。
      
      男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祖先崇拜和忠义精神。如今在上海郊区,这两点几无踪迹。在祖先崇拜方面,祖坟在1950年代后的土地整理中被铲平;老屋在改革初期的村庄规划中被拆除;族谱功能弱化,中老年人取名也不按照辈分取;传统的南方农家住宅,正屋大门正对的地方是供奉祖先的,如今大多数农户家中根本就没有放供桌的地方。在忠义精神方面,这里几乎没有关帝信仰,朋友间的义气也较为淡薄,即便是乡村混混,也不靠结成团伙形成势力“干事”,而是靠耍赖皮找村干部要补助,以保持好吃懒做的生活方式。部分地由于缺少这些向上的价值观维度,男性人生追求过于生活化。
      
      理想土客关系是经济分工基础上的相安无事
      
      构建理想土客关系的关键是分析近年来土客之间和谐相处的原因,进而将这种自发形成的机制转变成基层政府的积极作为。
      
      我们认为,处理当代江南乡村的土客关系,要破除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既然现在没有大矛盾,政府就不用介入。外来人口在流入地乡村从事经济活动,如果不能从政府得到一些必需的公共服务,外来人口就会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可能形成一些势力,这会给当地安全带来隐患。
      
      第二个误区是采取传统的思路处理当代问题。在传统社会,处理土客关系的基本思路是隔离,将不同来源的人分成不同的村落。这种思路在今天表现为将外地人赶走,或者隔离到某区域。这种做法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难以实现,且不利于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
      
      第三个误区是用城市办法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与进入农村的性质不同。农村有农民集体,农村是本地地域传统文化的摇篮,这两点是城市所没有的。而在城市,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包容”,即让外来人口逐步成为“新市民”,共享上海发展成果。但能否让进入农村的外来人口成为“新村民”?这需要慎重考虑。
      
      笔者认为,在当代江南,土客关系融洽相处的基本机制应是“经济分工基础上的相安无事”。外地人进入上海乡村基本是一种经济行为——想要挣钱,在外地人进入乡村的前20多年中,土客间基本相安无事,其根源在于他们有各自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外地人并未想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要实现土客间相安无事的经济分工关系,需有选择适度地限制农村生产关系的市场化。如果完全市场化,外地人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上的强势必然会转化为权力与势力上的强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介入土客关系时要注意方式和力度,不要试图打破这种相安无事的格局。既不要试图赶走外地人,也不要简单地试图让外地人与本地人融合。笔者也希望外地人能形成对本地的认同感,但这是需要在多个世代后自然形成的结果。目前,实现这种融合的空间应该在城镇,而不是在乡村。如果试图在乡村建立这种融合,可能会打破必要的社会边界,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 责任编辑: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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