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土地家庭承包制”长久不变问题
       
    各地对“土地家庭承包制”长久不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这种不变指的是“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长久不变,在村庄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和某个农户的土地配置,因婚丧嫁娶等原因,隔几年就会发生变动。另一种认为,1998年土地集权后,土地固定给某一家或某一户,土地和具体的户连接起来,永久不变。目前,从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二种理解比较多。但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土地和户联结起来永久不变,是否意味着土地可以隔代继承?如果可以隔代继承,土地向私有化方面过渡将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家庭承包制”的长久不变是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一个中间形式。这种过渡的中间形式在古代各国早期的历史上都发生过。无论在中世纪的日耳曼还是古代印度,土地都具有集体性质,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由其将土地承包给各级诸侯,再由各级诸侯承包给各级村社。这种村社早期采取集体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土地所得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作为贡赋。到铁器时代,耕种的土地分给家庭,而且这种分配,每隔几年调整一次。这种制度类似于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然后是“家庭承包制”。而后如果土地长久承包,向私有制过渡,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另外,土地私有观念日前得到了强化。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土地升值部分如何分配这一个因素的形成,强化了城乡结合部农民强烈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倾向。如果对“土地长久不变”这一概念采取第二种理解,就有可能恢复古代的土地男性的性质而使得女性丧失土地。现代农村婚嫁的距离由于农民工的流动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普遍变远,如果女性丧失土地,那么妇女的权益如何保障?另外,农村大量的男性在外打工,在婚姻不稳定的条件下,如何保护妇女?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土地长久不变”这一制度亟须中央做出明确解释。
       
    二、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第二次分离问题
       
    随着农业人口大规模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一带,发生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第二次分离。这种分离的规模比较大,带来了一些问题。目前全国各地的土地自愿、有偿转包方式有几种类型:一是亲友之间自发转包,二是向专业的经营户转包,三是向合作社转包,四是向资本农业转包。中央支持两种农业形式,一种是通过转包建立起一个适度规模的工业化、市场化的家庭农场,并在这种小农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来和市场对接,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利润;另一种是资本农业,即公司加农户的运作形式,直接由资本圈地来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因此,各地目前土地转包的情况如何,转包率的高低,转包种类的多少,对农业和农民有何影响,这些都值得关注。
       
    另外,如果实行土地转包,那么法律应该保护承包权还是经营权?这和转包权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有关。一般情况下,转包的时间长对经营户有利,时间短对承包户有利。承包户外出打工,如果工作不顺心或发生其他情况,想要回家继续种地,土地转包一两年,就可以在短期内收回,如果转包十年二十年,就比较麻烦。但是,转包时间不长,经营户则难以进行土地上的投入以及土地的中长期规划。
       
    三、宅基地问题
       
    既然宅基地是集体所有给农民使用的,那么农民的宅基地能否集体联合起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城乡结合部的很多小产权房都是由此引起的。非农使用的宅基地能否进行这方面的利用,以使这种土地的增值部分归集体和农户所有?《物权法》规定,农民的房子可以租让,但是不可买卖。原意是为了保护农民,农民把房子卖了或通过抵押丧失房子之后,一旦在城市失业,回到农村无房、无地、无工作,大量这样的人群产生会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房子可租不可买卖,那么租三十年、五十年,租和卖之间的关系如何衡量?事实上,在很多城乡结合部,房子的买卖和房地产的买卖已经普遍发生,而且变成了私人的契约。实质的问题是,非农使用的土地的增值部分归谁所有?
       
    四、农田水利建设问题
       
    近两年,南方旱涝比较严重,中央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问题,补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中小手工业以及抗旱投入的不足。南方的中小型水库和不计其数的池塘,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的。记录在案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有80000多个。经过30年的使用,这些水利设施的蓄水能力大幅下降。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种自上而下的投入,如果没有农民的组织和参与,会导致地方大量的腐败。2004年税费减免以后,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到了农民手里。但是这些年来农民对基层的观念和基层官员的评价没有升高。
       
    五、农民工和城市化问题
       
    首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市化到底怎么解决?这是当代及今后一个极大的问题。农民工的房子盖在家乡,但在附近城市或工业地区工作,他的收入中心和生活方式已经不依赖土地了,这些大量的还在户籍上的农民是不是就城市化了呢?还有大量的在路边摆摊的农民,他们是不是城市化了呢?在中国,是不是让农民搬到县城、省城和特大城市里去才叫城市化?这需要考虑。一般来说,按照现代化的趋势,大量农民搬到城市,农村劳动力迅速降低,人均耕地面积扩大,适度规模和大规模的农业出现。中国庞大的人口集群,对于能不能按照一般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来理解需要做一个新的界定。
       
    其次,城市化和行政区划的关系。城市化是否指的是单一的区划?比如重庆市的城市化就是把重庆郊县的农民城乡一体化或者引入到城市化内。那么沿海地区,比如上海和北京,对外来民工是否也有一个城市化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城市化的主导是各级行政还是宽泛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这也是一个问题。
       
    再则,农民工制度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能否长久维持下去?农民工制度其实是我国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第一是土地承包制,第二是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对农民工不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而是将这种保障交给土地和农村,这样的制度安排对劳动力输入省份和用工单位有利。当农民工移入城市,稳定下来,大规模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之后,阶级意识就会形成。但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不利于形成阶级意识,高流动便于统治,不便于管理,劳资关系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冲突,但是高流动以后,地方对这些高流动人群的管理会遇到一些问题。80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重庆把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房改以及土改结合起来,形成“地票制度”。重庆经验能否为我们提供一种标准答案?在保留农民宅地、耕地和林地的同时给进城农民五种保障,可不可能?有人算过,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至少是一百万,谁来支付?城乡结合部农民的土地有能力支付这一笔开支,但是远郊的土地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另外,重庆是解决本籍农民的进城问题,像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大量的外籍农民进城,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 责任编辑:li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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