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旗与领导人像在仪式与日常生活中,向人们宣示着国家的尊严。为了让人们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国旗与领导人像也作为国家整合的象征而被使用。在有关近代中国的象征方面,汉瑞特·哈里孙(ヘンリエッタ·ハリソン)广泛讨论了在国民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在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党国体制建设中,“象征”所发挥的作用。小野寺史郎集中展开讨论了国旗的问题。但是,有关在中华民国被批判否定之后,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与国民党争夺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政权)的研究,以及有关其他地域权力、傀儡政权的象征使用的研究,目前还十分不足。若将此纳入分析,我们也许将清楚地看出作为民族主义的成长与国家整合进展指标的象征的渗透状况。将象征作为研究元素来考察,我们将有可能研究关于以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相对抗为背景的近代中国国家整合与国民整合的课题。

            一方面,在关于作为中共政权重要象征的毛泽东像(以下简称“毛像”)的研究方面,川田进、内藤阳介分析了毛泽东的权力确立过程、权威的渗透过程与肖像使用的关系等等,但正如前所述,将由中国主导的国民政府的象征使用也纳入其中的研究则更显必要。同时,在有关毛像向农村的渗透方面,川田氏虽然指出了在劳动英雄大会和土地改革中散发毛像的史实,但没有分析有关毛像权威被农民在心理层面所接受的过程。与此相关联,拉尔夫·萨克斯顿(ラレフ·サクストン)与富田和广分析了农民心理与革命的关系。他主张,继承了佛教、道教与千年王国思想的由于反权力性而持平等主义的农民心理,与中共政策结合为一体,成为了革命的原动力。另一方面,陈永发与乔治·本顿(ジョージ·ベントン)指出了儒教精英与农民各阶层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基本共性,批判了强调反儒教性的农民“小传统”与儒教精英“大传统”相对立的萨克斯顿(サクストン)理论框架,从实证层面否定了被认为与“小传统”结为一体的中共各项政策的所谓实情。同时,田中恭子指出了导致内战时期出现“均分政策”等激进政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与其说这是农民的需求,不如说这种政策更是中共在政策上的需要。农民在应对中共的行动方面,呈现出三种行动模式:1)确保自己与家族的安全;2)考虑有关政策性和社会性的利害得失;3)按照对经济性得失的关心程度的优先顺序,即使不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要谋求不利的最小化。这一结论对考察中共权力在不安定的前线根据地的渗透情况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本文探讨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内战时期,在意识到统一战线与中华民国的结构框架后,中共根据地所施行的象征操作。并且,通过分析从抗日战争末期开始直到内战时期的前线根据地,毛像作为神像的替代而在农村普及开来的过程,从民间信仰之心理构造的角度切入,考察了毛泽东信仰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域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陕区”)、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局及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域“太行根据地”与“太岳根据地”(以下简称“太行-太岳根据地”)。陕区是一块安定的根据地,充分反映了有关象征操作的中共意图。太行-太岳根据地是处于前线的不安定根据地,虽被认为在象征的使用上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困难,但也能看出以与国民政府的阎锡山政权的协作或直接对抗为背景的前线特有的象征操作特征。另外,虽然在象征使用的分析方面,有效利用档案史料和影像史料是最理想的,但现状是,我们不得不主要依据新闻史料。新闻史料有不能充分传达日常的象征使用与固定的象征的可能性,在把握实情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由于新闻史料具有集中报道所欲强调的象征操作的特性,因此仍存在从这里入手解读象征使用之意图的可能。此外,在太行-太岳根据地方面,我们不得不将对象限定为存在取得新闻史料之可能性的19391月以后的时期。

    I. 中共根据地中的国旗使用

            在从苏维埃革命路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渡的政策大转换中,中共政权在摸索统一战线的具体实施方法。中共政权迫切需要在对宣示国家与政权关系的象征的操作方面采取新的应对策略。19364月,在已成为周恩来与张学良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交涉会场的延安大礼堂内,国民政府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下简称“国旗”)与中共党旗交叉悬挂。可以明确的是,伴随着统一战线政策的展开,在根据地使用国民政府的象征是被容许的。19372月,中共明确表示,中共的军队改编为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国民革命军。7月,国民政府承认陕区政府,并确认中共政权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参加统一战线的构架建设。但是,中共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展开过程中,主张成立对国民政府的“以党治国”体制再次进行改编的“民主共和国”组织,并建立“国防政府”。这与主张取消中共政权和军队的国民政府形成对立。同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取消,国共合作正式达成。从声明取消苏维埃政府到国共合作正式达成,需要将近2个月时间。

            此间,在国共交涉时被视为延安大礼堂的地方,国旗虽与中共党旗交叉悬挂,但如同反映出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没有被清理明晰的状态一样,19378月的红军成立纪念日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与1938年的“五一”节,因为只并排使用了国共两党旗,国旗没有被使用。陕区1937年甚至没有庆祝国庆节。《新中华报》上载,即使是在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的11月,林伯渠像的帽徽仍然是红军时代的五角星。而到19387月为止,关于陕区使用国旗的报道与使用国旗图案的插画再也看不到了。这种状况与直到8月还在频繁使用国旗插画的创刊于19391月的太行-太岳根据地《新华日报(华北版)》形成对比。就算是从12月成立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五色旗作为国旗的情势来看,虽然中共在前线根据地以及对外场合积极使用国旗,但在陕区内部,从以上状况来看,排除国旗而只并排悬挂两党旗的方式暂时得以继续的可能性较高。这反映了在根据地内部不可公开展示本应由两党共同拥戴的国家形态的状况。但是,由于国民参政会的创设(193876日第一期第一次会议召开),虽有所限制,但国民参政的道路还是被打开,全民抗战的形势高涨,以最初的抗战建国纪念日为契机,国旗被引入了陕区的仪式中。在1938年的中共成立暨抗战建国纪念周上,76日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日(延安的“商人日”),延安市内国旗被悬挂,7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延安全城降半旗。此后,国旗变为从中华民国及统一战线的构架出发,宣示根据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象征之一,并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同时,在国共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国旗也成了中共将自身作为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者而开展政治表演的象征。下面将证实这种状况。

            首先,理所当然地,在强调民族主义与统一战线的纪念日和集会上,国旗显然要被使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旗于新历新年(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以及国庆节等与中华民国及统一战线相关的纪念日,还有像百团大战等庆功大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的国家范围的庆祝时被使用。在全根据地各阶层共同参加的会议和集会(各级参议会、各种代表大会、民兵检阅大会等)中,各会议和集会被当作强调统一战线的机会而同样使用国旗。而在此后的集会上,从中共权力基础薄弱的地域来的代表也有参加,这是考虑到对在国家的象征下团结各势力的举措进行确认的必要。

           在国共关系恶化后,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争夺主导权时,也积极地使用了国旗。19402月的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进行了向国旗敬礼和恭读总理遗嘱的仪式,中共以此迫使国民政府实行宪政。在平江惨案与新四军事件、19437月的反内战集会等国共摩擦时举行的抗议集会上,国旗仍被使用。中共强调,要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从表12中可看出,虽然在国共摩擦和实行左倾政策时期,我们可以推测国旗的使用有可能减少,但在国共摩擦加上左倾政策被实施的1943年,国旗在陕区仍被频繁使用。在此时期,由于伴随着彻底批判国民党的内奸揭发运动,中共与毛泽东的权威最终得以确立,在于国民党的对抗中,中共的权威在被认定为可代表国家的陕区各阶层而被突显,这是应被考虑的。

    其次,在中共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纪念日中,国旗也被积极地使用,同时是与中共领导人像并用。这表明了中共政权与其理念同中华民国的构架并无矛盾。然而,在国共关系恶化后,中共主张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代表中国正统的民族主义。在陕区,最初国旗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地域仪式上与孙文、蒋介石像一同使用,而在由整风运动而确立了毛泽东权威的1942年以后,即使在延安以外的地方,关于使用国旗的报道也增加了。之后,只并列使用毛像等中共领导人像的情况增加了。

             中共独立使用国旗的姿态,在据19445月陕区政府通知而制定的国旗悬挂规定上亦有所表现。这一规定中,国民政府规定要悬挂国旗的三个纪念日的悬挂规定被取消,而追加了孙文逝世纪念日(植树节)、五一节(国际劳动节)、红军成立纪念日(八路军建军纪念日)上国旗的悬挂规定。采用孙文的去世纪念日而非其诞辰纪念日,被认为是因为他晚年意欲主张从联俄联共的立场出发,建立中共的正统性。同时,国民政府于1943年将中国青年节从五四运动纪念日改为革命先烈纪念日,而陕区的规定则是将革命先烈纪念日从国旗悬挂日中删去。孔子诞辰纪念日在根据地不被纪念活动本身所实行,也没有被规定要悬挂国旗。陕区政府设计独自的关于使用国家象征的规定,是对中共在从1944年开始高涨的全国性宪政运动中,顺势提出通过国民政府的改组而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的一种象征性行为。

             同时,国名政府规定,国旗要与孙文像、国民党旗一同悬挂,但陕区的规定却未言及此要求。即使在实际使用中,在19391月的晋东南拥蒋大会之外,与国民党旗并用也不被认可。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在中共军队收复的各地县城的解放庆典游行、集会、街头等处,国旗被频繁地与毛泽东、朱德的肖像(以下简称“朱毛像”)一同使用。从19459月到11月的三个月间,有多达10篇以“新解放区”各县城为中心的报道,是关于太行区国旗使用的,其中以在抗日战争期和内战期整个期间的报道最为集中。新解放区的国旗使用,反映出中共与不承认其接收日本占领地的国民政府间的对抗,并显示出中共主张亲自代表中国政府之正统的意图。同时,“汉奸公审复仇大会”在这些新解放区的解放庆祝大会上频繁举行,中共意在以对“汉奸”的处罚为线索,渗透自身权力,国旗则成为此时的重要象征。这一时期,有关于沙河农村女性为庆祝解放而制作国旗与向毛泽东献旗的报道。从这里也可看出向基层渗透之意图的应用。

             此后,国旗使用的方式大体上沿袭了抗日战争期的做法。直到停战协定仍有效的1946年前半年,在从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上确立根据地之正统性方面,国旗特别具有意义。同时,由于内战反对集会、烈士追悼大会、美军撤退要求运动等诉诸民族主义的集会被大量组织,即使到了停战协定破裂后的1947年年初,也能大量见到使用国旗的情况。在太行-太岳根据地,于中央机关所在地以外的村落使用国旗似乎也变得比较多地能被许可。即使是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以声言土地改革与孙文的主张、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相一致的主张为背景,国旗在一部分村庄被使用。同时,在农历的民间节日与集市上,国旗的使用情况也在增加。

             在内战激化、中共展开左倾政策、国民政府实施独自宪政的动向中,1947年以后,在根据地使用国旗的报道显著减少。19471月,陕区政府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缔结日(1946114日)作为“新国耻纪念日”,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在这一天降半旗。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做出同样的决定。然而此后,这一纪念日的活动基本没有开展的迹象。但是,19471948年在哈尔滨的东北解放纪念日、19484月石家庄的延安收复庆典与同年的抗战建国纪念大会、1948年末张家口的解放庆典等等,主要都市的重要纪念日、仪式上可以确定国旗使用的情况很少。正如,宣言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1947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于国庆节公开发表所展示的,可以认为中共仍在继续其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争夺国家权力的姿态,继续其尊重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开始就扎根于主要城市的国旗的方式。即使在国际舞台上,在19477月于布拉格举办世界青年日大会等国际会议之际,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团举着国旗与朱毛像参加游行,这是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而使用的明确姿态。中共政权否认国旗是在19491月毛泽东将“有关时局的声明”作为与国民党展开和平交涉的条件,废止“伪宪法-法统”并提出由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权力等之后,于2月的仪式上,使用的旗帜由国旗转换为红旗。

            如前所述,国旗在实际使用中是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声言中共政权正统性的象征。然而,对于同样兼具“以党治国”象征意义的国旗来说,中共政权并不那么热心于将国旗使用制度化和向基层渗透。

             根据地的国旗悬挂规定,除了1944年陕区规定的之外,是不能确定的,可以认为在中共根据地的国旗悬挂制度化是滞后的。从机关报刊并不能充分得知陕区规定的实施状况。在制度化方面,特别在太平洋战争以来,傀儡政权根据严格的时间纪律制定了国旗悬挂规定,并在仪式上实行了悬挂和敬礼仪式,而与之相比,中共则相应地简单很多。机关报版面上对国旗的使用也如前所述,除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到19798月为止还频繁使用带国旗的插画之外,陕区与太行-太岳根据地同样,在报纸版面上很少使用国旗图案。而版面的肖像上对青天白日的帽徽也作了不可辨识的模糊处理,更多情况是让人物脱帽以使画面中没有帽徽。同时,在陕区的机关报上,可以确认的是存在带有不正规光芒数量和形状的插画。在晋察冀边区等地的报纸上,可以确定多数的情况是,在实际使用中,国旗的光芒图案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另外,1943年国共摩擦之后的《解放日报》在批判国民党“亲日反共”政策的漫画上,国民党党徽变为带有强烈负面形象的象征而被使用。同时,对于嵌有国民党党徽的国旗的使用提出了微妙的问题。

    此外,陕区的规定,指示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商店在星期日悬挂国旗,而机关报却否认了这一实情。在各种英雄、模范等个人及个别家庭的范围内,奖励使用国旗的报道只有上述沙河一例。就算是在学校的国旗使用,也只有一篇关于在1943年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延安的小学里让小孩子描画国旗的报道。利用了民俗的国旗使用案例和在中央机关所在地以外的村庄中使用国旗的案例,与下文将谈到的毛像相比,都是非常之少的。根据以上所述,即使考虑到战时的环境,国旗使用制度未确立、向基层渗透不彻底等状况,都显示出中共在根据地内并没有将国旗认作表明政权权威的最高象征。

    II.  中共根据地中的领导人像

    将国家领导人进行可视性呈现的领导人像,与国旗相比,具有通过各具体领导人的个性更加直接地象征权力的功能。在中共根据地,为了确认在中华民国框架内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在与国民政府斗争中的政权自主性,中共在摸索如何有效使用国民政府领导人像与中共领导人像(也可参照表124)。

           1. 孙文和蒋介石像

            在陕区的仪式中,能够考定使用了国民政府领导者像的最初案例,发生在1938年在延安举行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上,会场悬挂了蒋介石与毛泽东握手的画像。这可以说是与不悬挂国旗而只并排悬挂国共两党旗的形式同样,没有提示出国家象征,只是将国共合作视觉化了。1938年中,领导人像使用案例中出现最多的,是蒋介石像与毛像成对出现的图案(6件中有4件如此)。不过,在同年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中,孙文像下方配挂了国旗,左右两测分别配挂了蒋介石像与毛像,通过齐唱国歌、向国旗和孙文像行最敬礼、恭读总理遗嘱等形式,显示了国家的构架,并在此构架下达成了对国共合作的定位(表1)。此后,只将蒋介石像与毛像成对并置的案例就消失了。

            1938年,在陕区延安各界纪念孙文逝世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孙文像被使用,这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像被单独使用的最初案例。此后,直到1939年年末,在能够确证使用了领导人像的仪式上,没有出现孙文像,而悬挂了蒋介石像。1939年,在太岳根据地安泽县某村举行的国民抗敌公约宣誓运动中,民众、驻留部队、各村干部等还向孙文像宣了誓。

           直到1939年末为止,不在使用孙文像和蒋介石像的同时使用中共领导人像的案例还是很多的。在太行-太岳根据地于1939年举行的使用过领导人像的5次典礼仪式中,有4次都是这样。在包括“五一”节与俄国革命纪念日在内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纪念日中,中共领导人像没有出现,孙文、蒋介石像与列宁、斯大林像和中苏国旗一同被悬挂。如此使用孙文和蒋介石像的方式,既反映了此时国共关系的相对稳定,也强调了中共政权在对抗国内反共势力的同时,仍拥护国民政府。孙文和蒋介石像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像,常常被置放在中共领导人像的上面。在孙文、蒋介石像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带人像的关系方面,在1938年年中的陕区,关系序列是列宁、孙文、斯大林、蒋介石。孙文被置于斯大林的上位。

            受国共关系恶化的影响,1940年之后,蒋介石像的使用量显著减少。甚至从1942年开始,由于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的权威突显之时,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很明显的是,典礼仪式中完全没有提及蒋介石(不论是选举名誉主席团,还是发送电报等等)。1943年以后,由于《论中国之命运》的刊发和国共的摩擦,围绕中国领导人的位置问题,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对立被刻画,其中可以确定有数例蒋介石像被作为联合国领导人像之一而使用的事例。另一方面,《解放日报》多次刊载了批判蒋介石的讽刺漫画。《人民日报》指出,在19468月的延安,蒋介石像仍然被作为联合国领导人像被使用。从1945年直到内战终结,在典礼仪式上再也见不到作为领导者像的蒋介石像被使用了。可以确证的是,土地改革开始后,蒋介石像被当做要打倒的对象的像,在典礼仪式上被焚烧。

            而孙文像在国共关系恶化之后,依然主要和国旗一同作为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的象征,继续在抗战建国纪念日和国庆节等大会、各级参议会,以及与中共-国际共产主义相关的纪念日上被使用。在中共领导人像与孙文像并用这一点上,中共显示其政权正统性的手法与使用国旗的情况是一样的(表12)。19415月在提出整风运动之后的太行区,孙文像与毛像在一部分典礼仪式中被并用,这表明毛泽东已被定位为孙文的正统后继者。在1941年召开的晋冀豫临时参议会上,在向国旗和总理遗像鞠躬(起立敬礼)继而恭读总理遗嘱之后,国共两党的参议员将孙文和毛泽东的肖像收了起来。在同年召开的太行各界红军成立纪念大会上,也悬挂了孙文和毛泽东像。记载了此次大会的报道,称赞孙文和毛泽东为“两位巨人”、“东方20世纪的杰出人物与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领袖”。此后,孙文像还是始终作为中国领导人像而被安排在最上面,而在一般情况下,在没有使用中共领导人像时与联合国领导人像一同使用,不过使用案例减少了。在太行区,也能看到孙文像被放在斯大林像之下的情况(表12)。

            1945年后,在县城和大城市被中共军队收复之际,记载了孙文像被使用的报道只有一例。当国共正式对立之时,在中共政权确立成为迫切任务的新解放区,由朱毛像与国旗所演绎的代表国家的中共政权形象被推到前台。1946年国庆节,在陕区延安召开的美军撤退运动大会上,在进行了向国旗和孙文像敬礼的仪式之后,被“美国主人”所牵的蒋介石纸人偶也登场了,人们认识到中共继承了民国的法统(表1)。中共继续将自身政权定位为孙文遗志的继承者,然而却无从确证此后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使用了孙文像。

           2. 朱德像

           在苏维埃革命时期,朱德与毛泽东同时都是中共政权和军队的象征性存在。在陕区,从抗战初期开始,朱德像也处于仅次于毛像的位置上。太行-太岳根据地,同时也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和129师的所在地。因为朱德担任了以山西省为中心的第二战区的副司令官,在典礼仪式中,朱德的地位也特别受到重视。1939年初,国共开始展开围绕对华北的政权控制和军事指导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免除了鹿钟麟河北省主席一职,同时确立了要求朱德就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提高朱德的权威也成为了必要。

           193912月,由于山西事变,国共关系显著恶化,而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出现了对朱德的个人崇拜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在毛泽东还没有最终确立其作为党的理论导师的权威的情况下,急迫需要培植自身权威的中共结合前线状况而制定的方针。同年12月,举行了朱德54岁的祝寿仪式,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颂赞朱德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黄帝最好的子孙”、“真正的圣人贤人”、“新的圣人、革命的圣人”等等。在1940年新历新年的新华日报一周年大会上,“八路军的慈父——朱德副总司令”被描写为“如同天上出现了永恒的太阳”之类的与之后的毛泽东崇拜类似的表现手法被使用。作为推戴朱德为河北省主席的准备,19404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指出了宣传关于朱德的肖像、经历、革命言行的必要性。直到1941年前半年,我们也能发现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典礼仪式上,进行过向朱德和彭德怀的敬礼、献旗仪式和电报发送等等,但没有提及毛泽东。然而,或许是因为多数典礼上朱德都亲自出席了,所以这一时期朱德像的使用仅有数例。   

    此后,朱德像作为中共军队的象征而与毛像一同悬挂,并在内战时期,伴随着毛像的普及,向着新解放区的各地和基层渗透。19493月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学生、青年、知识人、女性各职业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各个都悬挂了朱毛像。此二人的肖像在没有悬挂国旗的时候,确立了作为新政权的象征的位置。

    3. 毛泽东像

    在陕区,毛像作为中共领导人像通常被放置在最高位,在中共领导人像的使用案例中也是最多的。然而,直到1939年,毛像还是与孙文、蒋介石像和列宁、斯大林像等一同悬挂在高位。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直到1940年还是基本看不到毛像的使用案例。19399月的晋冀豫中共代表大会上,毛像仅仅是作为马克思之后的7位国内外共产主义领导者像之一被悬挂。在晋西根据地,从19409月到194111月左右,吕梁印刷厂印刷的领导人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文、毛泽东像各1000件,毛像并没有被特别重视。由此可见,毛像并没有被认为是根据地政权地位最高的肖像。国共关系恶化后,在陕区1940年举行的儿童节大会和青年节的青年军事大检阅中,可以见到毛像被单独使用的案例,然而之后的毛像仍然与其他地位高的领导人像一同被使用。

    整风运动提出后,在1941年延安召开的青年节纪念大会上,毛像开始单独与国旗一同被使用,并被给予与政权最高象征相称的地位。在太行-太岳根据地1941年召开的东北沦陷纪念日暨129师运动会上,毛像开始被作为最高地位的肖像而被使用(表12)。此后,陕区1943年的整个后半年,毛像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以与朱德像相伴随的形式一同作为最高地位的肖像被使用的趋势变得显著起来。这一时期,正当毛泽东确立权威的最终阶段,陕区各地的大集市被利用来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借此之机,毛的权威在农民大众中得到扩散。在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大会的骡马大会(以家畜买卖为中心的大集市)上,带有毛泽东、高岗与劳动英雄本人肖像的奖状被颁布,毛像还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期间召开的延安骡马大会上被贩卖。1944年五一节,毛泽东等领导人像的售卖广告开始在机关报上刊登,并于19451月开始被作为年画的替代品而销售。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召开的对首次杀敌者进行表彰的劳动英雄大会(太行区于194411月、太岳区于1945年元旦开会)上,毛像虽然在主席台上被放置在联合国领导人像的下方,在其他重要场合却以胜过其他高地位肖像的独幅巨大肖像形式悬挂(表2)。在19453月的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上,毛像代替孙文像而悬挂,此后在典礼中,毛像基本上就被作为政权的最高地位肖像而使用。随着中共政权在全国的扩展,毛像也被带往全国各地,并在内战中作为合法地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像而被突显出来。

    正如以上所见,在中共根据地(特别是前线根据地),最高地位的象征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此外,由于傀儡政权、国民政府、阎锡山政权的轮替,前线民众所拥戴的“中国的象征”更是瞬息万变,对于象征的接受者来说,这正呈现着将要“变天”(由于政权轮替而秩序恶化)的画面。同时,中共的政策方针数次朝着左倾的方向激烈变动,根据地各阶层有可能把这也理解为“变天”。由于中共急需在这样的环境中确立自身的权威,毛像在前线根据地的渗透便伴随着对民俗的积极利用。

     

    III. 毛泽东像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渗透与民俗利用

    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目前能够确证的在个别农民家庭使用了毛像的最早案例,是太岳区一等劳动英雄石振明的案例。19444月,他在为其父祝寿之际以“唯独没有毛主席像是件遗憾之事”为名,向青年救国会的干部求取毛像,并在6月的青城县劳动英雄座谈会上说自己每天从田里回家总是能看到毛像。前文曾提到,在194411月到1945年元旦期间召开的对首次杀敌者进行表彰的劳动英雄大会上,毛像被颁发给各种英雄和模仿,并以售卖的形式被带到各地。虽然如此,这一时期利用民俗使毛像作为神像的替代品而渗透权威的方法,其成效则更为显著。同时,在这一根据地上,依靠贫雇农的大众运动被发动起来,毛像伴随着神格化的形象向基层渗透着。

    毛像的引入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当时村民破坏并废弃了那些他们长年持续不停地向其求告却并不能给他们生活带来丰裕的神像(灶神、财神等等),他们便将毛像作为能够给他们带来丰裕生活的恩人形象而放置,这样便取代了那些神像。在前文所说的太岳区英雄大会上,安泽的劳动英雄赵金林自己亲自将毛像悬挂在自家中堂,并在像上题写了“救星毛圣人”,两侧贴着写有“吃饭想起共产党,穿衣不忘八路军”的对联。晋北的劳动英雄任聚兴从大会回乡之后,把毛像放在桌子上,每次吃饭前都站在像前表示敬意。英雄们回乡后的1945年春,太行区的机关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像的销售广告,并开始作为年画的替代品向一般民众发售。

    内战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毛泽东被当成让他们得以“翻身”(因土地改革而从被压迫中解放)的恩人,毛像也向着庆祝翻身的各家庭普及开来。19467月,有报道称长治的翻身农民每到“吉日佳节”都会拜毛像。同年中秋,祁县各地的农民庆祝翻身,家家户户都张贴了毛泽东像。1947年春节,在庆祝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时,盛行了更大范围且更大规模的换神像贴毛像。济源在土地改革后,“敬活神(毛泽东——引者注),不敬死神”是大多数农民过年的口号,在集市上也有毛像贩售。在屯留县的余吾附近,根据有关春节的讨论,神像被更换为毛像。阳城的翻身农民仅在新华书店的小卖部就购得朱毛像4000余张,涉县漳南镇则销售印有毛像的农家历,从而取代灶神历。左权县竹宁村的村里购买了毛像,并向毛主席寄了感谢信。毛像被农民供奉在由土地改革而获得的正房、中堂上,每次吃饭时都要摆上供品。毛像在各地供不应求,一些干部和教员就应农民的要求描绘画像,也存在取代画像而在神位上张贴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纸的情况。

    毛泽东像亦开始在农村的传统节日、庙会等集体性礼仪中使用。能够证实的最早事例,是1945年春节在士敏县石室村举行的团拜会(一年初始时的仪式),以及同年春节前后武乡县东堡红旗队的祝寿会。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人们尝试在村里的仪式、庙会上对毛泽东的存在进行定位。同年春节,沁水县附近上亭村的全体村民到村西头集合,朝毛泽东所在的西北方向进行最高礼仪的拜年。阳北县朱村则利用预示农耕开始的龙抬头庙会,召开减租总结和春耕动员大会,向毛泽敬礼。

    1947 年春节,在济源三区的农民翻身大会上,停止对各宗族的拜年而推行“大拜年”,用“农民团结棚”取代“神棚”,以毛泽东像代替神像,并上了香。可以认为,这是中共把宗族的凝聚力转化为村落乃至阶级的凝聚力的尝试。这种转换也是利用了关于神的民俗的时间与场域。同年的农历一月十四日(立春),在阳城西关民众翻身大会上,会场所在的土地庙被更名为“农民翻身乐园”,毛泽东像前供奉着猪、羊,这一天被定为“翻身节”。土地神是赐予人们土地、守护土地的神,而毛泽东像被置于这个位置,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明显地带着土地改革的权威。毛泽东像也被使用在神轿方面,1946年春节,在高平县寺庄,“翻身英雄”们用花轿抬着毛泽东像,其他几个村的民众也举行了“毛主席楼”游行。元宵节前后,在济源的社火(节日等的娱乐活动)中,庙店村村民抬着写有“拥护翻身总司令毛主席”的神轿,夺得了每年凭暴力决定归属的神轿的先头,由此受到其他10余个村、48个神轿的鞠躬、敬礼。由此可见,在中共根据地区域,以节日、庙、庙会为舞台,传统的民间神祇崇拜逐渐发生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转换。

    毛泽东像甚至也进入了人生礼仪的民俗1945年春节前后,各地为模范老人举行了祝寿会,武乡县东堡红旗队的祝寿会是在“万寿亭”把毛泽东朱德像与模范老人的像装饰在一起。同年年末,太岳区的军政首长为石振明等10名劳动英雄举行祝寿会,英雄们的肖像悬挂在毛泽东朱德像的两侧以前, 民间的祝寿礼仪要使用西王母和寿星等神像,现在由毛泽东像代替石振明在这次祝寿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八路军是“我们的活神仙”。

    陕区婚姻习俗的改革,采取既肯定祖先崇拜又消除迷信避免浪费的形式来进行。土改时期,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翻身农民,提倡在春节等节日举办结婚仪式时,把传统的拜天地改为向毛泽东像敬礼,并得以推广1946年,长治市韩店一带的民众,在举行婚礼时要借用区公所的毛泽东像同年11月,高平的翻身农民举行了集体婚礼,齐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歌》,并向毛泽东像三鞠躬。这样的婚俗改造,可以说是对向党旗国旗孙中山像三鞠躬的国民政府结婚仪式的改革除此之外,各地盛行把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前线的士兵视为“人民功臣”来进行表彰的仪式,有些功臣的家人把自家的“全神匾”换成“立功匾”,把神像换成毛泽东像。

    毛泽东像也伴随着中共认同的阳历时间进入民间,这一时期,也可以看到民俗性要素从农历时间向新历时间转换。1947年阳历新年,太岳区的新华日报社从晋城请来刻字工人画家和木刻家,制作了数十种年画、领导人像,民众蜂拥抢购翻身英雄张新荣购买了毛泽东像和鞭炮,仿效春节“接神”的习俗,在阳历新年的五更,向毛泽东拜年以示谢意1948年阳历新年, 闻喜县晋庄的翻身农民家里贴上了毛泽东像。新年大会会场的毛泽东像前,供奉着写有蒋介石与阎锡山名字的牛羊, 人们对毛泽东像致三鞠躬礼。

    中共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利用自我组织起来的民众力量,推动着毛泽东像的普及1947年,冀鲁豫区训练组织起来百余名民间艺人,编成宣传队,从中秋起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太行-冀鲁豫区各地,印刷散发了5万余份毛泽东像。19481月,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受华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发布《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和像片的印售冲洗张挂等的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各地县的党委宣传部和各直属机关,今后凡冲洗印刷或出售毛泽东朱德像,必须经太行区党委转送华北局宣传部审查批准在公共场所或群众集会上悬挂画像,须经区党委宣传部或地委宣传部审查批准通知还指出,应立即检查公共场所的画像或公私照相馆书店文化社出售的画像照片和印章,禁止不适当的使用。但是,包括太岳行署所在地阳城在内,各地在此后依然在使用销售做工粗糙的毛泽东像。可以看出,民众的自发性虽然推动了毛泽东像的普及,但由于允许其沾附形形色色的民俗因素,毛泽东像的样式和统一管理不能尽如人意

    如上所述,毛泽东像的引入利用了神像使用的时间和场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土地改革毕竟是依靠武力清楚地主的过程,在政治统治尚未绝对稳定的新解放区里(民众普遍对政权的不信任感,或因为中共自身方针政策的变更,甚至基层民众会对政策延续的保障持怀疑态度),中共要动员贫雇农群众,不仅仅要依靠启发其阶级意识或利益诱导,而且还要符合人民的习俗和信仰形态,这是在心理上提高中共权威的诀窍。可以说,中共在这种意图下,引入了替代神像的毛泽东像。借助于对毛泽东的神格化,中共期待由此取得加强对中央政策的权威的效果。

    因此,新解放区在发动土地改革时,也频频使用毛泽东像。在冀南区宁南县对地主的斗争即将展开之际,各区均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在毛泽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以毛泽东像的权威为背景开展土地改革斗争的情形,在冯纪汉的小说《翻身中有所反映这篇小说取材于冀鲁豫区禹城县万子街区的土地改革万子街解放后,村里开始流行张贴毛泽东像。居住在关帝庙的破产户“老杠头”为找到下落不明的儿子,把毛泽东像贴在关羽的塑像上面,每天对着“人家都说灵验”的毛主席祈祷信仰毛泽东的老杠头,在全区农民诉苦大会(倾诉阶级压迫之苦的会)上,主动向台上的毛泽东像叩头,率先诉说自己的苦楚,由此点燃了大会斗争的导火索。在现实的批斗大会上,工作组事先会为担当批斗任务的贫雇农做好准备,但从这类小说中可以窥视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在毛像上所倾注的意图。

    土地改革发起之际,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毛泽东像在左倾政策期被使用,而且是强制性地执行用毛泽东像替代神像的行为。194712月,闻喜县以全县2000 人参加的贫雇农大会为开端,同时开展了“反封建斗争”和“反迷信斗争”店头村全村都撕毁灶神,贴上了毛泽东像,招“活财神”毛主席,召开对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进行宣誓的“敬奉毛主席大会”。这一时期,闻喜县开展了激烈的反封建反迷信斗争,会门组织被揭发出来,铁牛峪30个村庙宇中的神像牌位也被一扫而光,与此同时,崇拜毛泽东的气氛达到高潮。

    中共的机关报强调,随着根据地土地改革的推行,崇拜中共毛泽东的信念取代了对神的信仰,并在群众中间深深扎根。庙里的神像被清除,在许多农村,“克服迷信”被大力强调。但是,抛弃无法带来幸福的神而更换为带有神通力量的其他的神或英雄,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从现世利益的观点出发,依然沿袭着根据时需取舍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1943年,太行区大旱,发生了三起民兵枪毙没有实现祈雨愿望的神的事件,表明这种心理在根据地持续存在。并且,在民间的多神信仰中,人们按照诸神承担职能的不同,谋求多样性的现实利益,所以接受新神与信仰其他神并不矛盾。可以认为,根据地的毛泽东信仰就是由这种心理所支撑的。

    正如这件事所显示的那样,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随着一些地区土改过程中实行左倾行为所引发社会的不安,根据地民众开始重新寻求新神1948年前后,“新解放区好多村早就传出一种谣言,说庙里的泥胎像被打倒了,神仙就都搬到洞窟里去了”,于是民众开始向村外寻找神灵。沙河屯留长子沁源济源等10余县,人们为找到“有灵验”的洞窟泉水石佛古井蛇、神水神药等,发生了听信传闻的群众从各地集聚的事态。这样的趋向,特别在极左政策盛行、杀人横行的地区非常显著。上述经由反迷信斗争推动毛泽东崇拜的闻喜县就是一个典型。可以看出,虽然信仰被禁止,却又改变姿态而重新出现,人心的不稳定进一步造就了追求信仰的氛围

    为了确立中共的权威,毛泽东作为高地位的神而被接受是很有必要的。中共的一些诗歌宣传了被比拟为紫微星、太阳和古代圣贤的毛泽东形象。在这一点上,以神性能量为背景而受承天命的圣贤和英雄,被喻为在治国方面提升政绩、开创王朝的文脉,这包含了毛泽东主张“治理天下”(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这种在高水平层次上的毛泽东的神格化,在一部分稳固的根据地颇有成效,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农民说:“毛主席无论说什么都能实现”、“今年歉收就歉收吧”。但在处于作战前线的根据地,毛泽东像所取代的神祇,除上述的土地神是具有区域凝聚力的神之外,多是灶神、财神等管理家务的神仙。这些神仙需要每年更换年画敬奉,利用毛泽东像变更敬奉比较容易,况且灶神、财神等位于神祇序列的最下位。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如果祭祀较高级别的神仙的社会组织不能发挥全职功能,民众可能会把个别家庭的神视为最重要的神。不论什么情况,能够保证地区和家庭繁荣兴旺的神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出现,那么左倾政策下的社会不安就无法应对。可以说,正是在现世利益之下,具有多神崇拜性质的民间信仰心态,是拥有一方面接纳中共生产出来的神、另一方面却又能将其相对化的构造的。

     

     

    由于向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动的政策转换,在抗日战争初期,陕区在探索对国家与政权之新关系的说明方式时,很晚才引入国旗,而仅仅以国共两党党旗和蒋介石像、毛泽东像作为象征国共合作的形式。但是,纵观抗日战争期和内战期,国旗作为在中华民国和统一战线的框架下显示根据地政权之正统性的重要象征,被中共根据地频繁使用。国共关系恶化后,中共还在积极使用国旗,以此来显示自身也是中华民国正统的继承者。不过,当时的国旗也是“以党治国”的象征,在使用的制度化以及向基层普及方面是有限制的。孙文像也和国旗一样,担负着同样的作用,但在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其党的理论领导人的权威之后,毛泽东像也确立了其作为中共政权最高象征的地位,并通过与国旗并用,以代表国家的形式强调中共的权威。

    另一方面,从1944年末到土地改革时期,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农村,通过家庭的祭祀和村落的仪式,毛泽东像替代神像日益普及。在不稳固的根据地,这是采用沿袭人们的习惯和信仰形态的方式来逐步渗透中共的权威的过程。在农村的象征操作中,备受重视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国旗,其中暗示着借用民族主义动员大众的局限性。

    通过代替神像的方式渗透毛泽东像,也是因袭基于现世利益的观点选择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而且,诸多神仙的功能分割反映了多样化的现世利益,毛泽东像在这种民间信仰中被赋予掌管家庭福祉的功能。在社会动荡之际,民众开始采取行动寻求新的信仰。毛泽东像是依靠这种心理向农村普及的,它作为显示国家和政权尊严的象征而在民间扎根这一方面,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这当然并不是要否定这一时期中共权力向农村延伸的成果,不过必须承认,为提高政治权威,中共在民众中积极宣传毛泽东的形象,是在现世利益之下通过改造农民多神性信仰形态逐步推行,而并非像萨克斯顿等人所想象的那样,把这种信仰视为基于农民的固有心态,再通过对中共的支持而逐渐定型的。

    拙文因为主要依据中共的机关报,对于根据地日常生活以及新解放区城市的象征使用的实态等方面,分析得还不够充分。此外,要解析毛泽东信仰的实态,必须对基于统制村落信仰行为的农村社会结构和中共的政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探讨。这将是我今后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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