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我的一点意见
“315事变”以及随后的封网等行动,是新左派自新世纪成军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因此不能不反思。
左派有很多山头,不全说了,单表最大的山头——乌有之乡。
2007年以后,重庆模式横空出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乌有之乡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泛左翼的思想交流平台”,向一支隐然政治力量的转型。我说“隐然”,是因为她客观上是一支政治力量,但却缺乏起码的“硬件”,包括组织机构、纪律等等,她仍然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
重庆模式的出现,使左派看到了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判断,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后来有学者又加了两句:“抗美救国,转型备战”。
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对不对呢?我认为当然是对的,至少在事变发生之前是这样。但这条路线也有盲区:因为寄予 过多希望于体制,难免不被体制所利用,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或者理由;此外,还容易忽视自身基础力量的建设,一旦体制内部发生巨变,就会进退失据,如 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315事变”的结论很清楚:依托体制走捷径的道路走不通了,至少暂时没有这种可能了,那么,乌有之乡的政治路线也应该及时调整,否则的话就会碰壁,就会脱离群众,甚至沦为笑柄。
在这24字方针中,我认为首先应该去掉“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因为这是政治局讨论的决定的问题,普通民众会觉得莫名其妙。当然,学者可以继续讨论,我就在我的专栏里写过一篇文章《转型备战的主张值得重视》。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去掉“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很显然,这是依托体制、寄希望于体制的口号,而且保皇派的色彩太浓了。而我们现在,是一个民间左派。
所以我认为,不妨把口号简化为“大众民主,共同富裕”,这既包括了政治,也包括了经济。作为民间左派,争取民众应该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事情。没有民主,不仅我们的政治主张没有实行的机会,连传播的机会都没有,比如现在封网就是这样。
有了民主,我们就可以反腐、可以反汉奸、可以反帝救国、可以推动整党,没有民主,一切全无可能。
当然,我还希望左翼学者能够更加充分地论证大众民主暨人民民主和精英民主的联系与区别,如何实施等等。
有朋友建议加上一句“振兴中华”,我认为这是蛇足,相当于为当局的“复兴”背书,搞得不好,还容易成为当局压制大众民主的理由。不要忘了,否定文革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控文革妨碍了“四个现代化”。
我的观点是不是有道理,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郭松民
袁庾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郭松民《我的一点意见》读后感
读了郭松民同志发来的《我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后,十分高兴,也深为敬佩。我们这些革命者和 左派同志,都应该学习这种自我解剖精神。这个《意见》是对乌有之乡近年政治路线的反思,作为局内人,他比我们局外人更能深切感受这条路线在实践中的经验教 训。松民同志“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尤其在当前、社会形势正在进入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意见》说:“乌有之乡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泛左翼的思想平台’,向一支隐然政治力量转型”,这是大家都能 感觉到的。《意见》认为,它所以至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是“缺乏起码的硬件,包括组织结构、纪律等”。我却认为,还是继续作为一个“松散的俱乐 部”好,这是它前些年能够安全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也是不够的。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缺乏的不是那些“硬件”,还是毛主席的话: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就是《意见》重点阐述、并请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
《意见》说:“重庆模式的出现”“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路线”,这就是今年元旦大会上主导者提出 的24字方针。首先需要商榷的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提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唯一的途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口号会起到 麻痹人民的作用。
《意见》对24字方针,首先要去掉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8字,其中“救国”2字在前16字中已有。重 要的是,补充的这8字仍然坚持“民族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其对立的“阶级矛盾观”及其两者之争,是近几年泛左翼阵营大论战、甚至大分化的主 要焦点。我也认为,这8字去掉为好。
《意见》说:“还应该去掉反腐除奸、整党救国”,也确实如《意见》所承认的,它的“保皇派色彩太浓了!”大家都熟悉,这不过是原先“救党保国”口号的翻版,也是和几年前那个“举毛、拥邓、促胡、批x”8字方针一脉相承的。
我有一点不赞同《意见》的是,“大众民主、共同富裕”也没有必要保留。所谓“共同富裕”,用《百科名片》 的权威解释:“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这几十年来历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各级政府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反复 宣传的,包括重庆。恐怕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相信这个永远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又何必重复其官腔!
至于“大众民主”,确实需要“充分的论证”。一个半世纪以前,西方就提出并热议过的这个概念,只是有限的 扩大点“普选权”。无论“大众民主”还是“精英民主”,都是西方的形式民主,都有不同的局限性,都属于乌有之乡经常批的“普世价值”的伦理范畴。我赞同 《意见》所说的“没有民主,一切全无可能”,包括“大众民主”在内的各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也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但是,作为左派的口号、旗 帜,应该是、和它们的阶级属性截然不同的文革式“大民主”,“大民主”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特别熟悉、特别有利于左派优势的斗争武器。
去掉“大众民主、共同富裕”,我们仍可以有“既包括政治、也包括了经济”的其它提法。譬如“两个’四 大’”,既政治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社会保障的看病、孩子上学、住房、养老。比较“共同富裕”的大空话,四大社会保障要实实在在的多,而且 今天的社会经济力量完全可以做到。比较“大众民主”那点儿被少数人控制的普选权,四大民主则是掌握在亿万人民群众自己手中,这也是解决那个“周期律”的最 有效的武器。当然,争夺两个“四大”需要斗争,任何左派的政治路线都有其鲜明的斗争性。
左派的政治路线还必须明确自己的主要斗争对象,它应该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这就是毛主席晚年强调的“官 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集团发展成的,它还是一个卖国主义集团。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来中国扶植起来的这个集团(阶级),而 是在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这个集团(阶级)去主动投靠的。今天,他们还是陷入困境中的西方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用的是他们在国内压迫人民、剥 削人民所榨取的血汗。一句话,和他们的斗争,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重庆模式横空出世”,形成了“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乌有之乡政治路线,又是重庆事变的晴空霹雷,给出了“依托体制走捷径的路走不通了”的结论。此时此地,才能体会出那24字附庸于官方的味道那么、那么浓!
《意见》说:“乌有之乡的政治路线也应该及时调整”,我认为,是不是也要破除一下左翼内部同样严重存在的 精英思想、英雄史观,坚定不移地确立奴隶推动历史的唯物史观。否则的话,政治舞台上层出不穷的表演又会把我们引诱进那个政治陷阱中:总是寄幻想于一茬又一 茬的某些人,收获的却永远只有失望,还老是可怜巴巴的被别人的投机用作赌注。
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保守派的广大干部、群众,一个教训是,他们的阶级眼光只盯在旧资产阶级身上, 然而,夭折了文化大革命,进而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却完全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近年,一些特殊身份的“红二代”公开表达出来的话语、口气、逻辑,几乎和 1966年8月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的“血统论”一模一样,不能不使人警惕!不厚先生下台后,“红二代”干政现象一时受到抑制,但还会愈演愈烈,我们不能再被 别人忽悠的晕头转向了,一定不要忘记毛主席的警告:“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