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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犁:布衣作家
  •  2012-06-22 12:54:59   作者:宗武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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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犁:布衣作家


    宗武  

        

        1.
        怀揣一支笔,
        投身民族解放的战斗行列
        在晋察冀山地、在冀中平原,孙犁努力地、实实在在地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写出了后来收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之中的各种作品。
        著名作家、文学编辑家孙犁先生曾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这是非常准确、非常全面地概括了他前半生的创作,或者说“文革”前(人称“老孙犁”)的文学生涯。
        1913年,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体弱多病,“智不足商,力不足农”,但酷爱读书。在村子里就借阅了《封神演义》《红楼梦》,又喜欢听地方戏曲和大鼓书。在安国县上高级小学时,开始阅读“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特别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他的影响最大。初中时,孙犁就创作了小说《孝吗?》《弃儿》和剧本《顿足》《孝吗?》。《顿足》描写的是朝鲜青年受到日本人的欺侮,决心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弃儿》揭露旧社会传统礼教迫害妇女的罪恶。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揭示社会重大问题,为孙犁的文学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孙犁高中毕业,他的父亲先后托人在北平为他谋得小公务员、小职员的工作。但是,孙犁不满官场上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的恶浊风气,蹉跎两年时光,愤然辞职回到农村。1936年暑期,经老同学引荐,他到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任教。“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可惜,仅仅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平原的觉醒》一文中,孙犁回忆说:“1937年,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此前,孙犁觉得:“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在苦恼地从书本和现实中探索。”但是,现在他找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他毅然怀揣一支笔投身民族解放的战斗行列。在冀中的政治刊物《红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并第一次用了笔名“孙犁”二字。1938年,孙犁正式参加革命队伍,翌年春天,被调到冀西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做通讯指导工作,后来还做过报刊编辑和教学工作。他说:“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他回忆说:“那时的生活,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万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他的写作,则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大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
        孙犁的文学人生,开始于抗战困难时期的1939年,最初写的是小叙事诗、散文,后来才是写作小说。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小说《荷花淀》使他蜚声文坛,久享盛誉。
        他在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曾总结体会说:“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不使生活中断,长期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里去,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原始状态的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孙犁正是这样做的,在冀西山区,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尝尝吧。’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赠。”
        尽管生活这样地艰苦,孙犁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不移,丝毫没有过动摇。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冀中,在深入生活的某村里,遇到了一个老战友,但他是一个“开小差”的人。他被继母从山区叫回家去结婚就再没回去。孙犁看到,他的“房间被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阳光照在新糊的洒过桐油的窗纸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张张用红纸剪贴的各色花朵,都给人一种温柔之感。房间的陈设,没有不带新婚美满的气氛,更有一种脂粉的气味,在屋里弥漫……”
        孙犁见到此情此景,非常冷静、非常清醒,他深知“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我忽然不安起来了。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出生入死,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我告辞出来,一个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在晋察冀山地、在冀中平原,孙犁努力地、实实在在地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写出了后来收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之中的各种作品。对自己的创作,孙犁说:“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2.
        心血凝成数百万字,作为献给家乡人民的最好礼物
        孙犁是在1948年底,从冀中调到天津外围的胜芳镇待命,准备进入即将解放的天津市,创办《天津日报》的。在那里领导宣布,他的职务是副刊科副科长。再后来他担任过报社编委、顾问,但他实际做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副刊《文艺周刊》,却并无主编的头衔,只是二审。几十年间,他从未提升为主任、副总编之类的职务。
        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幸好,他在这几年给最亲密的老战友康濯写了约200封信,有一些毁于战争时期行军途中,有一些毁于“文革”之灾;万幸的是康濯还为他保存下七八十封,可以让后来者真实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孙犁。
        新中国诞生前夕和初期,孙犁给康濯的信中,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我仍不死心,恋恋写作,春天冀中建政、大生产,我想回去写小说,不知能否成功。”(1949.2.21)“最近我可能到工厂去。”(1949.4.1)他劝导康濯:“望排除一切写成它,写好作品,就是根本。”“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1949.4.19深夜)他还劝导康濯:“我希望你不要去做什么全国文协吧”,“有稿子交出去,比什么都好,何必站在文坛之上,陪侍鞠躬行礼如仪。”“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1949.5.26)“我希望你能安静下来写东西。”(1949.6.22)
        孙犁没有浪费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生活,没有忘记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上世纪50年代初,从报社下班之后就躲进报社宿舍的小楼上埋头写作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边写边在报纸上发表。他说:“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他是用作品,作为献给家乡人民的最好的礼物,也为新中国文学史增加了宝贵的篇章。
        孙犁不满足于写过去的生活,又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关注当前的生活。他抽出宝贵时间到津郊白塘口村和国企棉纺二厂体验生活,用速写这种形式,迅疾地写出,翌日见报,及时地反映人民幸福的新生活。后来汇集成册,即散文集《津门小集》。
        更主要的,他终于又回到他所熟悉的、故土难离的冀中地区,创作出优秀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在创作同时,孙犁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文章。进城之前,在准备创办《天津日报》的时候,他就写出了《怎样认识生活》和《谈工厂文艺》。前者,他说:“我们的作品,不只要群众喜欢看,最重要的是看过以后要对他们有好处。在写作之前,我们要确定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在作家的头脑里,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作品的起点、人物和生活的指挥部,是一个具体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结合体。怎样才能获得一个主题思想?主要的是看我们对政策的把握怎样。”又说,“作家去参加群众的实际行动,担任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认真地执行政策和认真地从事实际工作。他会同时获得生活和表现这个生活的思想。”无疑,这是极为宝贵的经验之谈,指导创作的箴言。后者,他说:“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我们从革命的时代开始,就重视工厂中的文艺工作。”“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我们就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工人自己的文艺工作。”
        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孙犁身体力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他在《天津日报》做编辑工作,在编辑《文艺周刊》的同时,还组织了工人业余作者的写作小组,给他们做报告,指导写作,点评他们的习作,发表后再听取群众的反映,以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很快就培养出了阿凤、万国儒、张知行、艾文会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工人作家。他写的文学评论,后来编成《文学短论》出版,这是继在冀中时写的《文艺学习》(原名《农村和连队的写作课本》)之后他辅导工农群众写作的最好的教材,一直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从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孙犁参加了抗日队伍,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他的文学的路,到“文革”之前,将近30年,他日日夜夜、孜孜矻矻、勤奋努力,认真写作,实践《讲话》的基本精神,创作了以成名作《荷花淀》为代表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诗集《白洋淀之曲》、散文集《农村散记》、《津门小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理论著作《文艺学习》、《文学短论》等,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3.
        晚年,
        他写下“努力学习,自强不息”以自励
        “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对革命文学,孙犁是有卓越贡献的大作家,可在十年浩劫中,他依然受到残酷的迫害:被批斗、关牛棚、进干校,多次查抄他的书籍、文稿,并“扫地出门”,迁出报社宿舍,谪居于一间透风漏雨的小屋。在迫害最厉害时,他曾几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动。最终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战胜一切。后来“幸遇清明,得庆重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他精神焕发,老当益壮。短短20余年间,他写出了从《晚华集》到《曲终集》10本著作,后人为他取名《耕堂劫后十种》,约一百二三十万字,与“文革”前的著作相当。
        “文革”结束时,孙犁已63岁,到了离休的年龄,但他一直未办离休。最初参与报社的《文艺增刊》(后改名《文艺双月刊》)的编辑工作(绝非主编),后来主持文艺部工作的年轻人主动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他把自己做的事谦虚地说成“展吐余丝”。对于写作,他说:“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他认为:“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
        最初,他说:“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回忆它。”又说:“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可是后来,他终于写了,写出30余篇《芸斋小说》。在给韩映山的信中,他解释说:“我近来写了三篇小说,是写我在‘文革’中遭遇的。本来是不想写这些东西了,但有时想,我如不写,别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细节。为后世计,我还是写一点吧!”
        孙犁是很重友情的人。他不忘“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的那些日子。所以,在他又能写作时,第一篇写的,即是《远的怀念》,怀念冀中的老战友远千里;之后写的是《伙伴的回忆》,怀念晋察冀时的侯金镜和郭小川;再后写的是《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以上都是死于“文革”时期的“文士”。在新时期过早去世的李季、田间、丁玲、曾秀苍、曼晴、邹明、万国儒、邵红叶、李麦、陈肇、康濯等,他也都以深厚的感情怀念他们,写出那些难忘的往事,彰显逝者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写于“文革”前的,有回忆沙可夫、邵子南。对文学前辈茅盾和何其芳,他也深切地怀念,无比敬仰。
        孙犁对青年一代作家的关怀、帮助和指导更是无微不至、无比精诚。《读作品记》,专门评价他们的作品;为他们的作品集写序,“极有情致,极有分寸”,实事求是,不落窠臼;直接与他们通信,言简意深,和蔼可亲,娓娓道来,沁人心脾。文论所涉及的青年作家有贾平凹、铁凝、古华、贾大山、谌容、刘心武、李杭育、赵大年、关鸿、李贯道;较年长的有刘绍棠、丛维熙、林斤澜、宗璞、柳溪、张贤亮;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舒群、李凖等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总的说,一言以蔽之:要求他们“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这是要廓清许久以来“四人帮”推行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三结合、假大空等等帮派文艺的阴谋毒素,以恢复、扬厉真正的现实主义。他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但并不是说,作者对生活和现实,不能有所评价。个人的企图,个人的打算,自然不能强加给生活,不能强加给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述,表达作者的纯朴的心意和愿望。这样的散文,能使人信服,使人爱好……”
        孙犁的耐心、细致、有力的谆谆教导,使青年作家获益匪浅,给他们的影响深远。铁凝的一段话,是很深刻有力、很有代表性的。她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次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这可以说,是与孙犁有过来往的青年作家的共同感受、共同认识。
        此外,孙犁的《乡里旧闻》,以清峻沉潜的长者之思,剀切地研讨中国乡村间的社会的历史的种种现象,回忆的笔墨不是停留在他们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切开包裹着人物本身的生活表层,开掘他们所以遭遇这种命运的深层根源。《耕堂读书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深入浅出,深邃睿智;《芸斋琐谈》撷取日常生活习见的种种现象,深入剖析,发人深省;《小说杂谈》和有关小说、散文、诗歌,以及通俗文学、传记文学等等的创作规律和禁忌,都是难得的切身体验,对初学者颇有启迪和教益。总之,孙犁的晚年之作,从生活到文学,从创作到理论,从人品到文品,从古代至当今,笔锋所向,包罗万象,方方面面,涉猎极广,洋洋洒洒,琳琅满目,是完全继承、发扬了鲁迅的创作风格和批判精神。读读他的《耕堂劫后十种》绝对会有这样的感知。从而,从老孙犁嬗变为新孙犁,建构了他前后迥然不同的文学人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既有往昔的影子,又有许多新东西,成为新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孙犁就是孙犁!
        1993年,他80岁生日时,由于过度辛劳,日积月累,写作不息,多年的胃病终于暴发,不得已做了大手术。1994年,孙犁写了“努力学习,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以自励,又写了多篇作品。可叹,1995年5月一天早上散步回来,偶受风寒引起老年病,即一病不起,2002年7月辞世,给他的文学人生画上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句号。
        最后,以贾平凹在《高山仰止》一文中的话,聊作本文的结语。他说:“孙犁在中国文坛上是独特的。他的文字从年轻到晚年都会堂皇行世。他曾经影响过几代文学青年……我更坚信,孙犁这个名字是不朽的,他留下的丰厚遗产将永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
        (本文作者宗武,名刘宗武,天津市社科院研究员,孙犁研究学者,著有《孙犁的生平与创作》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年5月15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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