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正处于从中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的转型期,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处理得好,则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处理得不好,则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动力也在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城镇化质量,才能解决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短缺问题,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是社会稳定与公平的保证;而这一切的核心都落在农村劳动力素质上。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发展农村教育关键在于做好“三教统筹”,推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加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农业现代化;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三教统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不过,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如何实现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将是“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农村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作用,考察教育与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价值,提出农村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人力资本的作用

    改 革 开 放以 来,中 国GDP年 均 增 长 率 近10%,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2010年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奇迹”。但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水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①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面临着众多挑战。为实现这一跨越,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摆脱过去依赖资源投入、廉价要素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低效率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转为效率驱动;必须通过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率,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均衡推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最终成功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进入高收入国家,农村非常关键。2009年中国人口 的 城 镇 化 率 为46.6%(中 国 社 科 院,2010)① ,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最大的地区,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是国家资源供给与粮食安全的保障。发展农村经济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任务。尽管农村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林毅夫,1992;乔榛等,2006)② ,但“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转型道路上最大障碍(徐勇等,2009;成德宁,2009;熊小林,2010)。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③ ,不但造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巨大,而且受劳动者素质所限,城镇化质量不高,转移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民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管理问题亟待解决④ 。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控制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非常重要,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最主要的源泉(李实,200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还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提高生产率是解决发展约束、促进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础(顾孟迪等,2004;蔡昉,2008)。提高农村生产率,归根结底需要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正如OECD在《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生活(2007)》中所指出,人力资本是一国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影响要素。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核心手段,农村生产率的内在决定因素是教育(周晓、朱农,2003;林毅夫,2006)。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三教统筹,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保证。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村教育的经济价值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飞跃,核心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大量研究发现,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国家知识和技术更新速度越快、经济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越高,经济持续增长和收入稳步提高的能力越强(Mankiw,Romer,&Weil,1992;Nelson &Phelps,1966)。教育作为国家和个人脱贫致富之路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盖伦特·琼斯等,2006)。在中国从中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的特定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率,加快劳动力转移,提高城镇化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农村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

    尽管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2001),但传统农业仍然占据相当重要位置,低层次经济结构不仅制约了高科技以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发挥,也限制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农业生产率仍然较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巨大(黄振华,2008)。根据相关经济发展理论和发达国家经验,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农业现代化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其关键是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

    与传统农业生产环境相比,现代农业生产不仅需要先进的农业科学作指导,也需要先进的装备(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水利化、良种化等)和基础设施作支撑,更需要高素质的农村人才来实施。作为提高农民素质的核心途径,教育在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舒尔茨,71 1964;D·盖尔·约翰逊,2005);同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科技素质,本身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魏炳传,1999)。现代农业生产不仅要求劳动者拥有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快速获取新知识、新信息、新成果的能力,还要求劳动者能有效筛选信息,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抓住惠农政策机遇,把握市场环境,敢于承担风险。只有农业从业者具有这些能力,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追赶效应与后发优势,快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而教育是农业从业者获得以上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从当前全国总体情况来看,农业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2006年末全国农业从业者中,文盲占9.5%,高中文化程度占4.1%,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2%;特别在西部地区,文盲甚至高达1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为3.5%① 。与中国相比,在法、日、德三个典型发达国家,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所占比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分别达到7%、5.9%、7%(刘 祖春,2009);美国2000年25岁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接受大 学 教 育 (毕 业 和 肄 业 之 和 )比 例 高 达40.6%② 。与此同时,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下,我国农村劳务输出不断增加,农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导致农业从业者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③ 。

    (二)农村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经济状况的农村不断衰退,劳动力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城镇不断发展和扩大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在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或地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15%,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占全国从业总人口比重低于10%;相反,在人均GDP最低的国家/地区,以上比重分别高达70%和90%(Taylor &Martin,2002)。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迄今已经历了近30年,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村劳动力产业性流动④ 和地区性流动⑤ 不断扩大,经济水平不断攀升,迁移收入在农村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刘汉全,1996;赵耀辉,1997;钱雪亚、张小蒂,2000),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大量的研究发现,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非常重要:第一,解决“就业难”。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劳动者越具有信息和技能优势以及职业竞争力,更容易实现非农就业(韩秀华,2006;李宪印,陈万明,2009)。第二,解决 “民工荒”。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非农转移的意愿越强(盛运来,2007)。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对于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人力需求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三,提高转移的稳定性,实现真正有效转移。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失业概率越小、工作搜寻时间越短。2008年返乡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占82.9%,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以适应新环境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因素⑥ 。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更容易找到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作,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转移。第四,提高转移劳动收入。收入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生产率的关键。结合教育与劳动力转移后就业行业、岗位、稳定性的分析,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收益率进一步提升。第五,降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管理成本。由于就业更容易、工作更稳定、收入水平更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者越能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同时自身犯罪率及城市人口的抵触性大大降低,有利于社会管理。第六,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市民化。农村劳动力市民化不仅是高质量城镇化的标志,更是我国建设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从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来看,由于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偏低,严重制约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与就业。2009年中国农业生产劳动力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为38%① ,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0%以下,以美国为例,仅占全国3.1%的农业劳动者生产了供全国消费的食物,并出口了占美国出口总收入近20%的农产品(李仙娥,王春艳,2004)。同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的初级转移特征② ,劳动力流动不稳定状况较为明显、城镇化质量不高(中国社科院报告,2010),这都削弱了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益,并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

    (三)农村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问题。有研究显示,居民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③ 的贡献率高达40%—60%。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林毅夫等,1998;万广华,2004;蔡昉,2010)。收入差距过大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跨越能否取得成功(蔡昉,2008)。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改革税费体制、土地流转制度、金融体系等都非常重要。其中,教育作为投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核心手段,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平衡器”作用。农村教育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前面所提及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而言,教育能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同时,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进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增加农村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从区别而言,农村教育与城乡收入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农业现代化以及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前者旨在强调做大农村经济蛋糕,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强调“分好蛋糕”,帮助低收入群体走出“贫困陷阱”。

    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相一致,我国教育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城市成为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地,城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差距巨大。可以说,城乡教育差距是城乡社会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必然结果。而教育差距造成了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这不但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由于教育与收入间传导、复制和强化的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贡献程度逐年扩大(Secular et al.,2007;薛进军等,2008;陈斌开等,2010),补偿性的教育公平措施对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公平既是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手段。不可否认,我国政府近年来已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完善了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体系等。尽管如此,城乡教育差距仍然巨大。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2008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4元和526元④ ;农村校舍质量差、危房面积大,在城乡生师比、生均图书、生均仪器设备值上,城乡均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小学自然仪器达标率的城乡差距为20.66%,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的城乡差距为4.37台⑤ 。2009年农村小学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低出城市23个百分点,农村初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低出城市30个百分点⑥ 。

    三、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三教统筹”是关键

    农村教育能否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农村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下,农村教育的概念和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袁桂林,2009)。在本文中,农村教育是指面向农村人口,在农村地区举办的教育,除了普通中小学教育,还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学前教育。

    整体而言,农村人口分为达到法定年龄、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以及仍然在学校学习的各类劳动力后备军。已经工作的农民主要通过接受成人职业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这是当前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劳动力后备军则分别通过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获得人力资本增量,从长远来看,这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尽管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小学普通教育几乎是农村教育的全部,学前、职教和成教基本有名无实(郑伯坤,2009),但在中国从中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的经济转型阶段,推进农村“三教统筹”非常关键。

    (一)推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发展

    农村成人职业教育是面向一线劳动者,以提高职业能力和技能为目的,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由于农村基础教育长期薄弱,且受传统观念制约,农村青少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动力不足,客观上造成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至21世纪初,我国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六年,其中76.4%完全未受过任何职业教育,而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者中仅3.5%真正受过中等及以上正规职业教育(郑伯坤,2009)。因此,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所需人才最直接快捷的方式,是拉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杠杆,是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见效快、成本低的有效途径(周亚虹等,2010)。

    尽管中国政府正逐步推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实施了“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培训项目,但受资金、规范性、针对性等因素所限,已有培训并不能很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同时,由于培训“经济门槛”高,“预期收益”不明朗,农民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农民参加培训动力不强,培训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有限。结合中国现状和国外农村成人教育培训的经验,我们认为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第一,政府加大统筹力度,制定分层次、有计划的培训规划。根据培训对象,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差异① ,对长期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民,培训重在满足其成为现代农业生产新型“专业农民”的职业技能需要;对目前在第一产业就业但准备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或当地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培训重在满足其掌握职业技能,并尽快找到工作的需要;对季节性转移的劳动者,他们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培训既要满足其在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需要,又要满足其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对职业技能的需要。总之,必须根据需要制定培训规划。

    第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完善多元投入体制。中国政府近年对农民培训投入已有很大提高,但相对需求,经费仍然不足。从发达国家对农民培训的经费保障来看,美国每年用于农民培训的财政性经费达到600亿美元,英国农民培训经费中70%来自财政,德国政府教育投资的15%用于农民培训② 。尽管农村成人培训专业人力资本投资属性较强,但在经济转型特定时期,培训的外溢性非常巨大。因此,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完善多元投入体制。对于具有较强一般人力资本属性的培训,以政府投入为主;本着受益原则,随着培训专业性人力资本属性的增强,个人和用人企业所承担培训成本比例应有所上升,政府通过对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补贴等方式,从内到外解决农村劳动力培训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建立并完善监测评估制度,加强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者的监管。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政府角色应从“划桨者”转为“掌舵人”。政府必须从具体办学中超脱出来,具体来看,可以尝试“购买服务”等改革,不仅可以引入市场力量打破垄断,提高效率,还有利于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是,作为管理者,政府必须建立并完善监测评估制度,加强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者的监管,减少委托者与代理人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二)加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面向初中毕业、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青少年,是以传授职业技能和培养能力、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为目的。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减少和分流农村人口,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质量不高,财政投入缺乏持续性,专业设置僵化,对市场需求反应迟钝,毕业去向不理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秦玉友,2008)。

    当前,产业升级与转移、农业现代化以及城镇化都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同时,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也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少年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市场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新老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进入“矛盾凸显期”。我们认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解决问题,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的关键。

    第一,改革政府投入模式,科学核定成本,制定投入标准,保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个人而言,教育成本较高且就业前景不明,造成职业教育高收费并不现实(秦玉友,2008);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农村中的职业教育针对性不强,人力资本外溢性较强,企业投资的激励不足(于伟等,2006);因此,政府必须做出连续性规划,确保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有稳定的财政政策保证。

    第二,尝试并逐步推行“‘9+1’农村中等义务职业教育”。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初中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仍是农村人力资本主体。政府可尝试对初中毕业后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实行就业前一年“中等义务职业教育”,经费由政府完全承担,初中毕业生接受这一年职业教育是获得就业资格的前提。这不仅能提高其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对职业技能的需要,还能缩短劳动力转移后工作搜寻周期,为社会提供更多初级技术性人才。尤其是对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为困难的农村贫困家庭青少年,一年的职业教育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尝试推行“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券”,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促进教育机构提升质量。政府投入随学生进入学校,一方面可以促进有实力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进入办学队伍,引入竞争,调动办学主体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承担主体平等收益。

    第四,加大校企合作办学力度,与当地产业特点相结合,以技能培养为主线设计课程。职业教育定位于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在开设专业和设计课程时,要紧扣社会和市场需求。企业对技能要求变化比较敏感,课程设置和教育实践中,必须增加与企业的合作,依据企业需要的变化调整课程设置。

    (三)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从长远来看,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城镇化新老问题的基础。一方面,义务教育的质量不高,可能影响青少年学习兴趣,改变偏好,降低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影响青少年接受初中后教育的需求(卡诺依,2000);另一方面,在未来相当时间,初中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仍是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① ,确保农村劳动力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是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途径。为城乡间、地区间、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间的学生提供较高质量水平的义务教育,这正是教育公平的根本体现,政府应坚定不移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切实解决农村儿童“读好书”的问题:

    第一,继续实行向农村倾斜的投入政策,科学测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充足性保障标准。尽管“新机制”实施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经费短缺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偏远贫困地区。保增长是提质量的前提,政府必须继续实行向农村倾斜的教育投入政策。为此,政府必须在制度层面制定义务教育质量标准,在细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类型和涵盖范围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方法对达到质量标准所需经费标准加以测算,并根据当地实情加以调整,最终制定充足性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经费拨款标准① 。

    第二,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调整。针对农村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且城乡孩子的成长经历差异很大的情况,城乡义务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课程设置必须有所差异。农村义务教育在保证传授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一基本教学目标的同时,对有升学需求和有就业需求的两类学生,教育教学内容应有所差异;同时,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教育内容既要涉及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基本素质的培养,还要包括传递城市的价值观、生活观等内容,为青少年劳动力转移提供价值取向、生存观念、生活方式的准备(鲍传友,2005;邬志辉,马青,2008)。

    第三,提高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合理性。在农村学龄人口自然缩减的背景下,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旨在通过集中办学,增加寄宿制学校,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杜育红,2005)。但由于撤并标准不清晰,布局结构调整标准“一刀切”、“政策型调整”作用力凸显,对儿童寄宿适宜年龄研究不够,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学生安全隐患突出、生活交通成本上升、辍学率反弹、班级规模过大、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庞丽娟,2006;雷万鹏,2010)。因此,政府必须遏制盲目“撤点并校”行为,从教育质量标准、当地地理特征、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多个维度做出科学布局调整发展规划;政府应在校车、寄宿制学校人员与经费保证方面配套保障;根据实际需要允许部分教学点等小规模学校存在,避免学生失学。同时,学者应重视对布局结构调整后办学成本、办学经费、人员编制标准、学校管理制度、学校发展规划等加强研究,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第四,以高质量培训为手段提高教师质量。提高教师素质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治本之策。受诸多因素所限,免费师范生、城乡教师轮岗、高素质教师招聘等举措都难以在近期解决农村教师质量问题,培训是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成本低、见效快的途径。因此,政府应增加对农村教师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制定合理的政府分担机制,尝试通过“教师培训券”计划等改革经费投入方式,在各类教师培训机构中引入竞争,激励提高质量。

    (四)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尽管农村学前教育放在最后来谈,但作为教育的起点,它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0-6岁幼儿早期教育干预对孩子语言、心理认知及学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学前教育应作为一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办好学前教育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② (Bowman et.al.,2001)。

    由于投入体制与管理体制的问题,农村学前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短板,同时,由于农村家长文化程度低,加之忙于农活或外出打工,孩子入园积极性较低,因此,农村幼儿在接受学前教育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2008年,全国农村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 仅 为35.6%,这 就 意 味 着 有 大 约65%的农村幼儿不能接受学前三年教育,同时,已有的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普遍较差,安全隐患较大,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很不适应(刘占兰,2010)。从长远来看,从起点缩小城乡差距,是未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必须重点扶持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通过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切实解决农村幼儿“上学难”问题:

    第一,研究制定农村办园条件指标。包括承办者资质、设施设备配备、师资队伍编制等方面都需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及详细的说明。这是学前教育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的前提。

    第二,基于办园条件标准,进行科学的成本核算。合理确定家庭和政府间、不同层级政府间成本分担的比例,切实保障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经费需求。

    第三,高度重视学前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入园保障。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人口 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加。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留守3-6岁幼儿人数已达1983万人;2008年,我国0-5周岁的学龄前农村留守幼儿约1569万人,占农村同龄儿童的30.5%,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和建花等,2009)。正如前文所述,留守儿童能否接受有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不仅关系到未来农村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质量,还直接关系到当前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等。因此,针对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留守儿童,必须重视采取特殊的措施严格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总之,实现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的跨越,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核心,保障社会公平是基础。农村是实现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跨越潜力最大的地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保证潜力充分发挥的前提与基础。今天的中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加强对农村教育的统筹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经济与社会一定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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