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故乡,还真一言难尽,离开十多年了,几次做梦还是梦见她,毕竟那是我生长的地方。父母现在搬进了县城,每次与之通话,我总要问及从前所生活过的小村的人和事。中间几次回去,还要跑进小村,跑到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前看看,仿佛是拜访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好友。
与全国各地“沦陷”的故乡一样,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我的故乡也不能幸免。欧洲的工业化进行得早,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侵蚀所带来的阵痛不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出版于1973年的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变动中的乡村》,则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孟德拉斯就为法国作出“农民的终结”的断言。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沉浸在诗人、文学家怀旧、还乡命题的忧伤中,我们要的是面对,农村向何处去?
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对我的故乡作出描述、评价。至少房子越来越漂亮了,红砖红瓦,宽敞明亮。还要说一下的是,小村名叫“瓦房”,当年不见谁家房顶几片瓦,而如今没有几家房顶不是一片红了。吃、穿、用等方面,也较以前有所改善,尽管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有一定距离。
土地、拆迁、教育、医疗、坏境、婚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乡村的老百姓,同样,不独我的故乡,全国各地皆然。
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没有土地或者不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不能称其为农民,至少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时下一些所谓的明星村,已不在此之列了,其实是不具备推广、示范的意义的。我国13亿人口,10亿农民,其中2亿出去打工。农民工便是这样衍生出来的一个词汇,更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40岁过后,体力下降,不能定居城里,还要返归故里,还要依靠土地存活。这又构成独特的“40岁现象”。而这时,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呢?
贺雪峰以贵州湄潭县为例,评价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未来还会危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根基”。在我家乡,是1996年分的地,按照政策规定,30年不变,要到2026年。而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未来怎样,还是个未知数。而眼下老百姓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痛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说实话,我其实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1996年分地时我在家,后来我上大学读书,户口迁出了,土地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随户口迁出,仍旧保留。这样,十多年来我仍有属于我的土地,父母进城后,家里所有的几十亩土地就以不同价格包了出去。
减人不减地,后人受益;增人不增地,父母受苦。他们就要向有地的人家租地。实际上,是国家联产承包、大包干之后的第二次承包,以私人身份。这已是常态,多的人家租出上百亩,俨然成了从前的地主。现在国家不要土地税了,而包别人的土地的费用更高。有人说,从前的一些地主也没有这样阔过。村里百姓有意见,闹纠纷,却又无可奈何。
男人、年轻人外出打工,随之而来的就是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儿童化”、“妇女化”,所谓的留守部队:993861。湖南长沙1岁女童与奶奶尸体共度7日事件、山东枣庄狼吃人事件都暴露出了这一问题。去年我回家,确实也感觉不到了村里的生气。找几个童年的伙伴,也都是在外打工。近的,多回来几次;远的 ,一年一次,只等春节。这你就明白了,春运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一些农民工朋友骑摩托也不管山高路远坑深要回去。
孩子的上学就由老人照顾了。可怜的是,村里的学校已合并到镇里去了,据说是要资源整合。五六十里路,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你想想看其中的艰难。有的孩子,上不了几年,小学都没毕业,就不上了,就在家里玩玩泥巴放放猪鹅。我小时候,不管怎样,村里还有小学,一度有中学。都说培育下一代,希望在下一代,未来在下一代,——这样的下一代,还有希望吗?还有未来吗?这是谁的悲哀?
我深知农民种地生存的艰辛,以前只以为是自己所在的村子及邻村。现在知道,除东部一些地理位置占优势的村庄,全国各地是差不多的。西北、西南等一些偏远山村尤剧,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两侧差别迥异。前几年,在我家乡村民盛行借高利贷,3分乃至5分,不为办厂开公司,而就是种地。买种子、化肥的开支,光靠种十几亩地是没有多少剩余的。孩子上学难,结婚也难,有人给媳妇就行,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管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本村找,换亲,哪怕近亲!老人和儿女、媳妇也经常为钱闹纷争,甚至打官司告上法庭。好在我们那从前属于国营农场,这不得了,工人待遇,想当年虽没给补偿,现在一并补了。老人有了工资,家里有了希望,生活有了好转,老人和儿女、媳妇也不见吵了。
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我看不到村民精神的丰盈,粗看物质生活好了,细想乃是“贫穷的富饶”、“繁荣的废墟”!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心境颇为悲凉。不相信20年来时时忆起的故乡会是如此的衰败与荒凉,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与儿时要好的伙伴闰土之间也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我当然没有鲁迅的伟大,没有理由说三道四。我发现,村里百姓活在矛盾中,在焦虑、满足、快乐而幸福地生活着。手头有钱,依旧打牌、喝酒。打牌,更准确地说,不是娱乐而是赌博,越赌越大,甚至老婆离婚倾家荡产。
那次回去正赶上村民上访。村里矿山被卖,村民仍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山我很熟悉,长长一道山脉,共有九个山头,就被唤作“九头山”。还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传说,能祛除邪魅,给人治病。后来我在电话里得知,最终给了一点可怜的补偿了事。偌大的一座山,卖了不值半文钱,人均不过千元。内幕只有天晓得,而农民是失了地的。
环境污染也日渐严重。本是山清水秀的,回去却见村边浓烟滚滚,附近几里不见日月。一打听,又一外国的化工厂来了。资产巨鳄们把高污染、耗资源的这种工厂,国外不办,拿到中国来;沿海不办了,转移到内地。内地有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数不尽的资源,外国殖民之后,内部自我殖民。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
农村究竟要向何处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