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在跨国主义和多重语境中的社会学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陈晋[]

     

    本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3

     

     

    社会学思考和所有人文科学的思考一样,同见证了其诞生的西方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1]当代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拷问了作为记述、依附于现代性观念——特别是欧洲现代性观念———的“社会”概念;另一方面,欧洲思想则仍继续将自己看作其他所有历史(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巴西,等等)的普遍媒介。科学殖民主义曾以不同形式在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留下痕迹。正如萨义德所说(1997):“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统治、重建以及实施权威的一种方式……。东方主义‘是’——而不仅仅‘代表’着——现代政治和智识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它更多地和我们的世界——而非东方——有关。”从抵抗科学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主张对中国社会学和法国社会学之间的“自有”及“共有”知识空间的整合与分离加以梳理,重新审视处于两种语境下的理论和方法论传统。

     

    一、东方主义的影响及对国际社会学的认可

     

    在文化霸权和政治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了解东方主义的思想的诞生、发展和生产过程殊为不易。这导致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不知道,中国社会学其实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建立,以及在中国,研究社会的传统其实如西方一样久远。事实上,从19101920年开始,中国学者就完成了多项社会和专题调查,特别是在19141915年,北平社会实进会对302名人力车夫的生活史进行了首次大型社调查(陆学艺,19951998)。著名的中国社会学家陈达于19341935年对中国南方的侨民社区进行研究,随后诞生了一系列被形容为“1949年之前社会学经典之作”的作品,其中包括费孝通,他是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作者。[2][3]同一时期,也发展出了后来的美国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于30年被介绍到法国,[4]并引领一时风潮;然而,也正是这30年间,一小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阿拉伯思想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西方、东方和远东的不同语境之间的支配和等级秩序很早就被建立,由此产生对某些知识整体的忽视和掩盖。[5]西方的社会学家一度无法接触到关于如中国般遥远的社会的记述,长期安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本应让知识流动更为顺畅,这一现象显得尤为悖论:事实上,中国在19491979年间经历了最马克思主义的年代,而法国社会学———特别是从60年代开始———则首当其冲地受到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个案例中表现为中国化,在另一案例中则表现为欧洲化。

     

    东方主义意味着对机制的“落实”,[6]也就是“任何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的捕捉、引导、决定、截获、塑造、控制和确保生物动作、行为、意见和话语的能力”。这里所说的机制牵涉到对知识、科学、智识实践的接收和引导。但是,东方主义的接收过程特别具有选择性:实际上,它捕捉那些“惰性”知识,并将其作为和古老哲学相关的知识纳入和囚禁在汉学当中,而不融入鲜活、当代的知识。唯一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被标记为“非西方”的思想进行认定。

     

    如何在对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叙事进行思考的同时,避免对其作等级化区分?人类学家们在庶民研究的框架之下,提出了“欧洲外省化”主张,即从其自身动力中去考虑“庶民历史”,而不是通过欧洲的媒介来思考不同的社会语境。[7]随后,后殖民主义研究围绕如何超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以及如何超越社会科学的重大范式———而得以发展;其认为“另一种殖民”(也就是“后殖民”)已然国际化,[8]前者将自己塑造成“自我的他者”,同时位于其自身文化的“内部镜”和西方文化的“外部镜”当中。[9]将这些研究方法稍作引申便可看到,在今天更应将多个“知识外省”的出现看作是出现多个新的中心点;特别是,应该思考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知识地域之间如何形成连续、中断、整合、分离,由此产生出一个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的、跨国的中间区域。本文所涉及的正是中国和法国的知识地域。生产知识的跨国中间区域,建立在对霸权思想和帝国思想的排斥之上,[10]对新“帝国”内外建构起来的理论知识的共享和相互认可,起到规范的作用。在这里,正是“自我的他者”从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约定出发,定义了有关恰当性的共同框架。

     

    因此,远非采取一种“预制的文明相互冲撞”的视角,[11]我们将致力于思考欧洲产生的各种社会学和中国产生的社会学之间的遭遇、重叠、混杂之处。如果说,“情况”、“过程”和“配置”总是属于某些空间和时间,那它们也总昭示着其他的空间和时间。正如布罗代尔(1967)所指出的,世界化的过程总是在进行当中;全球化进程参与到科学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的某种不规则流动当中,正是这种参与,使得纳入欧洲、亚洲、阿拉伯、非洲等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观点的、更为普遍的社会学成为可能。[12]

     

    更为重要的是,在今日社会学的国际化过程中,基于各地的智识传统,“自有空间”和“共有空间”之间发生整合、分离,其中既涉及对生产和继承来的知识进行交换、借用和吸纳,也存在对社会学知识的拒绝、遗忘和再输出。这些知识时而显得普遍,时而则变得独特。

     

    二、谱系、安置和重新诠释

     

    对不同知识地域之间如何形成连续、中断、整合、分离进行探索———这种探索促使人们提出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涉及阐释灵活性的文化差异问题。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各种传统历史谱系未能一直持续,且这些谱系在学科重建过程中彼此混杂,那么法国经验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学的延续主义,则催生出了———比如说———和中国社会学舞台迥然不同的知识轨迹和科学论战。社会学地域的产生,一方面揭示了阐释灵活性的文化差异[13]及其“收尾”过程,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在不对称性的累积之下认识如何逐渐稳定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表现为各种彼此竞争的范式之间的接续、并行,以及局部的彼此相交,[14]而中国的社会学家直到今天才面临这一局面:他们探索着不同范式之间局部相交所产生的理论空间,借以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并预备好找出“失灵”的地方———后者被看作是一种“知识论澄清”式的启发尝试(库恩,1983)。例如,在法国,象征互动主义、民俗方法学、理性选择理论、交流行动理论、历史性理论家式理论、遗传结构主义……等等,有时互不认可,[15]但在中国似乎并不如此———可能是因为这些传统历史谱系在中国的社会学思想史上未能以持续的方式建立。中国社会学似乎更乐于承认科学合法化的若干种规范,从而诞生出各式各样的、彼此共存的观点;其存在条件是落实一种真正的、社会学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辩证法。[16][17]

     

    欧洲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整合、安置,揭示出各种理论碎片的演变和转移。后者的发生是唯一方向的,也就是从欧洲到中国,而不是相反。这一单一方向运动从根本上涉及一种确实的东方主义框架下的、对“别处思想”的捕捉方式的实施。中国社会学家了解西欧和美国社会学的不同流派,并在工作中将其进行区分、联系,从不拒绝赋予其既定的合法性。[18]其结果是,在认可社会学学科诞生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他们生产出一种真正扎根于昨天和今天的中华文明的社会学,且这一社会学也来自于北美、欧洲社会学的演变、转移和混合。我们能在中国社会学中清楚地看到它与美国和欧洲理论的前后联系,特别是和法国理论的联系。第一次的演变,随着马克思主义从1917年起被介绍到中国而变得十分明显———该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争论的标志,但它也跟其他的理论演变共存。众所周知,RobertPark和他的女婿Robert Redfield曾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于19311932年和1948年两度来 华教授社会学。其他明显的前后联系,还包括北美的实用主义和互动主义、BergerLuckman的建构主义、马克思·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理解社会学、战略分析、行动者理论,以及最近的法国社会学中的图海纳、DubetWieviorka的社会运动和行动。[19]

     

    如果说上述的前后联系十分明显,其他人则可能对前人进行重新诠释,如蔡华所作的那样:在继承列维—斯特劳斯的基础上,他提出对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血亲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一门崭新的亲属人类学;从纳人的母系式社会血亲机制、汉族的父系制、法国人的对称双系制以及萨摩人的不对称双系制出发,他特别围绕对于中国纳人的研究,展示了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是如何维系的。[20]蔡华接下来提出了社会事实———例如,亲属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21]对他而言,对纳人社会的研究促使其超越西方科学的种种预设,重新审问人的统一性问题。于是所涉及的知识论问题便成为:一种信仰系统为何———以及如何———为另一种信仰系统所掩盖?在避免任何形式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同时,人们将超越本质主义的固有范畴来记录西方社会的宏大叙事,以击碎民族中心主义在特定地点、时间建立起来的智识不对称。[22]

     

    在最近一段时间,理论演变涉及批判社会学,特别是布尔迪厄的遗传结构主义。此外,哈贝马斯、Beck和吉登斯的理论也被广泛引用。不过,某些重要的作者很少进入中国社会学的视线,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社会学家们或G.Simmel。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代表,以及最近研究当代个体的众多欧洲学者,也很难得在参考书目中出现。在西欧社会学中,美国学者的研究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占据今日法国重要位置的实用主义者和互动主义者;建构主义的影响也很强大。在欧洲的社会学舞台上,布尔迪厄、阿兰·图海纳、Edgar MorinBruno LatourLuc BoltanskiRobert Castel、尤尔根·哈贝马斯、Ulrich BeckAxel Honneth和安东尼·吉登斯占据了头排位置;但随之也产生其他致力于调解不同社会学传统的努力。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家如Manuel CastellsSaska Sassen,以及新经济社会学家如Richard SennettMark Granovetter,他们在欧洲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不过,在欧洲社会学家的参考书目中,却很少出现来自中国的作品。

     

    如果说,欧洲社会学家表现得非常民族中心主义、对世界上的其他社会学相对封闭,中国的社会学却不是这样:她在第一时间转向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并于今天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学中,围绕着对后殖民主义智识模式的抵抗以及对欧洲社会学家难以纳入的某种非西方思想的肯定,正发生着各种范式之间的转移和混杂。

     

    三、区域理性主义和田野科学

     

    布尔迪厄写道:“实践总是被低估且被分析得不够,为了理解之,需要极强的理论能力,悖论的是,这比单纯理解理论所需要的多很多。须避免将实践缩减到以下观念,即人们只要具备相关经验———而非其逻辑———便等同于拥有实践。”[23]

     

    不同的知识地域之间的整合和分离,是靠田野科学实践和社会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这里涉及如何制造社会学知识的问题。同样涉及的是,在科学殖民主义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的综合影响下,不了解社会学知识的制造模式,并导致对中国思想有限认可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展示中、法运用社会学方法的相似性———这一相似揭示了知识流转中的有效整合。

     

    知识论学者———如巴什拉或Canguilhem———指出,根据学科、知识“区域”和范式的不同,科学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种“区域理性主义”[24]甫一出现,是位于某一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但也可同时存在于同一思想的不同地域中。由此,区域理性主义无视国界的存在,并拷问了社会学知识的普遍价值。如果说巴什拉、Canguilhem和福柯表达了知识论的“法国风格”,那么在今天,该风格是否继续存在,则越来越难说。例如,法国科学史长期被认为是一种中断主义的历史,[25]其表现为充斥着空间和地理意义上的裂块、成为“断裂”的历史和“各区域”的历史,或“知识的各大洲”;今天的人们更多关注研究态度和研究实践之间的“中断的连续性”。这一趋势并不和巴什拉的思想相抵触,即科学内部的进步以科学理论间的“革命”、“断裂”或“转变”为特征。不过,人们或将更倾向于Canguilhem,后者更强调“接连不断的或局部的断裂”,而非全面断裂;他认为前后联系比断裂更为重要。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虽于19491979年间中断,但田野科学的历史在1949年之前和1979年之后都是可接续的。因为这段时期的中断,在学科重建过程中的人们以加剧之势、大量借用了从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学继承来的方法论知识(李培林,1999)。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吸收各种社会学方法论的同时,一直在使用人类学的方法———这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在重建学科过程中所拥有的强大的影响力。[26]

     

    在法国,针对定量方法的强合法性与定性方法的弱合法性的错误争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消弭,接下来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观察、访谈和记述方法———这些方法越来越强调民族志描述的重要性。中法两国筑造田野科学的过程,根据各自的科学历程以及各自实行田野科学的态度,而彼此区别;这些因素,从研究实践出发定义了“自有空间”和“共有空间”。

     

    四、对知识的制造和研究方法

     

    对社会学知识的制造围绕着社会学家研究进程的各个决定性时刻而展开。命名、观看和理解他者,这些都是共有的时刻,它们存在于所有社会学家的研究进程中。这些时刻被赋予的地位,由研究态度及社会学家的社会、政治立场和地理位置影响所决定。

     

    任何研究者都会提出如何描述、分类、命名和量化的问题。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一切困难显然围绕描述、定义和分类等难题而展开。对于不同的社会学来说,分级和归类模式所带来的科学挑战不尽相同。比方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中,如何建构社会范畴的问题是争论的一大焦点。[27]而在法国,族群统计数据的制作问题最近引发了争端和强烈非议。围绕着分类问题,随之出现了有关描述,乃至可能

     

    “鞭笞”和削减社会现实的问题。统计分类首先由各种约定构成———后者描述了认识的对象,以及行动和政治主体,[28]而且这些约定生产了历史上特定社会中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合法表征。[29]描述性统计要求使用命名法和分类法,因而成为科学争论的对象。定量调查总是包含“对象化”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涉及涂尔干将社会事实当成事物来对待的观念;这类调查让我们通过“行动者是什么”———而不是“行动者说他们做什么”———来解释行为。数据的价值随着历史、科学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同,对其的阐明———特别是使用———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中,构成一种关键性的社会赌注。[30]在中、法两种语境下,对统计的制作,都表现为重要的科学和政治赌注问题。

     

    如果说“命名”是社会学推理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看见”、“观看”则构成第二步;对持有任何一种研究姿态的社会学家来说,以上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社会学家总是为“应该看什么”和“应该怎么看”的问题所困扰。而与那些“非我社会”之间的距离,则能让我们看到社会中心论视角下所看不到的东西。在中国,最近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定性方法的回归,[31]特别是民族志方法的回归;它导致人们从“建构主义”中汲取灵感,并和“工具式实证主义”决裂。[32]中国社会学拥有社会—人类学传统,而且民族志研究方法日益重要,甚至成为必要;[33]由此可看到中法社会学家在观察方法以及实施观察的机制上的共通之处,即为了理解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推动力,社会学必须运用民族志的视角。不落实观察机制的条件根据政治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中国研究者虽然可以在某些田野中进行观察,但他们总是“受控”的。随之产生的是社会学家和其调查的田野关系的问题———更广泛地说,是社会学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法两个案例中,这些问题的建立和提出模式都不尽相同。

     

    在方法论层面,观察使得人们靠近自我和他者,这一点对于中、法社会学家来说都是根本。理解自我和他者极其重要,且根据范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含义。在此,我们将坚持中、法社会学家奉行的集体记述和生活记述的方法。这些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们都涉及社会学基础的问题:个体在中国和法国的情况下是如何建立的?社会学家如何接触到这一个体?近20年来,法国社会学广泛奉行生活记述的方法,以重构对于社会的记述。生活记述最早被定义为事件和情况在时间上的序列,[34]之后又被认为以进展的模式为核心(De ConninckGodard1990),其重点在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最近,自传式的历程被认为是重构认同的工具,其有助于产生一种被称作“自传的意识形态”(Bertaux1976)或“自传的幻觉”(布尔迪厄,1986)式的、“光滑化”的效果。Pollak则认为,如果生活记述能根据情况以及陈述的时刻而拥有多种表达形式的话,其变化范围就不会如此有限。[35]随后,生活记述得到进一步丰富,其出发点在于,个体的认同基于多元空间而建立———而后者能够产生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例如横向社会化。[36]正如Kaufmann所展示的那样,如果之前是社会结构带动个人、且自反性的级别与社会结构相一致的话,那么现在身份的产生则成为一种行为的条件,个人化的过程依靠对自身的控而达成。[37][38]

     

    自传方法现在让叙事性、自反性和行为相互连接,并且让我们接触到真实的世界。[39][40][41]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做口头史的必要性,并且实践生活记述方法。他们首先从重建集体记述出发、走向个体的生活记述。如此形成的生活记述,既包含集体记忆,也包含个人记忆,既包括历史事件,也包括微事件。“小历史”和“大历史”在同一层面得到思考,并由此成为主体性和公民知识的组成部分(郭于华,20012002;方慧容,2003;应星,2007)。这些研究展示出,不仅“宏大”的集体事件能够在公民记忆中留下印记,具有当地特色的事件也同样可以。如果说,个体记述代表着对自我进行展示的一种形式,那么它也涉及对个体的概念化;而在中、法两国中进行自传记述,对个体而言具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42]

     

    最后,干预问题在法国社会学中已成为核心问题(Wieviorka2007);在中国,一些来自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最近从适于中国情况的、着重于过渡的行为社会学出发,在图海纳的范式中汲取灵感,推动了社会学的干预。沈原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社会学干预”,一种是“强干预”,另一种是“弱干预”;[43]其论点是,在中国社会这样的“弱社会”———自我组织机制遭受过强烈的压制甚至毁灭,因此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强干预”方法对于推动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让弱者变强,赋予其力量,帮助其建造“弱者的武器”。这些干预方法,面对学科重建之际被大量引入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以及在学科紧急重建的要求下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随意应用,被人们看作是一项“突破学院魔术的陷阱”的提议,其根本在于取得智识上必要的独立。

     

    在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对法国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吸纳/适应的双重过程中,基于某些社会中特有的象征———例如“强社会”和“弱社会”———,方法论和理论的框架是如何重新形成的。但是,使用和重新定义西方(在这里特指法国)语境下建构的研究方法,要求中、法学者共同重新思考“强社会”、“弱社会”之类的概念,并且自问这一划分的启发价值。

     

    五、结论

     

    基于批评科学殖民主义的立场且和那些“捕捉机制”保持距离———这些机制造成了欧洲和中国语境下所建构的知识之间进行对话的空间———,这一要求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用以使中国和法国的研究彼此对话的国际舞台,如今得到了发展。科学知识的产生虽依旧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但同时也是普遍现象。如果科学可以被定义为是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一种反映,[44]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交流的现象和智识的流通方面出发,考虑科学活动的跨国性。相关场景如下:在混杂的科学空间内,人们重新审问自有或共有观点以及概念的起源及其产生条件,其目的在于,参与到某种知识的世界化以及人文科学的去殖民化中去。

     

     

    作者简介Laurence Roulleau-Berg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晋,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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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Roulleau-Berger L.et Guo Yuhua,Li Peilin,Liu Shidingdir),La sociolog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Editions du

     

    CNRS,Paris,2008.

     

    [3][18]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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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u Hongguang,La trajectoire du développement de l'anthropologie en Chine:de la sécularisation en Europe et en Chinein Roulleau-Berger L.et Guo Yuhua,Li Peilin,Liu Shidingdir),La sociolog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Editions du CNRS,Pari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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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Berthelot Jean-Michel,Epistémologie des sciences sociales,Paris,PUF,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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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意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0]Cai Hua,Une Sociétésans père ni mari.Les Na de Chine,PUF,1997.

     

    [21]Cai Hua,L'homme pensépar l'homme.Du statut scientifique des sciences sociales,PUF,Paris,2008.

     

    [22]Assayag J.,Penser les sciences sociales,Ed.Aux lieux d'être, Montreuil,2008.

     

    [23]Bourdieu Pierre,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Raisons d'agir, Paris,2001.

     

    [24]Bachelard G.,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Paris,PUF,1934.

     

    [25]Braunstein,J.F.,Bachelard,Canguilhem,Foucaul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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