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任何事物一样,在它新鲜的时候,一定会伴随它的生长和发展,滋养起该事物的负面作用,而使该事物被认定失去了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而被抛弃、被革命,这些东西很多就在被称之为“传统”之中。

        寻宝节目是发掘古物价值的,传统的经典的思想同样可以被捧起,掸去封尘,用现实擦亮,就会发现经典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现在之物,只有真正能贯穿人类整个文明历史的,才可能是真正好的,对现存之物的评判,我们也许可以以此为标准之一,完全没有了过去的全新的东西,尤其是文化与制度、机制、思想上的东西,就像凭空制造组合出来的新物种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桌前两本书:张千帆的《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任军锋的《民德与民治---乡镇与美利坚政治的起源》,其实还有一本,刚开了个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使我觉得应该向传统、乡土学习,要学会保守主义一点,要知道传统的真正价值。思想,尤其是经典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它的作用方向就是面向人类未来的,是持续作用的,为什么会认为与现实无关,是进步的桎梏?除了不是真正的思想以外,主要是思想和理念在实践层面上的不足与缺陷带来的误解和偏离。同样,一时有使用的思想,很可能其价值会被高估。
        中国古典经典思想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这些思想在现代还有现实意义没有?张千帆先生的书就说有,思想的具体实践不能照搬,但思想涵盖的理念,结合符合现实的操作,就会给现实一个好的状态。儒家的“仁”的观念,主张人人都可以在道德修为上使自己成为尧舜,是完全可以自我发展的;道家充分肯定人的自由,尊重人的如同自然之物一般的自由,法家在认识和利用人民的正常需求上,用法来治理国家,墨家则是完全的平民立场,综合起来,中国古典思想里,这些政治哲学里包含的认识是:要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由、人的需求的管理之下,保障人民的天生的自我发展潜能和要求。但是时代的局限,使政策设计与政治实践,都使中国传统政治偏向精英管理,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管理模式和理念很早基本定型。那时的定型,是一种进步,无可厚非。那时大致的情形是人、人群从蛮荒分散之境,刚刚走向文明之路,刚刚聚集其不是很多的有关人、自然的系统知识,从绝对平等的原始人际关系中,分化出那时的精英阶层:贵族血统、系统学习并具有系统知识,劳心不劳力,这个阶层的诞生,使社会管理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按黄仁宇的说法,那时的中国集权、一统,可以围绕水的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黄河的事,办长江的事。对大自然的敬畏、抗争,一种措施的现实有效性,体现了人的组合力量的时代先进性,会让人不可抗拒地认同这一措施和模式,而不去思考和把握之一措施之后的理念与思想及其指向。个人、乡村的生活,自己能做的可以保证和轻而易举做到,而集中起来做的,个体与部分不能做到的的一旦做了,就会对个人和部分产生很大影响:秦在山西开的郑国渠,以后开凿的灵渠,全国统一的马路等,使得人们得到的结论是:外部力量更能影响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思想鼓励倾向精英政治,一方面在现实境况下,人们更多的主动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自己的参与权,历久就成了习惯:不自治,自治也是为了稳定进行等待的自治,而不是着眼发展的自治。从上往下看:芸芸众生是等待救助和施与恩惠的一群,即忘记了是需要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仁”,能帮助人民生存就是好政府;从下往上看,我尽力了,要改变,看政策,等待青天、大人和父母官,孰不知,自己还要发展,还要自己做自己的主。
        先进的思想,被时代局限,得不到及时的修正和更新,逐渐僵化,到“五四”就被打倒,被遗弃,其实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偏离所致。任何单一的好的设想、制度设计和出发点,如果不能时常吸收新鲜的思想养分、现实养分,一定走向起点的反面,因为“地球是圆的”。
        再看看美国,原来我们认为美国人建国是因为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包袱和负累,可以轻装上阵,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材料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合众国的未来,这说法,对也不对。
        1620年,5月花号上101名清教朝圣者在今天的马萨诸塞的普列茅斯上岸之前,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誓言建立一个“公民政治体”,并根据殖民地公益之需要,制定共同的法规、宪章、设立公职。对北美洲来讲,是没有历史和传统的负累,但《五月花号公约》则是欧洲历史文化实践的积累,经过了大西洋波涛的清洗,它简明、干净、清澈,是掸去了封尘的,它依然是历史的,只是它是清新的。
        《五月花号公约》以及与之伴随的一系列政治实践,成为美利坚国家政治史的开端,其衍生出来的政治学理也成为后来美利坚民主制度的源头。《五月花号公约》的进一步,就是新英格兰乡镇的实际政治实践。对于17世纪新英格兰定居者来说,尽管需要根据新世界的生活状况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使那些更加古老的英吉利民族的制度获得新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最初定居点不可或缺的小规模,这就使他们回溯至几百年之前:他们在许多方面重建了更早的而非当时的英格兰制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做法。.........新英格兰乡民会议在本质上就是荷马笔下的广场集会、雅典人的公民大会、罗马人的库利亚大会,瑞士的全民会议,英国人的部族会议。所谓礼失求诸野,在新世界寻找旧世界或者是过去、传统的正在失去的某种精髓和经典。——我们现在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其政治智慧一样来源于穿透历史的人类政治的起源:平等、大家参与的原则和方法。
        为什么新英格兰乡镇民众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治理模式?“自由的乡民”为何能够成为对自我政治身份的基本认定?在不断的实际事物实践中,乡民逐渐养成了自治的习惯,着眼发展的自治,对于乡镇民众来讲,统治者的统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家庭、集体、团队、国家,都是人合作的载体和平台,人的合作可以建立在卢梭的大家都同意的契约上,也可以是某种理性选择上,或者是血缘、义气、宗教信仰上,但我们可以从现实的情况验证,一切可持续的长久合作,一定建立在基本权利被充分保障的基础上。这种保障,对国家层面而言,就是宪法的规定,不是只规定公民或者合作者的义务,更多应该规定合作者被保障、被切实保障的权利是什么,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落实。
        经过100年的实践,新英格兰的乡镇开始成熟,自然与人力开始趋于和谐,乡镇公所、公共绿地、街道、房舍、田地都经过仔细规划,自然力所塑造的宁谧与人力创造的舒适便捷在乡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是乡绅、乡民塑造了乡镇政治,而在革命以后,乡绅和乡绅代表的乡镇精神则塑造了美利坚联邦国家的政治品格。
        对美国民主进行观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指出,新英格兰人热爱乡镇,不仅在于乡镇是他们的出身地,乡镇更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法团有机体,而作为乡镇的一份子,他们参与乡镇公共事物。新英格兰人也热爱国家,在他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国家是乡镇的放大,他们通过乡镇参与国家管理。对于乡民来说,热爱国家是热爱乡镇的自然延伸,在合众国,人们正确地认为,热爱国家是一种通过实践养成的对家乡宗教式情感。
        没有国家的家乡是软肉的,而没有家乡的国家必然是冷漠的。
        城市不一定使生活更美好,因为城市规模大,是冷漠的发展,是与己无关的存在,是人群力量显现的地方:从古代的水利搬到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大建筑的建设。
        城市在人类生活中,也不是现代主义者眼中的文化进化序列上的高层,更可能是一种暂时进步下的退步。永久的联合和合作在国家层面上需要强有力的公民德行作为基础,而公民的德行来自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参与和关注。假如德行要在一个社会得到彰显,公民必须尽可能在距离公民日常经验最为接近的层面进行广泛实践。
        托克维尔指出:一个好的政府首先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在政府强大而成熟的时候,尤其是从比较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来的观察者当然应该有这种评论,但这似乎和中国经典政治哲学一样,低估了公民的实际自治力,社会不是精英的社会,是所有人的社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人都有自己发展的潜能,而且人人都需要发展,而不仅仅是生存,虽然首先是生存,但把目标锁定在生存上,而不是发展上,是理念的不足。
        业已经过现代化浪潮洗礼的美利坚民族正在想法设法恢复和重建自己恶政治传统,重振无比珍贵的乡镇记忆和乡镇生活实践:在乡镇的人文尺度上,民主不是实践“投票箱前的民主”,而是对公共事物的深切关注与参与的民主,是真正实践着的民主。
        民自己做主做自己的事,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公民不断充分发展的条件,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乡村和古典,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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