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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群贵:“三公”高消费的茅台酒现象背后是中央集权制度制造官场群体腐败
  •  2012-04-21 19:22:50   作者:徐群贵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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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级化的铁饭碗及其公款消费与国内产品标准被权贵绑架酿成扩大内需扭曲为洋消费

    【摘要】: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机关的“三公开支”高消费奢侈乃是千夫所指,是典型的权贵集团性质腐败而破坏力远远胜于官僚个人行贿受贿之类腐败犯罪,其根源在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在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把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之中央集权制度认定为共产党领导体制,注定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运作模式,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形成,公开以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等等基本原理,忘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让前苏联东欧执政党成为历史进步的反动派而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首先需要逐步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回归政党的民间性质和社团党派定位,率先垂范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政党领袖和各级政府,引导全中国逐步走向联邦制,带动国家全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法制建设,按照列宁主义的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政治框架来消亡特权执政党和政府之类政治腐败源头。在现有的自然经济区域,也有必要借鉴古巴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做到官府清正廉洁。

    【关键词】:公款吃喝  三公高消费  官本位  中央集权  皇帝  政党体制  政治腐败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全国高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技术科学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电子邮箱13022963924@126.com

    2012316北京市78个党政机关公布了“三公开支”预算共计5.3亿元(不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相关费用),占全部预算700亿元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48个公布了在职人数的官方机构平均每个公务人员5100元“三公开支”费用,同时公布官方机构预算的24个部门数据里面工资福利、个人和家庭补助款最低每人4.63万元,最高11.98万元(第二名10.57万元),对比于2012313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北京农民2011年人均收入14736元,对比于2012120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行为发言人于秀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11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3.29万元(包含民间富豪盈利收入和上述官方人员工资等等高收入在内),十分明显地是官民贫富两极分化。2012313举世瞩目的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麒、杨明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万元,同比增长8.4%远远低于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4.8%的速度,官僚实际收入高于老百姓十多倍,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201236围绕敏感的党政机关“三公开支”高消费问题,“两会”代表委员激烈讨论到了“国酒茅台”成为公款吃喝权重股事宜,主管茅台酒酿造厂的贵州省政府慕德贵副省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发言解释:“三公开支”高消费一定要控制住,可“三公开支”高消费不是茅台酒的错,而是和国家的管理体制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款的下拨规定性和“跑部钱进”体制,是“三公开支”高消费的根本原因。“管国家资金的中央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省却让他喝大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吗?” 慕德贵副省长很无奈地面对“两会”期间“三公开支”高消费话题不断升温,很为难于茅台酒常常被当成靶子批评,例如上海市的政协委员要求公款吃喝不能使用茅台酒。站在政治学的角度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国家财政款的下拨规定性和“跑部钱进”体制,来源于中央集权制度,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又被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视为命根子,坚持这样的体制才能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并且按照中央集权制度来定格共产党组织管理体制,完全彻底的忘记了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制度,实实在在的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捆绑在了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框架上,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皇帝政党特权化集团,在“三公开支”高消费问题上制造出整个统治阶级的集体腐败之穷奢极欲,要比个别官僚的行贿受贿腐败犯罪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危害性更大。

    一,茅台酒品牌价值超过奔驰车的背后是执政党权力腐败

    2011年中国的茅台酒被国际上的权威机构再一次评估为奢侈品,品牌价值超过了德国的奔驰车。问题是茅台酒是纯粹在中国成为奢侈品,在国外的销售额很低,消费者很少,更不是高层次的奢侈品。在中国,茅台酒也是以官僚高消费为主要市场,公款吃喝最为突出茅台酒的作用。2011年前三季度茅台酒净利润65亿元,全年净利润可达到90亿元,相比于2010年的50亿元,利润净增长80%,相当于每一天赚钱2500万元,中国A股票市场2011年跌幅25%,但茅台酒的股票价格相比于年初反而上涨了。

    《人民日报》201237的报道说今年刚刚成为贵州省副省长的慕德贵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示,“三公开支”高消费的背后机制,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经济技术项目管理体制。如果新的财政年度一开始,就能够把钱分出去了,“谁还来找你跑部钱进要钱啊”。经济建设项目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科学的研判机制,谁带头制止“三公开支”高消费的腐败现象,谁就倒霉!“不把体制改革了,怎么改掉三公开支高消费?” 慕德贵说这些话是明明白白的指出“三公开支”高消费的腐败根子在中央政府,其中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改革更是在国家部委的层面看,可能比较容易,在北京有公共交通以及出租车优势,还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等等帮助暗度陈仓,但在基层政府就是山高路远,公共交通保障能力不足于支持政府办事的特殊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管理一定要下一番功夫,一定要控制住,可是不能一刀切。这是又一次表明了中央党政机关才是治理“三公开支”高消费的腐败阻力,是特权之中的特权,如果不改革中央的特权就解决不了“三公开支”高消费的腐败根子,甚至会使得基层第一线务实官员办实事时遭遇困境,让改革和反腐败的努力投鼠忌器。

    《中国青年报》201237的全国“两会”热点追踪报道说,在副省长慕德贵看来,“三公开支”高消费的执政党官僚群体腐败并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真正深入改革。他举例说在美国和对方政府签订友好城市的时候,文本一互换,市长说“你走吧!”没有官场的内部圈子那一整套关系牵制,在中国可能吗?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内部官僚之间关系网不允许这样的为人处世,就是到了老百姓家里面,他也会留你下来吃一顿饭局,社会结构和维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不是一下子就简单地进入到西方的这种状态。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公款吃喝来自于官场潜规则,因为中国官僚是生存于一个官场特权的圈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官场小社会要求这些终身当官直至退休也是官场圈子内部待遇的人们必须陈陈相因,唇齿相依地在官僚之间建立左右逢源又世代相传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是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不是纯粹的个人交往,自然而然地是要拿公款高消费的礼尚往来进行“三公开支”高消费之类奢侈维护。这是封建主义特权政治所需要的官僚终身制财政供养造成的官场铁饭碗规定性,是封建主义皇帝政治所需要的终身制官吏小社会圈子必然的规定性,官僚终身制政治适用于封建社会的人治时代,那时的官僚个人政治经验是最宝贵的政治管理资源之一,要求官僚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循序渐进升迁,保障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性是建立在铁器农具生产力惰性基础上的。冷兵器的冶金加工技术直接代表着铁器农具的生产力技术工艺先进性,在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及其中央集权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官僚特权集团是与劳动人民完全不同的阶级存在,是以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富代表的身份占有全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利用这些钱财构建统治阶级的官僚个人关系网形成集团优势,注定了强势政府来统治弱势民间社会。官僚集团成为公有制财产的实际占有者,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寇准等人都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公款吃喝典型,统治阶级的集团腐败使得宋王朝在奢侈风气之中很快衰败。

    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里面一再指出,中国历史的完整性也是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集大成者,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政治家乃至老百姓都很少认真学习这些历史财富,没有形成从这些历史财富当中吸取营养的能力,从而没有形成超越其他国家民族的创新能力和非凡创造力。钱穆先生着重于批评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对中国历史否定太多,孙中山和蒋介石更是对于中国历史缺乏深刻认识,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多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使得毛泽东极力推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总是来自于封建主义公有制及其均贫富理念,反对商品经济及其资产阶级法权,诚如陈云在彭德怀冤案问题上所说的“毛主席的话在那时就是皇帝圣旨”,毛泽东的皇帝潜意识很强烈,注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的个人崇拜疯狂至极,举国上下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皇帝表演声势浩大。邓小平的法国资本主义生活阅历对比中国封建主义残余,使得他矢志不渝地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来改革中国的封建主义公有制,又由于缺乏专业化理论研究而在决意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体制同时,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央集权制度作为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在根本上支配着共产党权力过分集中,他的思想意识还是肯定中央集权制度的,仅仅是希望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地改革使用中央集权制度。的确,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需要一步一步逐渐消亡的,邓小平的政治洞察力超乎寻常。这方面,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皇帝是辛亥革命一朝一夕的事情,袁世凯复辟皇帝名号就说明了帝王将相的思想意识还很顽固,蒋介石的蒋家王朝实际上是国民党权贵的封建主义皇帝党派统治模式,保留着皇亲国戚的封建主义权贵集团享受皇帝特权利益,再一次证明农业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落后生产力还暂且需要皇帝体制及其中央集权制度。这些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党派很清楚“民主选举”是第一克星,中央集权制度的命门穴就是老百姓一盘散沙,不能让人民群众自由结社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政党,不允许民间社会拥有“自组织”能力以抗衡官本位执政党的组织能力。中央集权制度的死穴,就是自下而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从袁世凯开始,就在中国土地上以强权扭曲民主选举制度,千方百计贬低公民自由选举制度的社会价值及其公正性与可行性。这种努力的世界范围成功典型,是前苏联的选举制度能够强奸民意,而古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对接民主选举模式的廉政建设是最好的典范,问题是它们的工业化先进生产力都因为没有市场经济作用力,显得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步伐。

    资本主义发迹的西欧中世纪是落后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西欧从来没有形成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都市的城邦经济以市民社团行会组织对抗国王武装力量,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政治优势,使得西欧成为小国家的群体。东欧的沙皇俄国幅员辽阔,资本主义革命刚刚掀起就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列宁主义趁机发动十月革命,在落后的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得列宁主义坚持要借助于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民主选举代议制来建设红色政权。只有斯大林的皇帝意识完全以封建主义专制扼杀那些更加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为了暴力革命的强大破坏力独占鳌头,斯大林政权拼命发展重工业及其军工企业,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武器科技与生产力科技之间关系已经不同于封建主义时代,军工企业的科技不能适用于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只能适用于计划经济。研究开发生产导弹的工业化设备与国计民生日用品研发生产设备完全不同,军队战斗机的生产线与民用航空飞机的生产线是两码事,各种军舰生产与国际化海上运输船舶生产是技术不同的领域,前苏联的先进生产力背离了市场经济大趋势,背离了生产力必须首先是人民群众生活富有的为人民服务先进生产力,而不是战争机器生产力,更不是压迫人民而称霸世界的暴力型非人道生产力。所以,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尽管发达,却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体制让官僚铁饭碗祸国殃民,没有形成属于人民大众的先进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民主化社会自治能力。前苏联共产党一心一意永远固步自封于皇帝党特权地位,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反对历史发展之反动派,冒充马克思主义政党来搜刮民财又不思进取而成为真正的反革命势力,在压迫剥削人民大众的情况下官僚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养尊处优的前苏联共产党权贵集团,使得竭力改革求生存发展的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才在执政党腐败透顶的情况下命令解散前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他自己意图与人民群众形成直接合力的想象又因为没有社团支撑而化为乌有,导致了政治控制力的完全丧失。其要害在于没有经过一个酝酿培育形成政党社团主持国家政治的格局,个人英雄主义的贵族创造历史之观念毁灭了戈尔巴乔夫,也毁灭了前苏联这个冒牌货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一个横行天下的巨无霸瞬间四分五裂,应该能够惊醒一切迷恋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们。恰恰相反的是,中国一些共产党学者竟然一再企图证明民主化害死了社会主义,千言万语论证中央集权制度才是前苏联兴旺发达的命根子,千娇百媚诉说权贵官僚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力量,千方百计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总是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甘当红色政权皇帝,就会使得前苏联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不然,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性,不仅仅解除了中国北方的一大军事威胁,更重要的是为当代社会主义被扭曲成封建主义提供了风月宝鉴,让我们冷静地面对历史发展规律。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先进性原理,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的各个必然阶段是不可逾越的,特别是暴力革命不能逾越市场经济的和平进步,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上不能一步到位建设成就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是先进于封建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先进民主化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及其法制体系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也不必要让中国全盘西化。问题是福利社会的居民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是人心所向,大社会的民间自治能力和小政府格局是大势所趋,务必需要消灭官僚集团铁饭碗形成的特权执政党群体化腐败,例如取缔“三公开支”高消费的官场腐败潜规则,废除中央集权制度的财政等级化经济体制包括官办经济的城市化及其项目管理体制。

    二,中央集权制度是唯一适用于皇帝独裁的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现实基础的,当然首先消灭封建主义的皇帝制度,不允许只有皇帝才需要的中央集权制度横行霸道。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直接选举方式,公民选举公开产生政务官等等执政党集团,不是自上而下的封建主义皇帝中央集权制度产生官僚体系,不是官场内部的秘密政治。除了皇帝,没有谁喜欢中央集权制度。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不需要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管理体系,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应该是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至少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更加直接地行使民主权力,根本没有终身制国家财政供养的高于人民群众生活待遇之官僚贵族集团,更没有“三公开支”高消费的官场腐败,不需要中国现实社会的等级化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压根不允许官僚与人民形成不同经济政治待遇的阶级差距,不允许出现201239全国人大代表多人提案指出企业工人退休养老金连涨七年才是官僚公务员的三分之一的等级化现象(人民代表们批评中国政府的养老金双轨制极不公平,建议变卖国有企业资产填补养老金的历史性欠账。全国政协委员对于中国政府养老金主管部门要把养老金投入股票市场的做法,坚决反对,说这是输不起的民生养命钱,不应当成为风险性的投资。经济学家叶檀则写文章专门论证:养老金投入股市等于跳水,风险难以掌控)。中国今天这种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场,当然只能是今天世界上还存在的封建主义政治残余。美国的市长签订友好城市协议书,互换文件之后就让对方走人,不能拿人民的财政钱款吃喝招待官僚,不是不讲人情世故,而是市长直接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长任期届满就回归民间,不存在官场的官僚小圈子,不必要象中国官僚那样终身当官而有一个官场小社会的人际关系需要一辈子维持。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官场人际关系很简单,只需要向下看老百姓的脸色就行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官场就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官僚命运不是人民决定的,而是官场内部人际关系直接决定官僚的升迁包括世世代代当官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惯性。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消灭皇帝制度的愿望之所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还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阻力巨大,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要求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势不可挡的摧枯拉朽民主经济力量。历史的经验教训通过二十世纪列宁主义苏维埃政权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演化成为斯大林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情况,一再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路漫漫,需要我们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看到纯粹的封建主义社会里面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把皇帝权力伸进家家户户,使得传统的中国帝王将相始终杜绝不了农民起义山大王的存在,即使满清王朝康乾盛世也是小政府、大社会,县太爷需要自己聘请师爷等等实施统治,不像半殖民地的中国能够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这一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的管理体制已经是充分利用工业化和公有制的财力物力,空前绝后地实现了对于一切社会角落的全方位掌控,使得封建王朝相形见绌。特别是执政党的皇帝化权力,远远超过了皇帝家族势力的人才血统论优势,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人才优化机制,在一小部分工业手工业城镇化商品经济和一大部分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集约化能力,竭尽全力发展起来国家公有制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可谓是远远胜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文明化产业积累,真正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这是当代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体现了列宁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依照列宁主义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发挥和发展资本主义共和国民主代议制及其资产阶级法权的积极作用,根治封建主义特权皇帝中央集权制度,逐步让自下而上的民主联邦形成工业化城市政府取代农业社会专制政权。这样的一步一步消灭阶级及其等级化政治统治格局,就能够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奔向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变革进程,是首先要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政治体制的优势部分,来消灭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及其中央集权制度,实质上就是要消灭特权化的统治阶级,包括不能让共产党特权化而演变成为新时代的皇帝。这个关键时刻,斯大林全面歪曲了列宁主义,一心一意把自己打造成为现代的皇帝,把社会主义倒退回归封建主义专制政治及其官僚集团公有制经济,使得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等级化最严重的特权社会,被工业化消灭封建主义特权的滚滚历史洪流所淹没。

    看一看美国为典范的工业化联邦制国家对比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就能够清楚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社会拥有十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每一个公民都是政治家,当官不再是一种终身磨练才能胜任的厚黑学技术活。因为全社会的自组织功能来自于广大的民间社团党派,民主保障了制定出来的法律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共识,法制运行规则规范了依法行政的效力,使得官僚终身制被废除,一个农民卡特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把国家事务处理好,不需要职业化的政治家终身当官。相比之下,封建主义的中国官场就因为法制的缺陷,特权代替了法律的效力,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等级化差距削弱了法制,官僚个人的从政经验高于法制的可靠性,官吏不需要人民的认可而在官场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官僚的官场关系网扭曲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所必须的政治公信力,导致社会管理本身制造了一系列等级化矛盾甚至对立,必然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等级化特权由于约束机制的先天不足,必然酝酿形成政治腐败,这是封建主义历代王朝从兴起到衰败发生轮回状态改朝换代的根源。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议论这种历史悲剧时,明明白白说要依靠民主来解决问题,保证新中国走出封建主义的六道轮回恶性循环。对照我们现在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财政掌握了国家的钱袋子,省市政府必须花钱买通中央政府官僚,“跑部钱进”才能够挤牙膏那样一点一点地从中央政府获得地方财政用款的额度,这种财政用款额度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用度,更是地方政府在中央领导同志心目中地位的象征,也是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立足点。如此中央集权制度逼迫地方政府贿赂中央政府官僚的机制,显然是一种政治腐败的根本性不合理制度,尽管这种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一贯性做法,完全适用于自然经济的等级化社会管理体制,通过贿赂使得地方政府臣服于中央权威。在上行下效的示范性作用过程中,使得省市县乡镇政府层次传导性酿成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下级臣服于上级”规定性,包括农民村委会主任在内的每一级政府官僚都要向上级领导部门进行贿赂。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下级层次买通上级领导部门的官僚,包括公款吃喝这种最简单易行的贿赂方式,都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日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把国家所有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这种公有制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经济技术项目作为发展经济的具体政绩工程,就是公有制与官僚等级化水乳交融的利益结合部,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着经济技术的项目审批权,迫使地方政府面对活生生的经济建设项目“金山银山”必须花钱贿赂买通中央政府官僚,具体操作“小钱投入”买通上级官僚获取更大钱财项目的腐败工程,确保腐败的源头来自于中央政府权威,就不会受到查处。因为,人民群众是没有查处官僚的权力的,中央就是最大权威,中央带头腐败就成为不受约束和追究的肆无忌惮腐败。这种经济技术项目审批权产生的腐败,并没有因为经济建设的项目完成而结束,因为地方政府官僚看到中央政府官僚已经在审批项目的环节捞钱了,地方政府官僚不能不在经济技术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捞钱,官僚一齐捞钱,就弄出来了豆腐渣工程引发安全事故接连不断。

    这些地方政府官僚并不是纯粹为了给老百姓办事而大搞经济技术项目建设,而是为了政绩工程卓尔不群,实现升官发财进入中央政府的目标。于是,从中央集权制度的财政拨款方面必须行贿受贿开始,就要发展到官僚升迁的人事组织部门贿赂成为必然性,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很明显的是官僚级别越高越有钱有势,官僚管理经济能够直接捞钱,管理官僚的共产党组织部就理所当然要从你们这些捞钱的官僚身上抠出来钱,因此“要想富就动干部”,更加有力的是让官僚“肥缺”职务成为诱饵吊取众多行贿者官员钱财。买官卖官就顺理成章,至于那些民意测评、组织考核等等程序,由于完全处在一个封闭系统内部,大家都是被官场掌控的圈中人,使得贪污受贿的富豪官僚花钱就能摆平这一切,清正廉明的官吏反而没有钱财买通官场关节,必然是人缘跟不上而被淘汰。这样一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纯粹强权腐败还没有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腐败花样翻新繁多,市场经济大门口的中国权力寻租活动要比毛泽东时代更加容易,拥有更加肥沃的土壤和更加广大的市场,注定了中国现在的政治权力腐败具有更大的加速度持续恶化。中国一旦延续封建王朝的兴亡模式,暴力冲突和军阀割据又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前苏联那种在和平当中解体以及在民主选举道路上产生小国家的结局难以在中国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善始善终几乎不可能实现,愤怒的人民大众甚至能够象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把权贵官僚殴打致死,抄家灭门官僚以斩草除根成为报复性发泄出路,即使逃亡国外或者早已经转移资产和子孙后代的中国官僚,也由于失去祖国而得不到庇护。

    三,中央集权制度把贿赂视为下级尊重上级从而要求层层贿赂如同击鼓传花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2012311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浙江省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批评官员太多,“三公开支”巨大,老百姓养不起,他为此提出来制定《官员编制法》,遭遇的制度性障碍是编制以外的事业单位干部、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官僚职级待遇的社团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陆续进入退休状态继续财政供养的一大批官僚、公办大专院校中小学教师职工等等,多如牛毛,没办法在这样的“官本位”法律制度框架内得到消化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今日中国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集权制度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一贯如此,不得不要这种庞大的官僚队伍“吃皇粮”才能压得住千百万人老百姓,用以保障国家政治统治的稳定。暴力夺取政权的国内战争胜利初期,庞大的军队及其威慑力保证了行政官僚队伍年轻化也相应的精兵简政,但暴力夺取政权终究是为了经济利益。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工作重点从军队武装事务转变为经济建设事务,经济官员的数量剧增,金钱美女之类糖衣炮弹就明显胜于真刀真枪炮弹更能够击溃中央集权制度的凝聚力,卖官鬻爵就是公开的官场秘密。经济发展GDP和财政收入状况更是衡量官僚工作成效的最重要标准,下级官僚尊重上级领导人的具体表示方式就是贿赂大礼品,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就是有钱有势。

    此时此刻,官僚的政绩工程就是经济技术大项目,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成功的官僚必定有钱有势,官僚数量必然随着经济盘子的急剧扩张而膨胀起来。这也是两千年来历史一直都在演绎的中央集权制度本质规定性——大政府、小社会,也就是“官本位”体制,注定了一切都要靠官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经济事务政府化,学术研究政治化,社会自组织能力被中央集权制度扼杀,酿成了皇帝家族或者执政党绑定国家政权的体制规定性,一朝天子一朝臣,前苏联随着共产党灭亡而国家解体。本文作者在《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党和国家的关系》将近十万文字里面反复论证这一点,专注于结合中国历史进行剖析,让大家看到官场破产,国家灭亡,这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宿命。

    曾经在温州市工作过的刘锡荣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说官僚太多,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手续繁多,程序复杂,使得一些企业家反映在中国投资的阻力太多,还不如在国外投资容易成功。原因就是中国的“官本位”体制直接妨碍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基础性配置,官府权力及其利益机制反而对于生产要素的配置力度更大,迫切需要解决政企不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事务管理权力不分、事业单位与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不分、政府部门与市场中介机构不分等等“四不分”问题,在此基础上解决垄断性行业利润比其他行业高510倍的收入差距问题,打破篱笆墙,填平特权壕沟,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法》。如果还是让“官本位”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来操作这样的收入分配改革,只能是按照特权搞分配,官僚集团永远剥削劳动人民,仍然无法让市场经济形成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功能,结果依然会发生恶性循环。例如2011年全中国3万多亿元土地出让收入,被地方政府装进了腰包,却在财政预算之外;国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监督之下;过路费之类政府强权收入等等,更是不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代表也难以过问,各级政府的驻京办事处成为专门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度的贿赂“跑部钱进”机构,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行贿受贿,腐败风气越来越浓厚。为了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2012311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上提议把国家审计署,从国务院剥离出来归属于全国人大,让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三位一体,合署办公,齐心协力打击官僚权力腐败。这种良苦用心,依然是在“官本位”的体制框架内试图“以官治官”,不愿意让人民当家作主来解决官僚腐败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还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内部进行恶性循环,必然使得中纪委之类机构空前庞大,纪委书记的腐败案件必然上升。因为,谁来监督纪检委呢?不受人民当家作主权力有效约束的权力,无论是官僚经济权力,还是执法权力或者维护党内纪律的权力,都会酿成政治腐败。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政治清洗”,就是这种党纪国法维护者在滥用权力,冤假错案激起民愤,危害了政治统治的公信力。

    按照后发优势的借鉴能力观察,欧美发达国家的上述诸多官府经济问题,在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被解放出来以后,官府完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官僚任期届满就回归民间社会,压根就没有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2012311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上面反映的这些问题,政企不分以及财政预算混乱状态自然而然地彻底解决。因为政府没有了经济管理权,财政预算归属于人民代议制机构来全面监管,政党社团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政府的大包大揽,怎么会需要那样的大部门体制之中纪委、审计署、监察部合署办公呢?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首先就是执政党不要吃纳税人钱财,砸烂官僚铁饭碗首先要砸掉执政党的铁饭碗,不允许皇帝党派的存在,官僚当然就精兵简政了。终身制的官僚生存于中央集权制度,消灭特权就需要首先消灭中央集权制度,这样的改革才能消除等级化的社会不公平分配,包括不公平执法以及行政行为。所以,全社会公开监督官僚行为,包括新闻舆论媒体的自由自在独立自主监督,在世界各国都表明“人民战争”的反腐败能力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胜过了10000个特权纪检委的社会发展贡献率。

    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典型的皇帝朱元璋,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惩罚腐败官僚的手段极其残忍,剥皮抽筋,满门抄斩,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冷酷无情。他在封建王朝御史台的反腐败机构基础上,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等反贪污贿赂机构,使得整个明王朝的廉洁并没有为苏州、杭州等等江南丝绸工商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带来生机勃勃,反而使得官府政治十分阴暗,反腐败的特权机构蜕化变质成为最腐败的阴谋诡计黑窝点。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公认为进入了一个新高度,宰相之类政府首脑位置被取缔,特权化的反腐败实际上仅仅是皇帝掌控官场勾心斗角的工具,对于社会发展完全是一种消极作用力。相比之下,资本主义通过民主途径的民间工商业形成了舆论公开的大众监督政府官僚机制,不仅仅是政府清正廉洁,而且必须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政府,是在法律权力独立于政府的公开操作下规范着官僚权力,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结构粉粹了皇帝独断专行的垄断性特权。这是以人民的平等权力在法律机制下监督官僚,是废除特权的民主政治,理所当然地在廉政建设同时,更加注重于经济发展。相反的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一旦反腐败,就因为直接打击主管经济的官僚而使得经济受到损失,出现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咄咄怪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度恋情比较深,以中纪委特权展开反腐败工作已经形成了惯性,党内纪律应当没有权力超越法律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纪检委的“双规”却违反中国《宪法》和《刑法》公然剥夺人身自由,是在以恶制恶,以违法犯罪来反腐败。

    何况,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本身就有反贪污贿赂局,又有逮捕贪官污吏的法律权力,为什么中纪委不和检察院反贪局合署办公呢?这样的路子能够解决合法逮捕程序的问题,却是偏偏不愿意,一味地要和审计署、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质性的欲望是追求行政化的特权,而非追求民主法制建设的平等权力实施反腐败机制。特权反腐败的结果,就是扼杀市场经济的平民化权力,扼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民主权力,扼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效力。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权反腐败,最终结局都是让政府经济权力腐败上升为法律腐败和吏治腐败,买通了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就能够让纪检委也是贪官污吏一大堆,成为腐败的机构之一。只要共产党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党派,政府官僚腐败就锐不可当,纪检委就是一种腐败的殉葬品,市场经济当然也只能是胎死腹中。说到底,消灭官场生育市场的“官本位”中央集权制度,才能够长远发展中国及其市场经济,否则就是计划经济不断反攻倒算。

    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改革主动性已经在衰退,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官本位”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三公开支”巨大,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改革自身的方式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特权方式的改革,依靠中央集权制度的上级命令进行官僚改革老百姓的路线图展开,只能是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同时就滋生出来更加麻烦的新问题。这一点,反华排行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要比中国共产党看得更清楚,他们千方百计让中国和前苏联一样发生内乱,首先在中国的国内酿成社会矛盾的高压锅,有利于他们不战而胜,坐收渔翁之利。内忧外患的现实当中,特权化的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变成直接阻挠市场经济及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惰性因素,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技术竞争力明显减弱,美国带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下决心把中国政府经济与民营企业压迫回到自相残杀的国内竞争之中,让中国的官僚与老百姓利益冲突白热化。于是,内外交困的客观实际形成了倒逼机制,迫使中国共产党直面改革开放政策的运作方式是中央集权制度还是民主法制建设?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已经刻不容缓地表现为如何走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死结?

    四,中央集权制度是封闭型权力垄断而不利于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发育

    中央集权制度来源于军事化的封闭型指挥系统,它的效率是最高的而适用于战争状态,问题是经济市场总是开放性的,在经济领域里面效率高不能保证效益好,经济政治事务的规律毕竟不同于打仗作战,军队武装力量总是需要封闭型的刚性约束,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是水火不容。所以暴力革命成功基础上建立的政权,一旦进入经济建设领域,就往往是高效率又低效益。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建筑工程,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开发工程,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大力发展重工业以及基本建设项目,都是劳民伤财的军事化及其行政化中央集权制度操作典型。但是,不能否认这种高度集权制的模式具有无与伦比的动员能力,它在集约化发展生产力方面,只要不存在复杂的科学技术环节及其相应的市场经济制约,就能够快速见效,例如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50年内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很高,在核武器研制等等方面拥有突出成就。

    相反相成的是,暴力政权的先天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民主智慧,因为民主就是要求开放性之集思广益,开诚布公与军事家的个人果断决策互不相认,军事家的独断专行往往容易诱发门户之见和拉山头的宗派主义,这是封建主义酝酿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属性,迫使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护者需要不断排除异己。例如,前苏联的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的高层权力斗争持续不断。两千多年历史上,封建皇帝在建国初期就着手诛杀实力派功臣,亦即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中央集权制度不允许挑战者以人民民主或者功高盖主来威胁皇帝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制度那种不受约束的皇帝绝对权威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不受约束的权威必然导致政治腐败。

    这时候我们都知道,约束政治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大多数人来约束一小部分当权者,并且把这种约束采取法律的刚性制度化方式加以规范,必然能够实现有效约束。然而,中央集权制度与民主法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为了把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到中央进行掌控,必然要求等级化的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领导掌握下级人员的命运,中央掌握地方官僚的命运,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建立一个封闭型的僵化社会,不允许开放性的生活环境给予系统带来不可控制的外因性质风险。然而,人民民主和市场经济都一样总是开放型社会事物,民主政治总是官场不能控制反而要被控制的最大威胁,足以断送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垄断性特权政治格局。

    再说,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经济技术项目建设之中,必然涉及征用土地、拆迁安置、劳动力纠纷、行业竞争性矛盾等等需要法律解决的具体利益问题。可是,由于官僚政绩工程的官本位属性,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服从于政府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规范,权力扭曲法律和败坏法制的事件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公正,就形成了越级上访告状到中央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象。于是,北京的黑社会势力在各个省市地方政府给钱支持下,兴办监狱在北京肆无忌惮地非法抓捕上访群众,制止老百姓受害者鸣冤叫屈,明明白白地违法犯罪,却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保障所有的幕后操纵者官僚不受责任追究,还官运亨通。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统治阶级整体腐败残暴现象,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垄断国家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的当权者绝对的耻辱。

    中央集权制度的突出特点是需要领袖个人崇拜或者个人威望,不能和竞选产生的总统那样是一个完全内在的班子具有集体力量,也就是说缺乏集体智慧的优势。一级一级爬上来的官僚的确拥有具体政务官的日常工作经验,但是长期沉浸于官场局限性之中又会缺乏高瞻远瞩的国家大局意识,特别是缺乏政治创新能力,因为这种官僚的知识储备和远见卓识是明显不如欧美竞选产生总统班子的,毕竟这种官僚是个人能力在官场竞争,欧美竞选出来的总统却是一个班子的集体优势。这方面,一级一级从地方政府官僚爬上去的戈尔巴乔夫写作《改革与新思维》就错误地判断了前苏联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一直不相信前苏联能够很快解体而决策迟延几乎铸成大错,在斯大林罪恶滔天的累累事实面前中共中央发表《九评》文章而发生重大判断失误,海湾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的中共中央判断失误使得宣传口径力挺萨达姆而被动,20年前美国总统就明确振兴国内制造业却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特别是中共中央对于外向型经济的风险性判断完全错误,并且把这种错误扩大到了人民币发行捆绑在美元战车上面,使得中国经济空前被动,足以证明中国决策高层的政治理念缺乏系统性,税务体制和价格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都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压力下发生整合效应,酿成了系统性风险挑战。

    中央集权制度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以及股票市场,肯定坑害人民大众,2012311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中国储蓄的存款利率太低,导致居民存款面对物价上涨实际上亏损1.9%以上,平均每一个中国人储户亏损500元人民币。原因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存款利率24个月都不能高于通货膨胀率,不仅仅意味着存款者的财富缩水,而且表明钞票发行太多,金融市场水分太多,人为推高贷款利率而打击兴办工厂的企业家,诱发新一轮物价上涨,纵容商业投机胜过了实体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冯德培在2012310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指出,2011年中国股民人均亏损4万元,沪深两个股市分别以21%28%的跌幅领跌全球股市,5000万中国股民亏损面达到87%,但是国有企业股票却背离价值规律,国有企业管理层人人高薪不养廉,员工福利待遇超越一切民营企业劳动者,更高于种田农民和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年薪15万元的中国高薪白领,也不堪重负,从25岁工作到60岁计算,在当前中国现有税收制度下,一人一生要缴纳100万元税负。正是如此的中央集权制度赋税政策,才保障了当今中国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年年岁岁盆满钵满,平均年增长20%左右,2011年增长24.8%以上的财政收入与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形成明显反差,造成民怨沸腾,批评言论怨声载道。

    当然,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主义的社会,群众意见和民意批评在所难免,问题是怎么样对待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意?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里面,人民代表是法定的民意反映渠道,也是依法监督政府解决群众困难的合法渠道。所以,列宁主义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又完善化的“代议制”政治体制,要求政府官僚必须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首先是要求竞选产生那些能够代表人民并且被人民大众依法公开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可是,当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故意玩弄“代议制”,通过官僚机构的自上而下操作,实际上由官府指定了所谓的“人民代表”,这种“人民代表”至少与选民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一言不发。例如,作为新中国出席每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活化石”代表申纪兰,一再声明自己从来不与选民直接沟通,只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名副其实地表现为不能代表任何选民,是实实在在的“人大”制度虚伪性体现者,说明了“人民代表”并不是真正竞选出来的或者选举出来的,完全是执政党以特权捏造出来的“应景花瓶”。这样的政治骗局究竟是要欺骗谁呢?当然是欺骗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欺世盗名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在坑害中国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同时葬送社会主义大事业,葬送中华民族和共产党自己的前途命运。

    代表人民的心声在现代化科技社会的确不一定需要到选民当中参与竞选,就能够把民意集中起来加以表达。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201239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就是1000多位网友的电子邮件集中起来提炼成为270条意见,组成了完整的建言献策文件。崔永元不是竞选出来的人民代表,而是官方机构物色出来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打算建立一个长久的网站,让广大网友民众随意在上面提出意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轮流查看或者直接回复,更可以出面联系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民意反馈,把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公开化,透明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必须知情权。这样的做法,就要比201235人民代表刘春梅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之际放声高歌“我爱你们”好得多,全国人大政协很多年来都出现过唱歌跳舞的娱乐景象,如同同学会和老乡会,让老百姓很失望,引发一次又一次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竞选产生和专职化的议论纷纷。

    每一届全国“两会”的核心议题,都是围绕民生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说到底都是民间经济发育不良,社会自组织能力很差,民间社团缺乏解决民生困难的能力,一切民间疾苦的解除都需要执政党和政府的官方大包大揽。这是中央集权制度面对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恶性循环,务必要求中国下定决心打破“官本位”的执政党垄断性权力桎梏,把“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变成为切实可行的民间社团党派自觉性行动,一切依照全民公决的《宪法》及其矫正的法律制度办事,废除行政权力对于立法权的支配。不要一再让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不堪重负,成为众矢之的。和之于民,还政于民,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央集权制度,依靠市场经济来解决民生之类社会问题。

    五,“三公开支”高消费表现了官民贫富两极分化酿成社会不稳态

        在开放系统的反馈控制当中,有一个灵敏度相对于稳定性的权衡系数,表明开放型系统的可控性及其可靠性,要比封闭型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具有生命力以及可靠性,关键性优势就在于中央控制器与系统内的一切元素存在着良好的反馈——响应机制,是双向选择的系统可控性,例如民主法制国家的欧美社会管理系统。但是,封闭型系统不具有这种良性机制,例如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是官本位的单向机制,老百姓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官府的特权化剥削压迫,出路必须是推翻腐朽的历史反动派政治统治者集团,对于国家民族的破坏性很大。

    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里面是纵向地全国集权于皇帝中央,横向是每一个封疆大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集权核心。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是这样的格局,全国围绕中共中央集权,各级地方政权以同级共产党委员会及其常委会为集权核心,这种集权制的核心主体都是大权独揽而不受有效约束的,集团型腐败首先表现为朱门酒肉臭,穷奢极欲是代表性的官场形象,例如今日中国官场公款吃喝高档次公务酒每一年消耗一个杭州西湖,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2012311全国人大会议上就此呼吁取消领导干部开支直接报销权,推进公务用餐和公务住宿费用报销制度改革。公务员公费医疗名亡实存,20122月中央监察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全国的党政部门“干休所”,以及疗养院,和社会上的度假村,发现80%的资源长期被中高级领导干部包括越来越多的退休干部占有着,全部是公款消费,公费医疗和休养的每年总体开支在四千亿元的水平上居高不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数据证明,2010年全中国200多万名官僚由于公款吃喝患病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还有,官府公务员养老金相当于第一线工人劳动者的三倍以上等等,在生活享受特权化的诱导作用下,千军万马报考争当公务员的人才市场畸形化现状,2008年全国官僚队伍规模是公布的600万公务员,在一次又一次精兵简政的政策宣传进程当中,2011年中国官僚已经编制超过1000万人(吃皇粮的国有企业管理层以及事业单位人员应该计算在官僚体系以内),官员越减越多,岂非咄咄怪事?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2012311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浙江省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自己看到一个乡镇政府都有几百个吃皇粮的官吏队伍,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样的情况迫使中华民族反思中国共产党依赖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

    针对公款吃喝住宿的高消费官僚群体腐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提出的方案是把现行的“本单位报销制”,改革成为“企业报销制”,实际上还是在政府兴办宾馆饭店的政企不分前提下解决问题,仍然是在官场的封闭体系内部叠床架屋,设置机构,必然引起官商勾结的不公平竞争,破坏政府采购制度,破坏旅游宾馆饭店领域的市场经济正常规则,实质上就是颠覆中国服务行业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中央政府在201236全国人大会议上由财政部谢旭人部长承认了设立“金融国资委”解决金融市场政企分开问题之动作,千方百计把真正的市场经济拒之千里,绞尽脑汁要在中央集权制度的权钱交融官商勾结轨道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国有资产保值而把利率市场化拒之门外,用以维护官僚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业获得逃避市场经济正常风险的特权。当前中国金融的最大症结,就是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资金支撑,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原则是服务于市场经济,坚决反对“官本位”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及其银行业信贷扭曲政策。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人大201236会议上,特意为国资委这一类别政府机构的设立进行辩护,宣讲其明明白白让政府成为国有企业大老板的重大意义,其中第一要务就是保障中国重要经济领域的安全,例如国家能源的安全。《人民日报(人民网)》2012312报导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大中央企业减少供应中国城市居民的燃料,导致老百姓的生活使用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30%左右,截止201239,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主流炼油厂出品液化石油气价格每一吨普遍上涨1500元人民币左右,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称“三桶油”之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大国有企业垄断性集团没有保障中国人民的能源供给,反而利用它们的垄断性特权地位让中央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纵容其抬高物价,故意制造液化石油气短缺状态以涨价牟取暴利。除此之外,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性,没有从全中国的能源国有企业那里得到保障。中国需要的能源有55%依赖于进口中东地区石油,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方面中国是弱势,并且与一切国有企业没关系,至少石油的战略储备上中国在全世界大国之中是最低水平。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每年拿出来上亿元,补贴石油消费,引发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隆平的愤愤不平,在2012310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把这些钱拿过来补贴种地农民的粮食收购价”,袁隆平说石油产业链和产品链上的人都要比农民有钱有势,都没有粮食的重要性更大。对比之下,李荣融所说的中央企业及其管理机构国资委应当是不称职的,自从产生以来没有发挥过原先定位的作用,事实证明国务院的这些体制改革是失败的。

    李荣融强调了国资委的成立有利于垄断性国有企业退出一般性的市场经济竞争领域,在“国退民进”的路线图上为形成中国的市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否定了李荣融的说法,“国进民退”才是客观现实。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国资委下属的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协议签约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亿元,个别的省市超过2万亿元,远远大于同期民营企业投资,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大多数是亏损,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就在国内依靠垄断性来斗争民营企业。截止20123月国资委下属的央企总资产27万亿元,净资产1.05万亿元,资产负债率偏高而表示群体经营不佳,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大约8.4%,剔除利息和税负之后的总资产回报率大约3.2%,还没有银行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5%高,2011年的物价指数5.4%,已经判定3.5%的存款利率是负利率的老百姓赔钱存款,同样的国资委管理大型国有企业3.2%的投资回报率明明白白是让公有制赔钱赚吆喝,是让中国人民负债累累又赔钱的亏老百姓之企业。

    李荣融承认自从1998年成立国资委到2010年间主管的国有企业户数占比由39%下降到4.5%,主要经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从业者人数占比由60.5%下降到37.2%,说明国资委不是一个有利于发展大型国有企业的好老板以及好体制。这些数据不包括国资委无权包揽管理的国有非工业企业(例如公有制旅游集团及其宾馆饭店产业链和铁道部系统的一大堆企业)和金融业企业,中国旅游研究院2012310发布数据显示旅游产业化相应的文化产业,利润率不及国资委下属的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国有企业,2011年中国旅游人次是28亿7000万,拉动的消费主要是国外品牌商品,国内的产品质量欠佳而使得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被扭曲,蜕化变质成为扩大“洋货”消费,并不能拉动中国制造业发展。银行业的情况更加糟糕,根据中国银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1112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9%,总负债104.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最近6年来银行业总资产增加了2倍多,净利润也从2005年的185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0412亿元,增长4.6倍多,同比增长36.3%,远远高于24.4%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也高于201124.8%的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成为国内最赚钱的行业却是银行业董事长行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集体哭穷,大呼小叫银行业利润被中央政府吃掉了,揭露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强盗逻辑太过分。中央银行周小川行长也替商业银行的高利润辩解,众口一词地说面前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其实总体资产回报率并不高,经营效益并不好,虽然亏了投资人全国人民,但是银行业管理层百万元高薪属实,员工高工资又福利好也属实,不能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更是属实。中国固守这样的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呢?全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搞不好的根源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权企业是官本位的封建主义“官有制”企业,是以公有制名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吸血鬼,并不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腐败类型经济体,养育了一大批特权剥削者,应该完全彻底地进行改革。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一针见血地批评银行业在中国是“只吃不拉”的恐龙,大而无当,亟需减肥。为什么呢?中央政府的集权制是特权制度,天生就有扩张权势的冲动以牟取暴利,决定了它管理的银行必然要不断扩张规模,利润在国家资金紧缩的短缺状态下周期性地不断上升,使得资本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如同狮子大张口,只顾自己狼吞虎咽,却无法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中国人民作为这样的国有企业老板必然只能赔本。这也就是股票市场上银行股板块的上市公司盈利低,投资者兴趣不大的根本原因,银行业在中央政府特权支配下的利润完全建立在短缺经济机制之上,内涵竞争力萎缩但是总资产大规模扩张却能够依赖于政府银根紧缩政策而获利颇丰,更可以在国内仰仗政府权威进行乱收费,至于国际化竞争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吃里爬外的中央集权制度银行业,是满清政府那种腐败无能的再一次表演。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德水对此指出,这是中国经济紧缩期的资金溢价作为政府特权,被银行业具体分享了,银行的政府特权资本及其民间权贵投资的回报率高达实体经济的20倍,原中央银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说得更加具体:我国当前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6.56%,利息差超过3%,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还不包括银行贷款利率的上浮等等获利手段在资金短缺状态下大行其道。2011年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仅仅占比19.3%,利息收入占比高达80.7%,银行业整体的净息差高达2.7%,比上年的2.5%提高了0.2个百分点,成本收入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达到33.4%,根据瑞银证券公司估算2011年中国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36%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当中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的贡献率14%、净息差扩张的贡献率10%、非利息收入提供的贡献率是11%,特权化的乱收费使得银行业收入的成本率下降,为净利润增长提供了6个百分点。在这种规模扩张必然造成系统性风险,使得银行不良资产出现小幅度反弹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2011年四季度加大了拨付坏账准备金的计提,为净利润增长速度提供了4个百分点的贡献率。此外,手续费、咨询费、强行发放承兑汇票等等,都属于变相的资金溢价,是银行业定价能力在资金紧缺的中央政府政策背景下大幅度上升的敏感指标,实际上等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权来给银行业吞食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开辟道路。现在的中央政策及其国资委、金融国资委之类管理体制,客观上是在破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强盗逻辑打压经济规律,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伤害,要比公款吃喝之类“三公高消费”更可怕,危害性更大,尽管它们两者的根子都是中央集权制度。

    201239深发展银行董事长肖遂宁在2011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说中国的银行业效益不好,资产收益率只有1%,而一般的制造业这个指标能够达到5%,说明针对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深入改革。银行业高层管理者集体患上“选择性失明”病症,故意回避改革,是为了应对中央政府2012年扩大内需政策必然带来的资金宽松效应,资金适当宽松的情况下就会降低资金溢价,商业银行的风险就会增大,例如不良贷款之类指标就会上升,银行需要提前准备应付这种风险。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对此一一列举:第一要补充资本金8千亿元,还有各种费用,也就是服务费要让老百姓承担。第二除了核心资本需要补充以外,还有很多波动性部位的资本补充需要,这与不良资产的分级有关,至少数千亿元左右,才能摆平。那么,这些银行业投资的成本究竟是由谁来承担呢?中国是公有制,很多人不愿意让私人资本大面积进入银行业,只能是让银行业吃老百姓的大锅饭,来剥削中国人民。于是,银行业再融资就必然要求股民做贡献,发行债券则是债务投资人买单,过去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操作在实际上是全中国的纳税人为银行做了贡献,银行资本的扩张就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银行业的工资高及其高福利高消费,是以产业劳动者应有收入被剥削来换取的,代表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权分赃机制,是附属于官场的强盗逻辑,引起社会不满是正常的,迫切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高度上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

    六,“三公开支”高消费显示了中国的政绩靠通胀发展靠投资靠滥发钞票的病弱体质

     “三公开支”高消费的一种解释就是中国政府有钱有势,问题在于政府不是生产者,不创造财富,在中国老百姓还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的情况下,这样的富贵政府是哪里来的钱呢?答复你的底牌只能是强盗逻辑,剥削中国人民的钱财,仰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暴力政权及其官本位的等级化社会体制。例如,官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了中国的权贵类型银行业以负利率对于35.2亿元国内存款,2011年使得储蓄民众财富缩水6600万元,这些财富并没有从人间蒸发,而是被政府税收和银行业净息差占有了。毕竟这不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是有技术含量的曲线救国,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对此,丁远先生曾经写作了一篇文章《万科真相:盈利靠通胀,成长靠投资》详尽剖析了万科地产的成长模式,很多人在网上评论这是中国房地产、国有企业、银行业等等一切权贵产业链的共同癌症,也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饮鸩止渴模式,弄错了什么叫做科学发展?政府调控经济把规模以上钢铁工业逼到绝境,数百亿资产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开转变行业去喂猪,市场上3斤钢铁不抵四两黑猪肉。整个冶金产业都同样是一片哀嚎,云南铜业集团2008年税前亏损就高达30.76亿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就高达17.83亿元(主要是存货的市场跌价损失),近年来一直缺乏起色,只能说明中央的政策对于市场经济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是有利于投机取巧的政绩工程泡沫化炒作,打着文化产业及其旅游服务业发展的幌子为房地产融资大开绿灯。

     国有企业如果不是垄断性行业的特权经营,就难于生存,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自身的问题,更有法律政策及其宏观经济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这方面,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在官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度社会格局里面,是最艰难的,其中的中小企业资金供给严重短缺问题最为典型。201235全国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许多全国政协委员纷纷将中小企业融资艰难归结于商业银行嫌贫爱富、嫌小爱大,迫使中小企业为了资金卷入高利贷、地下钱庄之类民间借贷纠纷,暴露出来高利贷、地下钱庄之类民间借贷处于政府监管空白区域。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只能是对于自上而下的事物进行法律规范及其监管,对于自下而上的民间事物就“无人管理”,包括被称为“经济癌症”的传销就是国家法制和政府管理故意不作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济欺诈犯罪不受惩罚,广泛地破坏经济秩序。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体制性缺陷酿成社会等级化管理惯性,银行的具体操作就理所当然地倾向于垄断性特权企业,对此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作为原国家银监会主席,站出来声明银监会从来没有提示银行业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戴上有色眼镜歧视中小企业。但是,银监会面对银行业由于中央集权制度而在体制本性上歧视中小企业,贪大求洋,从来没有对此体制弊端提出来改革意见,也是属实,说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故意利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惰性来顺其自然阻挠生产力发展,特别是阻挠民间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生产力发展。

    刘明康说到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是正常贷款的3倍,确实提出来了企业经济诚实守信的问题,2012315新华社报道中小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受到消费者投诉的比率比较高,仅仅北京市就有几百个网站利用“3.15消费者维权日”非法牟取暴利,把消费者投诉帖子换取企业出钱删帖,平均每一天每个网站赚钱几万元,企业不是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反而忙于扼杀消费者投诉以利于欺骗性获利,迫切需要经济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强制性规范与扶持性引导,银行业的作用不能忽视。针对这一点,制止中国的商业银行成为巨无霸却缺乏国际化竞争力,是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国家银监会责无旁贷地应当限制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强化银行业的经济技术素质提升,强化贷款对于产业良性发展的促进作用域责任感;同时,地方政府在中小型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型贷款银行、农村乡镇银行的创办方面,应该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更应当是监管的主力军,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切实可行地开辟道路。针对银行业的舆论监督,一直都是中国的软肋,需要金融服务及其收费透明化公开化规范化,接受消费者的广泛监督,才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依法监管效力。

    刘明康坦言维护现在中国的不愿意支持实体经济而偏向于投机之银行制度,说银行制度没问题,是具体操作附加了不利于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条件,银监会渎职失职是正常的管不了商业银行。这就是说中国的当前的银行制度和政府管理体系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惰性因素,如果不改革,就必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刘明康已经说出来中央政府的政策真空地带让官僚腐败及其黑社会钻空子,逼迫中小企业老板逃跑或者跳楼,不敢指望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的保护,更不敢想象银行的救济性坏账冲减免除信贷债务。刘明康曾经劝阻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老板“别跑,更别跳楼!”建议中小企业老板寻求破产保护,“因为冲减的欠账都是银行的钱,银行会按照坏账来处理,银行有坏账准备金,全国一万多亿的坏账准备金在那里,就是让银行发现不良贷款给予冲减的。”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企业家听当时银监会刘明康主席的话语,中小企业老板大多数面对困难无法选择破产保护,执意要“跑路”逃跑或者跳楼,刘明康说“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外国去,为什么要跳楼?他说,刘主席,我们私下跟你讲句实话,你把枪口抵在我脑门上,我都不会讲出来我借了哪些人的钱和高利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官商勾结。枪口抵在我脑门上都不会说出来我借谁的钱,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权贵,他的太太给我的钱,我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因此我还不上,我只能一死了之,只能把这一条命搭上。我说,为什么要死呢?他说,我跑不掉了,已经被根上了。”刘明康反复疑问“为什么会出现众多中小企业不惜一切代价要从民间高利贷融资的情况呢?”原来官府控制的银行在“信贷紧缩以后,银行从国有企业收不回钱来,比如说交通部门的高速公路项目长期不能还贷款,最后收谁的贷款呢?就收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头了上,你不是一年一度的流动资金贷款,到期我就不给你续贷了。”银行不给中小企业延续贷款,逼着一部分中小企业到民间借贷很高利息的贷款。刘明康说这种情况是银监会管不了的事情,如果要求银行拿出来多少钱给中小企业,就叫做行政干预。问题在于行政干预是否被全盘否定了呢?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千篇一律否定行政干预,房地产调控就是典型的行政干预,银监会故意如此否定行政干预,显然是推卸责任的渎职。而且,银监会没有把温州市民间借贷当中的官商勾结滋生串通黑社会势力为高利贷保驾护航等等严重犯罪,移交给中纪委、检察院、公安局进行反腐败斗争,使得温州市中小企业倒闭和老板逃跑或者跳楼的压力下,银行存款剧增,失去了投资兴办制造业工厂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波及全中国,制造业的衰退使得洋品牌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扩大内需被扭曲成为洋货消费,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银行业在贷款问题上歧视性的政策,首先就是歧视老百姓民间社会,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制度本身的社会控制功能要求等级化管理,必须把全中国划分成为等级森严的档次,在三六九等的高低贵贱格局里面实现统治。中国人民的医疗资源分配就是典型,1998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取消公费医疗的改革,所有的用人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14年来直至今天全国医疗保险仍然是极不平等,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在2012311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数据单子显示当前医疗费的报销比例,公职人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公费医疗在90%以上,职工医疗保险报销比例70%以上,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更低一些,近年来大约为60%左右,明明白白的是以官僚为最高等级,作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最基本生存权力并没有一律平等。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说公务员之类吃皇粮的人,收入稳定,平均工资水平是公认数据的中国最高档次,不需要为公费医疗缴费,下有保底,上不封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人之类劳动者的医疗保险缴费起点高,封顶线为年平均工资的6倍,遇到大病,个人负担不轻,而且需要个人缴费,加上所在单位的缴费,合计比例在10%左右,这些都要从中国当前职工并不高的工资当中扣除,实在是不公平。“同样是纳税人,同样是劳动者,不缴费的反而多得利益,生产型企业个人反而是最低待遇,生命健康最缺乏保障,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政策体系。”李立新说,今日中国的医疗资源紧张,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官僚享受公费医疗,把医疗保障这种公共服务按照权力大小进行分配,肯定引起老百姓不满。

    2009年中国出台新的医疗保障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即将在3年内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所有的现存公费医疗制度最终都要全部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轨。如今,新医疗保障改革方案限定的3年期限即将过去,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当中仍然有7个省市以及33万人的中央级公费医疗没有完全并轨职工医疗保险,中央政府反而成为最大的落后因素。甚至,公费医疗的高消费群体大多数是政府采购外国药品和医疗器械,属于洋货消费,没有消费国内民族制造业产品,违背了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原则。花钱支持外国企业压制中国企业的官僚,在公费医疗性质的公费报销方面幅度太高,花钱数量巨大,政府财政预算当中“国务院医疗补贴”一项显然是违规的,当然有更多的公务员医疗补贴是暗藏玄机,在预算外资金大肆花费人民的血汗钱。所以,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批评这是换汤不换药的虚假改革,表面上是取消了公费医疗这一项不平等,实际上却是制造出来新的不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要求依然很遥远。李立新举例说一个并不发达富裕的省会城市的一个区2009年公费医疗的财政支出是5800万元,2010年是7200万元,增长速度超过20%,全国这样的市区有多少?全国总计的公费医疗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暴露出来官僚“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人公费,全家揩油”的腐败现象,不能不呼吁中央政府带头完全彻底地取消公费医疗,消灭等级化的医疗报销体制及其背后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

    2012310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国家工信部苗圩发布权威信息,说公务车辆的政府采购要购买国产车,但是官僚领导干部的座驾并不是这样的,还要采购进口高档车,花费好多钱刺激外国资本家经济,不是用于扩大内需。与此同时,中国20122月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逆差314.8亿美元,即使算上20121月的贸易顺差,合并起来也是仍然存在42.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说明中国出口拉动经济的引擎已经丧失,中国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要比预料中快得多。20122月中国出口食糖下降22.3%,煤炭出口下降30.2%,焦炭类产品出口下降65.9%,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加值全部是负数,悲观的预计是不远的将来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已经是中国对德国出口同比下降3.7%,对意大利出口同比下降31.1%,对整个欧盟的出口同比下降1.1%,尤其是去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在整体出口占比36.1%,到今年2月份就下降为14.2%,属于崩溃式的下降。虽然中国对美国、东盟、韩国、日本、俄罗斯、巴西的出口相对稳定,但仍在缓慢下降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定价权难以上升,美国大选期间在出口方面是全力围剿中国。201235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针对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201236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反补贴税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征收反补贴税,用以解决20111219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非公路使用轮胎司法诉讼案做出裁决“不能对中国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从“单反”非市场经济,扩张到“双反”之既反对“非市场经济”又征收“反补贴税”,双管齐下打压中国制造业出口。相应的劣势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尚未完成,在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压制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提高生产力科技水平的大败局之下,政治法律没有诚信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带动了经济诚信荡然无存,银行投机引领证券市场泡沫化诈骗成为风气,中国产品定价权丧失了资本市场的经济规律支撑,产品诚实守信的质量信用体系名存实亡。2012314温家宝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浮出水面,绝不象一些官方模型所计算的可以大幅度上升,而是会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止步不前,关键在于人民币不要继续成为美元的傀儡。否则,中国的命运难以独立自主走向光明大道。

    七,中央集权制度管不了市场经济而需要联邦制人民选举产生政府的法制体系

    事实证明,等级化的社会集团控制体系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等级化特权依赖的中央集权制度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也毫无疑问地损害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例如产品质量规范,中国的汽车燃油质量标准和乳制品质量标准,都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权贵企业绑架中央政府制定出来全世界最低的标准,迫使中国人希望使用外国的安全性产品。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汪纪戎在2012312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表示,汽车尾气排放是大气污染的元凶,汽车尾气排放与燃油的质量直接利害相关,因此为了寻找中国汽车燃油的质量标准,他与中央级别的六个部门车轮式舌战一圈,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汽车、轻型车、重型车的尾气排放标准(名称是国标IV)是2005年由中央政府下达的,但一直是纸上谈兵的一纸空文,因为没有汽车燃油的质量标准给予保障。

    于是为了环境保护的目标,各方面批评之声音迫使中央政府在多方博弈下201151才出台, 比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晚了6年,而且还有3年的过渡期,时间长的几乎荒唐,节能减排的中央政府设定目标及其刚性约束形同虚设。近些年从河南省到海南省都发生了疑似成品油导致汽车故障的事件,使用了劣质汽油产品的车主深受其害,投诉遭遇了各地汽油标准不同的制度性阻力,甚至出现了歧视性的地方土政策。直至201171符合国家IV标准的汽车才开始投放市场,只有北京、上海之类大城市才供应符合国家IV标准的汽油,其他地方没有。柴油也是一样,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汪纪戎说,按照国家2009年制定的车辆使用柴油III标准的规定,应该是201171开始全国供应新标准柴油,油品里面的硫含量标准为350ppm(浓度单位,百万分之一),实际上直到2011年底都是仅仅在大城市有这样的油品供应,其他地方供应的柴油都是硫含量超过这个新标准6倍的高污染油品,符合已经被淘汰的II标准2000ppm,当然是污染严重。

    2012229国家质监局、环保部、能源局、财政部、中石油、中石化6家中央单位和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汪纪戎对话这件事,没有达成结论来明确国家柴油新标准推向全国的统一日期。为什么呢?原因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石油、中石化绑架了国家的汽油、柴油以及汽车、轻型车、重型车节能减排标准,垄断企业不生产这种标准的燃油,就能够让中央政府的国家标准泡汤。国家的油品标准制定程序,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委托燃油和润滑油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在这个委员会当中中石油、中石化的专家占了绝大多数。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故意要求在最后说明这个品质的燃油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供应市场,一旦油品企业反对,说到时候我生产不出来,这个国家标准也就出不来。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直接绑架国家标准,结果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了中国的燃油标准,绑架了中央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和环境保护法律,使得劣质油品大行其道。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汽车消费大国,汽车尾气排放由于车辆使用油品的劣质化而严重污染环境,但是在油品市场被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前提下,国家的专家制度同样被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了,说明中国政府的专家政策本身存在着致命性缺陷。中央集权制度的权力集中于官方垄断性,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专家在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一言九鼎,没有了起码的利害关系回避规范,如果油品加工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不同意,中央政府的国家标准就胎死腹中。政府成为企业的傀儡,国有企业成为破坏中国环境的元凶。同样的标准制定模式,在乳品标准制定过程中,又一次重演,无容置疑的证明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不能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必须痛下决心进行彻底改革,逐步从中央集权制度走向联邦制国家。

    一年来的媒体披露不断证实中国大陆的育龄妇女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是因为中央政府的乳品标准制定工作傀儡化,被权贵企业绑架了乳品质量标准。媒体揭露,新的乳品标准“内部待定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伊利乳业集团,酸奶标准的起草单位是光明乳业集团。”依法应该是中央政府由卫生部负责制定的乳业国家标准,竟然被偷梁换柱,政府部门故意渎职不作为,让几个生产乳品的利益集团“切蛋糕”,没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起码责任心和相应的回避制度。生产乳品的企业自行制定国家标准,还要中国政府干什么呢?乳品标准草案当中最重要的几个指标,都因为要求乳品企业大力提高科技水平包括饲养奶牛的卫生条件,结果全部都被删除了。以至于无论中央政府官僚怎样出面解释,到没有公众的信任感,中国的乳业标准被誉为“全球最低标准”。遗憾的是,中央政府忘记了20109月国务院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为此要求卫生部组织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目前仅仅是副秘书长就有14人,是全世界的第一庞大同类型机构。70多名专家从200812月开始,由卫生部牵头,会同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工信部、工商局、质监局、药监局、中国疾控中心、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等等机构,成立协调小组,对于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整合完善。据介绍,他们将近600人次参加了各个工作组、起草组、以及专家组的研究与讨论,20102月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会”召开各个分支机构会议,审查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经过主任会议,通过了66项乳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新的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终于在2010326由卫生部批准公布了。

    如此庞大的专家权威团队,如此颇费周折地反复讨论,却是没有得出受到公众认可的国家标准,个中缘由首先是国际上的成熟标准在那里明摆着作为参照系,中国人民的智商受到了政府专家的侮辱,怎么能不义愤填膺呢?这正好印证了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关于协商民主的“利益强奸民意”论断,证明了越来越多的虚伪专家是政府虚伪的表现,利益集团玩弄科学已经驾轻就熟,所谓的科学讨论会不过是拿着人民大众的血汗钱公款吃喝之后再一次吵吵闹闹,纯粹是误人子弟,祸国殃民。难怪这个中央集权制度的科学化产物一当出笼就引发混战,不仅仅是舆论对于中央政府的食品安全标准之低劣一片哗然,而且连参加这个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也分裂成为不同的派别。执行这个标准的结果是,乳品安全的保障途径要比添加三聚氰胺有所进步,但仅仅是为了三聚氰胺,而非为了乳品的全面高品质安全性。实际上,是乳品企业算计的到位,这个标准的乳品大大节约了乳制品企业的冷藏运输成本,从而相应的提升了乳制品企业的利润。可是,彻底败坏了中国产品的国家标准公信力,客观上是败坏了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不能深刻认识这种利益集团危害性,特别是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部门官商勾结的高层次腐败刺伤人民大众心理底线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重演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不会遥远。这种权力高档次腐败的专家闹剧,足以让中国共产党看清楚假冒伪劣专家是为了小集团利益故意“选择性失明”乃坑害中国的“有才缺德”毒品,为了利益集团和官场特权的一己私利出卖良心良知,客观上利用“照顾奶农”的幌子把中国奶粉固定在低档水平上,使得羊奶粉在中国大行其道,实实在在是毁灭中国乳制品产业链。毕竟,国际市场的奶粉是不会救济中国乳制品经济的。

    这种国家标准的官本位制定方式已经一再明确了中央集权制度是落后于时代进步的反动制度,丧失民心,更没有经济技术竞争力,压制了先进生产力发展,失去了市场消费者群体和信任度。这是官场腐败的经济效应,官场腐败不同于官僚个人贪污贿赂犯罪,而是整个官僚阶层贪得无厌,竭尽全力扼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三公开支”高消费的洋酒泛滥成灾,就标志着整个中国官场有钱有势使得政府采购穷奢极欲,剥削产业劳动者已经是官府的罪恶滔天,造成了世界著名的高档次洋酒“拉菲”全球产品数量22万瓶,在中国市场上却有200万瓶被消费,假冒伪劣产品来源于官场公款高消费的吃喝嫖赌恶劣风气。高档次房地产征收房产税,高消费的高档车也被老百姓呼吁征收相应的税负,奢侈品消费和万元宴会被老百姓呼吁征收高消费税负,还有官僚子孙后代成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的主力军,老百姓要求征收遗产税,都是中国政府不能绕开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在许多地方政府那里是让吃皇粮的“临时工”进行暴力执法,有税务局的临时工,有城管局的临时工,还有城市化进程当中的政府拆迁办公室临时工把农民活埋了,党政机关上班时间打牌娱乐的官僚也冒充临时工,中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将近十年左右了,明明白白的法律规定早已经没有了临时工、正式工的区别,为什么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违法行为竟然明目张胆呢?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管理体系在牢牢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那种等级歧视政策,在上行下效的作用机制之下,这种违法的临时工现在遍布建筑、餐饮、保洁、护理等等农民工集中的劳动领域,成为被剥削压迫的典型社会低层劳动者,使得劳动合同形同虚设,人民利益被漠视,对比于2011年房地产大老板任志强年薪692万元的高收入,令人触目惊心。

    难怪描写中国官场的小说从《省委书记》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得民心,劳动模范和工人兄弟积极支持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努力,到《省委班子》、《中国式秘书》以及《二号首长》完全暴露了官场已经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分道扬镳,官场潜规则已经完全彻底地背离了人民大众的诉求,官僚集团的明枪暗箭已经让劳动人民丧失了对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信任度。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迫使我们反思前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亡国就是官僚与民众利益严重背离,而且前苏联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国际化市场对比效应,没有今日中国的国际互联网之网络信息传递媒介那样容易颠覆政府信誉,没有中国这样的政府采购公开亮相腐败,没有“三公开支”高消费的中国式“两会”聚焦整个官场腐败,从而没有前苏联那样的缓慢民愤过程,有的是老百姓更加直接地反感官本位特权扼杀民间社会活力。这样的累积性社会不满,最终只能是中国的不稳定结局要比前苏联更加剧烈。

    中央集权制度在这方面的控制能力是封建主义生产力局限了的,适应不了现代化工业化科技生产力的要求,例如以网络银行为操作手段的地下钱庄,就是中央政府银监会也无能为力的大量犯罪。还有温州市集中爆发的民间借贷资金链问题,也是中央集权制度鞭长莫及的市场经济怪胎,迫切需要适应于实体经济、民间经济的客观规律来办事,坚定不移地放弃中央集权制度这样的封建主义体制。这方面,中央政府策划成立金融国资委的政治出发点就是官本位的封建主义特权思路,是中央集权制度阻挠市场经济发展的反动派抉择,具体操作还必然为了银行业本位利益而葬送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国资委和当年设立国务院国资委的产生背景完全一样,就是首先要求保证国有资产只能是赚钱不赔钱,也就是所谓的保障国有资产保值,显然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超越竞争性要求。这仿佛就是要吃到神仙的万能灵丹妙药,坚决对抗市场经济的风险性必然规律。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企业必然会面临竞争性风险,会经营失败而破产,例如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就必然有破产的风险。现在中央政府就要求国有银行企业天生的禁忌市场化风险,当然只能是成为特权经济体,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权贵企业,就是依靠垄断性来吃人不吐骨头的恐龙企业,不允许同类型的民间企业与它们公开公平地竞争。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中共中央在让中央政府出面主持扼杀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的国资委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策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是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这是官本位模式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的必然悲剧,是中央集权制度先天不足的皇帝特权致命性缺点表现。如果不能改革封建主义国家执政党一元化集权制的大框架,就不能真正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就会在皇帝特权面前固步自封,让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功败垂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已经从“官本位”的动力规定性那里被明确了中央皇帝特权永远大于市场规律,更大于经济法律制度,因此使得中国截止今日的改革开放政策被迫蜕化变质。解决这个尖锐的政治症结,需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壮士断腕的英雄气魄来果断地向全体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仁人志士公布一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让人民大众来判断中国应该何去何从?人民当家作主,才是最大的科学,才会有真正可行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改革的官本位取向与中国政治建构的执政党垄断化,注定了经济领域缺乏市场机制的高地,原因都是封建主义皇帝特权的本能作崇,不是政治家个人品质和眼光的问题,当然是共产党政治家理论水平欠缺的具体表现。这里面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刚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政治决策高层的思路首先是官场控制力,不是解放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来让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充分发挥作用,让民间社团党派来齐心协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所以,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国有企业、金融行业的改革开放政策总是千方百计想着让官僚出面设计,通过大把大把地花费人民群众血汗钱来封闭化地进行权贵利益勾心斗角,让有钱有势的少数人集团利益来垄断中国的改革方案制定工作。对此,我们说这种改革路径必须被打破,关键是让人民自由结社组建社团,增强社会的自组织功能,有效地替代官方垄断性,为民间本质性的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倘若总是希望中共中央设计好完整的改革方案,自上而下地让人民群众去落实,那么这种改革路线图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老套路,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错误。正确的路线图,应该是放手发挥人民群众的社团组织创造性和积极性,共产党作为社团党派首先带头解放思想,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自下而上形成改革的各种各样建议方案。然后,公开进行全民大讨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自然而然就能够创新产生许许多多好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各方面的预案都会有丰富的内容,具体操作起来就能够践行“大社会、小政府”的精兵简政改革,能够实实在在的开展民主法制建设。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不能倒下去,中国共产党队伍里面的真心实意学习读书之人太少,全中国的人看重读书的仅仅是“高考”大棒压制那些莘莘学子。中国的书店在大中小城市里面越来越少,甚至大城市中心区明显消失了书店,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人阅读纸张书刊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实用主义和娱乐化远远超过科学性及知识性,使得精神塌陷成为当前中华民族最大的危险性信号。当然,网络读物近年来在中国读者领域风行天下,低俗化乃至色情化的诱惑包括虚幻传奇、穿越剧之类缺乏精神高地的中国媒体乱象,是世界上最大新闻管制体系之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体制性失败。欧美发达国家最大数量的社会性聚会活动,乃是政府政务官竞选类型的各种政治演讲,全体国民最大的参与是社会发展事件,但中国是唱歌跳舞的娱乐明星商业性表演最让老百姓高消费参与,政治性聚会完全是人民缺乏参与主动权的官僚领导人讲话。这是中国政治溃疡病的大是大非问题,迫切需要中国政治拿出来解放社会科学研究的示范性试点,让科学来决定官僚的前途命运,让人民大众的选举成为产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职化体制的试点,迫使官僚知识化和终身学习进步。中共中央一步一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开展联邦制的竞选组建政府之政治改革特区化尝试,少数民族区域由于生产力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度仍然要加强“官本位”体系的优化工作,古巴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优越性值得中国政府借鉴。同时,居住证逐步取代户籍管制政策使得农民工在发达地区拥有选举权,让人民当家作主来解决民生困难,化解党政机关大包大揽民间社会事务的利弊双刃剑效应。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成为联邦制的适用于市场经济之国家政治体制,让全民公决《宪法》修改之类决策,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里程碑的贡献。

    当然,中国的官僚与民众矛盾有增无减,使得共产党维护稳定的高压线政策再一次走向强化,倒退回去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以为封建主义那一整套暴力政策是万能钥匙,往往更是把民主看成为危险性挑战。这正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思路决定出路”,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能够在发展当中解决问题,不要在维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立场上解决市场经济问题,因而产生出来更多的更加难于解决的新问题。还是重复一遍温家宝总理在广东省重温邓小平的那一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 【摘要】: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机关的“三公开支”高消费奢侈乃是千夫所指,是典型的权贵集团腐败而破坏力远远胜于官僚个人行贿受贿之类腐败犯罪,其根源在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在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把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之中央集权制度认定为共产党领导体制,注定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运作模式,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形成,公开以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等等基本原理,忘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让前苏联东欧执政党成为历史进步的反动派而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首先需要逐步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回归政党的民间性质和社团党派定位,率先垂范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政党领袖和各级政府,引导全中国逐步走向联邦制,带动国家全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法制建设,按照列宁主义的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政治框架来消亡特权执政党和政府之类政治腐败源头。

    2012316星期五于杭州市龙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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