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改革,既不能等,也不能急,要懂得拖,然后拖中待变,拖中求变,拖中促变,拖中寸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谁在这里面等,谁就是自私!谁在这里面急,谁也是自私!《呻吟语》云:“体解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接臂抵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干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闲气定,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轻试以幸功,此真才也,世鲜识之。”能推进中国改革者,当此公也!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隆重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明确宣示以改革促发展的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 正确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并代表本 届政府郑重承诺:“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也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们要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 满意的答卷。”从政府工作报告全文看,“改革”一词出镜多达近70次。
这多少让人一下子“穿越”到20年前的“东风吹来满眼春”!1992年1月18日,在全国人民的春节喜庆中,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不顾年迈,“在国际国 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提出一系列新论断,以大智大勇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高潮。1992年 也因此而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分水岭,民间活力出现“井喷”,据称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后被人专门概括为“92派”。2012 年会成为另一个1992年吗?
今非昔比,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但改革开放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甚至更 难了。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原本就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容易啃的骨头都啃了,留下来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啃,比如通常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新的 利益集团和利益分化已伴随改革开放而成形,尤其贫富鸿沟的存在,往往让沟两边的人同时成为改革的阻力甚至障碍。对这一点,小平同志似有预估,1993年9 月跟弟弟邓垦谈话时曾明确表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
近些年来,对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稀薄,以至于部分舆论大骂“伪改革”,甚至干脆断言“改革已死”。这可能与贫富鸿沟的存在紧密相关,无论城乡收入差距, 还是基尼系数,抑或行业收入差距,我国的数据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至今再没有明确公布过。有测 算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远高于作为国际警戒线的0.4。另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5%的家庭掌握60%的社会个人财富,而今是东风压 倒西风,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社会个人财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二十年前的意气风发可能已是昨日黄花,一去难返矣!
此情此势,改革应该如何推进呢?“站”是站不得的!在“南方谈话”半年前,也就是在“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深圳方面希望邓小平同志为 深圳新火车站题词,原本要求“深圳站”三个字,但小平同志只写了“深圳”两个字,无“站”。这明显不是爱惜笔墨,而是希望深圳作为特区能够在改革开放中一 往无前,义无反顾。深圳没有站,中国不能站,今天更不能站!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讲,改革开放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易经》上面有句话,叫“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意思是说,读历史,多了解前人的话语、行为和事件,可以涵养心性,能够增进德性。这个话说得好, 宋神宗皇帝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就作了引用。一个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办事情,都更容易养就理论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成熟。无历史,不 厚重,当前推进改革开放尤其需要历史厚重感!
不知何故,无论中外,都是“革命”易而“变法”难。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小革命不少,大革命即改朝换代也不少,但大的变法——如果不包括当代由小平同志所开 启、运作但还没有完结的改革开放——仅有四次,即商鞅变法、王莽篡制、王安石变法和戊戍变法。耐人寻味的是,变法的领导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商鞅“作法自 毙”遭“车裂”;王莽食古不化被砍头;王安石算“命大”,保全首级;戊戍变法百日而终,光绪皇帝被黜,康有为被放逐。
尤其戊戍变法值得借鉴,不仅因为时间上离得近,更重要的是,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历程与洋务运动以后的心路历程颇有暗合。比方说,洋务运动后闹过“打倒 孔家店”,改革开放后也闹过“河殇”;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开始,改革开放也是从经济建设及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洋务运动后有激进变法,改革开放中一度也有激 进的政治变革。
1895年 称得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元年,初春乍暖还寒时候,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京师,从朝廷内的官员,到在京的举人,以至外省的疆吏们,乃至普 通百姓,一夜之间纷纷关心起国事来,掀起一股向皇帝上书潮,接受并代奏上书的都察院一下子热闹未凡,这被历史学家张建伟称之为“乙未大上书”!有意思的 是,曾被历史教科书所大书特书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所领导的“公车上书”,的确写了“书”,但根本没“上”,据说是康有为在上书之前从小道消息得知自己中 了进士。
乙未年的政治热情高涨,不仅表现在“乙未大上书”,而且也表现在“乙未大结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心国事难免要纠合志同道合之士,于是组织社团便成为1895年的一大奇观。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到辛亥年间,有章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最先组织的团体,就是由康、梁师徒所领导并由翁同龢、张之洞所赞助的“强学会”。
就是被认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太后,这时候也认为变法维新是必由之路。但热情高涨是一回事,实际作为是另一回事,热情是不能代替作为的。变什么法?怎么变?维什么新?怎么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自家脑袋搭上不算,更要命的是误国殃民。不幸的是,满清政府1898年第一次政治改革——史称“戊戍变法”,亦称“百日维新”——似乎就遇上了这么一对闹着玩的主: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光绪皇帝无疑是百日维新最主要的推动者,看到虎狼在侧,国亡无日,企望有所作为,这是大可褒奖的。无奈光绪皇帝长于深宫,少不更事,欠缺历练,无深沉厚重,无运筹帷幄,无纵横捭阖,徒有满腔热情,在变法的103天中,颁发的谕旨达280余件,其中明确具体办法批准实行的175件,令人难以适从。这不是闹着玩吗?
古圣先贤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在治国平天下之前。不管慈禧是怎么样一个人,无知也好,狠毒也好,贪权恋栈也好,其他种种也罢,光绪皇帝如果真要变法维 新,首先就应该把自家蹲着的这位老太婆“摆平”!一个老太婆都平不了,怎么治国平天下?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光绪皇帝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倒是慈禧对此 洞若观火,曾对庆亲王奕勖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董事 长不成熟,如果总经理成熟,兴许也还有几分戏。不幸的是,百日维新的总经理也不成熟,在操切浮躁上比光绪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一介书生康有为。无可 否认,康有为学问做的还不错,而且得风气之先,略通西学。但这个人狂傲自负,得理不饶人,一点也不会团结同志,就连最器重他的翁同龢也在日志里记着“康祖 诒狂甚”。
对变法维新,康有为准备怎么干呢?还真的名副其实,那就是有为——“大有作为”!1898 年6月16日,在颐和园东宫门内朝房等待面圣时,康有为碰上了时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而且是慈禧心腹的荣禄。荣禄知他要面圣,陈述变法主张,于是就问: “我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骤变乎?”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不是要打架吗?哪是要担当大任的总经理说的话 呢!
年轻的董事长,狂妄的总经理,百日维新的结局难道还待龟卜?结果是法变不了,新维不下,一百天玩完,董事长被黜,总经理放逐,“六君子”丧命,政治改革倒退!在谈及戊戍变法时,论者常谓以慈禧老太婆为首的后党保守顽固,老太婆的确顽固,说顽劣也不过分,光绪皇帝和康有力的确也代表历史的前进方向,但还是要反问一句: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就不顽固保守么?
变法维新,其实质是启蒙人、引导人和转化人,中华智慧在这方面原本是最拿手的。真不知光绪皇帝尤其康有为是怎么读的圣贤书,《菜根谭》云:“人之短处,要 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诚良言也!光绪皇帝是否流于以短攻短?康有为是否沦为以顽济顽?
百日维新的流产也导致开明势力的失落,翁同龢被黜,张之洞被阻,李鸿章和刘坤一靠边站,大清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落入以慈禧为首的老朽昏庸之手,朝政每况愈下,政治改革迅速倒退,并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之祸。直到七年之后,“立宪”的日本在中华东北大地再一次打败“帝制”的俄国,朝野上下才再一次出现“变法改制”的热潮,但历史已无法再给予满清朝廷机会!
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激进只会导致改革的倒退!殷鉴不远,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段浪漫岁月,但遭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也不得不付诸阙如。伟大如小平者,以耋耄之身巡视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也只是谈经济体制改革,再不多言政治体制改革。
什么是变法?什么是改革?什么是转型?说到底,所谓变法、转型、改革,就是启蒙人、引导人和转化人,一方面要积极和主动,意志明确且坚定;另一方面要忍耐 和妥协,手法婉约而渐进。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要告诉国人的成功经验,九个国家的兴衰史直接或间接、正面或反面都证明,妥协合作支付的社会成本最低,激进 往往不能达到目标。该电视片总策划之一的麦天枢先生曾对剧组编导开玩笑说,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
这里面涉及一深层问题:人究竟能不能服?人皆“注目礼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注目并尊重,人是不能服的,以力服人不能服,以理服人也不能服。正因为人不能服的,要有忍耐,懂得妥协,要善于启发和引导人;惟其如此,才可能最终转化人。《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
在大众的心目中,李敖先生或许算激进的,但饱读史书的李敖十分反“革命”,说过一句话:纵观历史,一个“拖”字定天下!算是吃透人世沧桑。西方经济学有个 概念,叫“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行为改变,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带来更大的整体利 益,都不是帕累托改进。所谓“拖”,就是不做非帕累托改进的事,不做有害任一方的事,事情若是有害对方,宁可不做,悠着,如此,自然也就只做帕累托改进的 事。当前中国的改革,既不能等,也不能急,要懂得拖,然后拖中待变,拖中求变,拖中促变,拖中寸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谁在这里面等,谁就是自私!谁在 这里面急,谁也是自私!
这就对改革当家人或者说转型期领导人提出了人格修养的高标准,一代大儒吕坤《呻吟语》中有段论干天下事的话说得非常好:
体解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接臂抵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干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闲气定,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轻试以幸功,此真才也,世鲜识之。
——神闲气定,智深勇沉,能推进中国改革者,当此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