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蒋英

    青年蒋英

    婚礼蒋英

    蒋英与老伴钱学森

    钱学森与蒋英一家

      当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蒋英先生晚年时被问及,是什么让她在历经坎坷后仍坚持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行时,她回答说:“看来这最重要的是爱了。”而如今,这位对世界充满深深的爱的美丽长者,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向远方,与先她而去的丈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天堂相聚了。

      蒋英出身名门,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高级军事将领、著名军事理论家,也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虽是娇生,却未被惯养的蒋英, 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养成自强的性格。由于父亲爱好古典音乐,因此在进入中西女塾后,蒋英开始学习钢琴。1935年,父亲出访欧洲考察,携蒋英同行,在中欧游历3个月后,经维也纳转道柏林,将她送入当地以管教严格而闻名的一所贵族学校就读。在那里,蒋英养成了极端守纪律和勤奋学习的品德,同时,按她自己的话来说,“也沾染了日耳曼民族的死心眼和固执。”

      两年后,立志终身从事音乐事业的蒋英考入德国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在著名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门下学习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同时用心攻读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除了学业,每当夜幕降临,她还奔赴各个音乐厅和剧院,聆听交响乐、室内乐、独唱音乐会,观看歌剧、话剧。蒋英后来回忆道:“进大学后,我像掉进知识的海洋里,吞呀、吞呀,有吞不完的好东西。”

      如此勤奋,是为了打下语言基础,更是为了唱好歌。严谨的学习环境,丰富的音乐生活,让蒋英的演唱功力得到很大进步。每当有机会在公众面前演唱时,她也总不忘精心打扮一番,穿上最漂亮的旗袍,而在座的听众也无不惊讶于眼前这位来自东方的姑娘,居然能将西方声乐作品唱得如此地道,这也打破了他们关于中国人没有音乐天才的偏见。

      正当蒋英处于学习的关键阶段时,“二战”的硝烟席卷整个德国。蒋英开始了随几位同学南下逃难的生活。那时,全德食品极度困乏,只能实行配给制,即使在这样饥肠辘辘的岁月里,蒋英仍不忘初衷,想要完成学业。为此,她几经辗转来到瑞士求学,在进入琉森音乐学院后,在依罗娜?杜丽戈的指点下,专心学习艺术歌曲和清唱剧的演唱,后又随瓦格纳歌剧的专家艾米?克鲁格学习歌剧和表演。

      大师的指点让蒋英的歌唱技艺又获得了一个全面的飞跃,同时,她的知识面也得到很大拓展。此间,蒋英还博览名著,为自己打下了丰富的文学基础。当蒋英即将毕业时,老师克鲁格邀她作为自己的助教同去慕尼黑音乐学院,然心系故里的蒋英,一心想要早日归来,报效祖国。

      在海上漂泊了1个多月后,蒋英终于回到阔别11年的故土。不久,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的主办下,她归国后的首场独唱会在上海兰心剧院如期举行。台下坐满了闻讯而来,一睹这位学成归国的才女风采的朋友与乐迷,音乐会盛况空前。向以苛刻著称的音乐评论家俞便民称,这是自己“听到的最佳音乐会之一”,他在评论中写道:“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地发挥,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她掌握得极为出色。”也就是在那一年,蒋英与年少时便因家庭渊源而相识相知的钱学森喜结良缘,婚后不久便伴随夫君赴美工作。

      说到钱学森和蒋英的结合,这既包含了青梅竹马情,也囊括了激情、亲密、承诺三要素。钱学森生于1911年,蒋英生于1919年,两人相差8岁。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学森是家中的独子,他父母十分盼望有个女儿。而蒋家有5个女儿(蒋英排行老三),钱家见蒋英长得漂亮,天真活泼,就恳求蒋家将她过继给他们。这得到了蒋家的应允,于是蒋英过继到钱家,一度改名为钱学英。由此,钱学森和蒋英一度以兄妹相称。

      在两家的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有一次共同唱起了《燕双飞》,唱得4个大人都大笑不止,这似乎也预兆了钱学森和蒋英日后结为伉俪。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如此说道:“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1935年,时年24岁的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时蒋英16岁,亭亭玉立。比她大8岁的钱学森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很喜欢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妹妹,曾经亲昵地对蒋英说:“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蒋英调皮地反问道:“为什么?”钱学森坦诚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这天,蒋英特别高兴,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听得如痴如醉。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带到了美国。

      随后,蒋英也前往德国深造学习。蒋百里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考察,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蒋英的照片转给钱学森。后来,钱学森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终于在1947年金秋时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连理。此时,蒋英已是个才华横溢、享有盛誉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钱学森与蒋英在美国波士顿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钱学森的工作室与蒋英的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给新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浪漫的气氛。

      在美国期间,蒋英英语一时还未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大笑。谁都不会想到,大科学家钱学森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开玩笑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在这期间,蒋英有了更多徜徉在音乐海洋中的时间与条件。她预定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年票,尽情欣赏一切高质量的演出,还潜心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唱片和乐谱,这样的爱好伴随了她的一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蒋英夫妇抱着为祖国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立即准备动身回国。当买好机票,托运了行李之后,美国当局害怕钱学森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回到祖国后为“红色中国”服务,将其非法软禁5年。在那些受着监视和威胁的日子里,这对夫妇展现出了崇高的品德与气节。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钱学森吹竹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以音乐来排解内心的寂寞与烦闷。在蒋英和钱学森共患难时,她说:“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永远伴随在你的身边!”

      尽管有着种种阻扰,最终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还是突破重重“封锁线”,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永刚、5岁的女儿永真重回祖国怀抱。

      起初,蒋英被分配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她努力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并积极投入到各类演出中。几年后,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至北京,出于便于她照顾钱学森生活与工作的考虑,组织上将其调往学院声乐歌剧系任教。对于被迫放弃热爱的舞台生活,转而投入自己并不擅长的教学工作,蒋英多少有些恋恋不舍,但当年回国途中在心中立下的“给我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的誓言,还是让蒋英走上了教学岗位。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钱学森经常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1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1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五院的同志回复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蒋英生前曾经这样回忆,她慢慢习惯了不能干扰钱学森。

      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钱学森是忠实的听众,也是私人评论家。有时,他邀请科技人员一起来欣赏。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半个世纪中,蒋英辛勤耕耘于讲台前,编教材、译歌词,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多年来,蒋英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声乐人才, 尤其是历经“文革”劫难,迎来改革的春风后,年过六旬的她让自己的艺术才华与广博而厚重的学识充分发挥。教学中,蒋英全面的艺术修养、娴熟的外语知识、周密的教学计划, 让她独树一帜地培养出众多活跃于国际舞台、饮誉海内外的弟子。当年,学成归国的蒋英在上海举行独唱会后,曾有评论预言,她日后的艺术人生中或许将“吐射着原子式的灿烂光芒”,而如今,这样的预言在蒋英悉心培养的傅海静、姜勇、祝爱兰、赵登峰、孙秀苇、多吉次仁等弟子身上得以实现。

      终其一生,蒋英就是这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教学事业与学生。有一年,她哮喘发作,靠着激素才能控制,却坚持抱病授课。当时有个学生正在学习舒曼的艺术歌曲,但因她不会德文,只能由老师念一个词,她学一个词。老师边念边喘,一旁的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她去医院,但她却说什么都不答应,念到最后声音都哑了,是毅力让她坚持着念到最后。放下乐谱,便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次,为帮一位学生备战国际比赛,蒋英在病榻上不断试唱、修改,一本《费加罗的婚礼》的乐谱,就这么被她“折磨”的散了架。

      学生眼中的蒋英,不仅是位严师,更似他们的慈母。她建议学生去国外深造,同时主动帮助联系学校,包括机票的预定。一段时间之后,她又为学生申请参加国际比赛并亲自为学生填妥外文报名表格。而当学生在法国获得了第一名时,身为老师的蒋英却正躺在医院接受心脏手术。打从10多岁开始就“跟在蒋老师身边”的女高音祝爱兰就曾说,蒋老师“已不仅仅是我的声乐老师,她已成为我生命、情感世界中的一部分。她像一个母亲,而我就是她的孩子。”

      蒋英对于艺术的执着与敬业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她的每一个学生。作为中国最早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之一,男中音歌唱家傅海静这位蒋英的得意门生回忆道:“她是一个不愿意吹捧自己的人,自己有十分的本事,她只能说出五分六分。但对于学生,她有十分本事却要有二十分花在学生身上。在我学习期间,如果交给我一个作品,蒋老师会从歌词的翻译、每个词的发音到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演唱时的状态等等,都非常细致地告诉给我,这在现在的老师当中已经不多了。我1983年第一次去英国参加国际比赛时,没有钱做演出服,蒋老师亲自带我出去订作中山装,在经济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老师就像父母一样,无论什么地方都在关心你。蒋英老师给我打的基础使我没有走过弯路。”

      走下讲台的蒋英,同样是一位称职的好妻子、好母亲。她与钱学森先生相濡以沫数十载,在钱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忙碌、耕耘时,背后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当中央音乐学院为蒋英举办从教四十周年研讨会时,因病不能亲赴会场的钱老不止一次遗憾地向妻子提起:“你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今天我不能陪你,我获奖的时候你却总在我身边,实在对不起。”不过,他还是以书面发言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意与感激。发言中写道:“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52年!……而在这段时间里,蒋英和我则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蒋英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我则在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方面工作——她在艺术,我在科技。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钱老去世后,蒋英身体不好时就会念叨“我该走了,该去陪陪老伴了。”如今,这对在科学与艺术界写下一段佳话的眷侣,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了,而蒋英也将自己的美丽与爱永远留在了世间。文/李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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