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上海国资》萧武
受访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1.您在09年的时候出版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在新出版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里,您又重点论述中西部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西部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AsianFrontierof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19世纪以来,围绕着内陆欧亚“陆权”的争夺,始终是国际地缘政治的要害。英国殖民印度,是为了实现“欧亚帝国”的构想,沙俄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是为了与英、美、德、日争夺内陆欧亚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是日本的北上,还是法西斯德国跨过多瑙河的东进,特别是当今美国的中亚战略――世界列强锋芒所指,无不在争夺内陆欧亚的“陆权”,亦无不剑指亚细亚的心脏。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人口、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市场过度依赖海外,而资源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简称“黑-腾线”),该线两边的国土面积大体相等,但大约90%的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黑-腾线”以东地区,而一半以上的资源――特别是我国矿产能源的大部分,则分布在“黑-腾线”以西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工业加工能力所占比例不到10%。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目标不仅仅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而且,它也将造成欧亚内陆核心地区的崛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惠及周边,以和平、互惠、分享、合作的方式,真正将欧亚大陆联系起来。
因此,首先是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去理解这一战略意义,就是要认识到:一,只有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才能真正增加国家能力;二,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三,只有切实和改善并解决中西部地区的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四,只有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注重科技生态的新型农牧业道路,才能做好中西部地区“后发先至”这篇大文章。
从国际视野看,当前美国金融海啸、日本海啸与核泄漏、欧盟内外债缠身,这对我们倚靠欧美日市场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的影响,应该说是根本性的;而“海外”的市场既已严重受限,未来的市场也就在欧亚“大陆”,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希望,首先便在于将中国的制造业向欧亚大陆延伸。过去我们对于欧亚大陆的投资,主要目标是确保能源的供应和安全,而未来的投资重点,则应该是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即从建立欧亚大陆“制造业一体化”的视野出发,通过振兴欧亚大陆的经济,来建立中国资本对国际制造产业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从而一举摆脱中国处于生产链最低端的“世界加工厂”地位。
过去美国讲“太平洋时代”,我们也讲“蓝海”战略,这其实都是从发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出发的,现在我们讲“两条腿走路”,即在“走向蔚蓝”的同时,必须去拥抱、迎接中国的“欧亚大陆”时代的来临。
2.因为总是跟民族问题交错在一起,西藏、新疆和西部治理一直是很重要的问题。您认为,在化解民族矛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角度来说,清朝有哪些仍然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内涵式发展”、“包纳式发展”,具有什么启示?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791年,乾隆下诏《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在西藏发行国家主权货币。这种银元一面刻有汉文“乾隆通宝”,一面是满文“煌煌明诏”,这是我国第一次发行国家主权银币,它在历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即是《钱币疏》,其中指出:中国四百年没有国家主权货币,不得不依赖外国进口银元,因为中国所有之纯银(纹银)质软,不适合造币,故长期以纹银换取外国杂铜、铝之银元,从而,使得“纹银漏出外洋,于今四百年矣,非因鸦片而始也”。康有为首次上书,就是要求朝廷立即效法乾隆在西藏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举措:“廓尔喀通商,高宗纯皇帝令于卫藏铸钱,是银钱之铸,先帝早已创之,今宜恪守祖宗之法而推行之也”。即他主张效法西藏政策,立即在全国铸造和发行主权货币,以结束货币“失名、失实、失用”的状态。
这表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边疆地区先行、先试,若行之有效,则可推向全国、乃至推向世界。这对于我们今天启示就是:我们未来对于中亚、西亚地区的贷款和投资,要争取进行人民币结算,这既有利于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对抗、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例子与此相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纪》中指出:鸦片战争中袭我沿海的英军主力,实以印度孟加拉邦军队为主体,而英属印度,则与廓尔喀(今尼泊尔一带)有世仇,廓尔喀人英勇善战,众所周知,当今英国军队中最具战斗力者,即是廓尔喀军团(亨利王储,亦受训于该军团),而当时的廓尔喀曾知会驻藏大臣,说他们要攻击英属印度,协助清王朝抗击英印联军,使得英印“怀内顾忧,不能全赴中华”,但是,清朝廷因为翻译的原因,不明白廓尔喀所谓“迪里”者,即是“英吉利”,竟没有对廓尔喀的请求作出答复。魏源指出,这种重大战略机遇的丧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忘记了自己经营西部边疆的好传统,忽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经营西部边疆的经验,从而没有看到内陆欧亚的“陆权”问题是实质,而东南沿海的“海权”则是表现,随后,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海防”与“边防”的争论,则进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内陆欧亚”的空间视野。
正是围绕着“内陆欧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的争夺,方才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向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只有从内陆欧亚“陆权”的意义上,“海权”的作用和意义才会被发现和凸现出来,而孤立的强调“海权”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短视的――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见解,当然,当年李鸿章的见解压倒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方才铸成了中国的近代不幸。
当近代欧洲的海权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英国的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谓的“哥伦布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海洋对于陆地的重要意义只是暂时的,世界事务的支配力量,很快会转回欧亚大陆――即他所谓的“世界岛”,转到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强国手中,历史证明,他的预见是很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是不重要的,恰恰因为“海权”是极其重要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善于利用这个权力,而善于利用权力,就必须懂得权力“对冲”的道理,所谓对冲,也就是要懂得“两头下注”的道理,中国只有既是海权大国,同时又是陆权大国,这样才能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幻,随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才会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从容进退,说白了:强调陆权、强调欧亚大陆,就是要给中国争取海权加了一个保险,如果没有陆权这个保险,海权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鸿章等人,就是不懂得这个权力“对冲”的道理。即他对于权力的理解,除了对抗,就只懂得妥协,而不懂得什么是“对冲”。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不但关系国家稳定,而且,怎样描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更是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欧文·拉铁摩尔讲的更好、更透彻的了。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AsianFrontierofChina),是欧文·拉铁摩尔自1925年以来数次考察中国边疆过程中所产生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拉铁摩尔指出:所谓亚洲内陆(InnerAsian)并非只是中国朝贡体制的“外围”,亚洲内陆就是“中国的边疆”,真正把中国与外部世界分开的,并非长城这个“边界”,而是辽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指出:如何认识中国或者“中华帝国”,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的“边疆体制”或者“边疆关系”,中国边疆体制与边疆关系的核心,乃是一种“互惠体制”和“分享关系”,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中原王朝愿意与边疆各民族建立互惠体制,并以“怀柔远人”的胸怀与各民族分享发展的成果和成就之时,那就会出现“四夷来朝”的升平局面,出现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向心联合”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朝贡体制的“同心圆”结构的实质,揭示的正是一种互惠和分享的关系,这种互惠和共同分享发展成就的关系和体制,当然要比近代帝国主义貌似公平交易、实则掠夺榨取的“条约体制”、“条约关系”更为文明和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