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社会关键词》(以下简称《关键词》)是贺雪峰先生的新作,该书是一本农村调查随笔汇编,它延续了作者在《新乡土中国》中的写作风格:“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1],通过具象地对2000年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素描”,以此来展现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以文章内容和写作时间而言,“本书可以看作《新乡土中国》的续篇”[2],但对作者而言,长期农村调查所积累起来的厚重经验和学术灵感并不只是简单对乡村巨变的再现,《关键词》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调查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从经济社会层面描述乡村治理和村庄秩序的话,那么《关键词》则透过农村家庭理性化和农民信仰缺失看到了农民观念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系统的变化;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静态的对观察乡村社会的话,那么《关键词》则在方法上纳入了时间和空间概念,不仅注重深度个案调查,而且注重区域比较。可以说,《关键词》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旨趣上都有不小的超越,它和《新乡土中国》一起不仅为我们较为完整地观察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切口,而且表达了作者学术生命的推进和强烈的学术志向。这份饱含经验情绪的、真实且厚重的调查随笔集深深触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巨变农村的丰富有趣,还有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忧思与焦虑。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关注《关键词》在研究进路和理论思考上的进步,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什么农村

    无论谁研究中国农村,都抹不开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以费孝通之前农村调查所形成的经验质感和收集的资料为基础,以艺术的方式抽象出一些概念,尝试着回答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形态,书中提炼出的“差序格局”、“长老统治”等概念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引用,以至于一些学者将《乡土中国》作为传统社会的蓝本,费孝通的“乡土逻辑”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3]。在如何继承和发扬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上,贺雪峰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他所在的团队于2002年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4],试图以这三点共识来形成一套有主体性和有解释力的农村研究。在贺雪峰看来,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本土和外来的关系方面不够成功。一方面,学界过于注重历史研究,而忽视现实的田野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在引进西方大量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5],使得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和整体性丧失。由此推之,中国农村研究就必须有国情意识和主位意识,凸显经验,让经验生活自己展开。注重经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巨变的中国,以此来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经过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税费改革等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力渗透,乡土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迁,尤其是最近10年,现代性的全面侵入正在使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农民的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巨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村庄社会结构之变、家庭结构之变、农民价值系统之变。

    农民收入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农业收入,二是打工收入,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种植面积下,要完成家庭再生产就必须外出打工。一定意义上讲,正是打工收入的增长保证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维持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尊严体面,由于家庭经济收入和人口再生产越来越远离农村,使得农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外向和城市化。在外打工农民的技术不同,年龄不同,胆识不同,机遇不同,获得收入的差别也相应不同,由此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经济社会分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家庭关系,而且影响农民自我实现,使农民变得越来越理性化。经济社会分化造成新的村庄经济社会分层和权威等级结构,村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传统的人情互惠往来变得越来越功利化,那种长期共处所形成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生活伦理趋于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货币化、利益化,因经济分化所形成的攀比和竞争不断的淘汰挤压部分人的生活空间,使得一些村民遭排斥和受气,村庄生活越来越冷漠和死寂。

    家庭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个生产消费单位,而且是自我实现单位,“家庭是普通中国人的全部希望,是中国人的宗教[6]”。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虽然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冲垮家庭,也使得家庭伦理和个体价值体系受到的冲击不大。分田到户尤其是20世纪90年来以来,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对家庭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使得传统的父子轴地位下降,夫妻轴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它使农民的价值实现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家庭关系越来越理性化。代际关系交换的失衡,传统的传宗接代、延续生命意义的生育观在淡化,夫妻伦理的错位,使我们看到丧葬仪式上跳脱衣舞,“灰公醋婆”式的恶搞,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子女在彩礼和嫁妆上的漫天要价等怪象,很难再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美。家庭伦理的变异与个体价值体系的失衡是紧密联系的,当家庭伦理关系变得越来越无序,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奉化农村代际关系的低度平衡,可以看到河南安阳农村“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无奈,看到四川绵竹农村70多岁的老太太为了个人幸福抛家弃子的毅然决然……当家庭的宗教意义不断流失,亲情爱情都被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所侵袭时,个体的生存意义该向何处追寻?“从家庭中释放出的感情能量、交往需求和终极关怀在何处生基” [7]?地下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传播,老年人因绝望而自杀,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逐渐在农村发生。作者敏锐地思考到当前农村各种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治理性危机,而且可能是伦理性危机,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谓是切中要害,眼光犀利。

    总之,今天的农村人口和家庭再生产越来越外向化和城市化,农民的生活观念、生育观念越来越理性化,农村面临的不仅仅是村庄共同体的瓦解,而且可能是农民的终结。村庄越来越破败凋敝,农村生活越来越脱离常态和利益化,从个人到家庭到村庄都在发生巨变。如果只是器物层面的变化,我们尚且可以谈乡土重建,如果作为村庄主体的农民观念和意义系统都已褪变,我们的村庄建设又该向哪借取资源呢?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中国农民的前途在哪里。

    二.如何研究

    费孝通以功能主义视角进行中国社区研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盛赞该书为从简单的“初民社会”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激发了后来的社会人类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讨。20世纪60年代汉学家弗里德曼对费孝通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弗里德曼认为,功能主义者的共时性剖析忽略了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的特殊性,如果人类学者对中国的整体性与特殊性没有充分了解,即使做再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也无济于事[8]。费孝通为应对社区研究的“代表性”或“典型性”问题,提出“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认识全部的学术目的[9]。费孝通的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社区到城镇再到区域,如此即可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他在改革开放复出后提出的“小城镇建设”,“苏南模式”即是这种思路下的一种尝试,不过,在如何从社区到城镇再到区域上,费孝通只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社区研究的使命和方向,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调查方案,以至于在后来如何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上,社会人类学者依然莫衷一是,吵吵嚷嚷。

    在研究方法上,贺雪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研究并不算成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农村研究缺乏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以至于中国经验成为西方理论的玩偶和注脚,另一方面,对现实经验的重视程度不够,还未深入经验即从田野退回书斋,缺乏对经验的深刻把握,基于此,他提出“两经”战略,既娴熟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又对经验有深刻的质感,如此,才能做出成功的有创见的中国农村研究[10]。具体到农村研究的方法上,他强调经验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强调国情意识与经验本位的统一,以此来克服当下学者“食洋不化”的学术毛病。

    《关键词》即是贺雪峰贯彻其研究方法的一部优秀著作。他注重田野的灵感,注重深度访谈,以此让经验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他将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纳入进来,提出区域比较的视野,不能不说是一次学术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贺氏所在团队的研究方法是对费孝通“社区研究”和“类型学”的继承和发展。理论来源于经验,优秀的学术成果是对经验的抽象总结提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住复杂琐碎的经验。中国的国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2000多年的文明史,9亿多的农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要想让经验立体的呈现,就必须将时间和空间考虑在内,这要求一方面要有扎实的局部经验,另一方面要有抽象的视野拓展。农村研究的第一步是坚实的经验基础,贺雪峰称之为“村治模式”,“即村级治理中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关系,是村庄应对外来政策、法律和和制度的过程中呈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关系”[11],第二步是区域比较,即依据地理位置、开发时期、经济状况、地方文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来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从而为不同经济社会现象的发生提供一些内部和外部解释。个案调查和区域比较相辅相成,深入全面的个案调查是区域比较的基础,是发现区域构成差异的结构性因素[12]。在个案调查和区域比较中,通过提炼出一些解释不同经济社会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框架,通过具体的抽象,通过对田野经验反复的验证,就可以逐渐形成解释中国农村的一些概念体系和理想类型,从而形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关键词”,《关键词》即是这个研究框架下的产物。从全书来看,作者主要是运用“村庄社会关联”和“农民行动单位”两大关键词来进行思考和写作的,通过考察村庄人与人间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个体对待自己的态度和方式来说明农民的理性化,家庭的理性化,村庄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再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通过考察不同地方农民行动逻辑的差别来说明中国人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的双重性及区域差异,在对“地方性共识”的生成和变迁的素描中,刻画出区域社会特征及微妙变化,从而使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中立体而完整地把握农村的巨变。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附上‘关于“田野的灵感”’一文是他对田野调查方法的一个总结和反思。在明确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体”(即为理解和认识中国经验做贡献,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用”(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是为了消化、吸收和创造性使用,从而为认识复杂的中国经验准备逻辑思维和解释能力,而非为普世的学术研究做注脚)后,就要注重经验调查。依作者的理解,经验调查有两个弊端:一是尚未深入经验即跳出来,用理论切割经验,二是陷入经验的泥潭不能自拔,不能抽象和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概念和解释范式。对当前的学界来说,经验调查的不深入不透彻是较大的弊端,因此必须注重全面深入的经验调查。作者崇尚“田野的灵感”,即“直观经验,将生活经验放在本体的位置”[13],而调查随笔是比较好的凸显经验的写作方式,因此,必须将写调查随笔放在战略的位置加以重视。调查随笔的好处是在完整描述经验的同时,加入调查者的一些灵性思考,从而使厚重的经验活泛灵动起来。调查随笔既不脱离经验,又能激活头脑中的问题意识,点燃思维的火花,作些扩展性的解释,是理解巨变农村的有力抓手。

    小结

    正如作者所说,《关键词》是“具有强烈经验情绪的描述”[14],在行文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深切的家国关怀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书中的一些概念和解释还较为粗糙,有待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从《新乡土中国》到《关键词》,作者的学术志向和学术旨趣没变,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却在逐步趋于完善,从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关键词中,我似乎触摸到了乡土中国的未来,感受到巨变中国的一丝腥味。

     

    参考文献

    [1]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2][6][7][13][14]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82150~1511532774

    [3]桂华,《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人文杂志,2010(5)

    [4]徐勇、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1)

    [5][10]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332~3347~10

    [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32

    [9]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81

    [11][12]贺雪峰,《村治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5163

     

     

     

    《乡村社会关键词》,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8月版

    刊于《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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