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宜居城市和农村离我们多远?
——农村城市化、城市恐龙化和土地新政
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市大型化本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路径,是区域发展远景和美丽蓝图,我们曾经被感动过、激励过。问题在于浮躁、浮夸、盲目、强制和不讲科学发展,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陷阱和困境。
强征土地、强拆强建,成为一些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代名词。国家每年以1%以上的速度推进农村城市化,但有些地区却以3——5%的速度快马加鞭实现城市化,大批农田被征用,大批农民被转移出来,改“种”房子和公路。接二连三的市政与土地开发项目,使某些地方政府和干部忙得、笑得不亦乐乎。即使是前任县委书记、离休老干部住的小区也不在话下,通过现领导班子的集体决议,统统纳入开发新区,“老房要拆除、老树要移栽、老人要搬家”,急得农民上楼、跳楼、自焚现象时有发生。
我很早就预感到中国的农业要经历一场暴风雨的考验,似乎朦朦胧胧看见“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农民的农业和农村”,成为城市富人、企业老板和地方某些官员的蛋糕和后花园,使农产品暴涨暴跌或结构失衡而紧缺,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度假村、培训中心拔地而起。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拾破烂维系生计。
农村城市化,对某些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有两大巨大动力,一个是可以强征强占农民的土地后立项搞开发建设(验证了‘农民始终担心土地早晚会被征夺,当地有些人认为土地早晚能收回来’的预言),可以拿到政府的政策性扶持与投资、企业投资和银行融资,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一些地方政府大员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另一个是通过快速减少农村人口来减少本辖区总人口,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但对某些政府官员来说是地方GDP无论规模还是人均都能飞速攀升,既能以突出政绩高升,还能靠开发大发横财。对一些官员来说,对凭借高唱 “改革” 小打小闹发小财早已不感兴趣了,唯独靠土地“开发”和“基建”才是喜自内心的大手笔和大美差事。
失去土地的农民留在当地,就要被“赶上楼”(住楼房),只能靠拾破烂、收废品维系日常生活,被赶进城里的农民“上楼”已是奢望,只能住进地下室。前一阵子,一些学者盲目提倡城市巨型化发展思路,似乎觉得农村城镇化是小脚女人走路。照此设想和开导,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人口早已超过千万,直奔三、五千万并非危言耸听,而且不少地方希望和争取在5——10年任期内加快实现当地80——90%的城市化率,以赶超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人们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乘坐一次地铁就可知超高密度城市带来的人为“灾难”。
照此速度,这些超大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恶性膨胀、无限制地膨胀,城市“恐龙化”现象比比皆是。京津、上海、珠江三角洲的常驻人口将达到1亿已不是吓唬人的话,这种“首都圈”、“中心都市圈”城区人口占国家总人口10%甚至20%的现实,在东京、首尔早已发生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水、电、气、住房、食品、交通、医疗、上学、养老、社保、空气、环境的高度紧缺、紧张、紧缩和污染,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
唯GDP主义是无视社会保障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只顾眼前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盲动,能凭GDP 规模“赶英超美”一时取悦于喜好浮夸、糊涂的人,但没有土地制度保障的农村城市化,无疑带来城市“恐龙化”、无序化及全社会巨大的发展陷阱。津津乐道的农村人口大转移,那么最新统计出的2.61亿农村流动人口果真转移、融入到城市了吗,答案是迟疑和否定的,多数人住进地下室,无就业、收入、住房和生活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靠什么吃饭,理论上讲靠土地转让金、到当地农业企业或出外打工的收入,但那都是靠不住,而且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和未来那只是杯水车薪,有的人早在20年前收取几亩地仅几千元的廉价转让金而且早已花光而揭不开锅了。一家好几口人每天劳作都勉强维系生计的现今世界,这些理论设计,显然只能算是书本上的理论思维和纸上谈兵。
更多的进城农民住在城乡交界处和城区的地下室,和没找到工作的学生为伴(这些年城里的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为了扩招,大大降低标准招了很多大学生,甚至没参加高考都能被录取,毕业后大都找不到工作,成为蜗居、蚁族和无业游民),当然,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辛勤劳动、积极贡献者居多。但正如我们天天看到的眼前光景那样,有粘贴非法广告、制造“城市牛皮癣”的流动人口,但还得靠其他农民工来喷射滚烫的热水逐一清除,想起某大人物曾说起的“靠一部人挖坑,再靠一部分人去填埋,使GDP膨胀升值”的话,这才是只讲唯GDP的虚假繁荣。不少人制造和贩卖假“三证”(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收卖购物卡,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产品,非法生产和加工有毒食品,制造食品污染,因不能及时看病医治而传播各种疾病,游手好闲到处闲逛,坑蒙拐骗违法犯法,扰乱城市市民的正常交通、治安、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管理,导致城市人口的无限制急剧膨胀,早已超出本地能源、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
我们从小就受到“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吃人的剥削制度”的宣传教育,私有化乃是剥削制度的化身,然而如今难有创新的这一思想观念,束缚土地新政的出世。岁月流逝,让农民失去仅有的生存基础——土地,让城乡一些精英们想方设法、得寸进尺,非法征占土地。没有土地的九亿农民将带给中国农村和城市及全社会的巨大负荷和陷阱,让决策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土地新政和农业政策。
没有土地新政的情况下,盲目的农村城市化带来的恶果,让农民和城里人饱尝苦头,起码农村城镇化也比城市化好。虽然在民主宪政社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在中国这个巨无霸的农业社会不那么简单,需要时间、程序和科学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无节制地放任全国人民自由去香港定居,香港、澳门的经济、社会就会立即崩溃。发展让所有居住者都喘不过起来的超大城市的“恐龙化”发展构想可以缓矣休矣!
土地新政迟迟难以出台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禁锢,即“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是非判断标准,即使是当年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和农业新政的决策者也在已有的成就上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缺乏与时俱进的政策与制度创新。如果还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拥护和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土地新政、农业政策的创新就不应该是一道难题和禁区。
浮躁的农村城市化和城市“恐龙化”,连接和呼唤着土地新政的早日出台,这些都需要反思和矫正的勇气,生态宜居城市和农村还离我们多远?
201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