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⑴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⑵。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⑶”,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⑷?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⑸”,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⑹”!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⑺。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⑻。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⑼。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⑽”!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编者:刘源将军去年的文章现在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以下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写的报道:

    Chinese general rattles sabre

    John Garnaut

    May 23, 2011


    General Liu Yuan

    A RISING sta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alled for China to rediscover its ''military culture'', while challenging unnamed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for betraying their revolutionary heritage.

    General Liu Yuan displays sympathy for Osama bin Laden, says war i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nd claims that ''man cannot survive without killing''.

    His essay, written as a preface to a friend's book, says ''history is written by blood and slaughter'' and describes the nation-state as ''a power machine made of violence''.

    General Liu's public glorification of what he sees as an innate but previously suppressed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reveals an undercurrent that is driv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at home and abroad.

    His essay emerges at an awkward time internationally, after Army Chief of Staff Chen Bingde last week travelled to Washington with reassurances about China's peaceful intentions.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promoted General Liu this year to be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s General Logistics Department, after making him a full general in 2009, and some expect he will receive a two-stage promotion into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he military's top leadership body.

    General Liu is also an important leader among the dozens of ''princelings'' whose parents founded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are now claiming dominant positions in politics, business and rising through the military.

    His father was Liu Shaoqi, who was Mao Zedong's anointed successor until Mao's Red Guards threw him in jail and left him to die.

    General Liu was purged with his fami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n left Beijing to begin his career as a grassroots official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arly 1980s, in parallel with the current boss of Chongqing city, Bo Xilai, and China's likely next president, Xi Jinping.

    ''Military culture is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wisdom of humanity,'' writes General Liu, invert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ulation that military affairs are subordinate to civilian culture. ''Without war, where would grand unity come from? Without force, how could fusion of the nation, the race, the culture,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be achieved?''

    While overtones of 1930s Japanese and German militarism will be internationally disconcerting, the essay also opens a window into the institutional, ideological and personal struggles that are intensifying before next year's leadership transition.

    It is effectively a clarion call for the true heir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rediscover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reinvent a rationale for their existence.

    ''No-surrender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writes General Liu. ''Let's start again.''

    Pointedly, General Liu distinguishes ''no-surrender'' cadres from unnamed top leaders who he says have sold out to foreign interests and ideologies.

    ''Actually, the party has been repeatedly betrayed by general secretaries, both 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recently and in the past,'' he writes.

    The essay is written as a preface to a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essays, Changing Our View of Culture and History, by left-leaning intellectual Zhang Musheng, whose father was also a senior cadre.

    General Liu backs Mr Zhang's call to save the Communist Party by turning the ideological clock back by more than 60 years, to ''new democracy''.

  • 责任编辑:z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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