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仅是指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特别应该注重的是政治民主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一 定意义上取决于对农民的改造程度,对农民的改造也不能仅停留在物质上的帮助和改善,更应该重视其文化的现代化,特别要加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历史经验证明, 农村的民主化有利于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目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 的农村依然贫穷,农民的身份属性依然明显,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依然处于弱势。可以认为市场经济下,农民比以往更加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那么这种情况下,农 民的利益要求应该怎么表达,特别是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状态如何进行自己的政治权利表达,继而影响政策倾向,实现其国家公民主体地位的真实意愿?
一、我国农民人数众多,但力量分散,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和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要求,没能自发的形成代表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要求的专业组织。
小块土地使农民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形成了封闭、松散的人格特征,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联系组织。马克思把农民比喻马铃薯,形象地刻画出农 民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封闭、孤立、松散、同质、缺乏社会交往,没有集合力。“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 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 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 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目相加形成的, 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这段话虽然是在在法国的农民,但从中不难看出,这也是我国农民典型的人格特征,这样的人格特征,是其特殊的生产 关系产生的。正像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农民的群体特征“一盘散沙”的描述一般。
农民由于其日常打交道正是土地,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在进行了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每户农民分得的只能是小块土地,必然不可能是大块的适合机械 化大生产的。这样在小块土地上生产,他们把所有生存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 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8页),虽然这样的物质基础,这样的生产方式,在国家制度和其他资本对其不进行剥削和压迫 的情况下,是基本可以满足其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在我国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自己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积极生产,很快就显示出 了其巨大力量,也使我国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 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694页)
这样的生产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我国农民的现实需要,但其封闭隔绝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其分散孤立的社会交往,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进行集体的 有规模的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联系,没有了社会联系,那么其力量就更加的分散。力量的分散,就使其提供不了自发形成其相互联系的组织,其利益表达和要求就显 示出了一个个分散的形式,那么当其分散的利益表达成为共性时,就只能靠自上而下的调查和政策的制定了,其自身有组织自下而上更为具体和真实的表达由于其力 量的分散和没有组织性而无从谈起。虽然目前我国广泛开展村民自治,农村的民主化进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民主选举上,但是农村的民主监督和民主 决策很不到位,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要求,但是在政治架构上,村民自治委员会又受党支部领导,这就决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唯上性质,很难 使其真正对农民负责, 村民自治制度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亦未形成农民协会、农民联盟之类的农民社团组织,缺乏一个利益传达的渠道,农民成了处于体制之外的群体。
此外,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少。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城市居民的代表权相当于若干个农民的代表权;即 使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也绝大多数是干部,真正的农民基本被排挤在外;至于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罕见的农民和农民工代表的身影甚至成了新闻媒体重 点追逐的对象。就是如此少而又少的代表名额也是经过各级政府提名所产生的,因此,农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表达既不可能是充分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在经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其经济上的贫困,继而也造成了其政治上表达其要求的强度的提高,但是其力量由于没有组织性却表现的相当薄弱。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历史性改善。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 化越来越明显,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度和深度也空前加强,在这种形式下,我国要继续发展,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要迈向市场化国际化的更深更广的趋势,这样的形 势下,我国的农村农民也就不可避免的要走进市场化,不可避免的要卷入市场化带给他们的冲击。
但是由于我国农民自身的人格特征和特定的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我国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先是在我国计划经 济体制下,国家为了发展工业,发展城市,在我国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只好依靠农业,依靠农民来为城市化,工业化奠定基础。之后在市场化到来后,那么受 冲击最大自然而然还是农业,生活上处于贫困地位的也就是农民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在市场化进程中, 我国农业受到了冲击,与此同时的农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仅仅靠家庭式的小块土地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样,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 土地和劳动力,但是城市面积有限,市场就向农村要土地了;一方面由于农民自身生活的需要,很多农民被迫或是主动走向了城市,成为了农民工。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 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就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 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的扎营的附近地区。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 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 (《资本论》第1卷第728-729页)
这是马克思对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的描述,其实就是对现在我国农民工的描述。之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遭遇的户籍、医疗、 子女上学负担、工作强度、工资保证等等多方面的歧视,特别是在拖欠农民工资等方面,前几年发生了大量的农民工集体采用非正常方式向老板讨要工资的群体性事 件,虽然随着我国对农民工保障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最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不难看出。无论是留守在家继续务农的,还是外出的农民工,由于自身没有自发形成 的政治组织来为其表达利益要求,不管是靠自身的那种没有规整没有组织的利益诉求,还是靠至上而下党和国家的政策倾向,都不可能为其带来最大的政治经济诉求 的制度保障。
三、充分保证农民的国家主体地位,完善体制内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农民的利益诉求畅通有效
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哲学、伦理,特别重视整体性,强调整体的和谐,同时也重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只有这样,达到“中庸”的和谐 共信,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大同而共存。“中国哲学重视整体观念,无论是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均可自整体观念来理解,个人为家庭及社会中的个人。家庭、 社会及国家均为天地宇宙中的机构和程序。强调整体中个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事物相互依存的关系,因平衡安稳而和谐,也因失衡不安而冲突。”(成中英《文化 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232页)“中国人把人和物的关系是分开的。人和物的关系是控制;人和人的关系是协调。协调是透过人性的沟通与建立共识共信来达到的。如果只有 控制而没有协调,和平仍是一种假象,最多是和平共存而已,不能持久。”(成中英《文化 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253页)
那么我国六亿农民,属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但是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主体地 位的缺乏,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 制。
第一,完善体制内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制度内利益诉求渠道。第二,建立和完善农民维权组织,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第三,切实完善政 务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度,开展公推直选、民主评议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等,通过制度创新,为农民搭建更多的利益表达平台。第四,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强 化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和理性表达方式。
作者系山西大学政治以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8、22、26、46、47、48、49、5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1958年8月、 1961年10月、1965年5月、1975年11月、1980年8月、1979年10月、1985年2月、1982年12月、1985年12月。
[3]《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5]韩明谟:等著《中国社会与现代化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年
[6]成中英:《文化 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
[7]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
[8]赵学增:试用《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
[9]吴志攀: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农地权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0]任中平: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村工作通讯》,2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