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不可思议的年代”
周建军[*]
如果《北京共识》启发了我们后发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不可思议的年代》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想象。
“从局外人的视角看中国发生的变化,我经常会感到极大的震撼。” 这是“北京共识”的提出人乔舒亚•库珀•雷默为他的新书《不可思议的年代》写就的中文版序言。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中国确实是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国家。同样,作为美国的局外人,美国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也让我这个阅历不足的年轻人经常感到“极大的震撼”,并且这种震撼也带点雷默所说的“戏剧性”和“不可思议”的成分。“戏剧性”和“不可思议”,绝不是什么无事生非或恶意调侃。这不,笼罩美国的金融危机阴影还未完全消退,就又传来了美国政府债务告急的声音。而且,不仅美国联邦债务,一些美国地方城市也传出政府破产的声音。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刊发的美国财政部消息,截止2010年6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准确的说是13,050,826,460,886.97美元。这13万亿美元绝不是小数字,相当于美国现在一年GDP总额的90%。 由于存在巨大的财政赤字缺口,甚至有国际权威机构和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面临破产的危险。 而最近的《华盛顿观察》也爆料,在美国的若干地方政府,例如洛杉矶和底特律,已悄悄传出政府“B(破产,bankruptcy)”字眼。一些较小的市政债券市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哈立斯堡和阿拉巴马州的杰佛逊郡,早已公开讨论要引用仅适用市政机关的破产法第9章申请重整。 根据美国联邦法院网站的介绍,这个适用于美国地方政府破产的破产法第9章起源于美国大萧条的1934年。而且,虽然这个破产法第9章案例相对罕见,但是地方政府申请破产的数额通常都比较巨大。
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美国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尽管美国政府甚至奥巴马本人出面解释美国政府债务的由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表示出他们对美国政府债务前景的担忧。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盖洛普咨询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40%的美国人将美国的联邦债务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视为是对美国的头号威胁。 联系这个民意调查,也难怪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发出如下的感慨“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 当然,不同于中国人对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安全性的担忧和不安,雷默用2万亿美元来突出强调世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美国人对世界秩序转变的忧患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雷默的这种忧患并不在少数。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参议院6月9日通过一份议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季度报告,说明外国所持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构成的风险,并列出所有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名单。这个文件称,美国联邦债务日益扩大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
明显的,虽然同是基于2万亿美元的担忧,中国人和美国人却对此有着不同的侧重和理解。如果说雷默所说的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可能代表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13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则给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以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另一种变化的想象空间。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早就美国政府的战争赤字和过度扩张做出过警告: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的衰亡,最终都是因为过度扩张带来的财政崩溃。简单的迷信或者不信,可能都是不可取的。但是,蔑视或忽视学者的警告将是非常愚蠢的。在经济危机之后,斯蒂格利茨更是写过一篇“资本主义柏林墙倒塌”的文章,探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问题。如果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是出于世界对美式资本主义走向成功的顶礼膜拜,那么现在斯蒂格利茨所称的柏林墙倒塌则暴露了美式资本主义、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历史再倒退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还不敢想象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居然真的会发生,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天堂的美国。尤其是,一场“次贷危机”居然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如此狼狈,也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这一边的人见识了什么是真的“大萧条”。
特别是,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确定美国经济已经是否走出萧条。2010年9月16日发表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美国,你将向何处去?”的文章中就表示,面对居高不下失业率和缓慢的GDP增速,美国面临着一个漫长且艰难的经济复苏过程,世界经济也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持类似看法的并不在少数,除了斯蒂格利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更是声称美国未来一片黑暗,并开始预测世界经济第三次大萧条。 即使政策主张与克鲁格曼有严重分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由于巨额赤字和债务,美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甚至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非常雷同。 而前哈佛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则总结称美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确保人民幸福和政治稳定。美国的社会形势正不断恶化,富人们用钱来换取政治权力,而穷人则自生自灭。在私人生活中,美国人已经深陷于消费主义无法自拔,而消费主义则反过来吞噬了美国人的时间、金钱、精力,以及致力于集体福祉的倾向。 而伴随着经济学家们甚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升温,美国民众的不满甚至恐慌情绪也在升级。在奥巴马最近一次与美国民众的对话中,一位叫韦尔玛•哈特的中产阶级妇女就直言不讳的向奥巴马本人表达她对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和失望。而美国广播公司公布的最新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民众对奥巴马的政策不满意。另外,有35%的民众表示宁可前任总统小布什回到白宫代替奥巴马。
除了经济层面的重要变化,美国的变化还体现在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层面。在一系列外交场合,美国人已经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而非单边主义和一意孤行。自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修复一系列的外交关系。甚至前不久,美国还修改了自小布什政府以来制定的、以追求国家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先发制人”战略,这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的重大变化。或许美国人太“累”了,感到了对某些事情的无可奈何或力不从心。正如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所言“数十年来,我们(美国)东奔西走,幻想着能直接的说服整个世界都赞同我们,结果,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少。这是我们(美国)的大战略中的重大缺陷。” 为什么世界会变这样?带着他的重重疑问,从1929年的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解体、9•11事件到当下的金融危机和国际纷争,雷默一次次的如是提醒美国人注意那些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和一些不可思议的历史瞬间。
尤其是,为什么像苏联这样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会像沙堆一样瞬间崩溃?曾经,苏联这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成就斐然,军事力量可以与美国抗衡,还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对整个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可是,这样一个庞然帝国,就这样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了。很多人,包括学者和政治家们,试图对苏联的瞬间崩溃给予一些尽可能的解释。但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联的瞬间崩溃呢?如果这个因素是经济的,苏联历史上有过比1980年代更为困难的时期。如果这个因素是政治的,为什么那么多苏联国内外的预测机构,一点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在离苏联解体不到9个月之前,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75%的苏联公民希望保持原有的体制不变?雷默引用苏联研究专家科茨和威尔称“在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是会走向衰落的,但其衰落从来没有如此迅速,且完全出人意料。”关于这个问题,雷默甚至面对面询问过亲自宣布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即使戈氏对雷默的问题闪烁其词。雷默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也似乎在类比和推论着什么。雷默比喻说,这个世界的好多事物和现象都像个沙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稳定,但实际上不可预测,令人深感不安。
彼时的苏联帝国已是雷默笔下确凿的沙堆,而此时的美国正在经受“沙堆效应”的巨大挑战。雷默说,正是由于沙堆效应,美国的金融体系不再安全、美国的思想体系开始混乱,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开始受到威胁。雷默认为,相对于“沙堆效应”的挑战,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仍旧用一套过时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例如,时至今日,美联储主席仍用几十年静止不变的思维方式应对经济系统存在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长甚至连金融危机是否结束都无法准确把握;而美国的国防部长用创纪录的预算买了很多昂贵的武器却无法买到保护美国的能力,还在大言不惭的强调美国要防止另一种主义的出现。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雷默反思着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担忧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秩序的未来。自不待言,雷默笔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描述似乎意欲还原这个急剧变化的复杂世界的本来面目,并寻找应对之策。用他的话说,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面,要学会非线性的思维;应该变得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不应该过分迷信任何确定性。
回想当年,雷默写作《北京共识》,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及对世界的可能影响,却引来口水一片。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有人说雷默的文章是哗众取宠,更有人说雷默的文章危言耸听。但是,应该看到,相对于流行的发展范式,《北京共识》启发了我们后发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用雷默的话说,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经济一落千丈后,“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管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喜欢或认同“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说法,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和启发。一定程度上,相比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雷默的文字期许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的美好未来。然而,时过境迁,雷默写作《不可思议的年代》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思议的世界。这样的文字,部分的,或许出于雷默自身的忧患意识;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不确定的时局变化使然。应该说,雷默的观察还仅仅是美国人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观察的一个部分。近来,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各领域学者表达非常类似的“雷默式”忧虑。相比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不相信的微笑”
[†], 这种忧患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恐惧或认同危机。有评论指出,按《情感政治学》中的观点,当今世界政治中“希望的文化”存在于亚洲,而美国则属于“恐惧文化”——恐惧自己的衰落、恐惧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Ostler)则在最近出版的《最后的国际语言:巴别塔重现前的英语》书中指出:受政治衰退(Relegation)、经济没落(Ruin)和社会堕落(Resignation)等影响,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走向没落将只是时间问题。 纵然雷默们的视角和出发点是西方式或美国式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中国人从中汲取一些可能对我们有用的养分。
如果说《北京共识》启发了我们后发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自主性,《不可思议的年代》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想象。尽管这个图景的未来还不很清晰,但是它至少给我们做出了一种大致的勾勒。作为中国的局外人,雷默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局外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正在发生巨变的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甚至说,中国正在发展,美国也不应该停滞不前,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我们知道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保持足够的清醒是如此的重要。按照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的公开说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还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之下。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变化,尤其是这种变化所隐藏的某种不可逆转性,都让人深感震撼。或许诚如雷默所一再强调指出的,1989年之后的世界并非历史的终结,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停的变动和调整;精英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等的共识正越发使这个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可不思议的年代需要某种混合的创新思维。走向未来的道路上,世界也将没有现成的榜样可循。记上这段文字,算是与雷默一起感受和见证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吧。
[*] 此文发表于《公共管理评论》,电子邮箱:jianjun1981@gmail.com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在1935年)如果有人问我们欧洲或者法国衰落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露出不相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