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子弹飞”不出意外地成为岁末焦点。姜文射出的这颗“子弹”,既娱乐了观众,也抒发了理想。影片以一系列隐喻和留白“拷问”人性与社会。一个个问号,在影片给出的开放式结局中既无解亦有解。恰如那句“让子弹多飞一会”,它留给我们的是时间和可能。

      人性百态的现实

      “让子弹飞”揭露了现实世界的人性百态,真实而无奈,理想却彷徨。老汤是个清醒的聪明人。清醒是因为他同情理想,聪明是因为人生苦短,与其让脑袋痛苦,不如贪恋屁股的舒适。他的脑袋只在与屁股分家时才表现出痛苦和觉醒,这注定了他无法如凤凰般涅槃。所以他忏悔了什么不重要,因为当他的屁股再接上脑袋后,他还是那个老汤。或许程度有异,但难有本质之别。

      黄四郎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毒瘤:勾结权贵,鱼肉百姓。变换的是恶霸、狗官、权贵、伪精英等头衔,不变的是对百姓杀鸡取卵式的榨取、养鸡下蛋般的剥削、抑或更隐蔽的愚弄、操纵和蒙蔽。这在良序的民主社会亦不能免。因此黄四郎是生是死实无必要深究,影片的模棱两可隐喻了现实的残酷无奈。

      天地不仁催生了张麻子的英雄气和理想情,也注定了他的彷徨无奈。他的理想不止于************一个旧时代,也不限于建立一个物质丰裕、制度改良的新时代,没有黄四郎才是他的追求。但他鼓动的民众,只是一群麻木自利、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而与他出生入死的战友,或满足于改朝换代,不思进取;或务实稳妥,步步为营。他们都想逃离张麻子的浪漫情怀所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因而与之渐行渐远。他或许期盼一场精神革命,以荡涤人性中的消极丑陋,但却猜不透成败。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在马背上的孤独惆怅。

      民众、老汤和战友构成了我们身边的大多数。如果抛开他们之间的非本质差别,甚至可以说老汤构成了现实社会的主流。老汤知道理想的可贵;也知道生存的必要。他们会为现实妥协,但也时而流露出对理想的眷恋;他们会珍惜情义,但在必须抉择时也可能背叛。其实,完全合乎道德的生活本身是不道德的。所以,老汤是最接近真实的“人”。民众只是更加糊涂而麻木的老汤,战友则是可能腐化但更有底限的老汤。

      这是一个真实但残酷的结论:我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麻木的活着但却“死了”,要么是脑袋服务于屁股分裂地活着。夹杂于其间的是少数黄四郎式的恶霸和张麻子式的浪漫主义者。我们甚至不该“恨”黄四郎,因为我们的麻木、消极和精明“滋润并繁衍”了他们;而我们也“爱”不起来张麻子,他虽然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但也让我们活的太累。如果人生的理想是安身(物质的活着)且立命(精神的生活)。那么黄四郎和张麻子便是两极:黄四郎立命就是安身,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张麻子立命方能安身,为此不惜抛洒一切。而作为大多数的我们,则注定活在安身与立命的纠结之中。

      真实无奈的社会

      “让子弹飞”更深刻的是基于人性现实拷问社会的可能。在此,它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彻底与彷徨。彻底是因为“没有你(黄四郎),对我很重要”(不要钱,也不想成为下一个黄四郎);彷徨是因为骑在白马上的他,虽知路在脚下,却不知路向何方(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觉得双手拿枪的花姐最美)。这种彻底浪漫迷人,这种彷徨审慎睿智。

      我们其实不必纠缠上海浦东、康城鹅城隐喻了什么;也无需执拗影片是否具有毛氏崇拜和革命情结;更不必将其看作对西式理想的秋波暗送。对于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它们都只是“在路上”的社会实验。因此,浦东只是又一个起点,它回不到“旧上海”,也不必然开出“新天地”;康城是迷人的乌托邦,但鹅城的历史实践也注定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荡涤人心的精神革命,固然可能使社会走出朝代更迭,但怀揣浪漫并审慎地运作精神政治却是我们要补的功课;自由社会固然良序,但诸善向权利的妥协,也带来了个人价值领域的虚无。而人类历史终结于西式理想,不过是尼采笔下那个“末人”时代的来临:“安身”无虞,却“立命”堪忧。

      其实,人性百态和现实多舛注定了理想社会之不可能。如果不把这残缺理解为美,也至少应把它看作一种审慎。因此,一个维护基本公正,确保个体尊严和自主选择,并由法律统治的社会虽不令人振奋但却必不可少。只是它非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

      拷问心灵的子弹

      太现实了,难免扯着蛋,太理想了,难免闪着腰。我们的社会理想应该既有普遍主义的高度,又有浪漫主义的深度,既有人本主义的限度,又有生活主义的向度。它既能让我们脚踏实地审慎前行,又保留了对乌托邦的浪漫期许;它既让我们看重安身的权利,也在意立命的意义;它既让我们自由地活在自主的生活里,也时刻提醒我们与他人共存于这个世界的关系性事实。最终,我们不仅要活的自由,更要活出滋味。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关系性事实。人活于人际间,家庭、村落、城邦、国家、世界不过是其不同的演绎场域。社会理想和政治问题根本是人际间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人心,即精神政治;取决于在这个“天地不仁”的世界里,人与人在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体味出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感悟。它既涉及安身,让我们在物理意义上活着,也涉及立命,让我们在精神意义上生活。对任何一方的缩减都是非人性的,也背离了人之为人所必然存在的现实与理想的纠结。

      然而,这种最彻底的精神政治,既是最艰难的人性革命,也是最危险的人身实验。它最需要的是顺其自然,最忌讳的是自以为是。所以,那颗出膛的子弹,如果愿意,就让它先射进您的内心吧。哪怕只是短暂地驻留,至少能沾上点浪漫气质。对于活在这个俗世中并困惑于安身立命的每个人,它恰如一个心灵罗盘,一个彼岸世界的乌托邦(“牧之”其实亦有此意,所谓心灵的守护者)。它存在的价值不在实现,而在参照。有了它,我们至少会沉思,失去它,我们却可能加速堕落。

      桂晓伟(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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