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论提出已有20余年了,无论是在应用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影响日增。回顾五缘文化论的学术历程,虽然覆盖面广,但真正涉足于国际政治领域的还不多,涉及软实力的话题也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将五缘文化理论视角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是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学术天地的。
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提出后,“王霸之辩”便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热门话题,盖源于这一为国人所熟知的王霸两道在学理上似乎可以分别对应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笔者若干年前也曾撰文参与过对这一话题的讨论, 主旨是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来应和王霸之辩与中国之“软实力”的塑造,意犹未尽。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是社会决定国家,而非黑格尔式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大于甚至高居于社会之上。社会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任何时期都不为过。由此而想到当下对软实力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国家层面,注重于对国家软实力的分析和论述,而对社会层面的研究不是被涵盖于国家软实力的研究中,就是被忽视了。
笔者以为,对软实力的研究,应进一步地拓展视域。除了关注国家层面的软实力外,对社会层面的软实力等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笔者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试图以社会为对象(而非国家或政府),对承托并蕴含了丰富软实力资源的华夏社会的独特社会结构和社会的自我拓展(与增殖)能力等做一尝试性的探析。
为避免宏观性的泛泛而谈,本文采集了两个较为典型的个案,一是华夏社会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反败为胜(文化同化或相互融合),二是人口迁徙与生存空间的自我拓展等,尝试以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五缘文化理论给出的学理路标 ,以揭示华夏社会百折不挠的文化生长力和柔韧顽强的自我拓展与发展能力背后的社会机制与规律,以期引起各界对加强社会建设,全力构建社会软实力的重视 。
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的2000余年里,华夏社会曾遭受过多次少数民族的入侵,并被少数民族所统治。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最后的一个边疆民族统治,曾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上溯历史,还可以找到南北朝十六国、蒙古元朝等。为什么处于社会发展落后的边疆民族可以在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占主导地位,在泱泱华夏社会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地位,而汉人却可以长期忍受这样的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呢?秘密也许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可以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结构上来寻找答案。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双重的,它存在着 “两个政府”,一个在中央——朝廷,一个在社会——家族。在中国,家族是仅次于政府(朝廷)的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其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决不亚于政府(朝廷),在许多场合下其作用甚至可与政府并驾齐驱,有时还能超过政府。更重要的是,中国历来是社会力量大于政府力量(朝廷),是大社会小朝廷(政府)的社会结构,人们对宗族和家的关注总是大于对朝廷的关注,频繁的改朝换代,并不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换,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千年不变地绵延着,直至近代。
马克思是较早发现这一奥秘的最伟大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把东方社会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础不动”而“政治上层建筑……不断更迭”的情形,把国家不断瓦解、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但“社会却没有变化”,不为政治风暴所触动的现象,称为一种秘密。并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揭示这一秘密 。
中国的国家/社会概念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家制为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组织之基础,家是中国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儒家重视家制的理论基础。中国是家国同构 ,家大可成国,国小可成家。国是对家的同构放大,是集无数家庭为一体的最大的家族。家庭或家族,是基层的地方组织,是个小王国,或是小政府,有着独立于国的各种功能。而最坚实的则又是家这一社会核心组织,这是任何一种力量所无法摧毁的社会自然形态。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国,相对于家来说,则要显得相对脆弱虚浮了一些,这不仅可以用王朝频繁改朝换代一例来加以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历代王朝大多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态度,不得不重视家族势力和乡党力量,不得不将更多的权力交给家族,由族长代行权力来治理社会的传统做法中略知一、二,也可从近代以前国人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中得到启示。
因此,只要中国社会“家”这一基本的内核结构不被破坏,依然尊重汉人的家族统治权,起用汉人的家族势力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汉人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就可以换回一份安稳。而这份安稳是以放弃对地方家族统治为代价而取得的。
这样,在地方一层的社会组织上,便仍旧是汉人的一统天下,朝廷虽换成了外族,社会的内层却仍旧由汉人把持,内核依然由汉人占据着,汉人们凭借其坚实厚重的社会文化基础,不断地向当其时的外族发动着蚕食般的强大攻势,将外来文化一点点地吞噬同化掉。由于这种同化,而被中原汉人所认为的外族统治最终将徒具虚名,并最终成为汉文化的合作者,因为其内在的一切都已被汉人的家族以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汉文化所融合(心悦诚服地),并最终被彻底地置换而内化了。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这样说:直至清代,所谓外族是从未真正地统治过中国。
法国杰出的启蒙主义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欧洲文学的巨匠伏尔泰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有着独到的认识和体悟。他在1753年到1755年间创作的戏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中,就用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表达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即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却将永远地存在,她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成为他们为民族献身的美德。伏尔泰借助剧中女主人公伊达梅的口说,“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换一句话说,孝悌忠义礼仪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虽然已经被推推倒,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第四幕第四场)。在伏尔泰看来,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的被征服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成吉思汗和鞑靼族。
历史上所谓的外族入侵,可以消灭掉朝廷,改朝换代,但却无法摧毁盘根错节、结构上如竹笋 般层层包裹着的强大的华夏社会,无法触动华夏民族的命根。事实上,因为有着强大的以家族力量为基本内涵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朝廷缺位的情况下,社会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治,人们依旧可以在另一个“政府”的呵护下维持着生计。
这里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情况。
第一、与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个在风雨飘摇中被不断地改朝换代的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家族象征的孔府,却绵延数千年而未亡,直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第二,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华侨来说,是没有“朝廷”或政府呵护的特殊群体,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我,相反却能在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安顿歇息下来,过着有序安稳的日子,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强大的家族力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五缘文化网络在保护自己,家族就是他们最好的政府。在世界各地形成的被称为“唐人街”的华人居住区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海外的华侨虽然离开了祖国,失去了政府,但由于有强大的家族力量的保护,同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人们永远追随家族择地而居而生而繁衍。正如英国《独立报》所载文指出的那样:“在对伦敦唐人街或设菲尔德华人社会的几乎每个家庭进行调查,并与一般的英国白人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那是另一个世界:家庭成员总是遍及全世界,不管是在香港、马来西亚、加拿大、中国大陆、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我们过去总是跟着国旗跑,他们总是跟着家庭跑。” 对中国人来说,可以一时没有朝廷或政府,但却不可以一时没有家族。家族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是生命的依托,是民族的根本。家就是社会。
在文化至上而非种族至上的华夏,社会力量(家)大于朝廷力量(国),文化力量大于物质力量,文化认同大于种族认同,教化大于暴力,内心的诚服大于外部的征服……。儒家对知识的垄断是建立在由家族关系逐层推演形成的乡绅-士大夫-官僚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之基础上,并通过这一社会分层结构发挥着教化与熏陶作用。边疆民族的入主者盘踞在朝廷,将社会自治权拱手相让于汉人,虽确保了社会的稳定,从而确保了政权的长久和稳定,但也为源于民间社会自发的文化渗透和蚕食般文化同化行为的发生,为高度智慧型的软拓展或反征服创造了条件。
二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了能更好的统治中原,提高自身的素质与品味而不得不去自觉地学习汉族文化,自觉地接受汉化。军事上的主动与文化上的被动,形成了反差,导致少数民族的自动融入中原,汉族人以被动和被迫出让政权的方式,换取了少数民族自觉自愿地接受汉化,凭借其文化软实力悄然实现了一场不露声色的软拓展或反征服,这真是一幅非常奇妙的历史吊诡画。
入关的民族均是些彪悍好斗的马背上的民族,有着浓烈的阳刚之气,骁勇善战,孔武逞强,面对这样的民族,斯文孱弱的汉族自然不是其对手。但汉族有着顽强的韧性,固守着家业,以家族为阵地,与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展开了文化上以柔克刚的长期较量,以蚕食的方式和非暴力的文化力量最终战胜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功地将他们一一同化,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成为文化上的胜利者。列文森说:“在中国历史上,外来征服者(如果这些征服者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统治,而非简单地劫掠)在不同程度上最后都被中国同化了。中国人对外来的侵略者的传统自卫态度是民间智慧的运用:‘如果你不能消灭他们,那就加入他们’,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他们加入到你们之中’。” 华夏社会蕴藏着无穷的文化资源,每一个家庭、村落、乡或镇等都是其载体,也是文化的施动者,通过社会所天然具有的强大的五缘文化网络而将各种文化信息渗透到细微末节之处,对异己力量竭尽血缘上融合(通婚等)、观念上建构、灵魂上塑造之能事,直至彻底同化为止。
中国的疆域其实是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的时期,也即元朝时期才得到了真正的扩大,可以说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元的疆域空前广阔,今天的东疆、西藏、外蒙古、云南、东北、澎湖及南海诸岛,都在大元统治范围之内,还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分(一说东到白令海)、锡金、不丹、克什米尔东半部、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朝鲜东北部。领土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一说22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元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的朝代,是前朝的几倍。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鼎盛时领土达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
少数民族以其强悍拓展和守护着疆域,而汉族以其纤巧笃实而守得住家业。两者结合起来,在“国”与“家”(社会)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各自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强悍的少数民族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开疆拓土和精心守护着每一寸国土上都尽责尽力,完成得非常出色。而在守护社会和发展家业方面,汉族则发挥了他们的杰出才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为王朝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清朝,满清王朝所以能长期坐稳江山,与他们不过多地干涉汉人的家族社会,在地方自治的层面上能坚持“无为而治”,听凭汉人去自由地发挥和创造有很大的关系。汉族人守住了家业,也就守住了一个社会的基础,有了坚实的基础,满族人就能稳稳地坐牢江山而无后顾之忧了。
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华夏儿女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历史的消涨中多少民族曾经融合在历史长河中,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中华民族,但是这个中华民族已经不仅仅是当年在黄河流域中活动的一些部落,而是同化了无数个民族,无时无刻都在吸收着新鲜血液的具有强盛生命力的中华民族。范文澜认为,从历史上看,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汉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是由于几千年来不断吸收附近各民族的缘故。
华夏文化能以柔克刚,以阴胜阳,反败为胜。对待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是如此,对待西方势力的东渐也会是如此的。笔者以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与近代入侵的西方列强在某些特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野蛮奔放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文明对阴柔文明的急风暴雨般的肆虐和蹂躏,但之后真正能够胜出的,则一定是阴柔无比韧性十足的华夏文化,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甚至是比耐力的长时段的文化反制过程(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如佛教被引入中国,直至被完全消化接受,历时几百年之久)。
三
古代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要模式,人口与土地是农业文明的两大生产要素,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尤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耕农的生产,劳动力成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方面,为此中国社会自古推崇人口众多。人丁兴旺是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象征。《论语》中记载,孔子适卫、对卫国人口的众多发出“庶矣哉!”的赞叹。孟子也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战国策》对齐国的都城临淄的人口众多更是推崇备至,赞道:“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此外,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型************国家,国力的强弱与人口数量的多寡关系重大。人不仅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同时也是赋税、力役、兵役的承担者。因此,统治者在众民拓土中,众民尤为重要,事实上,古代税制中,多以人口为纳税标准,同时人口也是劳役和兵役的唯一来源.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向题就是人口间题。因此提倡和鼓励人口的增殖的思想,在古代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支配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人口意识的主流。
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处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冲突和矛盾始终不断地困扰着华夏帝国。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总是大于可供土地的面积,客观上必然导致人均土地面积的自然减少,而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则意味着生存危机的到来。允许人口自然流动虽然可以减缓矛盾,但从秦朝开始,百姓就被禁止自由迁徙。直到公元前156年,汉政府才允许百姓从人口密集地区迁徙至有更多可耕地的地区,通过把过剩人口迁往他地的永久性移民,来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此来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的移民措施总是与守疆固边的安全政策结合在一起,如公元前119年,武帝在位时期,完成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政府将受灾郡县的72.5万人迁移到了西北边疆4个郡。当时这4个郡在公元前121年匈奴投降后,才刚刚摆脱游牧民族的侵扰。这次大规模移民,不仅救济了遭受水灾的东部郡国百姓,而且有助于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
除了政府强制性移民措施外,为了解决人口与土地的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社会本身按照自身的节律平静而缓慢地寻找并拓展着自己生存空间,社会通过家族自发的流动,自动地调节着土地与人口的矛盾,社会则在此运动中实现着“润物细无声”的自我发展。人口的移动是十分微小的,但却带动了中华帝国版图由黄河流域不断地由北向南的拓展,成为推动中华版图不断外扩的内在动力之一。农业文明孕育了这一历史的必然抉择,塑造了它的基本面貌。“最有成效的移民是人口不断流向土壤肥沃、气候温暖的南方各郡。尽管政府从未像它在向北部边疆移民中所做的那样在安排向南方的迁徙中扮演过积极角色,东汉时期南方人口的增长却非常显著。人口在整个汉代一直持续增长的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四川盆地及东南地区。”
这样的推移,往往是以家族为单位来进行的,最初则是从一对男女开始的。一对夫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后,就在那开垦土地,然后不断地生儿育女,逐渐地形成村落,而村落的名称又常常是以该族的姓氏来命名,如马家村,吴村等等,从而又形成了地缘上的联系。人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着,对土地充满了眷恋之情,并因这块土地的缘由而彼此结成了一定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并精心地管理着这片土地。土地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收获,而且还有稳定和希望、村落的习惯和社会秩序,土地承受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一切。
家族是文化的载体,家族繁衍的过程,也是华夏文明自身不断繁殖和不断向四方扩散的过程。家族在开垦处女地的过程中,也同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立在新土地基础上的文明社会(村落)。中华文明随着人口的移动而不断地繁衍着,并在如细胞裂变般不断增多的无数大小不等的文化村落的基础上自行壮大着。家庭与家族,成了中华文明向外不断拓展的“第一拓荒人”。
重视“生”的中国文化,一直是在鼓励着人们的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就像挥舞在中国人头上的一个魔杖一样,不断地驱使着国人去繁衍子孙。生命的运动形式就是不断地向外滚动式地拓展,生命需要空间,农业社会的中国需要土地,需要粮食和收成。中国的版图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生命的不断降生所扩大了。婴儿的每一声啼哭都使中华帝国的版图向外扩大一寸,尽管这种扩大很可能是即时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所携带来的实际结果。
中国的财产均分制起到了一种不断向外拓展的制度化的推进力量。中国古代不存在财产长子继承制,财产由“子数均分”,有人说,“这样分下去势必会降低资源的生产能力。” ,而日本则相反,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确保了家产的稳定。笔者以为,这种制度性的力量之于中国来说,至少具有以下几层积极的意义:
一是经济的民主化。即家产的均分,体现了一种近似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从起点开始确定的,而不是从结果。因此,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各小家庭,从大家庭内独立出来后,都能在起跑线上处在相同的位置上,这就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了一个公平良好的竞争环境。辜正坤认为,“长子继承制在西方颇盛行,……而在中国,一般只有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才推行这个制度。皇权不用这个制度不行。如果皇子皇孙自由竞争,岂不你争我夺,国无宁日?所以皇权继承取长子继承制,是一种弥合争端的好办法。但是传统中国人有能力不把一种制度一竿子插到底,在老百姓中就不提倡沿袭长子继承制。既然都是一家子,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观,家中的财产就应该均分,老大、老二、老三,基本上比较公平地各得一份家产,这有点在实行家庭社会主义。”
二是旺盛的繁衍性。中国通过家产的均分,可以同时繁衍出若干个同质的小家庭,小家庭通过奋斗,不断的壮大,又会依样去不断地繁衍下去,在数量上呈几何式的增长和繁衍。中国地大物博,为人口的不断繁衍和拓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而人口的不断繁衍与拓展,反过来也不断地扩大了社会的生存空间,使中国通过家族的裂变、繁衍和拓展,获得了不断强大起来的内在动力。与此相比,日本就不具有这种天然的条件,日本是个岛国,四周为大海所困,天然窘迫的地理环境严重限制了日本的家庭繁衍和人口拓展,这样,日本就只好采取长子继承制的办法来抑制家庭的过度繁衍和由此而带来的人口膨胀。
三是加快了中国社会内部各种资源的流动速度。中国通过均家产,加速了细胞的分裂速度,从而加速了中国家庭的再造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农业社会的中国,始终存在着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人口的不断增长所导致的人与土地的矛盾,可以迫使人口流动,去新的地方去开垦荒地,离乡背井寻找出路。这种流动对封闭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可以对中国文化起到一种普及和扩散作用,同时又可以防止社会因长期封闭不动而老化僵化。
四是通过对家产的均分,可以防止土地的垄断,防止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和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导致大多数人无田无地,陷入贫困,从而造成阶级矛盾激化有关。均田地与平富贵是联在一起的,没有土地上的均等,就没有其他的一切的均等。因此,确保土地的均等,就成为万事的核心。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来说,所谓家产一般多体现为土地,均分家产也就是均分土地,土地均分了,社会就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人不求大,但求家有三亩地的小康生活。
如果将社会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同化看成是一种纵向的软拓展的话,那么建立在家庭迁徙基础上社会力量的发散式的平面流动,则可看成是一种横向的软拓展了。社会力量通过自身细胞组织的不断裂变而实现的自发性的流动,本质上与政府的强制性的移民行为是不同的,然而无论是从方式还是结果看,社会行为都要优于政府行为。社会力量的历史流变,久而久之不仅形成了社会固有的自我拓展机制,而且也同时赋予了中国社会以百折不挠自然生长的品格。
四
中国社会软拓展的活力和生命力不仅存在于制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一种天然的精神之中,这就是勇于向四荒八野积极开拓的“移民精神”。
“移民精神”古已有之。“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移民风潮看作一股能移动的板块力量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中国的移民板块是随着中国历史由北而南的逐渐转移而发生变化的。诚如这句话所描述的那样,先是北温带,然后到亚热带,再到热带。
现在中国的移民锋头已经转移到了南方一带。这是历史的惯性力量,是人口移动力学在版图上推移的自然结果。不是南方人天生喜欢渡海冒险,而是移民的板块运动已经自然推进到了这里,在历史惯性的推动下,作为锋头的南方沿海城市自然要承接这股力量,以及由这股力量所带来的各种观念、习惯、风俗、习性和某种难以破译的移民情结与情感等等,在惯性和观念的推动下,南方人自然会鬼使神差般地纷纷走向海洋,去寻找新天地。
如果将目光投向古代,不难发现,在郑和下西洋背后起伏着的或许是那“沉默的商旅和移民由北而南朝同一方向推进的波浪”。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因,历史学家早已做了种种的分析和猜测,但至今仍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与困惑之点。笔者以为,郑和所以要七下西洋,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南下的移民板块进程到了明朝(也许更早)已被大海所阻隔,发生了饱和滞涨的现象。被阻塞的惯性力量因得不到宣泄而被一层层地积淀了下来,囤积着,积聚着,等待着喷发。中华文明不能失去自我拓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地移民就是这种动力推动的结果。移民的进路的被阻断,就意味着文明力量南扩的历史进程的中断,文化的自我拓展机制因此而发生故障,这势必要导致文明体自身的缺氧和贫血,导致肌体的萎缩和功能的衰竭,将民族推入窒息与衰败的境地。
移民就是文化肌体充满活力不断生长的表现,移民进程的停止就意味着活力的消失和肌体的老化,文化生命的衰竭。海洋,也许成了中华文明的克星,只有战胜海洋,冲破海洋的包围,中华文明才有希望,才能不断地得到发展。郑和七下西洋也许正是肩负着为中华文明寻找出路这样的历史重任而成行的,他必须去质问大海,挑战大海,探索大海,了解大海,认识和熟悉大海,从茫茫的海洋中为大陆文明拓开一条新的生路,让不断膨胀的文明力量(人口力量也是文化力量)找到释放和宣泄的途径。
明朝,是中华文明的转折点,是走向繁荣还是就此打住前进的步伐转向衰败,郑和挑战海洋的结果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分水岭。郑和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也许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正的深层动因。但上帝已经在冥冥之中为中华文明安排好了此行,也是在冥冥之中赋予了他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使命。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是移民的激情与渴望在背后促使郑和七下西洋,是移民的板块移动力量推动着郑和勇敢地走向海洋,是传统移民力量的丰富想象力促使郑和七下西洋,让他去发现海洋彼岸的新大陆。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的失败是罗马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从而导致罗马经济的危机。中国作为文化帝国,自然不会像古罗马帝国那样,靠武力(硬实力)去肆意扩张,奴役他人。中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总是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力量,靠民间自发的软拓展行为,寻求着自身新的生存空间,发展着自己。一个帝国就如同一个生命体一样,必须不断地成长和运动,而拓展就是它成长的表现。一旦停止了拓展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成长,失去了活力,等待它的自然是衰落和危机。
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也终于降临到了中华帝国身上,其衰落就是在千百年来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拓展态势与本能因大海的阻隔而发生了长久的停顿后出现的。当朝廷在郑和七下西洋后便悄悄地向大海关闭了大门,实行长期的海禁时,当中国文化因为海洋的阻隔被阻断了拓展的进路,华夏民族没能也无法勇敢地冲出海洋的封锁,面对大海而自觉地收住了拓展的步伐,停止了对海洋的好奇和挑战时,当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开始因循前朝的做法习惯性地悄悄闭关自守了起来时,也就是从那一天和那一刻开始,中国社会和文化便开始一点点地萎缩和凋敝了下去。
当然,清朝的建立,使中华帝国获得了一个回光返照般的喘息机会,实现了最后一次的内陆拓展,将内陆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拓展的空间都给填满了,从真正意义上失去了拓展的所有可能,这样也就失去了一切回旋的余地。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中国逼上了绝境:如果再不挑战海洋,杀出一条血路,那中国文化就会一点点地窒息衰亡。但中国还是没能从对海洋的莫名恐惧中摆脱出来,没能勇敢地从大陆走向海洋的深处,中国的衰亡和僵化已经不可阻挡。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胜利,是必然的,一个衰老腐朽的帝国,是无法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的。实际上中国也是在等待着这样的一天,等待着来自于异国他乡的力量将其唤醒,将其推入到大海中去。中国非经过一次自焚式的痛苦而不能自强。中国只有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才能获得重生。
结语
华夏社会具有很强的自在自为性,不会被外力所征服,不仅如此,而且社会本身内含着一种强烈的生长渴望和百折不挠的拓展能力,并每每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顽强地生长着,壮大着。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自我生长逻辑是: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社会大于政府(朝廷)这样的内在机制,政府(朝廷)力量再大,也比不上社会力量,这是华夏文明从未中断的秘诀。
其二、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西方的个人本位,而是家本位。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体现社会力量的主要行为体;
其三、文化力量大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华夏民族所以绵延几千年从未断绝,依靠的不是作为军事等硬实力,而是源自底蕴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其四、中国固有的文化软实力孕育了中国社会独特的软拓展能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其五,社会是软实力的主要载体和蓄水池,同时也是软拓展力的主要方面。
其六,社会的软拓展力具有天然的和平倾向,排斥暴力,通常总是以一种十分平静而又缓慢的方式,由内而外层层外推着、流动着,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长过程。
第七、华夏社会的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对政治的超越性,文化软拓展方式是独立于国家政治以外的自在行为,有着自身的运行体系和内在逻辑。
其八、中国的民间行为具有超国界的非凡气质,有与全球化自然接轨的先天禀赋。中国民间力量对无国界社会乐此不疲且又永无止境的追求,塑造了庞大的海内外社会力量,这是中国通往世界并与全球化真正接轨的天然资源,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有着一种迄今仍不为人所尽知的神奇的力量,不仅需要精心呵护和打造,而且更要不断地挖掘,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发现她的内在逻辑(土生土长的五缘文化论提供了很好的路标),以便助其成长。
社会的繁荣,决定了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凋敝,必然导致国家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