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内政也是外交
——战略机遇期认识的一个新维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讲话中号召全党同志,“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各地如此的节能减排措施不仅是对中央政策的阳奉阴违,更加集中地反映了部分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短视,大局意识的缺乏,执政能力的低下,也恰恰是缺乏世界眼光、不善战略思维的表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在根本上决定了向我们这样的亿万级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节能减排,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实现自身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国际斗争的现实需要。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无果而终,但由此引发的剧烈争论却再也未曾平静。自那以后,“低碳”(low carbon)成为全球的时髦词汇,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绿色运动升华为绿色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而非运动,指的是一种理念、信仰,一种宗教,尤其在西方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头等大事,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带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必须围绕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目标展开。绿色主义成为几无争议的普世价值,任何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当言行都将成为众矢之的。
环境保护引起人们关注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过渡污染给社会和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972年通过的里程碑似的文件《斯德哥尔摩宣言》标志着环保问题开始被提上国际议程。联合国据此于1973年成立了“环境规划署”,气候问题这一崭新话题开始进入联合国的工作范围,进入国际政治的视角。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其影响已波及全球。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文件确认了南北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问题首次成为全球问题。1997年,经过激烈的气候谈判《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通过,37个发达国家明确承担起减排义务。随后几年中全球190多个国家相继签署该文件。据文件规定,《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结束,国际社会应在此前7年开始就启动第二阶段减排的谈判。然而2005年来谈判进程屡次搁浅,时至今日除了仅有的成果——“巴厘岛路线图”外毫无斩获,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退出《议定书》,西方国家甚至还在为是否废除《议定书》争论不休。在各国的激烈争吵间世界即将迎来“后京都时代”。哥本哈根会议正是国际社会寻求“后《议定书》”的努力。
不幸的是,“后京都时代”在全球化大潮中撞上了能源危机引发的“后石油时代”和次贷危机引爆的“后美国时代”。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在金融危机后曾预言——“经济波动,加上民族分裂,再加上一个衰退中的帝国:这样的三合一差不多足以促使地缘政治发生最惨烈的变化。现在三者齐备。动乱时代就此开始。”今天看来弗格森的预言需要略作修正——经济波动,加上气候变化,再加上一个衰退中的帝国:这样的三合一足以促使世界秩序发生最激烈的动荡。现在三者齐备,变革时代就此开始。而恰恰各方的宝都压在了气候变化上。
新能源成为奥巴马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会发表的首次演讲中,奥巴马即呼吁加强对新能源的投资,并重申要在3年内使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产量翻一番。奥巴马说,要想使美国的经济真正转型、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使地球免遭气候变化之苦,生产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掌握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美国不仅要靠新能源来提振经济,还寄望以其来捍卫“美国的首要地位”。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加剧了民众对传统能源的负面认知。在遭遇中期选举失利后,面对共和党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新能源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少有的可以挟民意而继续推进的少数领域;也是在解决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中可以大有作为而又不涉及军事高技术禁区的关键领域。美国既可以再次派员来华兜售绿色技术,也可能借口“碳关税”等绿色议题掀起波澜。而欧洲的新能源政策同样寓意丰富:应对气候变化, 基于技术优势扩大新能源技术出口,推动就业和增长, 缓和欧盟对俄罗斯和中东油气进口的依赖,巩固欧洲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据估计,仅中国的低碳技术市场就达4000-6000亿美元,尚且不包括碳排放交易市场。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战略也成为美欧拱卫优势技术和全球产业分工高端地位,压制新兴大国的有力王牌。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对于低地和小岛国家而言,首先还是生存问题。有关图瓦卢、马尔代夫、瑙鲁将在50年内消失的报道引发广泛担忧。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联合77国集团,与伞形集团、欧盟等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了坚决的维权斗争。南北矛盾呈现新的形式。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一语中的:发展议题被气候变化议题取代了。
欧盟自诩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早在2007年就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日本的承诺也由自民党政府的中期减排8%,变成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的25%。美国的底牌是发达国家中亮得很晚一个。奥巴马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虽然乍一看都相当可观,但却附加了诸多条件,招致国际舆论和环保组织的普遍不满。
为了抢占道德高地,避免在国际舆论陷入被动,并争取有利形势,有抱负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在美国政府宣布目标的同一日,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随后,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至38.9%;印度决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20%至25%;印度尼西亚力争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26%;韩国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南非表示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国际舆论普遍承认,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负责和令人鼓舞的。
能源是经济的血液,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秩序变革的焦点。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以低碳为指向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将成为各方博弈主战场,关乎新兴大国能否跃进全球产业分工上游,更关乎发达国家能否拱卫其基于全球产业分工高端地位的政治经济优势。可以说:
谁能率先实现低碳发展,谁就能掌握新能源革命;
谁能有效掌握新能源革命,谁就能领导应对气候变化;
谁能领导应对气候变化,谁就能主导后危机时代的新秩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并首次明确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上升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公报》还指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从2006年初批准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重要判断,近年来党中央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不断增强。《公报》再次肯定了党的十六大得出的“战略机遇期”判断,强调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历史机遇是什么?阎学通教授认为,机遇的价值不在于其时长和特点,而在于是否得到了有效运用。能不能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某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机会、环境和空间可能持续的时间跨度。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增强机遇意识”,正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考验,而能不能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并创造性地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去,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觉悟,大局意识的考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道路,意义重大且深远,既是内政,也是外交,当然也应是战略机遇期“十二五”阶段的主攻方向。这种以拉闸限电、限量供油来完成考核目标的节能减排可以休矣!
王习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刘国光: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内基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宋圭武: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