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近世东海”的研究呢?毫无疑问,任何区域研究在方法上都有共通性,无论研究“西域”还是研究“东海”,我们都会发现,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像研究西域的时候,各种被发掘出来的语言、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着我们原有的知识、工具与方法,而且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同样,在研究东海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学术变局,原来似乎很陌生的文献开始被用在解释中,各种历史的新线索开始变化着我们观看历史的焦距。
不过,除了“中古”与“近世”、“写本”与“印本”、“左翼”和“右翼”这些明显差异之外,与“西域”研究相比,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而趋向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换言之,由于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东海研究之重心应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对于“东海”这一区域来说,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也是更加复杂的文化交错,却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汉、满交替统治中国的时代中,原来看似有同一性的“东亚”或者“东亚海域”的文化出现了“纠缠而且分离”的现象。
我们应当看到,首先,与“地中海”不同,在“东海”这个同样依赖海路彼此联系的空间里,尽管有着类似佛教和儒家这样共同尊奉的宗教与思想,但是,却始终缺乏一个类似基督教那样,超越国家(王朝)、皇权(君主)之上,作为彼此认同基础和联系纽带的共同宗教,因此,这个区域很难在国家之外,形成超越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其次,与“西域”不同,“东海”不是一个各种民族、宗教和语言的边界时常移动,因而成为彼此混融、互相冲突的空间,由于各个民族、宗教和语言大体各守边界,加上它们原本就有一些共享的典籍、文字和宗教,因此,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文化变迁,却是这些文化认同基础的崩溃。这倒是西域甚至地中海都没有的历史变化,也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导致了近代东亚各国认同与文化的变迁[29]。
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即使是最强盛的汉唐中国及儒家学说,在那里也不可能横扫一切,成为垄断和笼罩的文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涉现象,使得考古发掘、比较语言、历史地理、写本鉴定等等方法越来越重要,而民族、宗教、艺术等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正如石田幹之助在回忆羽田亨的时候说到的,由于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的发现,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的问世,由于废寺石窟塑像壁画的重见天 Et,如何灵活地运用语言学知识,如何充分使用新的残简佚籍,如何全面地掌握西洋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成为陈寅恪所说的学者是否能够“预流”的必要条件[30]。可是,16、17世纪以前,“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字文化”曾经有过笼罩性的影响,而16、17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大清国、经历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国,和经历了江华岛事件的李朝朝鲜,包括同时的越南等等,又都在一个纯粹外来的、更加强大的西方文化,以及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的影响之下。经历了重新“从锁国到开国”的历程。因此,研究近世东亚海域,比起研究“中古西域”来,更复杂和更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不是掌握各种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写本壁画,而是需要更复杂的和更多元的视角、立场和观念。由于“近世东海”周边诸国,很多文献原本均由汉文书写,各种宗教学说大体共享,文献资料多有印刷流传,因此,对于新语言、新发掘、新资料的依赖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近世东亚海域研究却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东亚海域周边各个国家大体长久存在,疆域也大体固定,文化也相对延续,这不仅造成了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也构成了
各自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空间边界,因此,“国家”(或者“王朝”)的历史意义很浓。如何既承认“国家历史”的存在,同时又看到环东海文化交流在深层给各区域造成影响,是一个需要斟酌和需要平衡的问题。二是因为曾经共享传统,它造成各个国家文化的表面相似,研究者如何改变过去习惯于“同文同种”的历史观念,细心剔理各自“古层”和“低音”中的差异,探讨彼此的不同,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三是因为诸国都遭遇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在这一区域历史的研究中,更需要深入研究回应西方“冲击”时各国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恐怕都是“中古西域”研究中所不曾遇到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对“中古西域”的研究,仿佛是面对一些古老的典籍和一个寂静的遗址,虽然会有思古之幽情,但已不存在感情的波澜。可是,近世东亚海域的研究却不同,历史研究者不仅很难摆脱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也常常受制于现实国家与政治的立场。东亚海域周边诸国显然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也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比如,朝贡体系中是宗主国还是进贡国?在战争中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先进一方还是落后一方?在这里,不同的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对历史的观察,在关于历史起源(如檀君、天皇、黄帝的争论)、国家疆域(如高句丽、琉球、安南之归属)、文化交流(如蒙古袭来与倭寇扰边)等等方面,这些意识、立场、感情都会掺人,使这种超越国家疆域的东海区域研究带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那么,在“东亚海域”研究中,在超越“国家历史”的同时,应当如何超越这种“国家感情”?
本文写作与修改过程申,得到张广达教授、羽田正教授、艾尔曼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
注释:
[1]参看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卷首《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尽管有刘应(Claude Visderou,1656—1737)这样很早就注意研究塞外民族历史和语言,注意到汉文史料中关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记载的人,但是,大多早期的历史研究仍然“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主要还是借用传统中国文献来描述,例如,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ovilla。1669—1748)的十二卷《中国通史》基本上是以中国的《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基础,尽管“此书一出,为不识中文之欧人增添了无数有关中国史的知识,推动欧洲中国学日新月异”,但他的中国史认识仍然是依据了汉族中国的角度和立场来观看的。即使是他们超出汉族中国描述蒙古历史,如宋君荣(Antoine Caubil,1689—1759)编纂的《蒙古史》,仍然是借用清代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即《续宏简录》)。参看石田乾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硼代史学大系第八卷),东京:共立社,1932年,第206页。
[3]如1826—1828年出版的Heinrich Julius roll Klaproth(1788—1830)的《亚细亚文学、历史、语言杂稿》中,就有关于《蒙古源流》的研究,有关于满族、台湾、阿富汗等语言的研究,有关于琉球、和阗、日本的研究;1829年巴黎出版的《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 Melange Asiatiques)中,就出现了对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研究,出现了根据《文献通考。四裔考》对西藏的研究,出现了对蒙元时代的畏兀人塔塔统阿、蒙古人速不歹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根据伊斯兰文献进行的蒙古史研究等等。参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十九二十世纪》,第93—110页,北京: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上海:上海书店重印本,1989年。此外,人们熟悉的如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就著有《塞外民族语言考》、《法显传译注》等。参看石田幹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等论述。
[4] “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的地理词汇,但是,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却是近代的事情。
[5]日本学者三宅米吉、宫崎市定等人在追忆那珂通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从来中等学校的中国史教科书,多是《十八史略》、《元明史略》、《清史举要》等等,这些史籍一方面是中国史,一方面又是汉文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它们与欧洲的历史教材相比,体裁和编纂旨趣大相径庭。参见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文学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东京:目黑书店,1929年,第295-296页。
[6]参看《宫崎市定自跋集》,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2页。又,参看中见立夫《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载《东アヅア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9年3月,第3—26页。
[7] [日佶川幸次郎编:《东洋学の创始者たち》,东京:讲谈社,1976年,第22—23页。羽田亨在《白鸟库吉の思出》中也说,“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乃是白鸟库吉博士的心愿”,见《东洋史研究》第七卷第二、三号,京都:京都大学,1942年,第83页。
[8]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一),东京:大修馆书房,1992年,第29—30页。
[9]参见《宫崎市定自跋集》,第24页。这是一个学术大趋势,像藤田丰八(1869—1928)就在大正年间(1912—1925),关注重心由“南海史”向“西域史”转变,因此,稍后更出现了像石浜纯太郎(1888—1968)、和田清(1890—1963)、神田喜一郎(1899—1984)等学者。
[10]正如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所说,“国家极盛于乾隆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11]例如康熙年间,图理琛假道俄罗斯出使土扈尔特,撰《异域录》,乾隆年间,七十一赴新疆,撰有《西域闻见录》等等。
[12]参看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一书的描述,此处用她的书名,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13]参看杜维运:《屠寄传》,《历史的两个境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l18—120页。
[14]突厥三大碑即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据说是1890年芬兰人A.Geikel在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发现的,另一种说法是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发现的,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家汤姆森(Vilhelm Zhomsen,1842—1927)根据 A。Geikel的报告在1892年最先解读,并出版了《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中国学者如沈曾植,虽然不懂突厥文,但根据西洋的释读,加上自己丰富的唐代文献知识,给予历史的解释,也作出了贡献。
[15]如何秋涛、张穆、李文田、沈曾植对于《皇元圣武亲征录》的校正等。
[16]火袄教(Zoroastrianism,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在中国,最早曾有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中偶有道及,也许是看到外国的研究。摩尼教的研究,最早是蒋斧在1909年发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参看林悟殊:《摩尼教研究之展望》,《新史学》(台北)第七卷第一期,1996年。
[17]如日本最早进行元史研究的那珂通世,就通过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的陈毅,收集到中国学者所撰的《皇元圣武亲征记校正》、《元朝秘史李注补》等等,见田中正美撰:《那珂通世》,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东京:大修馆,1992年,第7页。
[1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第26—28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3种。
[1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304—1306页。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3页。
[20]参见费赖之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0页。
[21]仅仅以亚洲文会1850—1860年代的演讲为例,就有相当多对东亚海域的考察,如1858年郇和(Robert Swinhoe)就讲《台湾旅行记》、卫三畏(S W.Williams)讲《日本》、1859年敏体呢(M C.de H Montigny):《从长崎到上海》、不详人讲《一封来自13本的信》、1861年安科特恩(H M.Ship Actaeon)讲《朝鲜沿海考察记》、甘霓仁(J M.Esq Canny)讲《库页岛考察记》、1865
年巴斯琴(Bastim)讲《古代柬埔寨遗迹》、勃朗(Revd Brown)讲两次《一则来自日本手稿之译文》、1866年卫三畏(S W. Williams)讲《中国与琉球之关系》等等,参看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附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82—186页。
[22]可以参看冯承钧所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其中第一、二卷原为自1926年以来陆续翻译的法国中国学家的论著1-9编,第三卷为后来辑在一起的六种专书和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999年。
[23]《欧人の支那研究》第六章,即“东印度航路の发现上欧人の东航、宣教师の支那研究と支那学の成立”,第138—257页。
[24]如卫三畏、C S.Leavenworth在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eiety上发表的有关琉球的研究,Maspero、Pelliot、Aurousseau、Gaspardone l920年代在 Asia Major上所发表的关于安南研究的论文。参看贝德士(M S.Bates)编:《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
[25]如关注西域的白鸟库吉,同样关注东亚,他不仅撰著有关朝鲜史的论文,而且组织亚细亚学会,与东洋协会调查部合作,推动满铁会社进行满鲜历史地理研究等等。
[26][日]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1),第3页。
[27]羽田亨曾经总结说,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学的进步,表现在:(一)东方新的考古资料与诸文献的研究(如阙特勤碑);(--)古代语文的发现(如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三)西域各国的人种的研究;(四)各种非汉族宗教文献的新发现(如摩尼教经典);(五)粟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六)回鹘文化的东渐。见《輓近にゎけみ东洋史学の进步》,原载《史林》第三卷第一、二号(1918年),后收入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京都:同朋社,1975年,第635—653页。
[28]13本学者桑原骘藏《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之“近世史摘要”中就提到,“欧人势力渐压东方,英人占印度,法人占安南、柬埔寨,俄人占西伯利亚、中亚,亚洲大部已为欧人占领,即今尚存者中国,亦在各国势力竞争圈中”,亚洲真正独立并可以与西洋列强并峙的国家只有日本,因此要由13本重新梳理亚洲历史,并重新整顿亚洲秩序。转引自《宫崎市定自跋集》,第29页。
[29]不仅是东北亚朝鲜、中国和13本,也包括越南,它在15世纪逐渐形成与大明国“北国”相对应的“南国意识”,虽然他们仍然保存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但是却滋生了对北国的政治不认同,参看桃木至朗:《“中国化” と“脱中国化”一一地域世界の中のべトナム民族形成史》,载大峰显等编:《地域のロュヌ》,东京:世界思想社,1993年,第73—77页。
[30]参看石田幹之助《欧美にゎけみ支那研究》中所收《我国にゎけみ西域史研究》中对羽田亨的介绍,东京:创元社,1942年,第316-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