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水利困境突显基层党组织建设软肋

                                                  ——以荆门王桥村农村水利困境为切入点

                               邢成举[1]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王桥村用水方式的历史转变使得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逐步地退出了乡村水利的供给、组织与协调工作,与此同时也就呈现了村庄水利日益严重的危机。水利体制改革中基层组织的退出给乡村水利造成了极大困境,要解决这个困境不仅要有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更需要我们在水利建设和维护中找回集体,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王桥村党建的现状是不能适应乡村水利发展需求的,要找回水利中的集体,我们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党组织建设,加强培训、注重宣传、规范培养和严肃党的纪律。

     

    关键词:乡村水利;集体淡出;基层党组织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后继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扩大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新型组织的覆盖面,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注重从转业退伍军人、务工回乡青年、致富能手等党员中选拔村党组织书记。以明确责任、考核监督、保障服务为重点,加强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管理,及时调整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加快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2]

    从以上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相当重视的,党和政府也能够充分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当我们进入乡村调查的时候,基层党组织建设仍然是困难重重。今年1月份对荆门乡村水利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对调查村的基层党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让我对基层党建很担忧。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放在乡村水利困境的视野下,我们就应更加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应尽快行动。

     

    一、             村庄概况及其水利情况

    (一)村庄简介

    王桥村位于拾桥镇中心的东北方向,其最近处距离乡镇中心不到一公里,最远处距离镇中心约6公里。王桥村东西宽约4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全村占地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全村共有2800多人,共668户。总耕地面积为6300亩,人均耕地2亩有余。现有土地当中的绝大部分是水田,只有不足100亩的旱地。现在的王桥村是由原王桥村和原泉井村在2005年合并而成的,现有村民小组15个,其中有两个小组即十二组、十五组是由19661967年丹江口水库工程分两批迁入的移民构成的。同年还撤销了村民小组长并进行了小组的合并。

     

    根据乡镇水利站的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前后,镇水利局的统计资料显示王桥村共有堰塘86口,共计4.8万方。泉井村共有堰塘101口,共计4.8万方。根据调查得知,合并后的王桥村目前共有堰塘300余口。按照以往堰塘大小的平均数值计算,新增堰塘容量5万方左右。同样的,全村以前打井灌溉的情况很少,但是现在打井灌溉的现象非常普遍。据村干部估计,目前王桥村共有灌溉用水井50余口。2010121,我在王桥村十三组到十一组的道路边就看到了4口新挖的机井。我清楚地记得,119,即2两天前我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几口井。村支书也知道,村民当中打井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也没办法,这也许就是调查中我听到的“新井田制”[3]的含义了。

    (二)王桥村的用水环境介绍

    在我看来,王桥村周边的农用水资源还是优良的,可以获取的水资源是比较充裕的。王桥村北有杨场水库、漳河水库干渠支渠,南有拾桥泵站,西有桥河港,东南有红土港。

     

    杨场水库是小(一)型水库,设计灌溉面积为1.2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为0.5万亩。王桥村正好处于杨场水库下流可以自流灌溉的灌区范围内,村内的十四组、九组、十二组、十三组、十一组、十五组都有联结水库主渠道的支渠。拾桥泵站位于村庄南边的桥河岸边,设计灌溉面积为0.65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为0.65万亩。2005年水利部门投入财政资金14.17万元维修了一座泵房和一套机组设备,在原灌溉面积的基础上,增加了2000亩的灌溉能力。村内一半稍多的小组都建有2级泵站,但是如今基台和橡胶管已经毁坏。此类设施被废弃的原因大多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钱出力对设备和基台进行维修。

     

    尽管两个水港的蓄水能力以及蓄水量较差但是在一般年景中,这两片港还是可以满足两个小组60%以上的稻田灌溉。村内共有多条可以叫得上名字的渠道,如2.5公里长的拾桥泵站主渠道,2公里多的漳河水库三干渠二支二分干渠道,3公里的杨场水库U型主渠道,组内二级泵站的灌溉渠道3.5公里4公里的原泉井村泵站基台渠道,3公里的漳河水库分支干渠泉井小支渠(十组、十五组内),4公里多的拾桥泵站输水支渠(三组、五组、七组和八组内)。还有其他相当多的没有名字的渠道,还有9口大堰塘,其单口的面积都在10亩以上。2002年以来,本村主要是进行了渠道硬化的建设,主要是在2004年到2006年连续三年进行了多条的U型渠建设,总长度在10公里左右。

     

    王桥村周边水资源基础不错,但是现实却令人担忧。试想,如果这些水利设施可以顺利里衔接起来并保持渠道的通畅,王桥村的用水怎么会出现明显的困难呢?但是现实是,村民都是各自搞各自的,集体性地组织用水只存在于个别的小组内。

     

    二、             集体的淡出:王桥村不同用水方式的历史转换

    从用水环境上看,王桥村的周围可用水源是相当的丰富的,而且王桥村的所有小组都可以被现有的仍可使用的水利设施的灌溉区域所覆盖,但是悖谬的是,到每一个村民小组去调查的时候,村民都说“我们小组用水条件是最差的,全村最差”,每一个村民组都希望自己是被解救的对象和被帮助的对象。为了更好地认识王桥村现存的水利困境,我们必须了解建国以来王桥村曾经存在的主导性的用水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该村当前的用水方式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把握。笔者将以农田水利的供给主体和使用水资源的组织单位为分类标准,对改革开放以来王桥村的农田用水供给方式进行梳理:

    (一)农田用水的国家供给、村社组织模式(1978-2002)

    1980年代开始,拾桥人民公社改制为拾桥镇人民政府,公社原管辖范围内的生产队也先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时期农田用水的供给仍是由国家负责的,农田用水设施的维护、水资源的管理和调配仍是由水利工程单位和水利管理部门共同进行的。

    从使用水源的组织单位看,这一阶段的基本组织单位是村社自治组织。基层党组织开始从水利的组织角色中脱离,此时的村支书每年都要协调的村庄生产用水。这个时期明显地体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分的方面在于农田经营权已经下放给各个农户,农户可以自主地安排农田的种植作物、种类和面积,在农业生产上有不小的自由决定权;同样,这一时期也体现了统的方面即村委会对农户征收共同生产费、村提留并组织农户进行“两工”[4]等工作。农户生产用水的费用从村委会征收的共同生产费和村提留中支出。这个时期,漳河水库是王桥村最重要的水源供给来源。每年春播之前,村支书都要到漳河干渠杨场管理段去开会,上报用水量和用水时间,以便管理段可以给多个村庄排出个用水的次序。

    (二)农田用水的市场供给、村组组织模式 2002-2005

    在上一个阶段的后期,水利供给方的运行就遇到了严重的危机。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水价偏低,加上政府承诺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同时党支部、村委会不能及时收取水费形成大量的水利债务等原因,农田用水的国家供给模式困难重重,无以为继。

    税费改革的同时,国家也酝酿了水利管理体制改革。2002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引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水利体制改革全面开始。2003年荆门市依据上级文件的意见和精神制定了《荆门市农业灌溉管理改革试行意见》。其核心思想是:农业用水应当进一步商品化、农业灌溉要走市场化道路。经过这场改革,拾桥镇的水利工程单位由企业管理型事业单位变成了自负盈亏的准企业单位;水资源由准公共品变成了商品;税费征收成为一种纯粹的市场经营行为。

    改革之后,农田用水的供给者是水库、泵站等水利工程的承包人,这种供给性质的转变使得承包人以最小的水利供给成本和最高的水利经营收益为目标。从组织方看,这一阶段仍有集体组织收取水费的情况,但是这个集体下降到了村民小组一级。村民小组内10多户到30多户的规模降低了集体收取费用的难度,也最大程度上抹平了农户之间农田用水量的差异。当然,这个时候也有村出面组织用水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一般是在遇到比较明显的旱情时才在全村范围内组织收费和调水。这一模式随着2005年底,村民小组长的撤销而宣告退出。

    (三)农田用水的市场供给、农户自组织模式(2006至今)

    由于税费改革之后取消了两工、禁止征收村庄共同生产费用和村提留,所以以往模式中强制性的水费征收办法是无法行得通的,如果要维持的话,只能依靠农户的主动和自愿。原本每年还组织的渠道维修和养护工作也终止了,因为中央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村干部的动员是无力的,村两委对于村庄的治理能力很弱。这种治理的弱化是基层资金空虚和人员消减的共同后果。各种税费取消后,村庄进行了合并,小组也进行了合并,村干部的补贴则来自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合并小组和村庄其本意是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民负担可能轻了,但是农民们办事不方便了。

    由于农户田地都“插花田”,地块的位置、保水性和地势的差异,农户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村民要达成自发的合作相当困难,其需要很严格的前提条件。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的原因,这一阶段农田用水的供给方仍然是水利工程的承包人,而需求一方则成为了分散的个体农户或是个别农户之间的联合。

     

    从王桥村用水模式的历史发展来看,集体是逐步地从用水的供给与组织方中淡出了。供需双方的个体化,使得彼此的交易成本急剧升高,以往建立的合作与信任关系也破裂了。在王桥村前两个阶段的用水方式上,上级和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后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就没能体现了,同时乡村水利的困境也越发突出了。

     

    三、王桥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建设是不能分开的。按照目前的形势看,当乡村社会逐步进行改革的时候,村组作为乡村内部一个基础单位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弱化了。党组织的动员力、先进性和治理能力都弱化了。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是村干部后备人选严重缺失。谈起选举,现任的村会计告诉我说,“我们这里的选举很平淡,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跟我们竞争。村民投票的时候代为投票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对村民都不愿亲自投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直接涉及他们个人利益的。选举的时候最多来20%的村民就不错了,很多人要么代票,要么弃权。投票的时候一个人拿着10张、8张选票的事情很常见。”这与我们在镇里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很多村子都是一些大龄的村干部,年轻人没有愿意当村干部的,因为钱少杂事还多。大学生村官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实行,即使实行了也不能留住人的。我们这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大学生怎么会留下来呢!”[5] 镇里相关领导跟我们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担心当现在的这些老干部退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怎么办。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村中没有品行端正的人来担任村干部,而混混力量参与竞选村干部的话,到时候的问题就严重了。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如果因为混混人物的当选而改变性质的话,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就变了,人民的利益就很难得到切实的保证了。

     

    上面是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情况,同样的村庄内的党组织建设同样急需加强。以王桥村为例,全村共有党员51人,其中在村党员28人,不在村的党员23人。村内的党员每年都交党费,而村外的党员则是很多年都没有交党费了。村内党员的组织生活一年有两次,即春节党员集训和“七一”建党节的集训,集训的内容由上级党组织安排,基本上是年度的党的精神学习。对于村庄范围内的具体事物,基层党组织很少开会商讨。“开完会,党员们就是在一起吃饭,没什么意思。村子也连续3年没有发展党员了。”[6]

    说起党员个人的素质,谢支书说,“我们组里就有一个党员,像这样的党员早就应该被开除出党组织的。这个人在抗日时期曾做过地下交通员,在解放战争中胳膊受过伤,但是只是皮外伤。想想这还是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但是80年代末期以来,他总是上访,要求政府免税、给商品粮。更可恶的是,他到照相馆把自己的照片跟邓小平同志的相片合在一张上,并声称自己是邓的部下,以此要求政府解决他的多项无理要求。这样的人真是给党组织丢脸,从镇到市,各级政府都害怕他。我有心将他开除出党组织,但是没有这个权利。”说起这些,谢支书脸上一脸的无奈。

    如此种种情况,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先进性就无从体现了。村民们讲,集体时候的党员真是党员,现在的党员都是为自己考虑的。听了这样的评价,我不得不思考党在基层的权威必须尽快重建,但是困难很多。河南省的“4+2”工作法如果可行的话,一定要在大范围内推广。去年年底开通的全国基层党建信息共享平台让一些村支书很兴奋,他们感到中央政策对他们这些基层党员还是很关心的,也相信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也有些村支书说,这个平台不会起什么用,就像各种政府专线一样,只能一级一级地批转。

     

    乡村水利的困境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密切相关,乡村的基层组织是水利健康运转的组织基础,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水利自上而下的链条就不能对接了,更没人可以组织村庄范围内的水利配套设施了。如果干部和党员不能在乡村水利的发展中做出贡献,那么一般的村民又怎么会自觉地为乡村水利做出贡献呢!乡村基层组织要加强建设,不仅要加强在其工作能力,更要提升其思想境界。

     

        四、对王桥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及建议

    王桥村用水方式的一个演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村庄用水困境的渐渐凸显是与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支部的动员能力、工作权威和组织形象的弱化分不开的。以村庄的水利困境为例,我们就足以体会到基层党组织在村庄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但是现实留给我们的却是基层党建面临的诸多困境。

     

    正如我在上部分阐述的,王桥村有将近一半的党员是不在村中的,所以党员大会根本无法进行。对于村中党组织的现状,一位老支书是这样说的:“也就是毛主席领导的时候。基层党组织真的发挥作用。现在啊,党员都是为自己个人了。电视台上讲的什么党员、政府官员一帮一都是鬼扯,没有的事情。”其实我们基层党组织还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可是为什么老书记却是这样一种评价呢?从交谈中我体会到的是老书记对当前村中的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很是不满。谢书记说,导致基层党组织无力的还是政策不行了。现在的政策导向都是一切向钱看,没有了理想、没有了集体和互助。“从上级到下级,必须都动员起来。要加强基层党组织一把手的责任感和压力,要切实想办法让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现在的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一般,已经没有了什么威信。现在一个村里的人还有不少人都不知道村里谁是书记的,像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行呢。其实上级的党组织也要在这些方面加强。上行下效吗,不然下面的事情就难办了。”对于党中央的政策,这位老支书说:“我们的政策可以说是一左一右。在毛主席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政策有点左了;到现在呢,我们的政策却是有点右了。就像现在的各种粮食补贴政策一样,原来的话一亩地要收几十块钱,那时候都说农民负担重。所以各级政府都要给农民减负,我想着只要不收钱就可以了呗。没想到的是,不但不收钱反而是还给钱。这不是一左一右吗。现在啊,中央的一些政策是对农民太好了,都把人给惯坏了。”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发展和完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规范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程序。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因地制宜推广本村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7]等做法。上面的内容是从河南地方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我们说的“4+2工作法。这个方法要是可以顺利实施,我想它必定会给农村工作带来许多的便利,也能够当前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问题是这种工作法的实施在不少农村是比较困难的。就像笔者调查的王桥村,有将近一半的党员都长期不在村中,党员大会如何开得起来啊!党员的民主生活十分的缺乏,一年也就有2次的集中学习,党员之间的沟通和协商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党的基层组织会议都难以召开,那么村民大会或是村民代表会议就更是困难了。此外一号文件中关于“加强对村党支部、村委会换届选举的领导和指导,严肃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确保选举平稳有序,防范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等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创建活动,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要求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将农村的基层党建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但要在思想上重视,更要在行动中实施。

     

    那么我们该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呢?下面是我在一位在笔者所调查村庄担任过10多年村级工作的老干部的一些建议基础上提出的:

    1、党员至少要每一个季度学习一次吧。这种学习不能只是老师、领导在上面讲,而且要有我们自己去讨论,讨论我们身边的问题,我们关心的问题。学习如果仅仅是务虚的话,就不能长期持续进行。

    2、现在的政策导向都是一切向钱看,要避免将党员的组织生活加上物质的刺激。在合并之前,王桥村全村共有24名党员,开会的话一般只来35个人。开会的话,不来的话要来点惩罚,不然组织的严肃性都没有了。当然,对于生活困难的党员,我们的政府和上级党组织要给予照顾和关心,不然的话,这些人没有心思去思考自己之外的事情。党要求大家都要“经济挂帅”,但是有许多党员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也让部分党员的心里不是滋味。

    3、要树立典型。对于优秀的集体、个人和事迹要大力宣传。宣传工作本来是我党组织工作的重要工具,但是好像在基层并没有体现出来。不断地宣传才可以强化,才能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将宣传渠道和途径建立起来,并做到规范化地进行宣传。好的要进行宣传,坏的也要宣传。

    4、要加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党组织的领导人的模范作用一定要发挥出来。对于以权谋私的基层党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对于侵占堰塘、水渠等公共设施的党员要进行教育和党内处分。

    5、要按照思想先进、服务群众、带动能力强和工作能力强等标准,规范地发展农村党员。王桥村现任村支书给我讲,现在村里的党员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年轻的党员基本没有。我们的党组要充满活力、富有创造性就要吸收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党组织。“王桥村已经连续3年没有发展党员了,这样的情况是有点不正常的。”谢书记这样说。村里发展党员不能以他们个人是否担任村干部为标准,而是要看其实际表现,其群众基层怎样,其村庄威信如何。

     

    参考文献:

     [1]曹汝涛.全面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学习时报, 2005-3-25

    [2]裴永俊.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 J].甘肃理论学刊, 1995 (3)

    [3]张宝军.村级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J].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3)

    [4]魏福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J].求实, 2007 (4)

    [5]张殿兴.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J].湖湘论坛,2008 (9)

    [6]胡红霞.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途径探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5)

        [7]李波.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9(1)

     



    [1] 邢成举(1984—),男,,汉,河南洛阳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中国乡村治理

    [2] 摘自新华网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3] “新井田制”在农民的话语中就是指越来越多的田地旁边都新挖了机井。集体退出用水协调机制后,为了解决农田用水困难,农户都是自己想自己的办法。当前这种想象有蔓延的趋势,很值得我们反思。

    [4] “两个”即我们通常说的“义务工”和“积累工”。这是组织农民出力参与公共工程建设的重要手段

    [5] 这是王桥村村会计对村民委员会人员培养与人才引进的担忧

    [6] 这是王桥村原支书对于党员集训学习的一点评价

    [7] 摘自新华网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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