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人:沈阳(青年学者) 张欢(北京大学硕士生) 凌风雷(学者) 王永为(学者) 中国改革网编辑 部分“北斗”成员等
主持人:
农村知识青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困境。由于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其产生的激进思想或对社会的批判会更加深刻。首先,邀请沈阳谈谈他的观点。
沈阳:
我自己本人作为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这个群体也一直在关注和观察。作为八零年出生的农村人,我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曾经在《青年文化评论》中的发表一篇文章《“读书无用论”和底层年轻人的辛酸》,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网友对这篇文章的共鸣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深思。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在我的生涯中,曾经经历了两次“读书无用论”的大规模发作,体现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迁。
第一次大概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重要的开放,这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到经济发展的浪潮之中,有更多的机会去赚钱。三年后,我惊讶地发现,当时在我们班里我是唯一考上普通高中的。其他同学差不多都早早工作了。在我所在的省一级重点中学这个班,有三类学生:一是高师预科生,是以后定向升学到浙江师范大学的,如果高考成绩不合格,就进入金华师范学校进行半年的学习,转到各个小学工作;另外一批是不考大学的温州人;最后是金华本地,最后考上大学的人。高中毕业10年之后,生活条件最好的是温州人,主要是他们继承了父辈们所辛苦开创的相对好的市场优势;相对不好的是进入小学教书的那些同学。另外不伦不类的是我这样的角色,事实上也是考上了一个相对不差的大学、后来居然居无定所的、在各大城市谋生的人。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新的“读书无用论”。新闻中,重庆等地高考参考率越来越低,高中毕业生大多外出打工。现在,北大学生都在非常痛苦的找工作,那到一些地方的一些专升本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则难上加难。而这些人逐步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蚁族”。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都大量聚居着这一群体。这些同学普遍是借着高校的扩招,进入了一些地方性院校。毕业后,他们不仅没有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而且由于“非转农”渠道的关闭,已经失去农村户口,也就是说失去了农村的相对应的福利。虽然他们的血缘、人情、历史和社会关系大多在农村,但是他们过着到处漂泊的生活,在大城市难以获得发展空间,在农村也失去了他们如父辈们那样的谋生条件。
哲学家季国清认为,通过博弈论的方式描述中国社会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是“历时机会均等”的体系。即“二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年轻人除非投靠老年人或有权势的人,基本上没有发展机会。这种状况是自古至今都有的。
然而,那些连投靠现存秩序的机会都没有的年轻人,则容易选择另外一种对抗性的生活方式。党报的一个副主编在去瞿秋白的老家--江苏常州时惊讶地发现,瞿秋白参加革命的原因与其没落的知识家庭有很大关系。澎湃、陈独秀等人也是没落的知识青年。洪秀全,他作为多次科举落榜的没落知识青年,借助圣经里的只言片语,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民反抗。底层知识青年与底层社会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底层知识青年对中国近代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政治学界,包括广大的知识青年都非常愿意讨论一些问题,比如,“主义与问题”、“改良与革命”等。最后大家达成共识,革命在当今中国行不通,革命的成本非常高昂。然而,底层年轻人看到,他们也没有参加改良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这与另外一个问题相关,即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如何运作?它应该具备什么要素?如果因为诸如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大量流民,民主的社会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通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选举就一定能解决好吗?我不是反对这些理论上的一般学术探讨,而是认为应该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参阅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需要社会建设。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了法国人如何在由对社会的不满转向了对革命的热衷,转向了雅各宾专政、拿破仑军事独裁,以及持续动荡的社会状态。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探讨了美国社会良性运转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本土自然资源丰富,周围没有大国;二是美国社会有着丰富的“民情”,包括良好的教育、开放的宗教、发达的经济、乡镇自治传统等,这就导致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这也就是“美国梦”;第三才是今天政治学界所热衷谈论的普通法系、共和传统这些政治要素,而且这一点必须以第二点为基础,也就是说立足于“民情”基础上的合适的政治制度。
而中国年轻人的“中国梦”在哪里?事实上,中国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绝望的。我有一个朋友,由于出生在农村,他与辛苦劳作的父亲很少交流,在小学五年级时看了对中国人思想塑造非常大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由于农村生活的不幸福,他立志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最后大学考上了,出人头地却遥遥无期。那他如何办呢?通过上网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当然这样说不是鼓吹网络管制,在我看来,网络的管理必须尊重公民的表达自由。而是说,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流动意义上的疏导,这种局面非常令人担忧。江苏省历史科新课改,要学生写建议。有的学生模仿《九评苏共二十大》,写下了《九评历史教科书》。因此,持有激进革命思想的人,通过网络思想的启蒙,导致他们经常会参加一些激进的活动。这种倾向连宗教组织都试图去裹挟。原因在于教会能给他们归属感,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据说教会有组织、有力量。这种复杂的个人动机给教会和政府都带来了很大的恐慌。这又回到了洪秀全的故事。这里边的内在逻辑令人深思,即农村孩子----父母冷漠----要出人头地----受挫----对社会不满。这其实是对“历时机会均等”的社会的不满,最终导了致对国家的不满。
这种事情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多如牛毛。基本的机制都是底层知识青年与社会大规模流民以某种方式,比如宗教、主义结合起来,导致持续的社会动荡。美国成功化解了这种现象。需要探讨的是,在中国这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中,应该通过何种思路来化解类似危机?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提升底层年轻人的发展机会?我简单讲到这里,抛砖引玉。谢谢!
主持人:
沈阳提出了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农村知识青年,大家出路虽然不一样。但沈阳发现现在社会流动机制受阻,农村知识青年出路愈窄。由于他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占有的比较少。我个人认为,在市场开放之前,农村青年流动的出路基本上一元化,即教育。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多元渠道。知识作为社会阶梯的重要性下降,这导致“读书无用论”。而通过沈阳的讲演,我们可以初步发现,当今农村知识青年出现“出路无门化”的倾向。下面,有请张欢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欢: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在求学历程中,经历了从农村到乡镇再到二线城市,最后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的过程。当我现在再回到农村时,我发现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我今天讲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宏观上看农村知识青年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关于社会建设,有一个小故事。我认识的一位工程师有一天和我说,国外的城市或者交通规划大部分都是从政治学、公共政策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而中国的规划则全是依靠狭隘的技术和模型。这种由理工科北京的研究者垄断的规划在现实中导致了管理上的无序。当前,规划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无序规划造成的衔接问题,而这种协调无疑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主要是从公共政策、政治学等视角入手,也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规划,而是社会全面建设。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而非孤立地解决特定问题。
推及农村知识青年问题,我感觉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理解当前的社会转型问题。在工业化转型初期,城市居民首先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作为大多数的农民,在时间上相对较晚享受工业化的成果,相应的,在就业市场中农民自开始就处在不利地位,来到城市越晚,就业也就越难。因此,社会转型在经济层面上就是就业问题。而农村问题又与之相辅相成,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阻碍中国社会建设。
我也在《青年文化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边缘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不断被社会所抛弃,社会效能感逐步弱化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激进的会加入一些不稳定的团体,并借助其力量为自己利益服务。最危险之处在于,这些人与地方黑社会势力的联合。20世纪前五十年,改变中国社会的最大底层力量是来自黑社会组织。而中国现在的打黑行动有其必然之处,其目的是要将黑社会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内,而不会破坏社会的发展。从香港和中国历史看,一些著名的运动都来自底层知识青年与黑社会组织的联合。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青年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力量与激情,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中国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当然,分散化的黑社会组织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根本影响,但就怕他们组织起来。从好的方面讲,如果国家能够给予农村知识青年以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一对会对中国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反之,则会造成巨大破坏。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从社会建设的视角来看农村知识青年的未来。这其中的关键点是,避免农村知识青年"个体化"的倾向。个体化实际上是"反现代的"。对照人类文明演变历程,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网络化的社会,即"钻石型"社会,社会由各种小共同体组成,各个部分相互连接,相互平等,通过法律调节彼此的关系。而传统社会是"层状社会",社会层级之间流动性较差。个体化倾向导致每个人都是弱者,包括官员和富人。去年砍杀幼儿园儿童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导致社会人人自危。而且,个体化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无序化,即流民现象。我个人认为,当今政策中的几个失误导致了农村知识青年的边缘化。一是,大规模城市群建设的失误。以北京为例,未来几年人口将达到两千万。大城市群的发展成本非常高,导致水、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同时,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也阻断了农村知识青年向城市的流动机制。我估算,在北京夫妻两人需要在退休前挣够900万,才能够使家庭和后代过上相对高质量的生活,这显然对农村知识青年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在珠三角、长三角,表面上看吸纳了许多富余劳动力。但是一旦这些人变老,会失业,他们并没有城市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富士康的最大失误也在于其工业园式的发展路径,即员工永远是流动的,无根基和保障的。因此,宿迁市就规定所有工业园区必须建设蓝领公寓,采用政府统一定价的方式,远低于市场价提供给产业工人,以工厂社区和居住社区建设为发展路径,逐步实现城市化和人的市民化。
二是,教育的产业化和教育大跃进。现在,全国普遍存在一个不良现象,即大量裁撤农村中小学。这个政策的负面影响将会在十年之后完全显现。村落学校不仅承担教育功能,而且是农村的精神文化和村民议事中心。以学校为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日本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就是实现教育均等化,特别注重基层学校的建设,是将其建设成为社区文化中心为导向的基层社会建设,以此促进人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中国现在往往为了短期的指标式的教育现代化,将教育资源向县城和城镇集中。这导致了村落文化的衰落。而且农村教师工作单位的变迁,导致农村精英向县城的集中。致使农村加速凋敝,并为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我的方案是,中国现在面临着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机遇期。建国后三十年,我们完成了由一个被奴役者向政治人的转变。改革开放三十年,又完成了经济人的转变。现在,应该是向社会人转变了,即人的社会化。政治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政治框架和促进社会发育的机制。经济的作用类似于生长素,即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资源。然而,当前的困境是,中国企业尚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责任体系,仍处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管理模式中,导致社会组织缺乏连接。我的方案是,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来支撑中国发展,而不是大城市战略。以县域经济的发展,消化当地青年劳动力。并且由于青年人并没有脱离其社会关系,因此不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阻碍。而且,县城的发展会为各类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合适的空间。因此,要在县城之中建设完善的公共设施,包括由学校、图书馆、剧院、宗教场所组成的文化主体区;由体育场馆、休闲娱乐设施组成的生活休闲区等,最好以主题公园的形式出现。以上供大家批评。
主持人:
谢谢张欢的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多共鸣。就业成为城市的主要问题,包括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也变成就业问题。这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强制的城市化也会导致更多问题。而且,如果一个社会的正常的流动渠道受阻,会导致非正常流动,进而会导致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相对于管理相对严格的城市,农村就会成为一个薄弱点。就基层教育而言,我所知道的周口模式,并不是裁撤中小学。而是通过政府鼓励私立学校发展。这些私利学校基本上都建设在县城,硬件非常先进。一方面导致农村师资大量向城市流动,并伴随着一些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导致市场机制对教育的侵蚀,招生数量成为教师创收的重要手段。这进一步导致农村学校的空壳化,农村小学作为农村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基本消失殆尽。而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又导致城市的教育资源的紧缺。而且,传统社会中,农村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春节作为避免社会原子化的功能也在消失。防止现代社会碎片化的方式之一是,城镇化。一方面通过地方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另一方面也防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大量问题。下面大家可以就以上两位的发言和今天的主体畅所欲言。
张欢:
我所说的社会人,指的是在以信仰、职业、兴趣、文化等要素为纽带自主形成的小共同体中的人。社会人的核心价值是公共精神,一种自发的公共精神。
发言人一:凌风雷
我有一个有能力、有资源的做公益团体的朋友。他说在张家港有十八个社会公益组织。有一次在南京的爱德基金会访问,他们说南京地区非官方的社会组织有一万八千多个。我个人体验,北方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比较严重。而在南方地区,正慢慢形成民间团体,且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未来社会重建可定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民间团体正好可以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候的不足。民间团体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团体的发展虽然谈不上是公民社会,但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秘密社会和黑社会。汉朝初年,通过消灭民间社会和独立精神。汉武帝消灭中国中产阶级,这是巨大的转折。当今,民间社会的发展有当初的围追堵截,到默认发展,到今天的逐步推动,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中国社会建设的希望。在民间团体的成长过程中,我看到两种类型。一种是想出名的,这也非常好。因为他们通过合法有益的方式实现自我实现,而非造反和秘密的方式。二是,宗教团体。据统计,中国70%的公益团体都是基督教背景的。因为其组织力量比较强。另外一种共同体,即有理想、有共同追求的共同体也开始出现。以上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我喜欢从具体的、地域的角度看问题。其实,江南或华东地区的社会正在成长。地方政府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仇和将经济发展、社区发展、政治民主作为其主要任务。问题是如何为社区发展找到合适定位。这在山西、河北等北方很难看到。但在江南正在开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进程,完整的文明社会逐渐形成,各个要素相互配合。江苏南部,政府在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这也是希望所在。
主持人:在南方社会化和北方的原子化是否会造成地域的分裂?北方人向东南流动是否造成北方的空壳化?
发言人一:凌风雷
在南方有宗族组织、商会、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纽带。北方需要重新诸如社会资本。不管人们是否反对,我个人认为基督教很可能会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母体。因为,北方农村基督教势力非常强。有人非常反对和害怕这种趋势,但从社会功能论的角度来讲,它开始慢慢的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进行重整,开启再社会化过程。整合能否赶上分裂速度,尚待观察。
我个人感觉读过书的人一定要生活的好,这种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大家是平等的,这就是冲破“身份”,从“身份”到“契约”,这是现实逻辑和铁的逻辑。就像刚才所说的高中奋斗的人,他凭双手劳动就应获得成功。读书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但不是充要条件。以前我们将读书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唯一条件,这是传统身份制社会的结构。我在浙江发现,他们往往会读一些实用性的学科,比如财务、工商管理等,他们读书是为了赚钱。读书只为了身份应该消亡,只有消亡了社会从身份的幻想中挣脱。平等的涵义也应在此。
发言人二:王永为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评判标准问题,人们往往以金钱的多少评判成功。人们往往花费巨大的成本投入教育,将所有希望也寄托于教育。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所谓的“读书无用论”。我认为不应用金钱衡量读书是否有用的标准。
发言人四:(博然)
现在的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被杂糅到一起了。一个是,92年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今天的读书无用论。92年的读书无用论发生在社会大转型时期,这鼓动了一些人采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获取社会地位和利益,这是正常的。目前的读书无用论实际上是反映了几个问题。一是人口生育高峰;二是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大学教育成为普遍化的教育,导致青年缺少自己是知识精英的意识。以范跑跑为例,其北大毕业却作为中小学教师,但其作为底层知识青年,并没有选择造反,而是始终坚守者其奉行的教育理念,投身教育事业。而现在很多底层知识青年所坚守的并不是知识和信念,而是利益和地位。他们只认权力精英,而忽视知识精英----即有自己抱负,投身社会建设的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心理转型的措施,即引导大家接受变革的现实,并鼓励参与竞争。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我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建设一种“知识精英社会”。
发言人五:
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职业技能教育。我们过多的注重学院派的培养。据我所知,在台湾考取一些职业技能学校的分数比一些学院派学校的分数还高。农村底层知识青年也许并没有远大的理想,其只是先通过读书改变现有的经济生活状态。这种期待的落空,可能会导致其变为社会流民。对经济的追求并没有错,因此我们教育模式也应该将缺失职业技能教育补充完善。使其所学知识与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相匹配。
发言人一(凌风雷):
现在存在的现象是,当你问起学生什么样的学校毕业好找工作?他们的答案一定是职业院校。但你问他们是否愿意上职业院校时,却得到否定的答案。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思维根深蒂固,大家都想做官,获得显赫的身份。
发言人六:
改革开放为社会多来了多种流动机制。但关键问题不是各种机制之间的平等,而是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机会是否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应是现状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蚁族”中并非全都是农村知识青年,而是包括很多没有各种背景和关系的年轻人。同时,读书无用论应该首先反思中国现有僵化的教育模式,以及现有的功利的社会环境。
发言人七(孟渔):
从身份讲,我出生农村,标注八零后。我自己并不认同不是读书无用,不仅使自己更加了解世界,而且给了自己更多选择的空间。普遍意义上的读书无用论本质上是就业问题。很多读书的人与在农村或县城工作的同辈人相比,发现的是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这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面对的环境不同,知识青年面对的是资源集中的大城市,而他的同辈面对的是竞争相对小的乡村和小城市。从经济上看,知识青年进入一个相对广阔的空间。但现实中,往往会发现这个空间已经被一些既得利益者所占据。所以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村社会青年,在城市中很难争取到一席之地。但在偏远地区,由于束缚相对较少,往往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我非常同意资源分配向中小城市倾斜。但资源分配问题往往和权力问题和体制问题相关。
主持人:
谢谢大家精彩的发言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