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牛地崛起
    时间:2010-11-09

    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年前曾说,当下新兴大国有三个崛起:和平地崛起(中国)、好斗地崛起(俄罗斯)、以及吹牛地崛起——这指的是印度。印度政治人物确实向来喜欢惊人之语,北京奥运会前夕就有人说过奖牌数要超过中国,虽然这并未实现,但并不妨碍他们许下另一个宏愿——把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办得比北京奥运会更好。不幸,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戳穿了这一泡沫,紧随其后的广州亚运会又使印度相形之下更显不堪。与之前相反,现在印度最怕的大概就是世人将它与中国作对比了。

    2003年获得英联邦运动会举办权时,印度举国欢呼,将之视为展现印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并正式向世界宣示自己崛起的最佳契机。为了展现一个“新德里的荣耀时刻”(Delhi's moment of glory),这些年印度政府确实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甚至下令驱逐35万有碍观瞻的街头摊贩,然而随着赛会日期临近,几近瘫痪的组织工作却已成为一次“巨大的公关灾难”(a huge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印度等来的不是西方媒体的赞誉,而是近年来罕见的如潮恶评。

    确实,该出问题的地方都出问题了:预算从最初的4.05亿美元飙升至23.5亿,如果包括基础设施、安保等费用,总开支预计达150亿美元;大幅超支也罢了,工期也一再延误,当人们极度担心赛会能否按时开始时,印度政治家却说“这只能祈祷了”。在开幕前的一个月里,又发生了一连串坏消息:主体育场部分屋顶坍塌、修建中的过街天桥倒塌、游客遭到恐怖袭击、登革热等热带疾病的威胁、贪污腐化的丑闻、运动员村建筑现场到处是瓦砾和人类排泄物,甚至当初主办权也被曝是付出700万美元贿赂后得到的。许多参赛国出于对安全和健康的担忧都推迟运动员抵达时间,许多优秀运动员干脆宣布退赛。组委会发言人辩解说:新德里运动员村“也许是史上最佳的”,至于卫生状况,“每个人的标准及定义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印度城市发展部长则轻描淡写地说:“不应夸大这些小意外。”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雷什•卡尔马迪甚至干脆说:这次危机是国际上“反印度阴谋”的一部分。

    这些发言招致了更多批评,而抱怨最多的是英联邦中最富裕的那些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格兰、英格兰。澳大利亚人公开呼吁抵制(原因之一是“不想看到另一个慕尼黑”,为此澳大利亚不得不宣布增派安全官员),甚至抱怨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印度承办。英国《金融时报》也罕见地批评“印度准备得一塌糊涂”,说“考验印度按时顺利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是项冒险的举动”,因为麦肯锡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印度绝大多数大型项目均超时超支”,而领导不力又使各类问题井喷。

    事件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笑话。有人说,干脆把英联邦运动会办成远程的算了,大家打call center汇报成绩;甚至印度农业部长也讥讽说:传闻组委会主席不堪批评,决定上吊自杀,但可笑的是屋顶也塌了下来,还是没死成。许多印度人尖锐批评这是“国耻”(national shame),《印度时报》采访了新德里民众,97%的受访者认为,英联邦运动会组织者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形象。

    不巧的是,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又与广州亚运会只间隔一个月,世人很难不去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印度此前还一直喜欢把这届赛事与北京奥运会相提并论。印度历史学家博里亚•马宗达直率地批评:中印在举办世界盛事方面的差距远比GDP差距更显著,在他看来,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连北京奥运会的2%都赶不上——不清楚他这个比例是如何得出的,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即使广州亚运会只有北京奥运会一半精彩,那也比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好上24倍了。

    格林斯潘曾评论中印“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中国有何作为(中国做得出色是有目共睹的),而是在于印度的无作为”,按英国《金融时报》的批评,这次赛事组织“暴露了印度与中国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无疑地主要体现在行政效率和组织能力方面。赛前的一个小插曲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由于运动员村迟迟未能清理干净,新西兰队不得不自行雇人清理自己的片区,其高效工作甚至让印度组委会考虑请他们帮助清理其他住宿楼。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经常被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除了人口规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20年内印度最有可能追赶上中国的领域也是人口规模)。在观察中印发展时,世人常常下意识地将这场“龟兔赛跑”看成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但这很可能却是最具有误导性的。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观点也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的告诫:“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而有些国家却缺乏这些特性。”

    理解中印之间的差异,最好采用另外一个视角:即中国具有悠久的“强国家”传统,而印度则历来是一个“弱国家”。所谓“强国家”,是指国家有能力贯彻其意志而不遭到社会反抗。可以说,两国政治中的许多优缺点都产生于此:强国家使中国能迅速高效、有组织地推进变革,但也因此出现了野蛮拆迁等现象;而印度的弱国家使得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缺乏干预能力,常常表现得低效率、无组织、甚至无政府,然而这也使得社会力量能有足够的、不受压制的生长空间,甚至发展出与国家相抗衡的能力。

    “强国家”与“弱国家”各有利弊,没有必然的好坏之分。美国也是典型的“弱国家”,但它有一个高效、有组织且活跃的社会力量,因此尤伯罗斯这样的民间人士也能不靠政府力量,成功办好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是印度不具备的条件。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普遍在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美国也不例外。德国和俄罗斯是由强国家走向民主的样板,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弱国家、弱社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同时存在——最典型就是拉美、非洲和菲律宾等国。

    印度人并非不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独立之初,英国的贝文勋爵给圣雄甘地的信中就说道:像印度这样一个有18种语言,500种方言,30种宗教,100万男神和女神,3亿人口(现在已飙升到10亿多)的国家,是不能够治理的。印度政府的效能下降,在政治理论上是一种治理危机,所谓民主的“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它因此成为一个“上行下不效的国家”(a flailing state)——虽然并非完全失败,但上层的领导却无法贯彻其意志,推动变革。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6年在独立日全国讲话中委婉地承认了失败:“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打量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力。”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都应当反思自己的问题,相互学习:在享有高效、有组织的治理时,中国人也希望避免野蛮拆迁等问题,促进多元文化,鼓励社会自发的生长;而印度则更需要切实加强治理效能。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米曾恰当地概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从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经济发展要求印度从民主走向管理。”这一建议或许将改变地球上40%人口的生活。

    载2010-11《GQ智族》

    维舟  发表于  2010-11-09 20:2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和印度一比,我切实地感觉中国人的问题不是穷,而是富(富得还不够,这也算相对的穷)

    现在的中国人,穷人自以为站在了中产的边缘,中产自以为站在了富人的边缘,富人自以为站在了巨富的边缘,但都没法再进一步,于是所有人开始骂政府

    而在印度,除了穷得要死的人,剩下全是中产(印度的中产标准低得可笑),穷得要死的管他去死,于是所有人都很满足
    完顔阿骨打 ()   发表于   2010-11-10 03:22:34

    这个英联邦运动会说不定是人家的expectation management,最后还是无惊无险地开完了啊。
    维舟 回复 dabenxiong 说:
    呵呵,有惊无险可能是因为会签的expectation太低了。

    (2010-11-10 08:11:41)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11-10 02:36:47

    联系到刚刚的新闻

    美国:印度你知道吗你超强的
    印度:是吗我好高兴啊哈哈哈

    美国:中国你知道吗你超强的
    中国:靠,那家伙突然这么挺我,一定有阴谋!
    维舟 回复 --- 说:
    很形象,印度貌似对外界的表扬容易很当回事。森就说过,“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

    (2010-11-10 08:11:01)
    --- ()   发表于   2010-11-10 02:31:11

    龟兔赛跑的比喻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
    印度确是乌龟,但乌龟胜利的希望却要寄托在兔子睡觉甚至跌跤上
    印度为这个比喻沾沾自喜,就显得很可笑了
    维舟 回复 Kuhane 说:
    那也未必,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觉得乌龟获胜的希望在于对一整套制度的信心上面,比如黄亚生。

    (2010-11-10 08: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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