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这实在是很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日渐滑向保护主义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在不同场合高调宣示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许当后人回顾时,将会把这个角色颠倒的历史时刻追认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贸易自由主义起初是一种实践,随后升华为一种理论,最后演变成一种信条。主流经济学认为无阻碍、不干预的自由流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进行自发的调节,最终能使所有经济体都获益。话是这么说,在现实政治层面,真实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历史上强烈倡导自由贸易的,常常是有着发达制造业和繁荣贸易的大国,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则对此较为抵触,理由很简单: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各国的收益很难是相等的。
大英帝国在其如日中天之时,几乎将自由贸易视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权利,故此传教士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夕认为中国紧闭国门的抵制简直是一种犯罪——那是对上帝的冒犯,因为上帝教导世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人理应有机会接受西方的真理和商品。在此,信念和物品的自由交换被视为一种绝对的善:“在仁慈的上帝和救世主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大门将很快被打开。至于由谁来做到这一点,或采取怎样的手段,这都无关紧要。”确实,英国当时也允许中国产品输出到英国,但这样的对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壮汉和虚弱病人之间的“公平竞赛”:我打你一拳,你也可以打我一拳,问题是这种规则上的对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对等。
德国经济学家Frederic List很早就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实质上服务于英国的工业利益,使其保持对市场的近乎垄断地位并使其他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他强调:只有当两国工业发展处于大体同等水平时,双方才能在自由竞争下同时获益,否则较弱一方实行全面自由贸易将意味着放弃本国制造业保护,使自身遭受严重损害。因此,英国是以世界主义的自由贸易来掩饰其经济扩张,在此条件下英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难怪英国甚至要以军事等手段强制推行自由贸易。
英国衰落之后,自由贸易的大旗就由美国接过去了。吊诡的是,美国虽然表面上尊奉自由贸易,但其实际行为却表明它是Frederic List的忠实信徒。毕竟,理论归理论,在现实政治中,美国之所以尊奉自由贸易并不是因为它天生是好的,而只是因为在当时它能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美国不再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它就没有理由再支持这一原则。
美国的早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立国之初根基薄弱,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极力支持高关税,将其视为防御欧洲列强商品倾销的必要壁垒。按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研究,直到一战之前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未低于35%,甚至越来越高,到一战爆发前高达44%,真可谓铜墙铁壁。当时美国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矿物或农产品等自然资源,19世纪初的出口额中制造业产品不足5%。正因此,林肯总统才宣称“关税议题我比谁都讲得多,支持高关税,我从没变过。”老罗斯福总统说得更直白:“感谢上帝,我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
到美国确立了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之后,美国政治家支持自由贸易的调门就越来越高,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规则将使美国受益最大。肯尼迪总统1962初在向国会提案中直白地说:“总体来说,一个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应该使我们最有效率和最具扩张力的产业获益。”到小布什总统时代,其演讲中则进一步将之视为一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但隐含的前提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作为这一原则的最强推动者,美国也将是它的最大获益者。
然而这个几十年来从未动摇的前提现在却渐渐地变了。虽然美国仍是获益者,但规则却似乎正变得让他人更有利,一个新的庞大参与者中国,正以飞快的速度利用这些规则带来的好处。这似乎是那个定律的又一次证明:自由贸易原则将对制造业和贸易领域最强大的国家最有利。只不过这一次,这个国家变成了中国。
因此不妨这么理解:美国现在对其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原因,是它对自身竞争力担忧的折射,从而对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开始丧失原有的信心。2002年时Charles A. Kupchan就曾在其所著的《美国时代的终结》中预言:“当不太走运的情况盛行时,当全球化被看作失业和廉价进口的源泉而不是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时,美国很可能是第一批选择退出的国家。”
他很可能说对了。不久前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相信自由贸易对他们是不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公开呼吁对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几年前他就认为不能“一直假装自由贸易对所有人都是好的”,因为“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输家和更多的赢家。……重视这些担忧并不是保护主义,恰恰相反,这正是所有现实的、支持全球贸易的政治策略的根本。”新加坡观察家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评论这段话时说:此言表明“美国已大大地偏离了其早期坚定不移地倡导的自由贸易”。
但政治家们也许从未偏离其一贯的原则:实施对国家最有利的经济原则,不管它是贸易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许多人都曾抨击美国执行双重道德标准:理论上支持国际主义,实际上却很少采取国际主义行动;强迫别人遵守国际法,自己却不遵守;表面上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又常常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如哲学家齐泽克所言,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帝国,而在于它不是:换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国,一面继续扮演民族-国家的角色,无情地追逐自身利益。”
但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国家“无情地追逐自身利益”并不值得谴责,政治毕竟不是做慈善,更不必为了面子而失了里子:假如我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中的输家而非赢家,那么我为何还要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难道仅仅因为自由贸易在理论上是一个绝对的善?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原则从来没有变过:当规则有利时就坚持规则,当规则对自己不利时就改变规则,使之对自己有利。
应该说,美国在冷战之后就已逐渐从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后撤,只是近年来因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巨大体力透支,使这一趋势更形显著。2007年夏人们就已注意到,“美国在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中将丧失其原有的自信”,因为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华尔街日报》2007.7.31,David Hale文)。三年后这一点更为明显,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资深成员韦恩•梅里说出了这种心态上的变迁:“保护主义不再是一个肮脏的名词,这个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一年前,这是异端邪说;一年后,这将成为主流。”
许多年前,当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大量向外倾销产品时,也曾引发欧美人的恐慌情绪,1935年Gunther Stein曾形容“日本制成品势如滔滔洪水,正在世界市场上泛滥,传统出口国的既得利益正在遭受其竞争者的威胁,其产品价格之低几近荒唐;其营销手段之高超令人惊叹。”如今当中国以更大规模兴起时,激发出美国人的保护主义情绪,那是一点也不值得惊奇的。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屡屡受阻就是明显迹象,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曾坦率地评论:“所有人都明白,美国的部分市场迄今为止之于中国公司比中国市场之于美国公司更难打入。”
不出意外的话,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恐怕将日益加深,并推动对华惩罚性贸易措施;历史就是如此讽刺:在尼克松敲开中国大门四十年后,中国将为敲开美国的大门而努力。
搜狐专栏,题改为《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