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奕伦: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对诸多学生支教工作者的一点建议

      算起来,在学生自发组织的支教活动中,我也勉强可以说是元老级的人物之一了。至少我在零六年最开始筹划景阳计划的时候,身边还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人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就在过去的这几年间,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支教组织在各地不断地涌现了出来。本身这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但是随着这些组织与活动慢慢一步步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浮现了出来,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反对学生支教活动的逆潮。而这,就是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学生支教活动的问题何在,而我们又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数篇文章中都有提到一个论断,那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的高度功利性。这种功利与浮躁也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我们所从事的这一领域,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功利在最近催生了这无数的学生支教活动。现在不计其数的高中生投身所谓的“支教”事业,但其实绝大多数对这一领域并无了解更无真正的热情,其目的很简单,只不过是为了在自己的简历上添上“支教”二字罢了——我想这一论断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这些所谓做“支教”的高中生们绝少有意愿或决心像我一样长期地将这种活动延续下去,更毋论规划了。正是这种长期规划的缺乏让大部分的这种学生支教活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其实形式主义在支教领域有两个层面的体现。第一是纯粹的作秀式的形式主义;而第二,则是更为可怕的内容上的形式主义。前者最为普遍,也就是所有那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走过场性质的支教活动。这种形式主义的支教活动完全没有规划可言,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其唯一目的便是在某个贫困地区的小学或是中学待上一两个星期,毫无目的地胡乱教一些东西,然后就再也不复返了。前些日子网上疯传的以被支教学生的口吻写的那篇批判文章所批评的就正是这种形式主义。而甚至在一些看似资质良好的组织中,这种形式主义的特点也有存在,比如某个最元老级别的住宾馆支教的国际组织,或者是某个由高中生建立的走马观花式的超短期支教组织。


      第二种形式主义则主要存在于那些具备长期规划的支教活动中,无论这种长期规划的初衷是真的为了做点事情还是为了个人的某些特定目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规划,使得这种形式主义的危害性更大。这种形式主义主要体现在其活动内容与形式的脱离实际,因此不仅多半无功,甚至可能会对孩子们有负面的影响,再与长期规划相结合,就会造成长期、持久的问题。


      当然,这两种形式主义只是最简单、最表面的两个问题,只有触及到其下所隐藏的核心问题与挑战,我们才可以想办法逐步完善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支教活动。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尽管是一个不合格的经济学学生,我试图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工具来描述支教领域内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衡量支教活动的效果,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实都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算式,也就是平均收益*时间=总收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建立一个长期支教平台,因为从时间入手可以最有效地提高支教活动的总收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组织长期支教活动的难度,所以目前绝大部分的学生支教组织都是从暑期活动而起步的,也包括我自己。因此,在受到了时间的限定后,如何提高我们的平均收益就成为了最核心的话题。如同最早的景阳计划一样,有大量的简单学生支教组织都选择在暑假来临之前执行支教活动。但是这种学期内的支教活动的平均收益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早就开始规划并最终在今年将景阳计划转变成了和PEER一样的夏令营机制。只有在集中化的、以兴趣为参与标准的夏令营制度下,我们才可以最有效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们传达我们想要传达的知识、信息与理念。相较之下,学期中的支教活动虽然便于执行,但也更容易变成形式主义。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多数人也都明白,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个算式中所用的概念是“收益”。而在衡量支教活动的效果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双曲线的机制——边际收益和边际效用。但是大多数人很少想到的是,在支教领域内,边际收益和边际效用这两个概念不仅并不重合,而且还是负相关的。边际收益在这里所代表的是学生们有效地利用志愿者们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理念并将其转化为其个人学习生活中进步的程度;而边际效用则代表的是志愿者们的出现以及其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理念带来的新鲜感与趣味程度。两者都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志愿者本身的身份以及其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理念与学生本身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差距,只不过两者的关系是完全相反的。举例来说,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这样一个距贵阳车程都有将近六、七小时,甚至绝少有轿车能安全驶入的地方,一批来自城市甚至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志愿者的出现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是极其新鲜与有趣的,但是他们本身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这些志愿者们所能教给他们的额外的知识、信息与理念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原本无法从大山中走出去的孩子并不会因为几个支教老师的到来就能走出去。好在,由于徐本禹的努力,华中农业大学不仅在大石村援建了希望小学,并且还定期有研究生候选人在此进行长期支教活动,从时间上弥补了支教活动的总收益。反之,哈佛大学本科学院中美关系协会中美学生领袖交流峰会每年在北京开设的面向高中生的美式课堂,为学生们带来的边际效用并不会有那么显著,但是因为学生们本身的教育水平与背景,却可以带来更高的边际收益。


      但是可惜的是,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学生支教工作者都混淆了边际效用与边际收益的概念,用边际效用代替了边际收益,并争先恐后地在一些缺乏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区盲目地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导致边际收益甚至落入了负区间——他们的到来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学生们的正常学习生活。这就是内容上的形式主义的根源,也正是这种对边际效用的盲目追求导致了目前网上对学生支教活动的批判。


      当然,倘若某人想做的本身就是追求边际效用,只是为了给学生们展示一个不一样的天地,而并不在意边际收益,那么我也没有理由去指责什么。但是至少我本人的目标并非如此,我致力于达到的是边际收益曲线与边际效用曲线的交叉点,寻求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换一个方式来说,我想要做的,并不是想要把孩子们从某个深渊中拉出来,而是希望能在他们背后推一把,让他们进入一个良性成长的轨道。前者是事倍功半的事业,而后者则是事半功倍。而甚至在内容的设计上,我会更愿意牺牲边际效用而保证边际收益,因为这样对于学生们的长期效用曲线来说可能是更好的,而我从来都是一个效用/功利主义者。


      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把景阳做的更好,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人,有的已经在支教领域内工作多年了,有的刚刚开始有想法想要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就像我在PEER培训项目时所说过的一样,虽然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之前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与期待,甚至会很天真地认为我们简单的存在就可以改变很多,不过现实总是和我们的这种想象相差甚远的。哪怕是很多这些已经从事这项事业一段时间的组织,如果不能很好地把实践经验与深度的思考与规划相结合的话,都也只能成为网上各种文章抨击的目标罢了。而尤其是那些仅仅刚开始想要从事这项行业的孩子们,一定要真的去下面看一看、学习学习,而且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要怕错。如果发现自己所做的偏离了实际,那么一定要勇于改变——我希望你选择支教事业是为了孩子们,而不是为了你自己。


      最近一两年里,网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支教”行为。但是大部分的声音都只触及到了现象,而并没有讨论本质问题,而且把“支教”这样一个概念简单地一元化了。但是事实上“支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业,各种形式的支教组织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帮助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它们在出发点和方法论上各有差异,而有些可能更实际一些,有些更形式一些。仅仅因为这一部分人的功利与形式主义就全盘否定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是不妥的。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计划写这样一篇文章澄清一些关于支教的问题,同时也向有心投入支教事业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借鉴。我只希望告诉在做这项工作或是想要加入我们的朋友们:在仰望星空之余,不要忘记脚踏实地。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从孩子们身上得到的或许永远都要比我们能够给予的更多。


      2010.10.10下午四点四十九

     

                                      高峻: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

    ——在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2010级博士生、硕士生入学仪式上的发言

     

      同学们,今天以后,你们就要投入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要学习系统的研究生课程,出优异成绩;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写出有创新之意的鸿篇巨制,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刚才几位老师已谈了学习研究应甘于寂寞、勤奋刻苦,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也就是说学习研究应脚踏实地。我觉得,做为人文学科的高端学子,不仅应脚踏实地的完成学业,还应在精神层面有更高的追求,要经常仰望星空,不忘对理想、信念,对人类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探索与关爱。


      进入21世纪,人类现代文明加速演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有新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逆向的运动。一些重大事例引人瞩目,发人深思。


      在政治文明方面,美国民选出了非洲裔的黑人总统。了解20世纪美国历史、了解马丁o路德金及其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同学可能都知道,民选黑人当总统在20世纪是不可想象的事。得益于民主宪政制度,美国今天的现实大大超越了当年的梦想。苏东巨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民主宪政在东欧多国进一步稳固。


      而与此相悖的是,劳动党执政60余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却在新世纪的头10年,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完成了将统治权向金氏第3代金正恩传承的准备。无独有偶,另一个共产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国家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也是将国家最高领导权传给了其弟劳尔o卡斯特罗。这两个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沦为王朝体制,引出人们无尽的思绪。


      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在美国,巴菲特和比尔o盖茨在国内外一再掀起慈善旋风,号召富人将个人的一半资产捐赠慈善基金,帮助那些生活困顿、有病无医的人们。是什么理念和精神境界在驱使善意的波涛涌动?应当深究。反观我们生活的国度,有愈来愈多的官员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


      在物质文明方面,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2009年人均GDP达到3600余美元,这得益经济的全球化和民众的辛勤劳作。但经济的成长并未完全惠泽中国广大民众,严酷的事实是贫富日益两极分化,大量的财富被官员腐败损耗掉了。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有持续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得益于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及全球化,2009年,俄罗斯和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人均GDP达到或超过了1万美元。北欧多个发达国家经济更是快速增长,揶威人均GDP达到8万美元,芬兰、丹麦、瑞典等国人均GDP超过了5万美元。在东方,日本的人均GDP37000美元,韩国达到22000美元。


      总之,进入新世纪,世界正发生着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今后往哪里去?这始终是值得思索和关注的问题。


      2010年10月11日上午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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