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 年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基于浙江新昌沙溪D 村2008 年村级换届选举考察
摘要: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乡村政治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该文对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历程进行总体梳理后认为现代性是其总体标向。然后以D村2008 年的村级换届选举为考察样本,分析了农民在其中的政治行为和背后的政治心理,认为当下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关键词:农民;政治心理;选举;现代性
2.精彩背后的玄机
亲历D 村的2008 年选举,笔者注意到精彩背后暗藏着玄机。
一是老百姓认可的4 位意向人均为村中较有能力和资源的人。S是原村主任,和上面关系比较好,实践证明他具有一定领导村庄发展的能力;Q、L 和Z家庭经济状况在村里都算是好的。可以说,4 人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能人”。
二是在选举前和选举的关键时刻,包括S在内的4 个人都开展过为自己拉票的行动,送钱送物,外加各种公开和见不得光的许诺。照理说S是原主任,干得也不错,有一定政治资本,应该有胜算,但他仍然不敢大意,积极加入拉票者行列,花费近5 万元。
三是有投票权的村民参选积极性很高,许多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千里迢迢赶回来投票,有人还因此丢了工作。
四是几乎所有村民对于送上门的钱、物都照单全收,但收了S香烟的部分人在其当选的当天晚上将香烟退回,有的人还送上财礼表示祝贺。而Q、L 和Z送出的钱物则有去无回。
五是S、Z、Q 和L 在第一轮选举前斗得你死我活,但第一轮之后,Z竟主动寻求S商量退出选举赔偿损失之事。更有甚者,为了把Z搞掉,S、L、Q 3 人马上冰释前嫌,联合起来辅助S最后胜出。3 人之间关系的反复无常让村民瞠目结舌。
六是失败者Z最后那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话让包括S在内的人们倒吸了一口凉气。人们不知道在今后的三年中,Z会搞什么名堂。
以上这些现象在2008 年众多村庄换届选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一点笔者在访谈沙溪镇领导时已经得到了印证。这也许可以说明,D 村2008 年的选举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民主进程和农民政治心理发育状况的一扇“小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变化中的农民的政治心理态势和它的发育轨迹。
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态势分析
考察2008 年D 村选举中村民的种种政治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的行为已经是十分“现代”,而有的行为却依旧表现得十分“传统”(甚至愚昧) 。10 年前,学者周晓虹在对转型期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后认为,当时的江浙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表现为“边际性”〔6〕319 ,即在表现出“现代性”的同时,又经常露出“传统”的“尾巴”。笔者认为,他的观点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是“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矛盾体”。
1.可喜的现代性
权利意识的滋长。改革开放30 年来,农民和中国社会其他群体一样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其权利意识的滋长。
这种变化放在大的世界背景观察,主要是全球性民主浪潮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正经历着第三次“民主浪潮”,“第三波”席卷了整个世界并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让生活其中的人们开始发生悄悄的变化。他列举了“第三波”中27 种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8〕,其中至少有9 项已经或正在中国社会发生。这9 项变项为:一个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社群的同质性;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这些变项让农民有了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利益,从而让农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保护利益的权利有多么的重要,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发育。因此,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民众发生了四大变化,即由重权转向了重钱;由唯上、唯书转向了唯实;由封闭、保守转向了开放、进取;由不敢竞争、不敢露富转向了理直气壮地追求经济利益。〔9〕其次,国家直接推动下的村民自治“实验”也极大地促进了权利意识的培育。戴维·赫尔德把自治原则表述为:“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10〕在自治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刻意放手,尊重农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权利,农民感觉到自己手中权利的实质性作用,因而也就开始看重自己的权利。
在D 村的选举中,参与村主任职位角逐的人较前几届明显增多。在选举中,角逐人都想方设法地用足选举游戏规则,有的还学会打擦边球(如S争取委托选票之行为) 。选民手中的选票普遍都攥得很紧,不轻易投给谁。众多外出选民不辞辛劳赶回村中投票。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对政治人物认知标准的理性化。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1〕322在D 村选举中,4 位竞争者均可称为村庄“精英”。只有这样的人物方有底气在今天的农村政治选举舞台亮相,说明中国农民对乡村政治人物的认知标准相比过去有了本质变化,由过去的“重道德”逐渐变成现在的“重能力”。如浙江省绍兴市,2005年村级换届选举选出的村委会主任中,经济能人所占的比例为38. 8 %;浙江省义乌市,2005 年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各类老板所占的比例高达65 %。〔11〕这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农民对村庄事业发展和得到更大实惠的渴望。农民对政治人物衡量标准的嬗变再一次提醒高层执政者: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工程决不可停留在口头上,要下大力气抓好。让人刮目相看的政治参与心态。令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本次选举中几位意向人的政治表演。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并不高,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民主的质量是不可能高的。然而,实践证明了他们的无知和偏见。笔者认为,D 村的4 位竞争者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即使和世界上最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他们在选举舞台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手段。他们学会了政治宣传,公开或私下在选民中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愿景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学会了政治沟通,竞争者之间或分或合,纵横捭阖,个人恩怨暂抛一边,一切“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原则。乡村政治精英们这样的政治心态不一定符合所谓的传统道德标准,但却是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得以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20 多年民主试验的宝贵成果之一。选民们在政治抉择中,则务实而不乏理性,在“金钱选票”面前始终持有政治上的清醒。投资最多的Q 未能当选,有执政经验、能力魄力胜人一筹、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的S最后当选就是最好的证明。
2.传统的“尾巴”
政治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它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政治环境长久作用的产物,是政治文化的世代积淀。因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定势,具有一种稳定性。〔1〕31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农民政治心理中留下的“文化基因”不可能很容易地消除,加上改革30 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始终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基层民主的推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自然也就留有明显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尾巴”。
政治冷漠心理仍然普遍。政治冷漠心理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态度,它在政治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不参加政治生活,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政治冷漠一般源自两种原因,其一是在长期的政治浩劫之后,公民对政治反感或失去信心,从而对政治无动于衷;其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完善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因为政治机构已替其成员解决大部分问题,故有些公民觉得关心政治与参与政治与否均无所谓了。中国社会一些成员身上存在的政治冷漠心理应该主要是由第一种原因引起的。
D 村村民在2008 年选举中表现出了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许多人千里迢迢赶回来投票。但我们对这次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定要倍加关注,那就是所有的选举竞争者为了争取选票都进行了钱、物方面的投资,而且“价格不菲”;绝大多数选民都收了送上门的财物;有人甚至希望天天搞选举,因为选举“跟过年似的”。这些现象在农村选举中是普遍的。为了几包香烟、几十上百块钱,就可以将自己手中神圣的选票给卖了! 以至有人打几十个电话催女儿回乡投票,为的是得到少量的财物。笔者认为,这种高昂的参选热情与其说是积极的政治参与态度,不如说是政治冷漠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珍贵的权利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至于选票卖出后,选举产生的人到底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村庄领导者,也许农民们心中也没底了。我们决不应该对农民的政治冷漠还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因为这其中既有传统
文化带给农民性格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更有基层民主制度本身硬伤让农民产生的失望所致。长期以来,选举结束后民主也就结束了,对于自己认真或不认真选出的乡村精英,他们基本无法制约和监督。既然这样,许多农民选择在选举环节为自己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就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如此,执政者和研究者对于农民这种变相的政治冷漠心理却必须予以认真的关注。因为政治冷漠心理不利于执政者对实际情况的掌握,会误导决策。而且,如果是因公民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的决心和能力失去信心而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展为政治不服从,甚至导致政治反抗。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政治合作意识还需培育。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追求。所有国家的现代民主成长,都是以每个人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为基础展开的。所以,在现代时空中,民主首先是个人自由权利的获得与实现。然而,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自主权利的获得与实现,需要有公共秩序。〔12〕中国人向来被许多人评价为是缺乏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的民族。这种性格缺陷在政治生活中也时有体现。由于中国一直是个政治至上的国度,政治舞台上的得与失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当一个人的政治利益受到损害时(或自认为受到损害时) ,要求他在秩序和对手面前展现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而这种政治心理上的缺陷短时间内是很难弥补和改善的。笔者对D 村选举后Z发出的“今后与S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誓言耿耿于怀,充满担忧。其实,Z发出的是一个中国政治竞争失败者的普遍心声。在S今后三年的任期中,很有可能面临着Z或Z的支持者给他设下的种种“绊脚石”,执政之路可能是充满凶险的。这种在Z和S之间可能出现的明争暗斗将给整个村庄的未来蒙上阴影。笔者在2008 年村级选举调查中发现,政治不合作意识几乎在所有村庄的选举失败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看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政治文化现象。
四、余论
D 村精彩的选举告诉我们的远不止这些。笔者即使只从农民政治心理的角度去考察,看到的也只是皮毛。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要想对中国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朝着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去培育和改造,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既不可重演过去文化革命的极端手段,又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更不可以揠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