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同90年代发生的伟大故事一样,今天缅怀90年代的主题仍然与农村人无关。凤凰网关于90年代提供 的可能选项,在当时的我来说完全陌生。所谓理想的幻灭、所谓国企的改革,从未在父辈嘴里出现过。我记得夏夜的星空下,我不过听外公讲纷纭扰攘的民国故事, 讲本地的大恶霸如何在反革命斗争中被处决,他的鸦片、袁大头如何被卫兵私藏,他的名贵补药如何被警卫偷吃……我的童年没有《说岳全传》,也没有金庸、古 龙,老人们的故事才是真正属于我的记忆。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读大学,曾虚伪地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庆祝80后的集体记忆:机器猫、黑猫警长、阿童木,这些我完全陌生的记忆符号其实从来都没有进 入我的脑海。我告诉自己,你不能继续虚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何必人云亦云呢?梁文道在《常识》中曾感慨道: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地区之间实在不平衡, 知识界的常识在普通人那里可能根本渺茫。比照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神奇事件,我甚而可以大而话之为:中国大地渗透着奴隶制以来的各种社会意识,从黑砖窑的血 腥,到男尊女卑的陋见,到自由民主的宣扬,再到一块钱吃饭的机关食堂,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都出现在这片可爱的国土。我能说什 么呢?我只能说,凤凰网的十个选题仍然是“一小撮”人的宏阔叙事,远远容扩不下中国90年代的波澜壮阔!


      记下来,这是我们村的90年代。我对自己这样说,也这样写。


      山野之人:我的家乡我的河流


      我家在江西广昌,那地方号称“白莲之乡”。这么个诗意的名字,在从前我是丝毫也没有感觉的。白莲,在七八岁的我看来,不过意味着烂泥田的莲梗刺,意味 着吸血的蚂蟥在水里游走,意味着不断剥莲蓬、剥壳、去皮、去芯。这纯粹是一道生产劳动的过程,一场剥夺游戏时间的不爽光景。


      都说农村孩子勤劳、早熟、懂事,依我看,却都是万不得已的忍受。我的伙伴邱龙胜,比我还惨。每天放牛、挑水、摘菜、洗菜、做饭,“浮生哪得半日闲”,这士大夫的句子在童年的广昌某村,才有着最真实的写照。


      90年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在我们是闻所未闻的。我们那时候顶多知道阿童木,有时候上街跑去镇上看大半天电视,然后买回那整版的小卡片。葫芦娃、 新白娘子传奇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些小卡片在我们玩菱角(三角形的折叠纸片)时是拿来做赌注的。在教室后头,我们还偷老师的粉笔画格子跳房子。快乐也不少, 掰手腕能让我们乐此不疲好几天呢。


      后来我知道,当我们滚铁环时,城里的同龄人玩的已经是四驱车了。而这,我们直到世纪末才接触上。而当《蜗居》热播后,我大学宿舍还有朋友买陆虎遥控车过瘾呢。生活就是这样,童年的东西,因为不会和别人比较,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后来看起来总是好的。


      我家乡那时看来,就是青山绿水,水田白云。我们活在那里,除了吃不好,其他的倒没什么。


      除了我,有学习压力之外,其他的伙伴,基本只需按时上课。课余时间喂猪、砍柴、放牛、挑水、做饭,就好了。日子很简单,几千年来大家都这么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改革的潮流滚滚似乎并不在留什么痕迹。90年代的广昌某村,大家关心的不过是白莲涨价了,稻谷歉收了。那几年,水稻不知发生了什 么毛病,先是福寿螺横空出世,家家户户都大买农药,杀!效果并不好,可大家只能听之任之。不久,就有人就说要变天了。这原因和猪、牛发生“五号病”也有关 系。我同族的火印哥家,那头肚子巨大而可爱的黄牛,就那么在河滩上乱蹦乱跳,不几十分钟就倒地而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动物死去,很新奇,却没什么 伤心。只有看到他爸妈嚎哭不已,我才知道大人和小孩不一样。这几年读中国史,慢慢懂得了他的悲戚。我们两千年来的黄牛,在90年代还是那么珍贵。那阵子, 人心惶惶,还有人沿路撒钱,散布乱七八糟的谣言。似乎天下就要大乱。现在,我约莫知道这流言多半是从《推背图》、《烧饼歌》中传出来的。


      90年代,我家那边似乎并不风调雨顺。稻谷生了莫名其妙的病,连最厉害的“益叔宝”都杀不死那种啃啮禾苗幼穗的虫子。过几年,却又慢慢好了。不过稻田 生态是大坏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94年左右,还能在稻田摸到泥鳅。到98年,一道化肥下去,田里基本看不到泥鳅了,到处是死蝌蚪白花花的肚 皮。我十分厌恶这样的画面,因为中间有恶劣的气味在。环境这样,杂交水稻的贡献也不过如此。加上公粮缴纳,我家5亩地,只够5口人和两头猪的口粮。能说什 么呢?当时的广昌就是这样,谁家有电视机,绝对风光。


      在那风不调、雨不顺的年代,大人们的娱乐呢?除了打牌、戳麻将,也是在没有更多。露天看电影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过生日做大寿的人家懒得让十里八 乡的人沾光了,再加上放电影的几位大哥觉得不划算,忙着出去外地打工了。我叔叔伯伯他们呢?只好以打牌作为休闲。买了电视机的呢?就在家看电视,租影碟, 和老婆敦伦去了。那时候,村长家一部片子《金瓶梅》,半个乡“打罗的”都会跑来看,我们这些小孩子呢?也嚷着要去看,被村长轰了出来。只好趴在窗台偷窥, 还是被村长他老婆发现,一拉窗帘,我们的青春启蒙就宣告结束了。就是这样,大人们自己活得贫乏,但还是努力让孩子们纯洁。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发大水的时 候。作为抚河源头,我们那发起大水来,煞是好看。大人们一边担心稻田被淹,担心房子被冲,另一方面又都不约而同十分兴奋地围观山洪。“看,那棵大树过来, 肯定要把这木桥撞翻”,“怎么可能,我们的木桥扎实得很,桥墩之间那么宽”,这是典型的对话。我们也十分喜欢跟大人一块围观洪水,那摧枯拉朽的波澜壮阔, 让我第一次联想到课本的大海。许多年之后看《河殇》,我便多了一层理解。当木桥被上游漂浮下来的树木撞断时,我们一边担心去对岸做事没了通道,另一方面又 十分兴奋。洪水退去不久,大人们又张罗修桥。修桥时,村里出钱,大男人们又可以在一起吃喝,因此对这他们十分热衷。


      那条河流是那么平静的流淌,后来修建了水库,然后,河里游泳死去的人就多起来了。小孩子死的最多,大家都说是“水精鬼”把他们拖走了,更有人绘声绘色 的说“水精鬼”长得像猴子一样。我于是不怎么敢去河里游泳了。那条美丽的河流,绝对没有想到上游水库居然还兼办炼钢。于是水绿了起来,鱼呢?也慢慢少了。 我们在河里洗菜,回家还得重新清洗。村里人当然不知道环境污染,只是说河变得“恶糟”(肮脏)起来。其实,河流改道也频繁起来了,只是这大伙不关心罢了。


      在从前,河里“恶糟”(肮脏)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过程。那就是当哪家有人去世,他家人就到河里“担水”,扔下钱币,然后烧纸,祭拜。这样的烛火在河里十分耀眼,大家似乎很害怕,于是,那个地方的河水许久就没人去碰。


      说起丧事,在我们那看重婚丧嫁娶的地方,仪式是还有古风的。“大功服”、“小功服”,这些出现在父辈嘴里的字眼,在当时的我眼中,简直火星文。后来知 道“五服”,才渐渐明白爷爷的丧礼。孙儿辈的我们拿着哭丧棒,一路前行。回来后又是大吃一番,席间的那股异味,后来我才知道是尸臭。但整个宗族人都帮衬, 丧事也就变成吃喝盛宴。1997年,爷爷的丧礼算是世纪的葬礼。以后村子里有人去世,仪式也乱七八糟,场面也似乎没有了。因为,我们家也叫放焰火的斋公, 他们一群人唱的词乱七八糟,但是听说母亲说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从我们那村直说到鬼界。办丧事,我们也叫吹打班子,也叫县城的乐团。总之,大家还是很讲排 场,很要面子的。后来没几年,那个吹打班子散了,主吹唢呐的李老爹因为“拜耶稣”,被派出所抓去,出来后就疯疯癫癫,现在还在本乡到处游逛,据说他是受过 电棍的。


      说起那时候的拜耶稣,实在要让我们的学者汗颜。基督教的七七八八,我们那块在90年代中期有很多人信。那时,生病的人似乎很多,药费却特别贵。记得母 亲在山上砍柴手指被割伤,到卫生所去,一支“先锋”就是7块,一个礼拜就花了100多元。那可相当于母亲这民办教师一个多月工资啊。于是,下次母亲咽喉炎 了,索性不怎么看医生了,也念起“神啊,主啊”,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便跟着念。据传教的理发师傅刘在金说,早晚一遍,全家得福。很神秘的 这种传递,不久就让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开念了,因为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直到中央打击“法轮功”的行动出来之后,吹唢呐的李老爹,理发的刘老爹于是 乎都被抓起来。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怀疑这“神啊,主啊”是不是也是邪教。风波过后,村子里再没有一个人早晚念诵这些玩意了。不过没半年,村外的“益 竺寺”要重建,大家又都纷纷慷慨解囊,那座毁于“文革”的寺院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呼啦”又矗立起来了,而且更气派了。不过守庙的师傅只会打扫寺院卫生, 读经什么的是一概不会。


      90年代,村庄变化真大,不过村子的人基本还呆在那里。好像是98年洪水之后,村子里的人员开始大量外流了,像水土流失一样,从瓦解走向分崩离析。


      过年聚在祠堂的人是少了,祭祀祖宗的爆竹震天响,儿孙却都飘零在外。有什么办法呢?出去打工的回来后,一般都洋气些,穿的、说的都那么有魅力。于是, 我那些学习不好的伙伴高兴起来了。初中一二年之后,懒得读了。一个个奔赴广东、浙江、福建,带回来《海阔天空》等等歌曲。接着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台风,知道 了妓女……一切都有村里人作为例子。某家某女出去,然后涂脂抹粉地回来了,于是又谣言说她们去外面“做鸡”,有人说她们碰到大老板。她们自己呢?则说捡到 大钱包。最近这几年,大伙都说钱难挣了,发大财的也懒得说靠“六合彩”,大家都习惯了。“做鸡做鸭”没人管了。


      那些喜欢嚼舌头的老人慢慢老了,死了。村子里再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评论,你家钱多,你就是牛。无需在乎别人的指责,你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记得村中刘 家,出了个“红毛鸡”女儿,95年左右她那一头红毛曾经震撼了我们村的每一个人,然后大家都以妓女目之,总喜欢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到了2000年,一切都 习惯了。她家盖了新房子,谁也没力气指责她们了,大家都忙着挣自己的钱。生活就是这样,在金钱的外来冲击下,老人们的道德评判标准土崩瓦解。年轻人长大 了,他们再不要受老人的指点,于是清明扫墓的人少了,过年跳灯的风俗也无人继承了。丧事也因为县里明文规定火化,大家也懒得搞大了。一切都简单了,亲戚对 你好不好,不再看农忙时节帮忙,平时多走动了,而是看你家能不能带我进厂发财,能不能借钱给我办事。村庄的一切礼仪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很遗憾,我却没有 见到它重建的可能。


      邻里之间也不再有互相帮助的故事了,从前你家做粽子,分几个给我家尝尝的习惯是没有了。那种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的故事不再发生了。谁家都是躲在自己屋 里看电视,忙自己的,吃自己的。夜里,在星空下胡扯的故事再也没有了。人少了,大家也便越发孤独了。像城里人一样,在90年代后期,我村子里A家和B家再 也不吵架了,当年因为一头牛吃了田里庄稼要打架的两户人家,都解脱了。然后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更好。大家都在挣外人的钱,但也没时间和邻舍人说话。村子 里的人享受了城市带来的好处,但是坏处更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城里人一样,然而却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和教育。


      我的农村,在我上大学之后就陌生了。那些留守的小孩子在90年代末期成长,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但是除了垃圾食品和个头日益长大,我看不到他们半丝独特 的地方。他们喜欢电子游戏机,也看“皮卡丘”,一切都在和城市接轨。只是在初中之后,他们的轨道断了。还是打工,于是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产生 了。在他们的童年,河水已经脏了。砍柴也不用了。种田、放牛的事情也没有了,他们无所事事地晃荡。十来岁就抽烟喝酒,因为手头宽裕,还骑着摩托车满乡满镇 到处乱跑。打台球、泡妞,在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出现了。


      我离开他们,也同时离开了90年代的广昌农村。


      流弊之事:与城市无关的鸡零狗碎


      我是80年代对抗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家中三姊妹,从来都看不惯所谓的计划生育。爸爸说我是超生儿,所以更要好好读书。他和妈妈讲起当年躲避计划生育 特攻队,那简直比逃避国民d抓壮丁还厉害。各种威逼利诱层出不穷,先有游说大军,后有暗访军团,然后是夜半追踪。幸而爸妈找到可靠的朋友,这才留下我这小 命。这故事,听他们说时,我不过六七岁。


      耳闻不如目见,我哪里料到,过来几年,我就亲见了计划生育专攻队的光荣事迹了。那是1997年吧,表哥的儿子出生了,因为早婚且没有生育证。于是副乡 长率领派出所、计生办、村干部一伙十几人浩浩荡荡跑进村妇女主任家海吃一通,吃完,就跑去我大姨家翻箱倒柜。大姨家穷,没得东西伺候计生特攻队,于是,他 们风头一转,向我家进发了。因为我妈是小学民办教师,他们以为是块肥肉。于是对我家进行“打、砸、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妈收取班上学生的500元 学费被他们找到了,他们如获至宝,凯旋归去。


      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以后读《捕蛇者说》,就慢慢能理解了。因为,那时遭遇计划生育特攻队的又不止我家,每村都有人家房屋被砸, 亲戚“连坐”的事情。于是,暴烈的山里人被激怒了,杨姓人家的男人就拿出打野味的鸟铳,朝特攻队放了一枪。枪声过后,特攻队旋即作鸟兽散。可惜,这样刚烈 的人家毕竟少。大多数人家,除了交罚款,送老婆接受拙劣的“上环”结扎之外,别无选择。


      转机直到沿海地区有工可打之后才出现,于是,刚结婚的男男女女都跑去打工了,在90年代的广东或者浙江,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乡里村里的计生特工队对 家里剩下的老人也莫可奈何。过了不几年,外头的农村娃混好了,索性把老人也带出去。这样又可以光明正大逃税费了。要知道,90年代我家那块公粮、提留高得 吓死人,大家交不起,只好卖粮凑钱或者拖欠,拖欠了几年,数目更加庞大,于是村里的叔叔阿姨们愈发害怕起来。刚好可以打工,于是全家赶紧开溜。


      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时,村上没交那税费的人家还有不少呢。一笔勾销之后,大家都轻松了。


      打工的好处在90年代末期,对个人来说显而易见。对孩子们呢,却实在不妙。起先是成了留守儿童,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带小孩,要么懒得管,要么不好 管,毕竟不是自己的小孩。学校的老师呢?只求小孩子安全,也懒得说什么了。于是一届学生比一届学生差,这几年,90年代后期开始读书的小孩子一个也没有上 大学的。呜呼,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让他们去广东、浙江读,那些本地学校要么方言不通,要么价格太贵。或者读到半道又得回家高考。我表姐的女儿小霞就是这么灰溜溜回家高考的,结果呢?什 么也考不上。在外头父母挣钱虽然比农村多,到底没有时间管。犹记得当年我爸妈做出那个艰难决策:不去打工,呆在家里带孩子看书,再苦苦我们一代的。可是对 许许多多同伴来说,家乡不可留。他们也懒得留,于是只好上打工子弟学校。那学校呢?老师一般是初中、高中毕业,我看了我侄儿彭飞的作业,水平比本村小学的 还差。我能说什么呢?村里的学校已经由100人减少到7人,过半年,估计就得倒闭了吧。在这过程中,人数急剧递减的正式90年代。


      我不知道扩招是什么,那时我只有11岁,村里出的大学生都是贼厉害的。等到兽医站刘站长儿子毕业,没法分配工作时,大家开始恍然大悟:大学生不过如此 嘛。“读书无用论”在90年代末终于叫响了。我爸那时就特别郁闷,同村的老陈一家都是劳动力,儿子跟我哥差不多大,不读书,于是挣了几个钱。他爸呢,就老 是挖苦我爸:瞧你家,儿子读书厉害,家里倒穷成什么样子了。


      农村人不知道,这一轮扩招,使他们在社会分层中永远的占据了底层。很多年后,我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终于看清了建国50年来的趋势。1970左右, 我们村推荐上大学的七八位,后来都当官了。那时,我爷爷是村支部书记,愣是没推荐我爸。再后来80年代、90年代初期,我们村考生大学的几位,要么成了县 里干部,要么成了乡医院院长,而他们都只是专科毕业。到扩招后的90年代,我们那基本出产不了大学生了,而且毕业之后都不知飘向何处?反正是没回广昌县。 不然,村里人会夸他们的。因此,今天我看扩招,就认为它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大学重新回到“地主少爷小姐”的手里。


      再说说医疗吧,起初我们村是有个卫生所的。后来赤脚医生死了,他儿子刘刚继任。不到两年,就盖起来小房子。大家都说他儿子给药注水,所以一个本来三天能好的小病,他愣给你折腾10天。但大家也没说什么。毕竟,有个赤脚医生要好过没有。


      到世纪末,药越发贵了。刘刚医生呢?却不乐意干了,觉得没钱挣。前几年,也就是2004年,他终于呆不下去了,走去揭阳开黑诊所去了。我们那再没有医疗机构了。要看病,得去15里之外的乡镇中心看。


      这个村子真是没法呆了!一切的因子却都在90年代就种下了。


      我隔壁邻居老邱家发生的故事仿佛这一切的写照。他的小儿子邱龙胜,是我小时候最好的伙伴。二年级的时候,龙胜的母亲害了一场怪病。村里、乡里、县里的 医院看了一轮都不管用。于是,他老爸自己上阵。这个半神仙似的老邱据说会点穴,也懂些杂七杂八的中草药秘方。可惜,药草熬了一副又一副,还是不管用。眼见 他老婆日渐消瘦下去,他索性找来他侄儿。那个小邱,一看就是现代版的江湖郎中。他一来还真有趣,十里八村的巫婆神汉们都来他家聚首了。于是,他施法作怪, 要医治他婶婶。可能老天无眼,他的法子也没能凑效。家里的钱也快用光了,老邱的老婆彭伯母呢?每天只好关在家里以泪洗面,在我们村子里的人看来,那基本是 等死。


      我伙伴龙胜呢?学习不好,也没我懂事。他母亲就拉着他手,指着我说“你姆妈看来是不行了,你要是能像飞伢子那样,我就放心了”。我那时听到这个,不免 沾沾自喜。龙胜呢?嘴上答应,背后还是跟我们一块瞎玩。我们当时,正在读三年级,又哪里去理解一个行将去世的母亲的辛酸呢?


      他母亲就这样去了。龙胜似乎忧郁了一段,然而也无可如何。他爸爸很快就找了个后妈,凑合过日子几年,终于还是混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跑去浙江打工。龙 胜要读书,他爸扔下200块钱,让他自己生活一个学期。虽然他出嫁的姐姐偶尔可以照料他,但是,我每常听到我爸说“若要苦,三岁孩儿失了母”,就有些同情 起他来。

      他学习本就不好,这下,老爸、后妈都走了。越发放荡起来了,自己做饭洗衣服,按部就班 做完就好。然后到处和其他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串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我那时被爹妈逼着写作业,心里还是十分羡慕他的。总觉得要是我爸妈也去打 工,我就爽歪歪了。这种感觉只是到2006年,再见龙胜时,才彻底改观了。那年寒假,我从北京回家。龙胜从广东惠州回家。个子比我矮些,身体也瘦弱些,虽 然染了黄头发,总让人觉得凄凉。他自己也说“后悔自己当年不是读书的料,像我这样多好啊”。我一句话也不能多说,回想起十一二岁的那段经历,我又怎样向他 讲呢?他的家庭,他的教育,之所以坏成那样,有大半不是他的原因。


      假若那时后没有提留、公粮,而有农业补贴;假设那时有医疗保障,他母亲兴许可以去省城;又假设农村尚有可为,他父亲也不至于扔下他不管;又假设那时他 生在城里,慢慢挨到高中,起码他也能读个专科学校吧。生活就是这样,龙胜和我许许多多的朋友就在中国社会的流弊里当了莫名的“陪考者”,他看着我们活得人 模人样,只能羡慕,而不知其所以然。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难过。同样遭受了这个社会施加给农村的不公和不义,我幸运地走出来了。而那些没有从教育中收获美 好和尊严的同伴,究竟在为谁埋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如今中国,又有几人反躬自问呢?


      不祥之物:谁的理想?谁的世界?


      在世纪末,西方人有些末世情结,我们那块也同样如此。90年代那几年,不知为何,农村喝农药的人是多了许多。原因呢?总不外乎男人出轨,找了外地姑娘。或者在外头打工勾搭上“鸡婆”了。


      我亲眼记得,有一个曾喝过我童子尿的鄢老爹,去广东打工没几年。经受不住诱惑,结果染了一身性病回来,在家不到一年,呜呼哀哉。家里人呢?不怎么伤 心,反而有些高兴呢。不祥的人去了,他家也清净了。后来这样的事情日渐多了,那些得了性病的男人,染上妇科病的女人越老越多。起初遮遮掩掩,后来发现好多 人都这样,于是大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日子似乎继续了,依然没有人离婚。


      这些年来,知识界都说什么理想幻灭,仿佛90年代之前人们真的很有理想,而之后,却没了理想一样。不过听村里父辈的表述,却实在感受到90年代,才是 真正的好时代。你努力,你就能在外地挣回大把的钞票。然后一个农村上辈人几十年没有完成的梦想,你几年之间就能搞定。在我们村,大规模的二三层红砖小房拔 地而起,就是起于90年代。房子有了,儿子们的婚姻大事就基本搞定。接下来,儿子结婚,抱孙子。下一轮循环又开始了。


      红砖房,可以说是农村出现的第一个巨大的不祥之物。自从村主任家的红砖房在村里崛起之后,效仿之风日益滋长。许多人离家就是奔着这么一套房子去的。七八年打工,盖个房子,装修之后,欠了点债,再打工还债。一算下来十多年,这时候儿女们上学花钱,于是疲于奔命。


      摩托车呢?也是这个道理,当在武汉读书的哥哥说武汉正在全城禁摩的的时候,我们那正开始风行。这个世界真的有普遍的发展模式,城里人走过的道路,流过的鲜血,我们农村人都要走一遍,而且更为惨烈地走一遍。摩托车在90年代流行,的确方便,不过流血也增加了不少。


      车子多了,那条乡间的小路被改成水泥路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大家集资,上头拨点钱,路就修好了。可惜,这条柏油路修好之后,需要的人却少了。大家已经入候鸟般迁徙他乡了。如果能早几年,也许我的家乡不至于那样。


      我回忆起那个90年代,除了发现时光飞逝之外,总觉得那年头有许多不祥之物。电锯是一项,村长和村支书两家人带来这个玩意,大肆砍伐树木。于是,那些 野猪、豹子、兔子都无处藏身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只要树干,枝叶呢?就留给我们当柴火。现在想来,这电锯着实毁了抚河源头。


      电视呢?现在看来也的确不是个好东西。许多人可能不相信,为了看《新白娘子传奇》,我们会跑几百米到别人家蹭电视看。当自家有电视之后,我们居然会沉迷。连广告都喜欢看。这东西让女孩子爱美,让男孩子心野。广东、浙江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也许就是从那里看到的吧。


      我不愿回到那个农村,它破旧、衰败,可是90年代转型的我的家乡我更加不满。到处是不祥之物,垃圾成百上千地增长,学校却一年年败坏。人人都能吃起 肉,但人心也变成食肉机器了。温情不再,冷漠加剧。一部四驱车就能毁掉一段伙伴的友谊,而从前,是一个苹果,一个茶包,或许你说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只是四 驱车代表的文明是金钱和工业文化的强势,它造成的差距,农村人无法自己填满。他们只能出走!


      90年代最后几年,穿梭在村庄的班车最风光。多少妻离子散、离家闯荡,这个班车都一一见证。一辆辆班车带走了一批批村里人。这是一趟没有回头路的征 程,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90年代出走的那批村里人,如今,也很少看到他们在异乡安家落户。一个人、一家人,带着挣钱的梦想漂泊十几年而求不得安稳,我能 说什么呢?


      理想幻灭,也许这是实话。农村人城里人,在此达成共识。


    来源:二闲堂·民间历史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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