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乡村政治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该文对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历程进行总体梳理后认为现代性是其总体标向。然后以D村2008 年的村级换届选举为考察样本,分析了农民在其中的政治行为和背后的政治心理,认为当下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关键词:农民;政治心理;选举;现代性
乡村永远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场域。在30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历史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和演进是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考察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最重要的考量应为农民的政治心理,因为农民作为乡村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主体,其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乡村政治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和“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等几项与农村政治发展有关的目标。可以断言:中国政治高层推进基层民主进程的决心不会变,而且力度可能会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寻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总结过去、审视现在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把握好未来。
一、现代性:改革开放30 年农民政治心理发育的总体标向
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1〕309它外在表现为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以及对政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政治心理至少有以下特征:(1)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自发产生的。(2)政治心理因社会成员个体差异、社会地位和所处环境不同而不同。(3)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4)政治心理积淀相对稳定。政治心理是产生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它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对政治变革具有制约力量。
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由于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从事“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等原因,形成的政治心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特征。这种政治心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这样描绘:“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列宁更是认为:“农民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当领袖,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4〕即使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还是将农民比喻为“闭塞、愚昧、散漫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不仅具备了上述欧洲农民的种种心理特点,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孙中山认为“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梁启超评价为“乏独立之德,奴性”,陈独秀则定位为“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潘光旦总结为“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等等。〔5〕概述这些观点,有人把传统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概括为:平均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内向压抑和封闭主义倾向。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让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有了现代性的渗入和生长,现代政治心理开始萌芽和发育。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以及文革等社会运动的锻炼和磨砺,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不断成熟,也变得更为复杂化,出现了狂热参与和政治冷漠并存的心理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普遍推行,乡村政治格局和治理模式开始发生划时代的变革。由农民原创并在国家直接有力推动下开始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在农村大地试行并阔步前进。30 年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乡政村治”体制的形成阶段。以1982 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新修改的《宪法》第110 条规定的“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标志,确立了“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自治模式。二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推进阶段。1998 年11 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 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得到了全面推进。三是以“四个民主”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完善阶段。2004 年4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标志着村级治理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新阶段。
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农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由谁来主掌乡村治理的大权,农民的政治权利相比传统社会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农村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令我们从不敢想象,却又令人激动不已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在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历史性的嬗变:1. 20 多年的国家直接推动下的基层民主“试验”培育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2.“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了中国农民人格和社会心理不断增长的现代性熔炉,它为传统农民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真正的可能。”〔6〕247乡镇企业通过让农民进厂做工或参与工厂管理,打破了农民原来封闭的社会交往关系,树立了市场、竞争、信息等与小农意识完全不同的观念,养成现代人格和行为模式;通过企业发展提供的物质保障带来的教育、文化、大众传媒等的发展,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3.流动机会的骤增也推进了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和成长。当下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农民工达到2 亿多。流动让农民见多识广,培养了他们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培养了他们敏锐观察、捕捉信息的能力,扩大了他们的人生视野。〔7〕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特征在社会实践的培养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现代性是30 年来农民政治心理发育的总体性标向。这种变化对中国长远的政治发展而言意义非凡。如果我们把上世纪80 年代开始的乡村民主建设比作一场以培育民众民主精神的伟大“民主试验”,那么任何“试验者”都会感兴趣于“试验”的阶段性成果的检阅与评估。30 年后的今天,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到底如何? 这种发育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而言有无需要矫正之处? 如何矫正? 等等。这些问题自然就摆在实践者和研究者面前。对当下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把握和研究如果脱离生动的社会实践,闭门造车,只会看到浮光掠影,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和社会调查的方式,选取鲜活的样本进行观察和透视,才可能不流于表面。
二、D 村2008 年村级换届选举考察
笔者选择D 村2008 年换届选举作为本文的研究范本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因为农民的政治心理是个相对静态的研究对象,只有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才会转化成可供观察的动态现象。对村庄而言,每隔3 年的村级换届选举是农民政治生活的兴奋点,很多平时不为人知的东西都会暴露出来。二是因为D村村民以种田和养殖业为主打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许多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在这里都有体现,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三是因为近年来笔者常去D 村跟踪调研,情况比较熟悉。村干部和村民也愿意将一些真实情况告诉笔者,调研比较方便。
1.D 村精彩的选举
D 村位于浙江省新昌县沙溪镇,是个典型的山村,也是个新村。2003 年6 月,新昌县开展了行政村合并,相互毗邻的5 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取名D 村。D 村现有农户598 户,人口1800 余人,普遍姓董,有选举权的1654 人,党员66 名,D 村在人口上成为了沙溪镇第一大村。行政村合并之后,在新的班子的带领下,D 村村民艰苦创业,辛勤劳动,3 年前的全县后进村的帽子基本摘除。现农民人均年收入已由3年前的3300 元提高到5010 元。村里现有企业2 家,村集体每年可支配收入约20 万元。家庭养猪业是村民的主业。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道路硬化,老年活动室、青年活动室、自来水、绿化工程、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基本建设成功,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得到根本改变。D 村社会较为稳定,发展水平处于沙溪镇中等水平。2008 年5 月,在县里的统一部署下,D 村两委会换届选举开始。党支部的改选工作很顺利,原村支部书记成功连任。村委会主任的改选就复杂多了。经过村民代表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产生了符合条件的4 名意向者:S、L、Q 和Z。
S是原村委会主任,51 岁,初中文化。以家庭养猪为主业,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上届村主任位置上,刚逢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也得罪了一些人。
L ,53 岁,初中文化,早年开拖拉机,现在发展家庭养猪业,儿子在县交警队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尚可。L 为人幽默,在村里有一定人缘。
Q ,45 岁,小学文化,早年养猪发了财,现在在县经济开发区办了个加工厂,据说资产过百万。其父曾多年担任村里的支部书记。
Z,43 岁,高中文化,勤劳能干,家庭养猪业搞得不错,估计家底殷实。其父曾多年当村里的会计。4 人都同姓,但属不同的董氏房头。
4 人被明确为意向人后,纷纷开始做准备工作,首先动员各自亲属、本房头中有选举权的人,然后分析村里可能与自己利益相关者开展拉票活动。在宣传拉票过程中,4 人采用的基本手段是:1. 公开或私下承诺,如自己当选,将为村民办更多事,有的向个别村民许诺将为其解决宅基地等实际问题;2. 花钱“买票”。认真圈定争取对象的名单后,4 人都利用夜里或凌晨的时间到村民家送钱送物。公开的说法是,Q 和Z用的是现金,Q 花了8 万多元,Z用了5 万多元,根据每人在村里的人缘不同,价格不一。S给村民送的是“利群”牌香烟,每户5 包,100 元,S经验丰富,不管大人孩子,按户头送,也不明说让大家选他,但其实人人心知肚明。L 给有投票权的人每人送了个电饭锅,批发价40 多元。3. 争取委托选票。送钱送物后,有的经验丰富的意向人还要给选举加“双保险”。各地选举办法普遍规定,每人最多可接受3 张委托选票。S 在村里组织了几个心腹,让他们想方设法去争取委托选票。选举前那几天,据说村里的狗天天从晚上叫到天亮,宁静的乡村变得热闹而亢奋,空气中甚至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但老百姓却很开心,有的村民戏称:“搞选举跟过年似的。今天收钱,明天收烟,要是天天搞选举就好了!”
第一轮选举是选村委会委员。结果,Q 和L 两人在第一轮中因得票过少即遭淘汰,剩下S和Z。据S选后亲口透露,Z专门打手机给他,要S主动退出选举,他将补偿损失给S。S开价3 万,Z觉得太贵接受不了,两人在电话中吵了起来,不欢而散。
有趣的是,淘汰下来的Q 和L 当夜主动找到S,提出3 人把自己控制的选票联合起来,在二轮选举中把Z搞掉,S同意了。至于搞掉Z后,S是否许诺给Q 和L 什么好处,现在还不得而知。几天后,在二轮选举中,Z被击败,S 顺利连任为村主任。当晚,S 在家摆了十几桌酒席,犒劳选他的人,每户请个代表赴宴。很多人前去吃酒祝贺,有的人还将S选前送的利群牌香烟送回,还有个村民,不仅送回了香烟,而且还送来100 元彩礼(后来有人偷偷告诉笔者:这个村民两儿子大了,急需建房,S 在上任村主任时卡住不批给他宅基地,他希望能改善和S的关系) 。而失败者Z据说当晚在家中嚎啕大哭,痛惜5 万多元打了水漂,并在别人面前起誓:“今后和S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看来,S今后三年的“执政之路”可能不会很平坦。
值得一提的是,D 村有100 多有选举权的村民在外面打工、经商,在这次选举中,有近80 人专门赶回来投票,有个村民给他远在500 里之外打工的女儿连续打了20 多个电话催女儿回来投票,女儿只好请假赶回来,因此还丢了工作。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沙溪镇党委政府除了派驻镇干部到村里做服务和选举现场秩序维持工作外,几乎没有作任何的引导和渗透行为,S的当选应该是村民意愿的体现。笔者事后与镇政府领导交流时,他们中有人坦言:村级换届选举搞得不好会出乱子,但现在从中央到县里的态度都很明确,要依法治国,尊重老百姓的基层自治权利,所以他们也就不好去管。但每年选举结束后,都会出现一些涉选信访事件,他们压力很大!
2.精彩背后的玄机
亲历D 村的2008 年选举,笔者注意到精彩背后暗藏着玄机。
一是老百姓认可的4 位意向人均为村中较有能力和资源的人。S是原村主任,和上面关系比较好,实践证明他具有一定领导村庄发展的能力;Q、L 和Z家庭经济状况在村里都算是好的。可以说,4 人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能人”。
二是在选举前和选举的关键时刻,包括S在内的4 个人都开展过为自己拉票的行动,送钱送物,外加各种公开和见不得光的许诺。照理说S是原主任,干得也不错,有一定政治资本,应该有胜算,但他仍然不敢大意,积极加入拉票者行列,花费近5 万元。
三是有投票权的村民参选积极性很高,许多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千里迢迢赶回来投票,有人还因此丢了工作。
四是几乎所有村民对于送上门的钱、物都照单全收,但收了S香烟的部分人在其当选的当天晚上将香烟退回,有的人还送上财礼表示祝贺。而Q、L 和Z送出的钱物则有去无回。
五是S、Z、Q 和L 在第一轮选举前斗得你死我活,但第一轮之后,Z竟主动寻求S商量退出选举赔偿损失之事。更有甚者,为了把Z搞掉,S、L、Q 3 人马上冰释前嫌,联合起来辅助S最后胜出。3 人之间关系的反复无常让村民瞠目结舌。
六是失败者Z最后那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话让包括S在内的人们倒吸了一口凉气。人们不知道在今后的三年中,Z会搞什么名堂。
以上这些现象在2008 年众多村庄换届选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一点笔者在访谈沙溪镇领导时已经得到了印证。这也许可以说明,D 村2008 年的选举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民主进程和农民政治心理发育状况的一扇“小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变化中的农民的政治心理态势和它的发育轨迹。
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态势分析
考察2008 年D 村选举中村民的种种政治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的行为已经是十分“现代”,而有的行为却依旧表现得十分“传统”(甚至愚昧) 。10 年前,学者周晓虹在对转型期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后认为,当时的江浙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表现为“边际性”〔6〕319 ,即在表现出“现代性”的同时,又经常露出“传统”的“尾巴”。笔者认为,他的观点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是“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矛盾体”。
1.可喜的现代性
权利意识的滋长。改革开放30 年来,农民和中国社会其他群体一样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其权利意识的滋长。
这种变化放在大的世界背景观察,主要是全球性民主浪潮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正经历着第三次“民主浪潮”,“第三波”席卷了整个世界并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让生活其中的人们开始发生悄悄的变化。他列举了“第三波”中27 种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8〕,其中至少有9 项已经或正在中国社会发生。这9 项变项为:一个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社群的同质性;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这些变项让农民有了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利益,从而让农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保护利益的权利有多么的重要,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发育。因此,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民众发生了四大变化,即由重权转向了重钱;由唯上、唯书转向了唯实;由封闭、保守转向了开放、进取;由不敢竞争、不敢露富转向了理直气壮地追求经济利益。〔9〕其次,国家直接推动下的村民自治“实验”也极大地促进了权利意识的培育。戴维·赫尔德把自治原则表述为:“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10〕在自治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刻意放手,尊重农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权利,农民感觉到自己手中权利的实质性作用,因而也就开始看重自己的权利。
在D 村的选举中,参与村主任职位角逐的人较前几届明显增多。在选举中,角逐人都想方设法地用足选举游戏规则,有的还学会打擦边球(如S争取委托选票之行为) 。选民手中的选票普遍都攥得很紧,不轻易投给谁。众多外出选民不辞辛劳赶回村中投票。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对政治人物认知标准的理性化。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1〕322在D 村选举中,4 位竞争者均可称为村庄“精英”。只有这样的人物方有底气在今天的农村政治选举舞台亮相,说明中国农民对乡村政治人物的认知标准相比过去有了本质变化,由过去的“重道德”逐渐变成现在的“重能力”。如浙江省绍兴市,2005年村级换届选举选出的村委会主任中,经济能人所占的比例为38. 8 %;浙江省义乌市,2005 年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各类老板所占的比例高达65 %。〔11〕这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农民对村庄事业发展和得到更大实惠的渴望。农民对政治人物衡量标准的嬗变再一次提醒高层执政者: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工程决不可停留在口头上,要下大力气抓好。让人刮目相看的政治参与心态。令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本次选举中几位意向人的政治表演。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并不高,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民主的质量是不可能高的。然而,实践证明了他们的无知和偏见。笔者认为,D 村的4 位竞争者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即使和世界上最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他们在选举舞台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手段。他们学会了政治宣传,公开或私下在选民中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愿景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学会了政治沟通,竞争者之间或分或合,纵横捭阖,个人恩怨暂抛一边,一切“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原则。乡村政治精英们这样的政治心态不一定符合所谓的传统道德标准,但却是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得以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20 多年民主试验的宝贵成果之一。选民们在政治抉择中,则务实而不乏理性,在“金钱选票”面前始终持有政治上的清醒。投资最多的Q 未能当选,有执政经验、能力魄力胜人一筹、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的S最后当选就是最好的证明。
2.传统的“尾巴”
政治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它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政治环境长久作用的产物,是政治文化的世代积淀。因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定势,具有一种稳定性。〔1〕31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农民政治心理中留下的“文化基因”不可能很容易地消除,加上改革30 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始终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基层民主的推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自然也就留有明显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尾巴”。
政治冷漠心理仍然普遍。政治冷漠心理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态度,它在政治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不参加政治生活,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政治冷漠一般源自两种原因,其一是在长期的政治浩劫之后,公民对政治反感或失去信心,从而对政治无动于衷;其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完善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因为政治机构已替其成员解决大部分问题,故有些公民觉得关心政治与参与政治与否均无所谓了。中国社会一些成员身上存在的政治冷漠心理应该主要是由第一种原因引起的。
D 村村民在2008 年选举中表现出了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许多人千里迢迢赶回来投票。但我们对这次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定要倍加关注,那就是所有的选举竞争者为了争取选票都进行了钱、物方面的投资,而且“价格不菲”;绝大多数选民都收了送上门的财物;有人甚至希望天天搞选举,因为选举“跟过年似的”。这些现象在农村选举中是普遍的。为了几包香烟、几十上百块钱,就可以将自己手中神圣的选票给卖了! 以至有人打几十个电话催女儿回乡投票,为的是得到少量的财物。笔者认为,这种高昂的参选热情与其说是积极的政治参与态度,不如说是政治冷漠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珍贵的权利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至于选票卖出后,选举产生的人到底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村庄领导者,也许农民们心中也没底了。我们决不应该对农民的政治冷漠还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因为这其中既有传统
文化带给农民性格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更有基层民主制度本身硬伤让农民产生的失望所致。长期以来,选举结束后民主也就结束了,对于自己认真或不认真选出的乡村精英,他们基本无法制约和监督。既然这样,许多农民选择在选举环节为自己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就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如此,执政者和研究者对于农民这种变相的政治冷漠心理却必须予以认真的关注。因为政治冷漠心理不利于执政者对实际情况的掌握,会误导决策。而且,如果是因公民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的决心和能力失去信心而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展为政治不服从,甚至导致政治反抗。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政治合作意识还需培育。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追求。所有国家的现代民主成长,都是以每个人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为基础展开的。所以,在现代时空中,民主首先是个人自由权利的获得与实现。然而,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自主权利的获得与实现,需要有公共秩序。〔12〕中国人向来被许多人评价为是缺乏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的民族。这种性格缺陷在政治生活中也时有体现。由于中国一直是个政治至上的国度,政治舞台上的得与失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当一个人的政治利益受到损害时(或自认为受到损害时) ,要求他在秩序和对手面前展现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而这种政治心理上的缺陷短时间内是很难弥补和改善的。笔者对D 村选举后Z发出的“今后与S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誓言耿耿于怀,充满担忧。其实,Z发出的是一个中国政治竞争失败者的普遍心声。在S今后三年的任期中,很有可能面临着Z或Z的支持者给他设下的种种“绊脚石”,执政之路可能是充满凶险的。这种在Z和S之间可能出现的明争暗斗将给整个村庄的未来蒙上阴影。笔者在2008 年村级选举调查中发现,政治不合作意识几乎在所有村庄的选举失败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看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政治文化现象。
四、余论
D 村精彩的选举告诉我们的远不止这些。笔者即使只从农民政治心理的角度去考察,看到的也只是皮毛。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要想对中国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朝着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去培育和改造,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既不可重演过去文化革命的极端手段,又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更不可以揠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