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010717日, 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 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

    FT中文网从主办方获得授权,刊载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纪要全文。全文分三部分刊出,今天刊登的是第二部分。)

    相关链接:越“左”与“右”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的层面寻求突破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戴锦华说了,汪晖是只麻雀,大家一起来解剖,这当然是句开玩笑的比喻。我跟汪晖应该算是比较熟,有较长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为什么选择“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这个题目作为发言的主题呢?因 为我觉得应该把汪晖本身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艰苦探索过程中所遭遇的苦恼、困惑,甚至面临的困境置于一种时代背景的演变环境中来谈,因为他的学术生涯和经 历,跟整个中国学术思潮、学术体制的变迁,或者广义地说是与中国学术生态大气候的变化密不可分,我们不能狭隘地仅仅把汪晖个人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应 该在学术思想变化的坐标中对汪晖进行定位,从中探寻我们这代人努力寻究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我想举个具体的例子谈谈我对汪晖思想与时代如何发生互动关系的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叫《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它在香港出版发行,其实编辑主体都是在大陆操作,当时刊发了许多探讨中国问题的很有影响的文章。汪晖和我都是里面的编委,参与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本土化,后来被提炼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这是90年代最为热闹的讨论话题之一,但争来争去后来有点变味了,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到底应该是重思想还是重学术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似乎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非黑即白,打来打去,也没有结果。

      我当时的立 场跟汪晖基本一致,我们倾向于在当时学术成果的发表处于大量引进西学的良莠不齐的动荡时期,提倡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走规范化道路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当时的讨 论说实话层次也不是很高,大多数的文章集中辩论写论文的注释是否应该规范,以及如何规范等这类比较琐碎的问题上。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反思以后,我发现盲目推 崇规范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后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大多数学者因为过度强调规范,从而忽略了对中国学术如何实现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或者说得严重点,这样讨论的结果有可能把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两者本身对立了起来。进入21世纪以后,盲目强调学术规范化逐渐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发表文章要在规定的学术核心期刊范围内,高校学术体制的逐渐行政化,学术评鉴标准的日益刻板化等等。最后发展到了用学术规范化上纲上线,变成了一根可以随意打人的棍子,加上媒体不负责任的推波助澜,把属于学术不规范的作为任意定性为道德品质上的诛心之 论,在在都毒化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是刻板遵循西方意义上的规范,还是中国经过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精华之后 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两者现在完全被混为一谈,而且再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以后说清楚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混战一旦升级到道德诛心的层次,绞杀学术真问题的所谓大批判风气只会愈演愈烈,使得真正的学术讨论统统变成了不够刺激的愚人行为。

      我们暂且把学术规范化在中国如何变质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我想说的是,过度纠结于所谓学术规范化问题,其实会恰恰忽略了中国学术本身在什么意义上具有本土化特质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再谈本土化有些过时,可能早已变成了一个假问题。很多朋友说过,所谓中国的本土化其实是把中国当作一个特殊性的对象加以看待,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被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了,你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定位本土化?你是在西方规范的意义上定义本土化”?还是在中国本身原有的不规范的意义上(比如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策略)定位本土化?这两者之间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所以这两个问题同时都变成了伪问题。

      我们现在再回首反思90年代有关学术规范化本土化讨论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当时提出的学术自主性的目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是否能实现中国学术自主,不在于我们能否完全遵循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证自明,无需讨论。学术自主的实现在于我们能否融会贯通现有的知识资源,转化成讨论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真问题。汪晖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何评价汪晖扮演的角色呢?我觉得汪晖采取的就是的方式,他不断把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提炼成西方能够接纳和理解的形式,在西方话语世界中传播开来,造成影响。又经过不断跟国际知名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把国际上一些适合中国学术需要的范式和话题引进来进行辩驳讨论。这种的角度,通过不断穿梭于两种场域和境遇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消解了原先刻意构造出的本土化规范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汪晖的位置也具有其不确定性,汪晖到底代表中国还是西方?有人说他很晦涩,引用了不少西方理论概念,但是其实施的批判性解读又说明他不能完全代表西方,但是反过来说,他代表中国吗?也不一定,因为汪晖讨论问题的整体框架受西方理论的强烈影响,尽管他从中融合了中国自身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这是一个中国过渡期历史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般性特征。从梁任公到李泽厚都具备了这种的杂糅性。汪晖之所以可以被作为讨论的对象,我认为,就恰恰在于其位置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他尚不断处于的状态之中,而且仍在寻求的意义,这是我对汪晖在学术规范化本土化讨论以来寻找自身位置的一个理解。汪晖的不确定,变成我们讨论的起点,同时也可能会带动一个新的学术生长发展的契机。

      我们现在的舆论圈同样把媒体和思想界的讨论规则杂糅在了一起,但这种杂糅是有害的,因为两者推波助澜地还在纠缠于90年代以来已经非常过时的伪规范化问题,汪晖所提出的所有重大的问题全被遮蔽掉,这是中国学术界非常大的悲哀。

      第二,我想说的是,汪晖所谓的,其限度在什么地方?如何得更加合理呢?我认为,汪晖最重要的一点是打破了学科专门化体制对现有中国学术的禁锢和限制,在这点上,他超越了90年代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所自设的藩篱。因为当时有一种潜在的共识,那就是谈规范化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完全按西方的路子走,而强调本土化的人则掀起了一股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所谓学术史的兴起即与此背景有关。当代学术史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奢望恢复一些貌似很纯洁的传统,比如对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思想的挖掘,而没有考虑到其实他们的成就卓著恰源自于吸收西方理论,正是一种的标本。完全轻视西方的作用,力图完全恢复到中国原生态的学术脉络里面,给自己定位,认为包装过的一些国学就真是所谓中国原创的、传统的再生,实际上怎么可能呢?我们的生活从里到外都全球化了,学术界时时刻刻用的是西方渗透进我们脑海里的思想、概念和成果,我们怎么可能会真正实现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提出看来也可能是个伪问题。

      比如说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谈到了国学的命运。所谓国学,不过是汉学一个变种而已,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论断,但国学仍然是学科的一个结果。我再想说说界在构造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比如汪晖是文学出身,但却改作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他提出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历史作为学科给自己规定的界限。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非常细化,有了二级三级及各种学术方向的划分和限制,路子越走越窄,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几十年里面,像汪晖这样频频跨越自身受教育领域限制的学者肯定会越来越被主流学界所承认。当然现在有人对跨学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强调某某学科本身这个说法是不是更加强化了专门化本身的特性,比如历史学跨到了人类学,人类学反向跨入了历史学,是不是反而强化了学科分类的意义?

      但我觉得,就目前中国恶劣的学术生态而言,我们只能在的上面寻求突破,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可靠的途径。在这点上,汪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比如他提出关于帝国构造的问题,就是想超越民族国家话语的限制。关于清朝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帝国这个问题,我和汪晖的看法有分歧,我认为他可能过度受到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演变解释的影响,直接移植过来用于分析中国历史,是不是合适,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他关于清朝建立大一统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四大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这一卷中特别提出今文经学和清朝建构其合法性之间拥有关联性等等观点,都是颇具启发性的。我觉得在如何越学科专门化的限制这一点上,汪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至少在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之外,我们有可能多出一种选择。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是,我们不仅要看到汪晖的成就,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可以作为一个范本加以分析,因为他的苦恼和困惑也是整个知识界所遭遇的困境,也是需要我们一起来分担的。我觉得他的苦恼就是其身份的不确定性。当他自己在不断寻求越学科界线,跨越中西学术讨论藩篱的时候,他自己的位置如何准确地加以定位呢?这就是他自己曾在《自选集》序言里谈到的近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当代还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刘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她说:当代中国学界往往要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现代性问题?有 人说汪晖面对西方时变成了中国现有思潮的代言人。中国学界确实需要在西方鸣响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对他来说也有危险的一面,危险在于他可能下意 识地围绕着全球化浪潮给中国设定的很多议题,有意无意充当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跟西方之间沟通对话的角色,不自觉地又可能成为西方话语在中国转化的代言人,那 么这种转化的代言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可能汪晖比一般学者要担负起更大的甄别责任。这点不仅是汪晖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文 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当大家把你作为一个符号、一个领袖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西方认为你是中国学术思想代言人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按照 西方喜好的议题安排自身的言说体系。

      我跟汪晖是 老朋友,但当我们讨论其思想的时候,更应该出于诤友的直率态度。汪晖的成就的确非常了不起,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但是他也有困惑,我希望以后的讨论多说些 困惑,和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少说些溢美之词,这也是对我们整个学术讨论能够健康发展的期待,也是对汪晖本人,对整个中国学界有所期待,同时也对我自己的研 究是个鞭策。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总体性视野

      谈20年来学术思想的变迁,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80年代知识界形成的共识在90年代以来的分化。实际上,9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论争,核心问题不仅是90年代不同立场或者知识脉络间的分歧与论战,更关键的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论战;而且这个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经常说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时代,也就是知识界形成了一些普遍关注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态度就是是否支持改革,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知识的、学术的、思想立场的二元对立,包括计划和市场、国家和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等等。而且,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学院体制和主流的知识体制本身,其实也是在80年代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我们追溯历史不要走得太远,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高考制度、尤其是学位制度培养出来的一群人,可以说也就是90年代最活跃的一批人。有时我们也会把他们叫做“85学人,因为他们是各个学科领域新建立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制度的最早一批毕业者。80年代那样一个共识的时代,同时建立了学院体制和一套主流的知识体制。有着30年历史的这个学院体制和知识体制,不止是改革的产物,而且也是改革的一个构成部分。正因为它是改革的构成部分,所以 80年代建构的共识(其实是一种后冷战的二元对立)也落实在学院体制的主流知识当中。

      90年代以来知识界产生的分化,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看待80年代形成的知识体制,和怎么描述、回应80-90年代转型期以来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汪晖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和他由此建构的一种批判性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基于80-90年代转变的历史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一基本判断。简单来说,大概有三点:第一是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到了90年 代以后不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反带出了更多问题。因此,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本身必须得到批判性分析。第二,作为市场化目标的全球市场体系本身也面临 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他始终把这一点作为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他说他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分歧集中在三点:一是 怎么看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另外一点是怎么看待产权问题,三是怎么看待民主。

      汪晖学术思想的建构,基本上围绕这些问题的论争而形成。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汪晖的学术思想,发在《天涯》上。我关心的是汪晖所提供的一种批判性的总体视野,也可以将之描述成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汪晖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跨学科的,也可以说是全球视野的或国际互动的。但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也不是因为他超越了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我们就说他是全球式,我认为他形成了一个总体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要说起来,根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卢卡奇(Ceorg Lukacs)说,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描述,而是一种总体的批判视野和历史的辩证法。我认为汪晖已经形成的一种批判思路或者基本的研究路径,就是这样一种总体性视野。

      这种总体性的视野,是在跟80年代形成的主流知识体制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批判80年代主流的知识体制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因为所有这种知识、这些思想、这些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案,都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在中国里面讲问题,并且以中国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汪晖提出的是一种批判的全球化视野,他自己叫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他并不把全球化作为后冷战时代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是把它视为历史资本主义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前提下,他来描述,以前的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怎样、在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把这种分析中国问题的总体视野,称为对霸权的多重构成的分析。这种视野是跨国的和全球的,中国问题被置于其中加以讨论;但同时中国也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整体,在中国内部又存在中心/边缘或不同力量的互动。这种总体的批判视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这个巨型机器的运转本身是总体性的。这个历史的经济体从16世纪开始,从欧洲向全球扩张并一直滚动到今天。要讨论这样一个对象,你没法仅仅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或专业领域视野里面把握住问题的全部,更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简单的把自己放在国家的对面上,而必须要有一种全球的、跨学科的总体性视野。

      我更感兴趣 的是,汪晖不止是在一种总体性的批判视野中展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他其实已经建构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知识。这种批判性的知识,是一 种力图超越现代知识体制、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本身是由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延伸出来,同时又批判性地重构了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博兰尼(Karl Polanyi)等 的政治经济学或历史社会学的新知识。因此,汪晖的研究不止是跨学科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整合出了一种新的批判知识。由于经济体的运转不仅是经济问题,同 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他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滚动方式、总体运转方式来整体地看问题。他认为所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 的问题可以在一种总体视野或相互关联的整体观中得到讨论。他有一个说法,叫形式主义的理论。他认为那种专业化、那种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视野内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理论,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他试图讨论的是一种实质的历史关系。我觉得他追求一种新的批判知识,还是很清楚的,尤其在他90年代后期以来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比如现代性批判、跨体系社会等等。

      可以说,汪晖的学术思想激活了90年代以来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空间。因为用80年代的那套知识,已经没有办法回应中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了,而汪晖的探索,使得我们探讨一种叫中国问题的东西成为可能。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全部回到我谈经济学、你谈政治那种分类的学科体制里面,无法形成对话关系,也无法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

      当我把汪晖的基本研究思路称为总体性视野整体观时,这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批判的方法。汪晖认为现代知识和18-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学科体制本身,都是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而无法对资本主义本身做出分析。作为方法的整体观或总体性视野,意味着超越一种比这种知识体制更大的历史视野。同时这种总体视野本身也可以成为政治,因为只有具备这种总体性视野,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以及由此形成的批判性社会力量才是可能的。

      我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批判性知识的建构,汪晖区分了学术、思想、政治。这里的学术,我理解的是建构一套新的批判知识,这种学术本身是很严谨的;他又说不要为了知识生产而知识生产,而强调思想,作为思想就意味着它是原创性的,是跟社会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同时他也强调,怎么使思想变成一种政治,变成一种社会力量参与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建构当中,而不止局限在学院内部。汪晖一方面建立了学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同时又划定了一个边界。他在描述学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说: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热忱关怀,是通过思想、理论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的,又说:思想、学术和政治相互关联,但是他们之间又需要一定的界限,从而能够保障反思的空间和自主性。这也就意味着,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需要一定的界限,从而能够形成彼此之间的互动。我自己比较困惑的是,这种学术的现实关怀和它的自主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实现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功能?这或许意味着需要用总体性的、更具批判性的视野来看待学院中的知识生产本身的功能,思考学院、国家、社会、媒体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划定边界就是建立互动关系,而不是把自己圈在学院里面。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理解放到桌面上来

      我想从13年前汪晖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谈起,这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有关系。当年我读这篇文章,应该说似懂非懂,但它给我的震动非常大。该文一下子提出了很多问题,给90年 代末的中国现实思考提供了非常新、很有冲击力的视角。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现实、以及如何评价中国现状等问题,文章以总体性的方式,鲜明地提了出来。我想这一 冲击不仅仅是我个人感受到了,当时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回应。比如李欧梵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会议,集中讨论汪晖的文章。当年王 晓明、黄子平等也参加了讨论。在上海,许纪霖、刘擎、薛毅也开了研讨会,题目叫《寻求第三条道路》,今天在场的罗岗教授也是主办人之一。这个会同样也讨论 了这篇文章。当年还有很多学者写文章回应汪晖,例如汪丁丁的《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等。可以说,汪晖这篇文章,是引发中国思想界 左右之争的一个导火索。

      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中国学界一下展开一个公开讨论社会现实的巨大空间。回顾这篇文章,它如何能展开这样一个空间?它内在的力量何在?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又 如何会造成如此纷争,仍然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们讨论中国现实问题时,汪晖的名字总会出现。常有人 会说汪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他是如何讲的等等,似乎讨论中国现实问题就绕不开他。汪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代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无论你同意他还是反对他,他 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你的思考,改变了你提出问题的方式。

      再回到汪晖这篇文章,回到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中国学界长达十几年的左右之争。我同意贺桂梅的说法,汪晖这篇文章是90年代与80年代的对话。80年代新启蒙主义对中国现状的判断是封建专制:即中国处于前现代专制社会,计划经济、民智未开。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方现代社会:启蒙、民主与自由市场。80年代新启蒙思想基于两元对立模式。在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经看到自由市场经济带来问题的端倪,开始积极反思,那就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但其方式与汪晖的思路很不一样,用汪晖的观点说,就是把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问题,简化到个人道德实践层面。就是说把如此深刻的文化危机,表述为人格操守与伦理堕落,试图在道德层面上批判现实。其实,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倾向,例如以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批判教条的计划经济与政治专制。而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中,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现实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悖论式的现代化计划,它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还是现代化。80年代新时期的 社会主义则以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把中国社会有效地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链条之中。所以,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不能再沿用传统与现代、封建专制与自 由市场等两元对立模式,这已经无效了。我们首先要给中国现实以全新的判断,之后才可能有效地批判。而这一判断应该基于中国社会和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充分与全 球资本主义接轨,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观照新启蒙主义的批判,会发现它对现状采取肯定与认同的态度,甚至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彻底批判。

      我觉得这一观点,可能是当年我以及整个学界感到震撼的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13年后的今天,这一判断仍然是左右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13年来汪晖的观点虽然已经成为常识,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意,也未形成共识。围绕这一现实判断的争论、以及有关这一观点的冲突,才是所谓汪晖事件背后真正的动因。

      我希望,无论在这次会上还是各种形式的思想论争,我们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理解放到桌面上来,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讨论、争辩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如何想象全球化

      我想简单讲 两个问题。第一,前面很多老师讲过了,就是在全球化范围内中国的处境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讲 全球化下的中国处境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处境讲得多,但是对全球化的认识或许不够。或者说我们传统的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后来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到目 前为止,我们在这两个框架之内,没有对全球化有新的认识,这样我们谈中国处境的时候,不大容易谈。如果中国没有全球视野的话,不知道中国应该做什么,要不 就是按照左翼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要么按照右翼的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在全球化下中国是什么样子,或者 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够。

      第二,与汪 晖的研究有关,我对汪晖的文章了解不全面,而且我自己也在法律领域,只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关注一些,我觉得他一个最重要的意识,是说不是在假定的全球化以 后来想中国的问题,而是回过头来,如果让中国人想的话,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可能中国人想全球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视野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视野,也不 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视野,他的四卷本恰恰是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里面看看,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是如何想象设计的。

      这样一个挖 掘,我觉得到今天,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包括他做东亚问题、做西藏问题,其实也是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建构的政治法律制度,所有的想 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想象,甚至说根本不是现代性以来的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汪晖在书里用了很多帝国的概念,我其实不是太同 意,但也可以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四卷本说到了晚清,到今天又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又是怎样来想象全球化的?我觉得全球化和中国不是两个并列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想全球化的问题,如何想全球化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对中国未来包括历史的全面想象。

      我就简单地讲这么两句,我的理解,汪晖的贡献可能不是我们目前惯常讲的。我觉得他的贡献更是全球性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来想象全球化的问题,可能会讲出一些与西方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于治中(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19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后30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 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憾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与客体,这种 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以 及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认识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 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早已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 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这正是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我个人认为,所 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或许应该在于 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从早期开始 一直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基本上或隐或显地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 而是透过思想与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设法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挖掘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他讨 论问题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地视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源论为依归,将思想化约是他为的存在,这两种立场各异,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历史动力的遮蔽。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汪晖并不是简单地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而是以问题的架构为 主导提出他的分析。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 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 念的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历史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提问 方式或许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 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的重 要,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面临的困境几乎相当类似。所谓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 体的语境,任意挪用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从而有时不自觉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一种过度 全称性的抽象化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括性的推论。

      汪晖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这个问题意识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思想纷然杂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提出了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也随着转变。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时依然停留在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只是属于从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层次上来立论,可是他以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研究五四运动,则是将先前的个人一致性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将问题的核心转而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汪晖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以此作为框架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

      以一致性所开启的同一性问题架构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先于是的本身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何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汪晖思想中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 思想与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以本质主义的方式 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 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 何先验概念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由此可以看 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地将概念放置在一种线性的时间序列之中,寻求某个绝对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面对散落的历史碎 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里重新提出问题,重新组织新的问题架构。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 就是从他所谓的内在视野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最后我认为,汪晖所提出的视野,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中既存概念的有效性,更突破了一般传统上所谓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对中国的认识。

      换言之,我 个人认为,汪晖的作品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其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普遍主义历 史范畴之中,获得一个真正的主体性发言位置,成为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共享与共创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 场域。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把中国呈现给世界

      我自己是做 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的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 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的过程,是国外的学者来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完全改变,我们需要互动,而不是单方向的输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小,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近40%;对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我们的官方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我们有所作为,而是要求我们一定要 有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到欧洲、美国开会,西方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捞经济利益,而是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 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于我们学者来说,需要完全不一样的要求。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并不是只有其他人文 社会学科如此,经济学也是一样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案例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 他们握有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来,只是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该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 一个事实。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最早中国将在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躲不过去的。

      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抱着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的心态,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认为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汪晖 在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他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来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 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会说:汪晖做的东西是给外国人看的嘛!”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著作,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时间细看。但是我感觉,汪晖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下面我说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但是,至少汪晖对整个20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很多。由于革命离得太近了,我们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顿的革命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我的理解是,汪晖认为,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由古代走向现代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这点我完全赞同。

      第二是他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里对中国体制转变的概括。他说,中国已经从党国变成了到国党。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即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就是说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和对未来发展的不良影响。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对我做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很大。

      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问的时候,应该有汪晖那样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我自己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的研究那样,把中国不仅作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论战还没有形成,讨论还远远不够

      我自己的学科训练是人类学,从学科来说,今天是少数派,我们最近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我们梳理从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跃进文革到 现在的农村变化过程,选了一些材料阅读和讨论。我想用我们的读书心得谈我对汪晖学术意义的一点新认识。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 论战,这个论战,包含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战,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总论战,这样的论战在今天是见不到的。关于农村问题的定位是当时论战的 中心问题。比如梁漱溟,他投身于乡建运动,本身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他判断既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通过农业的积累走 向了工业化,那么这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可能的,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积累,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尽管他有文 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这样一个假设和判断,使得他投身于乡建这样的活动和实践。那么,当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农村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位?通 过论战看起来,其他人的介入,比如陈翰笙、薛暮桥等等,打开了看中国农村的视野,看中国的视野。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梁漱溟的判断,不能 说没有先验,不能说他没有深入的思考,但是是错的。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问题已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问题,这个全球体系下的问题,就完全 改变了中国问题的性质。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已经产生,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别人曾经成功地走过这条道路,这条 道路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任何一个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所以正是因为放置在一个全球体系下看中国问题的时候,才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本身是 内外交织的问题。

      中国从80年代以来,试图把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到 80年 代的时候,新启蒙啊,《河殇》啊,忧患意识啊,所有这些都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全球的背景下,但是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假设,包括对世界的假设,这些假设其 实没有被真正的质疑,依然把我们国家的问题当做我们内部的民族国家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想象、去叙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汪晖对我 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写作,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国际视野下,带入到一种讨论、论战的环境底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现在需要这样的论战,需要这样把问题讨论清楚,而这样的讨论至今还是很缺乏的,而且所谓的从90年代末期到现在,所谓有关汪晖事件的东西,完全在回避大问题,都是纠结在什么获奖啊、所谓的抄袭啊这样的问题,这样对待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太扭曲了,太变态了。

      我想说的是,汪晖对于我们现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努力这样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开始一个所谓的主客体的转变。

      三四十年代 的时候,处在半殖民的状态下,要不就是以保守的状态看这种中西的对立,或者以西化的态度看中国的问题,这都是有前面于教授说的主客体易位的问题,但是对这 个的否定不是仅仅通过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的。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一个主客体关系的否定之否定。

      在当下的中国,这个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往哪里去,在全球体系下怎么看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汪晖做了许多开辟性的思考工作,他的著作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但是论战还没有形成,讨论还远远不够,而汪晖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很多的人。
  • 责任编辑:ch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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