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引:我国在取得经济发展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的各种弊端和危机。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如何突破,成了理论界热议的焦点。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深圳似乎成了中国改革者的精神圣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温家宝在深圳30周年讲话中说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就如当年邓小平曾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改能否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领域,在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与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结合。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但这四大优势本身也隐含着四种危险: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相结合时,存在的危险和危害是巨大的。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和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价值观、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追求法权的形式平等性、公权与私权分立等属性与我国高度集中且缺乏约束和监督的权力相结合,与我国缺乏法治和自主自律的社会相结合,其负面效应被放大。中国政治发展可能发生的四大危机是: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政权的公正性危机,法制的权威性危机,文化的共识性危机。其中,政权的公正性危机主要来自权力被资本绑架、政府自身利益的放大从而造成社会分配差距拉大和民生权、民主权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供给。

      针对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四大危机,我在这里提出相对应的四条对策:实行民主问责、建立法治政府、大力整顿官治、重建新民文化。

      实行民主问责

      我国目前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本质上是一种行政问责,是权力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是上对下委任授权的一种领导干部监管制度,不具有民主监督的性质。实行民主问责,建立系统完备的民主问责制度体系,是解决目前国家体制合法性危机的现实举措。所谓民主问责制度体系,其核心内容是把目前的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拓展为人民性的权利问责制度,就是实行人民监督;把现代民主普适化的单一的竞争性授权关系,替换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情的社会化的多元监管关系。把以西方民主的选举为主,替换为以中国特色的监管为主,并配之以中国创造的选举制度和决策以及管理参与制度。民主问责制度的精义在于:建立多元主体的社会广泛参与的制度化、对法制政策公正性和执政权正确行使的有效监管和执政者实现有序退出的机制。实质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如何确立科学化、法制化的社会多元主体的民主问责体制机制?二是如何实现对法制和政策的公正性的有效监管和问责?三是如何实现对执政者正确行使权力的有效监管和问责?四是如何对不称职和渎职的官员实行有序退出的监管和问责?五是如何实现对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制度化监管和问责?这样的民主问责可以起个统一的名字叫人民问责制度。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多反思和借鉴改革开放前群众监督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时候的问题是只有人民民主而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先有民主而没有法制;我们现在实行人民问责制度,是先有法制规范后有人民权利的保障和作用发挥,是实行制度化的人民民主。同时,我国还要继续推进领导干部选任、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人民参与制度,把地方上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建立法治政府

      建立法治政府目前的实践探索主要限于政府的一般职能权限的界定和行政程序立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尚缺乏明确的实质性规范。法治政府的建设最重要的不是一般的职责权限的规制和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责任关系。确切地说,要把政府责任用法制确定下来,形成对政府责任的刚性约束和规制。哪些责任该由政府承担起来?哪些责任该由市场自发调节?从发达地区出现的矛盾和实践需求来看,满足民生权和民主权这两权的需要,是政府对社会的主要责任。法治政府责任的实质是满足民权的需要。所谓法治政府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把这个法治政府责任的实质确定下来。民权法制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质和内核。如何满足民权需要,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题和根本目的,而不仅仅限于形式化的对政府的限权和规制问题。根据满足民权需要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及职能权限,政府改革的方向和定位也就更加清楚了。要把政府的公权力与满足民权需要捆绑在一起,而不是把政府的公权力与强势资本捆绑在一起,那样,政府的公正性也就有了保障,政府的公正性危机也就不会发生。如果做到了满足民生和民权需要的服务与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其余的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自然成为了有限市场经济。所以在这里我提出建立有限市场经济的概念。至于公共服务和产品如何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更高效益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可大力借鉴西方公共管理革命的新成果,奉行拿来主义,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改革与机制,解决政府满足民权需要的效率及效益问题。

      大力整顿官治

      中国地方和基层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地方能不能快速地发展起来并可持续地发展下去,除区位、资源和特殊政策等因素外,最根本的是人的因素,其中尤以干部因素最为关键,也就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杰出和卓越。一个地方和单位得到一位好的卓越的领导人,是这个地方和单位人民之福;反之则是这个地方和单位之祸。执政者的卓越和贪腐决定一地一单位的治乱兴衰。因此,如何使卓越当其位,解决好领导干部尤其是第一把手的选任问题,继之解决好领导干部的激励和监督问题,是目前制度建设首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目前人们对执法和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法制和制度失效,不是这些法制和制度本身存在什么良莠问题,最为根本的是执法和司法主体出了问题,是执政者和司法者出了问题,是人的因素而不是法制和制度的因素。所以,治理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最为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解决治官的问题要花大力气,要把整顿官治放在各级党委工作之首,把落实中组部的干部监管的各项制度措施落到实处,加大不作为的问责力度。

      重建新民文化

      目前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可以依靠某种制度或治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为根本的是文化、价值的迷失问题,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出真知、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当改革处于单兵作战时,也就是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向时,靠问题意识和实践智慧以及相应科学的治术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当改革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问题已不是一个领域而是方方面面的问题时,靠单纯的经验智慧和治术就难于应付了。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借助于道统道统是什么?我们这里所说的道统,不是指由某些智者或圣人传播儒道的脉络和系统,而是指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皈依和发展的文化之根,是绵绵几千年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与生命同体同在的价值。当一个民族前进中迷失方向或处于危险境遇时,道统是凝聚人心赋予人以智慧的泉源活水。那么这个道统的精髓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一个正面的、完整的、有尊严和卓越品质的人谓之。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赖以依存的文化之根和价值之源就是这么一个字。一个秉承这一道统的,肯定不会迫于外力或被身外之物所牵引和束缚从而丧失做人的独立、自由、尊严与驾驭外物能力,肯定不会被一己之私所困扰而牺牲家庭、单位、团队、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权利。

      目前,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经验和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高理论成果。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核许多人都认同为是个字。是多元主体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反对单一、偏执和对立。和而不同,类而不比。因此,科学发展观主张建立和谐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从中国目前地方和基层发展的经验来看,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执政者,根本上决定于做人的问题。因此,三个正确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能不能实现,还是取决于做人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做人的道统。由来统领才能真正把落到实处,并有实践主体的保障。因此,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而是,要用做人统领做事,要用这个道统来引领的建设。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矢志不移追求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竞争优势的有机统一;中国社会主义是多数人富裕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富裕;中国社会主义是贫富贵贱平等而不是贫富贵贱分化;中国社会主义是官民鱼水情深、公私和谐而不是官民公私对立和仇视;中国社会主义是人人追求高尚而不是逐渐人格矮化。搞社会主义需要具有搞社会主义的人。培育搞社会主义的人是社会主义新民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重建做人文化,利用中华文化传统优势,关键是利用民主与法治解决好做人和做官的问题,实现第二次伟大的文化融合,为最终实现中国模式的现代化奠定人文基础,是我们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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