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不生来是单独的个体,而总已生活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家庭世界中;家人间的亲情感通形成了原始的认同感,正是文化传统认同的根源所在。
文化讨论的主题往往是在面临某种威胁与挑战的境遇下形成的,“传统与中国认同”这一主题尤其如此。“传统”这一数千年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被要求为自身得到“认同”的合理性提供理由之时,丧失的不仅是历史的连续性,更是文化本身的尊严,这对于今日之中国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与无奈。然而,当今我们所面对的传统断裂的历史境遇,也正提供了一种契机,使我们得以对一直以来“习焉而不察”的传统认同之本质进行认真的思考,以期对文化危机的解决有所助益。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之受到挑战,并不仅是这个时代的独有事件。宋代以降,外族入侵和佛教传播对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中国本土文化同样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激起种种维系传统的努力。因此,我们不妨回溯历史,看一看面临相似历史境遇的前辈思想家是如何应对传统面临的危机的。下面一段话便是北宋思想家程子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佛教的评述: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旧尝问学佛者:“《传灯录》几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无一人达者。果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与曾子易箦之理,临死需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以终。是诚无一人达者。”
面对佛教的冲击处于防守地位的儒家文化代表的中国传统,就其内涵而言,无论孔子所闻之“道”(生活道理)还是曾子临死“易箦”体现的“礼”(生活秩序),都是根植于群体生活中已然形成的风俗习惯。这里隐含的台词便是:传统是人向来已经生活于其中而自然而然的形成共识的群体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如果传统之受到挑战,必定是于人的生活脱离了群体性,而需要个人独自面对之时。死亡便是一种极端的个体化事件。对个体死亡的安顿,正式佛教这类宗教思想所擅长的,这便是所谓“以生死恐动人”。而儒家的应对策略则是通过领悟圣贤的教诲“以生死为本分”从而克服死亡给个人带来的恐惧。“本分”显然只能在群体生活中得以理解,它代表着传统的本有秩序。儒家思想正是通过对秩序的强调对峙个体化的倾向,将人拉回到群体的共同生活中。
以上我们将中国传统归结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而个体化则构成了对其的挑战。但问题在于:传统之为群体共识是何以达成的?是否仅仅是个体的人之间契约式的达成?若如此,则个体生活显然就比群体生活更为源始,那么作为群体生活的传统认同之合理性何在?若不如此,那么构成中国传统认同的本质要素究竟是什么?
上面程子对佛教的批评中,有一句话被我们遗漏了:“临死需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以终。”这无疑是说:那些《传灯录》里记载的中国的佛学大师,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传统,就必定怀着愧疚而死。怎样的愧疚呢?我们很自然的可以联想到大儒曾子临死时的话:“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是以父母赋予的完整的身体辞世的,他实现了对父母的孝,这让他在临死时感到莫大的欣慰。而学佛者则损坏了“受之父母”的“发肤”,就传统而言,他们在死前是无颜面见父母的,“寻一尺布帛裹头”正表达了一种对父母的愧疚。
背离传统首先意味着愧对父母,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家庭。这提醒我们如是重新思考传统认同的本质:人并不生来是单独的个体,而总已生活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家庭世界中;家人间的亲情感通形成了原始的认同感,正是文化传统认同的根源所在。既然我们是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建立的家庭中得以养育和成长,我们的祖先与父母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我们的子女也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我们的生活,如是,我们脚下的这同一片大地便通过这种由亲情推致而出的感通之情而获得了它的意义:作为面向所有中国人共同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意义。
以上我们通过家庭这一要素重新解释了传统认同的建立,而这一解释如果要被证明是对传统认同之本质的如实揭示,就必须对另一方面的问题保持同等有效的解释力——这就是传统认同的保存。一个通常的想法是:如前所述,由于背离传统意味着一种愧疚——对传统之源头即家庭与亲情的愧疚,于是我们便“不忍”放弃自身的传统。但这一诉诸情感的说法似乎缺乏论证力度。而且,如果对保存传统的“愧疚”与“不忍”只是在传统受到冲击或挑战的特殊情形下才产生的,那么它们与传统认同的联系就显然是偶然的而非本质的。但既然在日常话语中传统认同已经被表述为一种“不忍之心”,我们便或多或少已经领会了“愧疚”与传统认同之间的某种本质关联。这种关联究竟是什么呢?
前面说过,对传统的挑战来自个体化的倾向。但即使在自身传统内部,我们不也总已经面临着“个体化”了么?在原始亲情氛围内的家庭世界的生活是浑然不分的整体,而当我们走出家庭独立生活之际,我们不就已经面临向着作为个体的人的种种可能性的选择与筹划了么?走出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人与世界对于个体的人来说都是外在的,而面向外在目标的筹划将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可能性之外总还有其他可能性,人始终有着亏欠——相对于浑然一体的原始家庭生活的亏欠。由于亏欠产生的情感便是愧疚。而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吊诡的情势:家庭之传承与传统之建立恰恰需要以人走出家庭世界为前提。家人总是有待于成为家外世界——社会与国家中的人,如此才能维系与接续家庭,才能形成共同生活的传统。而走出家庭必然意味着亏欠,而由此产生的愧疚就意味着:在面对个体的种种可能性的选择与筹划中我们始终有着由于一己之私背离维系家庭与传统这一原初目的的可能。这正是为“对不起父母”,“子女总是欠着父母的”这些日常话语所或多或少言明了的。
由走出家庭来维系家庭与传统,必然有着亏欠与愧疚,这构成了人生在世的根本张力。但愧疚正预设了一种对弥补欠缺的希望,因为家庭生活的整体性已经预示了人性得以完整的实现的可能。这同时也成为心底良知的呼声——不忍之心,这种呼声在众人心中的呼应便成为了传统伦理风俗的基础。正是在走出家庭与维系家庭的张力,在“愧疚”与“不忍”对个体私利的抗拒中,以“孝悌”之原初家庭情感为根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绵不绝。它向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昭示着: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是可以“无愧”的,而“无愧”就在于勇敢承担人生在世的张力,将自己的“不忍之心”扩而充之,感通他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便是圣贤的理想。
家庭是传统认同的源头,而与家庭世界之结构有着内在本质关联的“愧疚”与“不忍”则是传统认同的本质要素。而今日,当全球流动的资本与媒体主导着某种日益兴盛的“跨文化认同感”(如对个体生命的普遍关切)之际,不可忽视的却是它们对作为传统文化之土壤的家庭生活的深刻改造。这一点,仅从原本是作为家庭世界敞开之场所的“房屋”成为纯粹的商品乃至形成让人望而生畏的“楼市”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了。家庭生活的面临着被契约化、个体化而支离破碎的危机,这正是现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构成的根本挑战。千年前的程子面对佛教的冲击感叹:“今(人道)尚不废者,犹只是那些秉彝,卒殄灭不得。”在人成为一个个单点的今日社会,我们是否还能时时感受到那种对家庭与传统的根本的愧疚感?是否还能听到“不忍之心”的召唤?这些“殄灭不得”的“秉彝”,正是中国传统得以延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