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强:知识分子与民族认同

            如果说经典书籍是为了启蒙,那么将这些书籍视为教条、看做门槛的话,它们就沦为专制工具。一个直观的表现是,那些推崇思想自由、个体独立的东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甚至直到今天……被一种叫做“秩序”的专属上层阶级享受的东西所掩盖。

            稿约述及,1978年,钱穆先生去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学术文化讲座上说:“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如果没有读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就不算中国人。”无独有偶,上一学期,教授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的老师也便一再强调,“你们有没有读过《尚书》?如果没有读过,那你们的基础教育是失败的,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读过中国的经典,那怎么能行?”我当时想,现在也这么认为,《尚书》无疑是好的,其他的经典古书也无疑是好的,但我们现在对这些知识的强调方式,却彰显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知识的霸权心态,这种心态使得这些书籍有些变味,背离了它们的初衷。这篇文章便试图集中探讨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问题——这也仅是由上述话题引发的诸多问题之一。

            我想,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具有代表他们试图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天然的权利,同样,知识分子心目中那个桃花源一般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土,或许只是他们自己心目中臆造的幻境而已。看看《茶馆》吧,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王利发他们,一辈子的回忆都是围绕“怎么让人欺负”这个主题展开的,而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那里,那个时代因为有梁启超、胡适和清华国学四大家,光彩四溢。贩夫走卒和学究教授,究竟谁更能代表“中国人”,甚至就这种代表的逻辑,其本身真如我们约定俗成的那样顺理成章么?推崇四书五经者认定在中国历史这条河流里,只有一艘船舶驶过,那条船就是儒学和儒学传统,或者是别的某学和某学传统(今天笼统地称之为国学和国学传统),而成千上万的命运,则为河流所无情湮没。时至今日,在所谓的中国传统里,圣人们名垂青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成为神,而那么多普通的生命,因为不能成神,所以堕为蝼蚁。

            从这种角度来讲,我打心底里喜欢和亲近那个自称为“丧家狗”的孔夫子,和那个怕自己车子抵换了棺椁就再没有车坐因而失了身份的孔夫子,而不是那个今天坐落在几乎所有高校校园里被奉为“标准像”的孔夫子。也因为遇事总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老师也便批评我们时刻抱守弱者心态,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过问题在于,坦荡荡的总是那些知识分子,而他们将自己的坦荡荡建立在大众长戚戚的命运之上,我们能说这种“强势心态”,这种传统精神,它真就是正大光明的么?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暑假在武汉的经历。坐落在武汉东湖边的湖北省博物馆,内里精品纷呈,但查看来,最让我感佩者不是青铜剑,也非铜编钟,而要数一封家书。那是战国时期分别叫做黑夫和惊的两名征战在外的孩子写给家里老母亲的信,家书起首便是“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我很觉得这种民间的文本才最珍贵不过,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命运,能教你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它们的价值,绝非一味鼓吹虚无缥缈政治理想、美化自己时代的各种史书所能比拟,《尚书》里,据我的老师讲,把三皇五帝的时代描摹成了民主政治蔚然成风的梦一般的时代。在针对世界史前史的研究结果里,在太平洋上,在北美洲里,都曾出现过那种原始部落一般单纯的社会结构,但问题是今天它们已经不复存在——鼓吹的形式已经注定了鼓吹者与它们所鼓吹的东西渐行渐远,甚至走向他们所鼓吹的那套东西的反面。

            所以,如果说经典书籍是为了启蒙,那么将这些书籍视为教条、看做门槛的话,它们就沦为专制工具,一个直观的表现是,那些推崇思想自由、个体独立的东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甚至直到今天,都被“君君臣臣”的东西所掩盖,被一种叫做“秩序”的专属上层阶级享受的东西所掩盖。很显然,启蒙是为了祛除愚昧,让人趋于自主,反之若将学术意识形态化,则走向了禁锢个性的另一端。像钱穆先生的社会影响所昭示的那样,在建构一种我们后来所谓“儒教”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今人说起钱穆先生以及与他类似的大学者,多仰仗其学富八斗的知识积累,而不去反思这些知识权威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不去思考他们在宏大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位置是什么,从而,我们也便从不反思知识分子通过知识来达成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而将更为普遍的他者排斥在社会之外,那是怎样骄矜和虚妄的心理状态!

            这些天翻看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偶然瞥见这么一段:

            维柯在其《新科学》的“崇高原则”(或公理)中写道,“民族的骄傲”是撰写历史的最大障碍之一。在克里斯皮时代,有一位法国共和党人(似乎叫巴雷特)写过一本书《人们所见意大利和人们未见意大利》。任何一本论述民族性格的著作都可以用这个书名,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知识分子,而没有看到农民,虽然农民是居民的大多数。即使农民在领导国家方面起的作用不大,并且被知识分子所忽视(除非某些典型如画的相貌引起兴趣),但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于是,当农民奋起反抗时,就发生“大恐怖”现象,就像1789~1790年在法国发生的那样:他们作为神奇的、不可知的力量在起作用,作为自然的、原始的力量引起人们对地震或旋风的恐惧。(369)

            葛兰西这段话,一方面映证了本文的核心论断,即知识分子在所谓“国族”的存在物中并不具有天然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发言是否能够视为该“国族”的发言,需要仔细甄别。其二,这段话在农民的地位问题上,很容易引发读者的误解。“农民在领导国家方面起的作用不大”,其实恰恰反映了国家对于农民的作用不大,即他们劳动的本质从未发生改变,而历史地来看,农民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归属也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由此,我们若要通过国家与民族的建构来否定和取消农民的位置,则其实恰恰是通过农民的重要性否定和取消了国家和民族的位置。反观之,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国族的代言人,其实他们在创造隔阂方面下的功夫远大于他们在制造交流机会方面下的功夫——知识为何不能沉降至更为普遍的大众所能接受的那种形式,而非要保持远古时代的修辞传统呢?无论表现的形式怎样,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更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几乎构成传统文化主义者赖以存在且有尊严、有威望地存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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