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 岑家峰)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也在经历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农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社区逐渐后撤,村庄民主自治体制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的公共空间不断发展,村民的公共生活正在多元化形成。本文在对公共空间作出概念和类型进行界定和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对桂林市平乐县Z村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实地考察,总结出该村自1982年大集体解散分单干以来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大致趋势,并做出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转型 村落公共空间 演变
一、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领域。在20世纪,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过两次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这一期间,有着不同倾向、不同旨趣的人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田野。通过各自的调查与认识,将历史上不为高雅的士大夫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着一个共同性的主题,就是“贫穷”,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1] 二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很多学者开始从“书斋“中走出来,深入到乡村社会中,从多视角、多学科领域开展田野调查,产生一大批以特定村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以村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方式的研究成果。从这些丰富翔实的研究成果中,使我们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加深刻体会他们的生活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兴起了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高潮,不同学科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和切入角度。政治学更多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关系的研究,社会学更多关注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乡村工业化发展,人类学更多关注乡村社区传统文化与乡村关系的研究,法学更多关注送法下乡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历史学更多关注农村传统的组织形态及其在现实中的功能状况等(冯小双,2002)透过这些研究领域,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探索转型期乡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怎样去理解当前乡村社会性质?实际上,这一时期学者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变化着的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的。这个时期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利》,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张乐天的《告别理想》,吴毅的《小镇喧嚣》、《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威》,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等著作,以及公开发表的大量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学术论文。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中,很多学者的问题研究意识大多来自农村外部,是整体性的宏观表述,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十分准确的把握农村社会性质的实质。为此,假如能够从乡村社会内部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或许会增添说服力,得到更好的效果。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非常强调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他指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社会事实。[2]因此,我们在研究乡村社会时应该注重对其内部社会事实的解读。处在转型期乡村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事实就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与交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对这些变化的考察可以透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从而进一步解读乡村社会性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况且,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自然发生于村落社会中的特定场域[1],本文选取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来考察这个出在转型期的村庄,并对其演变趋势和原因做简要分析。
(二)文献综述
本文探讨的是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总的来看,对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建筑学学者对其的关注比较多,其中又以北方为观察点的居多,对南方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专门探讨村落公共空间的著作也不多,几乎没有。在所有的在相关对村落公共空间研究的文献中,很多学者关注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重构、社区整合的关系,比如南京大学曹海林,他在这个领域研究发表的文章颇多,他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对苏北窑村进行实地考察,他指出,村落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演变趋势正好折射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及其性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越来越带来乡村“自治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以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趋势[3]。这仅仅是从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重构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表述。
何兰萍从村落公共空间来看乡村社会控制,她认为,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和公共空间的弱化并存。其典型表现就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松散和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公共空间的弱化是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和体现,并进一步对乡村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她从公共空间的重构入手,研究乡村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建设。⑷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公共空间的弱化,在我国很多地方广大农村地区都存在。那么,其他地方的表现又是如何的?特别是我国南方农村地区。
李小云研究村落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认为农村社区中存在多种公共空间类型,农民根据自己的喜好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中去,公共空间为农民社会资本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公共空间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这些资本为农民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同,其中组织型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农民在公共空间的互动方式、互动对象、互动时间以及频率有关[5]。在广西,由于受到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可能不一样,组织型公共空间的影响就不是很显著,本文将做简要探讨。
吴毅研究指出,如今村落公共空间的结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经悄然地淡出了村庄,另一方面,各种集体经济和政治全能性治理所打造的经济关联和政治性社区也随着土地下户二消解,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则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公共空间是村落中的人进行精神交流的共同场域,这种精神交流在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会又日益与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场所,红白喜事恰巧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种非正式聚会为村落成员的见面、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场合,它部分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6]。这种现象在广西的乡村表现有如何?本文将做分析。
周尚意等的研究则认为,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他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他归纳出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7]。在全国部分乡村文化活动匮乏的今天,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已经渐渐退出农民的视野。那么,南方特别是广西乡村的文化活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对村民生活又有哪些影响。
在这些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主要是从某个侧面来对村落公共空间进行描述,总结出不同类型的村落公共空间对村庄发展产生的影响。但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公共空间做具体研究的很少,几乎没有,所以笔者准备以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村庄作为观察点,综合以上各研究方面,对Z村做实地考察,看看它的公共空间演变趋势与其他地方是否有不同。
二、研究设计
(一)个案的选取
笔者选取的村庄村Z村位于桂林市平乐县与恭城瑶族自治县交界处,地理上属于平乐县二塘镇管辖,全村约43%人口为瑶族。Z村处在平乐---恭城公路旁边,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商贸活动非常活跃,村域面积约2100亩,现共有农户67户,共575人,三个村民小组,村中黄、莫、苏、岑姓居多。镇政府在1990年为了便于管理,把这个村设为行政村,设立村委会和党支部,现下管辖3个自然村(启立村、黄村和里新寨),总人口2540人。全村经济水平在整个镇居中上游。笔者之所以选择Z村作为个案村庄,一是因为Z村的地理位置特殊,是两个县的交界处,受恭城瑶族居民的影响大;二是Z村区位优势明显,是通往周边村庄的必经之道,人员流动非常频繁,而且一些生活设施非常齐全,村庄现有七家临时商铺,一家肉摊,两家农资化肥店,两家卫生室,两家商店,一家修理店,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点,一间阅览室,原来还有一所学校,后来因为学生生源太少被合并到周边小学,所有这些深刻影响着Z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三是随着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人把房子建到靠近公路边旁边,那里的居住呈现带状,聚居更加明显了,使得村民与外界的联系更紧密;四是Z村距离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约4公里,交通便利,到镇上骑摩托车只需8分钟左右。所以,当地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和城镇人相似,和镇上的居民互动非常频繁。五是在所有有关村落公共空间的文献资料中,绝大多数都是描述北方的村落,而关于西南特别是云桂一代的资料很少。于是,使我对这个村庄产生浓厚兴趣,把它作为本文考察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个案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蹲点参与式观察、个案访谈和访问调查法,并亲自到农户家中体验“家庭茶馆”生活。整个调研活动持续一个星期,白天到现场做蹲点观察和个案访谈,晚上到农户家喝茶聊天,休息前做好当天的资料整理。由于调查地点是笔者的家乡,整个村庄的人都是“熟人”,所以,村民们非常配合,调研进展很顺利,得到了很多父老乡亲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调研结束后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学校后把资料整理、归类。
(三).村落公共空间概念的界定
“公共空间”被广泛运用于不同学科,他们有各自的所指对象和具体内涵。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强调一定场所之内的公共精神、归属意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去理解公共空间,本文把它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且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8]。这样的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含义有相似之处。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认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它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相互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是“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强调在这种不受各种外界因素侵扰的自由空间里,大众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领域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市民之间可以进行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9]。虽然哈贝马斯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公共空间”,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意识到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沟通行为和决策行为,而沟通是人们的主要行为动机之一。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经常性的、面对面的沟通逐渐形成了乡村中的交流空间,这样的交流空间多以公共空间为依托。
本文所探讨的村落公共空间包括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具体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三大方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在Z村中的晒谷场、村委会前的小广场、公路边、十字路口、商店门口、肉铺旁边等村民可以在这些场所自由的聚集,彼此交流想法,传播各种信息,讨论村庄新近发生的事情等。二是最近几年当地出现的有一定内部规则的私人交往场所,例如,在Z村出现的“家庭茶庄”,在同一个交往圈子里的人不定期地聚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彼此交流农业生产生活,畅谈各自身边发生的事情。三是当地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的活动形式,例如,在Z村出现的红白喜事仪式、修直通果园的道路、果林中打井等,人们自由地在这些活动中交流、互动。本文主要是从这三个意义层面上来分析处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的。
三、 讨论与分析
(一)、Z村村落公共空间演变趋势的实地考察
本文的研究对象Z村,自从大集体解散分单干以来,其内部的结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村庄社会关联生成的重要场域---村落公共空间—自然会在转型乡村社会大背景下发生演变,演变趋势主要表现大致如下:
(1) 行政性集会由盛行到稀少。
Z村1982年大集体解散后分单干,当时村庄里很多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已经被破坏,需要重新进行建设和维护。那时候,村庄集会很盛行,村民在各小组组长带领下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村庄的发展大计。
“我记得那是1987年,当时村里还没有用上电,居民生活非常不方便,后来有些村民提议到外面拉电。村干部和小组组长知道这件事后,经过讨论,决定召集村民开会,讨论村里通电的事情。那是夏天晚上进行,月光很亮,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了,大家拿着扇子,围坐在晒谷场上,场面很热闹。有的村民建议从恭城县莲花镇接电,因为距离很近,可以省钱;有的村民建议从本镇接,因为是自己县的人,好说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现场非常热闹。最后,村干部决定经过大家举手表决,后来定下来到本镇上接电,每户按照5/人收费筹集资金,不到三个月,全村用上了电,大家都很高兴,还特意请来民间舞狮队庆祝一场。”(访问对象:黄桥芳)
像这样的集会在Z村每年至少有八到十次,大家讨论的内容涉及村庄发展的方方面面,诸如维护农田水利、修路、管理榨糖厂、村庄秩序的维持等等,那个时候的大家比较团结,村里遇到重要的事情就一起讨论、协商。而且村民也很自觉参加这些集体活动,为本村的发展献计献策。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盛行的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行政性集会在当地逐渐减少,即使偶尔有也是很冷清的。据村长告诉我,现在的村民大会很难开了,要把全村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来。村民们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过问村庄事务了,也不愿意参加到村庄行政事务中来。据我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在2007年村委换届选举的时候,参与竞选的人出奇的少,只有三个人,选举也是走过场。很多人根本看不上村干部这职位,认为即使当上了也是给自己添麻烦,很多时候还会得罪身边的亲戚好友,搞的关系紧张,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村庄里很多公共活动很难开展,有很多东西很难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影响村庄的生活秩序和村庄的发展。
“这几年村庄秩序非常乱,很多村民感到很苦恼,经常有村民家的东西被偷,其中包括鸡、鸭、狗等动物和柿子、柑橘、桃李等水果,还有一些村里公共财产被盗走。主要是现在村里有一帮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思进取,经常和外边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赌博、打架经常发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搞得整个村庄不的安宁。我记得好像是在06年吧,那时出现过隔壁村的小青年拿着砍刀和铁棍进我们村打架的事件,当时是在晚上,外面公路旁非常吵,闹得村庄鸡犬不宁。但是,没有一个村干部或村民站出来,任凭这帮人在这里吵闹,吵完过后,他们自己会走的。这有什么办法,人家的家长都是那个样子,游手好闲,懒懒散散的,不正经。更不用说他们的子女了,我们作为外人也不好去评价别人。平时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只是作为私下话题聊,但是不会拿到村委会上反映,因为一个村子的人,大家心理都明白。再说,现在的村民大会非常难开啊!要是在大集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绝对要拿到集体大会上,接受众人指责,并加以处罚,多出工参加劳动等。去年5月份,村里有5个小青年由于抢劫被判刑了,判的不轻,都在8到12年之间年,很多人心里松了口气,现在我们村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安宁多了,生活秩序也恢复正常了。(访问对象:苏友)
可以看出,行政性集会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不仅意味着行政性集会这以特殊的公共空间在转型期乡村社会中的不断萎缩,而且也意味这依凭行政性集会所打造出的“捆绑式“行政性关联”开始淡出村庄的生活生活,村庄越来越原子化。同时,对村庄秩序也产生严重影响,村民们的生活也受影响。
(2 )、农村娱乐活动的“红火“及其消解。
20世纪90年代,有很多丰富的娱乐活动给Z村人留下深刻的影响。例如,每年春节和中秋节举办的篮球友谊赛,十里八乡喜欢打篮球的年轻人都会组队到一个村参加比赛。Z村的年轻人也不例外,那时候,村里打篮球的还真不少,农闲的时候篮球场非常热闹,很多男女老少都出门看打球。中秋节临近的时候,村里还会组织舞龙舞狮队到大地坪进行排练,到中秋节那天节把队伍派到镇上参加大型游行表演,全村人到镇上观看,给自己村里的年轻人加油助威。还有,那时候的露天电影和录像非常流行,每次放电影的时候场面异常火爆。村里有上年纪的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他的子女一般会请镇上电影院的同志来放电影。这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会早早的拿着板凳出门,坐在晒谷场上等候电影的开始,等电影放完了,大家并没有及时回家,而是在那里聊天、“讲古“、玩耍等。这样的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村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重要的是为当地的提供了见面交流的机会,形成公共活动空间。据村民说,那时候像这样的放电影活动每年都有六到八场。村民进入这一空间不仅为了看电影,更重要的是为了走出门来和大家聚聚,交流和分享愉悦的心情。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这些娱乐活动逐渐消失了。Z村原有的传统娱乐活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日渐淡出村庄生活。家电产品的普及,使露天电影、录像在农村没有了市场,很多人更加愿意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看电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走出门来沟通、交流。互联网的发达,使农村年轻人的生活多元化,很少有人去打篮球,网吧是他们的最爱,网络的虚拟世界也深深吸引着他们。Z村人告诉我,村里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少,他们现在经常喜欢到别的村庄“赶会期”①[2],凑凑热闹,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很过瘾。Z村的日常性的公共活动日渐减少,娱乐生活空间在被挤压。如今的村庄的夜晚更加安静,乡村夜话没有了,露天电影和录像更是变成了昨日黄花。
(3)、村庄基层市场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商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对Z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交往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Z村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便利,是其他周边村庄不可比的。市场网络不断向乡村延伸,这里有水果收购店铺、农资销售点、储蓄点、修理店、肉摊、医疗室等等,生活设施非常齐全。Z村人的社会生活对基层市场的依赖也变得十分突出,通过与这些店铺的交往,Z村人不仅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生产资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结识更多熟人,获得更多农业生产信息。在这里发生的交易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直接参与交易,更多时候是去观看,凑凑热闹。由于离隔壁县的镇上比较近,这里的村民随时可以到镇上,进行交易。这个过程中的互动,他们建立起比自己在本村范围更广的社会关联网络,交流逐渐由同质圈扩大到异质圈,扩大了交际范围,进而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发育。
笔者在这些场所连续呆了四天,观察他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一般来说,Z村村民白天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他们会来到这些地方,或站着抽支烟,或找张凳子坐着,大家随便闲聊。春季是农资化肥销售点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附近村庄的人来这里买农药化肥。一些空闲的村民习惯在这些地方凑凑热闹,在这里他们能从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丰富的农业信息和管理果树的经验,对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利的。最近几年,在Z村发生的交易活动越来越活跃,各式各类的店铺正在这里开设。所有的这些变化,给当地人消费、休闲、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也是当地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更是Z村现代性不断增强的信息渠道。
(4)、乡村“家庭茶庄”的兴盛。
由于靠近瑶族自治县,这里的村民生活方式受到瑶族居民的影响很大,越来越喜欢喝瑶乡“油茶”,发展到最近几年,他们开始喜欢喝各种各样的茶。这些年来,在Z村社会生活中的“家庭茶庄”日益兴盛,它越来越是成为村庄公共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闲暇时间的增多和闲暇的日常化,邀上几个好朋友,在自己家客厅中摆上桌子和茶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这种家庭化的娱乐方式正好契合了农民生活变化的需要。
据笔者了解,在Z村,2004年下半年以后,闲暇时间邀上朋友到家里喝茶聊天开始兴起。到现在,这种“家庭茶庄”在村里已经非常普遍,喝茶的主要以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家和刚结婚不久青年人为主,老年人没那个兴趣。那些人缘较好,喜欢与人打交道,在村里有一定声望的人,才会有村民去那里“串门”喝茶。而对于那些在村庄里默默无闻,不愿与人交往的人,是很少有村民到他家“串门”喝茶的。而且,据笔者观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喝茶是有一定潜规则的,轮流到各家喝,而不是每次固定在一个家庭喝。如果有人老是想“搭便车”,到别人那里喝茶,自己不主动邀请大家到家里喝,是不受欢迎的,他会很快退出这个圈子。笔者连续四个晚上到农户家做客,感受那种氛围,与村民们一起喝茶聊天。主人告诉我,现在他们一般会选择在晚上“串门”,随便喝茶聊天。有时候下雨天没法下地干活,他们也会相互打个电话叫上朋友来喝茶。一般晚上八点钟过后,陆陆续续有客人来家里喝茶。不一会主人便开始准备茶具、茶叶、饼干点心等。现在农民喝茶越来越讲究了,茶具是很时尚的,每套80元到150元不等,有的人家甚至不止一套茶具,陶瓷的、玻璃的都有。茶叶品种各种各样,有铁观音、碧螺春、龙井茶、乌龙茶等等,而且价格不菲。此外,在喝茶的时候,主人还会拿出些饼干、红瓜子、葡萄干等零食,让大家一边喝,一边聊。
下面是笔者在农户黄有才家喝茶时的观察记录:
“晚上七点半,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三个人在那了,他们有的在边抽烟边聊天,有的在看电视。八点半左右,其中一位大叔忙着打电话招呼其他几个一起过来。不久,又来了四个人,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开始了。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是有关果树管理和春耕。有个人说,最近柿子树开始开花了,叶子长得非常快,这种季节雨水多,果树最需要施肥,往往也容易染病,用什么肥料来施比较好,用点什么农药好!这时候,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畅谈自己管理果园的经验,场面很活跃。谈到购买农资化肥时,大家都很关注,把自己在哪家店购买的,服务态度怎么样,价格怎么样,用了过后效果怎么样等等讲出来,让大家参考,评论。在谈到春耕时,大家把自己今年的种植计划讲出来,和他们分享,以及听听别人的打算。从他们的交谈听的出来,他们聊的很高兴,很开心。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能自由交流,不受任何约束,同时能从与他们互动中得到很多对自己农业生产有用的信息,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平台,也是忙了一天农活了一个放松的办法。十一点左右,有人开始说困了累了,准备回家休息,这时候其他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回家休息了。”
像Z村出现的这种“家庭茶庄”现象,显然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村庄人进行交往的非正式空间。当其他地方村庄日益分解为原子化状态时,逐渐减少的行政性集会又不断与村民利益需求相脱节的情况下,“家庭村庄”这一村落公共空间正好为Z村人提供见面、沟通、交流的场合和机会。“家庭茶庄”在村民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凸现,它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现代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相比其他村庄活动,深受到村民们的喜欢,并有日益盛行的趋势。
(5)、红白喜事的兴盛,涉及部分果农利益的公共设施的新建。
在Z村,像老人过生日、婚礼、丧礼等生命礼俗中的交往,村民历来十分重视,特别是婚嫁和丧葬这样的重要事情可以说是Z村的全村性公共仪式活动,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很隆重。另外,笔者在考察过程中还注意到,当地人对一些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村里公共事务(如一片大果林中打井、修通到果园的道路等)非常重视,也非常自觉参与。例如,Z村前面有一大片柿子林,有人(不一定是村干部)提议从中间修一条路进去,通到果园尽头,事先是那些果园较大的农户牵头,协商道路的修建。然后会选择一个时间段组织这片果林的果农一起去修路,一般是沿着两块地的交界处挖开小部分修。这片果林的其他农户得知消息后都会派人去参加,像这种消息传递靠口传或电话通知,而不是靠开村民大会或靠人挨家挨户去通知,因为修这条路只涉及到部分村民,而不是全村村民。再说其他村民也不会加入一起修,因为他们没有地在这里。果农们心里都明白,修通到果园的道路是对自己有利的,以后下地干活方便些,农资化肥和水果就不再需要肩挑背扛的了,农用车可以直接开到果园边上,省时又省力,所以都很自觉和其他人一起出工把路修好。要是有谁无故不愿去或者不同意修路,那么他是被众人谴责的,甚至以后下地干活就麻烦了,不能经过这条路。在Z村,就有一位“钉子户”,认为自家的地被挖了点点修路,吃亏了而不同意修,最后众人也没有和他争执,而是绕过他家的地修,但是,现在他被”孤立“了,是不能走这条路的了,下地干活只能像以前那样肩挑背扛的。修通到果园的路受惠的是那片果林的所有的农户,路修好后大家的感情更深了,平时大家在果林中见面的时候,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点支烟聊天,交流管理果树经验,交流水果销售信息等等。在农忙收获的季节,大家会互帮互助摘水果,而且是很主动的,也不需要主人大鱼大肉的招待,因为这个“圈子”里边的人都相互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好菜。为他们自由聚集在一起创造又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种互助协作网络无疑对重建村庄社会关联起着极大的作用。
对Z村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考察,笔者发现,转型期乡村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庄社会关联生产的重要场域---村落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变迁大背景下发生演变。依靠外部行政性力量形成的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在转型期中逐渐淡出,出现不断萎缩的趋势。而村庄内部力量生产的村庄内生性公共空间,不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逐渐走到村民生活的前台。这也反映了村庄社会内部原有的社会关联解体和新生社会关联重新建构的历程。
(二)Z村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特点
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乡村社会在这以大背景中说呈现出的变迁的真实画面,而且,对村庄生活世界的建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1)、由集体经济和政治全能性治理所打造的经济关联与政治性社区也在逐渐的消解,一些正式公共空间(如行政性集会)的逐渐减少,村庄集体记忆的缺失,村庄社会控制和基层正式组织的也在进一步弱化,对村庄生活世界建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Z村行政性集会比较盛行。那时候,村民们非常愿意参与到讨论村庄发展大计中来,村里家庭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家族人或村干部评理,村庄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会商讨解决的办法。村庄凝聚力很强,很团结,虽然那个时代生活条件没有现在那么好,但是还是过的非常舒适、快乐。而如今,村民们却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过问村庄事务了,村庄公共财产在减少,村庄公共事务被冷落,村民们的交往也越来越功利化,村庄日益“原子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风民俗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家庭、家族、邻里都曾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单位。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革发展,以及大量人口外出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农村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同质的世界。在现代观念的影响以及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下,农民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对村民的约束力越来越小[10]。例如在Z村,村庄里部分小青年偷鸡摸狗的事件时而发生,打骂老人、离婚事件增多等,人们已经很难用以前统一的道德力量来对他人进行批评,村庄内部也很难形成制约人们行为的有效的公共舆论,村庄社会控制在一步步弱化。阎云翔指出,有多重因素造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利己主义的迅速膨胀以及无公德个人的形成。这些因素包括公众生活的退化、社区权力几近真空的状态等。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私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而道德真空也很快被迅速膨胀的消费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11]。
(2)、国家权力的从乡村的“后退”,给村落社区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主性空间,使一些非正式公共空间(如Z村的“家庭茶庄”)这样的民间组织迅速发育,为村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是乡村社区农民社会资本发展的一个载体,因此,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村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12]。
在Z村,像“家庭茶庄”这样的公共空间,十分普遍。过去那些传统的村落公共空间的逐渐消失,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村民们为了满足交往需求,从而形成新的公共交流空间。同一个交往“圈子”的人,会经常聚集在一起喝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互相交换想法,互相支持对方的生产、生活。例如,有人因为某些不可预料的生活事件陷于困境的时候,这个圈子的人会首先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这在以前,只能靠亲戚朋友的相助,况且不一定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家庭茶庄”这个圈子中,可以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而且,这样的“圈子”会不断向外扩大,结识更多的农民朋友。所以,这样的非正式公共空间是村民社会资本的发展载体,为村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村庄的发展。
(3)、村庄发展的多元化和村落公共空间的流动、不断向外延伸。
伴随着商品经济意识进入乡村社会,市场网络向乡村的延伸,村庄人的社会生活逻辑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传统乡村社会,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绝大多部分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一狭小的区域中进行的。而如今,乡村基层市场的迅速发展,使村民们的社会活动部分的村内转到村外,他们的社会网络不仅仅局限于以血缘、地缘为代表的同质关系范围,已经延伸到市场这个公共空间中,越来越异质性的社会关系不断的融入乡村社会网络中。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的互动空间扩大了,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村民各自获得更多的外界信息,有利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村庄生活条件,是村民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四、 小结
从以上的讨论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的看出,处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村落公共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性集会由盛行到渐渐稀少,行政性集会这种正式公共空间在转型期乡村社会中的不断萎缩。村民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越来越原子化了,市场经济本身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被破坏[13]。村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步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村庄事务少人问津,农村社会控制在弱化,使得村庄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乡村文化娱乐活动的“红火”到消解,以及“家庭茶庄”的兴盛,传统的非正式公共村落空间在慢慢退出,各种新形式的非正式公共空间在形成,并渐渐走到农民生活的前台。这在表明,村庄社会内部原有的社会关联解体和新生社会关联重新建构。从Z村果农修道路所形成的交往圈子,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处决与他们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原则。这种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亲疏关系的改变,正在向农民日常生活渗透。[14]随着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村落公共空间还会继续发生演变,形成各种新形式的公共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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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 ①“赶会期”,在桂林南部一些地方的农村非常盛行,有点类似于北方的“庙会”,像在Z村附近的村庄,农历二月二、四月八、五月十三、六月六、九月九等等,到了这一天,四面八方的农民都赶来这里聚聚,村庄变得非常隆重、热闹,主人会盛情款待客人,哪家来的客人越多,说明他家的人气越旺,往往被人称赞。“赶会期”重要的是讲究吃和玩,图的是高兴和快乐,其他的无所谓。但是在Z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风俗。